会议第一部分集中讨论由中国学者所做的，关于中国新领导集体外交新特点和新思维的主旨发言。在其演讲中，发言人认为，中国新领导集体的保证整体战略稳定与持续同时，也在外交政策规划和设计上作出了特点鲜明的调整。本届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几个特点：首先，积极重视与主要大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其次，重视与周边国家发展兼具“亲、诚、惠、容”的关系；第三，外交政策制定更加注重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第四，更加注重“底线思维”。
在主旨演讲后，与会学者就演讲内容进行讨论。此部分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分别是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与周边关系和信任构建机制。
在新型大国关系方面，一位加方学者询问6月份习奥会后，双方领导人对彼此认知的变化。另一位加拿大学者询问“新型大国关系”的英语翻译中，“大国”翻译成power或者country，两者有何区别。除了加方提出的一些问题外，一位中国学者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该注重开拓新领域的合作。另外，有中国学者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不应仅限于中美关系，还应该扩展到中日关系。
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部分加方学者表达了对当前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可能发生海上冲突的担忧。还有加方学者表示中国应该重视当前东盟国家急切与中国签署南海各方行动准则（COC）的诉求。
在信任构建方面，一名加拿大学者就大国之间能否建立起信任进行提问。对此中方学者回应说虽然大国之间出现完全的信任比较困难，但是大国之间建立一些基本的信任依然是有可能的。
会议的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了一位加方学者提出的亚洲的“多元共生”的安全秩序（Consociational Security Order）概念。此概念主要提供了一个分析亚洲地区的安全秩序的框架。“多元共生”的安全秩序依赖四个条件，分别是经济相互依赖、基于防御性现实主义而达成的均衡、共享领导权的多边机制和精英（国家）的自我约束。这种安全秩序并不能避免战争，但它使得21世纪的亚洲不可能发生像20世纪初期在欧洲发生的彻底破坏现存秩序的战争和冲突。
与会学者开展热烈讨论了这一概念，讨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概念的解释效力和实践方式。
在解释效力上，某些学者认为此概念所依赖的四个条件在东亚地区当前状况下可能无法成立。经济相互依赖可能无法导致相互好感。一些政治领导人可能会牺牲经济相互依赖所带来的好处，来追求其政治和战略目标。目前的均衡很有可能被战略误判和安全困境所打破。该秩序的核心，即政治不平等和文化多样性的不同群体之间相互适应是难以实现的。一位中方学者认为当前的战略互疑导致中美两国难以实现共存，同时大国与小国之间的相互适应也非常困难，小国在多边机制中拥有否决权将影响多边机制的有效运作。在精英（国家）的自我约束上，某些学者主张在许多亚洲国家，如民族主义情绪等国内因素将影响精英约束的运作，政治领导人受国内舆论压力影响，而被迫采取缺乏灵活性的政策。同时东亚地区和西方地区在此问题上不同互动模式也应被考虑。
一位中国学者认为东亚峰会较好地反映了此概念的内涵和条件，故而应考虑仔细研究。而一位加拿大学者提出应考虑如何说服亚洲各国领导人来接受并认可此概念。
会议的第三部分主要围绕“如何缓解亚太地区威胁与威胁认知之间的差距”展开讨论，通过对错误认知、信任及同理心（empathy）等概念的阐述，探讨了中日、中美、中国-东盟之间的威胁认知差距，并提出弥合差距的若干建议。
关于威胁与威胁认知差距：中方学者指出，低估、高估和误判是三种常见的认知差距，后两者在亚太地区国家的双边关系中更为常见。造成这些认知差距的原因包括信任赤字、信息不足、冷战思维、以夸大威胁为借口进行扩军以及缺乏危机管理机制等。简而言之，有些认知差距是由某些事件引发的，较易弥合；有些则存在于理念深处，根深蒂固且难以改变。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中日之间将对方视为威胁，而双方缺乏真正有效的沟通及对话更加剧了这种认知。中美之间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同样存在认知差距。军事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霸权，特别是其对台海问题的介入给中国造成了威胁认知；而中国进行正常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则被美、日媒体渲染为一种军事扩张，美认为中国想挑战其在亚太的军事主导权。经济上，即使高度相互依赖，中美之间仍存在认知威胁：美国对中国持有巨额美国国债心存疑虑，而中国则不满美国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在南海岛屿归属及国际法的适用上存在认知差异。除了双边关系，有学者指出，认知差距也存在于不同的政府之间、不同的人民之间、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
关于弥合认知差距的建议：学者们普遍同意，建立互信机制对于弥合认知差距极为重要。中方学者强调，要有大局观，用理性的国家主义、从双边关系的长远发展出发处理争议；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国家的自我反省极为重要，这是相互理解的必要步骤。此外，掌握全面的信息以更好地判断他国的能力及动机、开展各个层面的对话与交流、建立真正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维护共同利益并加强机遇管理、设身处地，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有助于弥合威胁认知的差距。
一位加方学者通过阐述“信心”、“信任”及“同理心”（empathy，意为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能力）三个概念的涵义及其相互关系，对如何弥合认知差距做了回应。他强调，建立信心是培养换位思考能力的有利条件，而换位思考则是建立信任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在他看来，亚太地区国家严重缺少换位思考的能力。对此，与会学者普遍承认换位思考的重要性，但对于国家之间能否真正做到换位思考则持保留意见。有学者质疑：换位思考并不必然产生正面效应；有中方学者进一步指出换位思考在实践中遇到诸多挑战，比如，谁进行换位思考，政府还是人民？如何判断国家换位思考的能力与意愿？如何定义换位思考带来的所谓好的信息，以及怎样克服不同文化背景导致的相互理解的难处等。此外，有学者认为，要从经验的、历史的视角看待问题，中美、中日之间的历史发展反映了双方认知会随时间等因素而有所改变。关于“信任”，中加学者也有不同的解读：加方学者认为“信任”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建立在双方认识到存在差异的基础上的相互理解，另一种是建立在相同的价值观上的相互信任。中方学者则认为，信任分为政治信任和文化信任两种，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可能在政治上缺乏某种信任，但基于对普遍的人性善的理解，在文化上则是互相信任的。
会议的第四部分主要内容：
一、地区海洋合作新路线图
     加方学者认为，因东亚地区海洋相关法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已发生变化，而之前各国开展的专题对话多捍卫自身立场并指责他国，缺乏建设性。争端恶化的局面是各方都不愿见到的,故当下正是开展对话以重新审视东亚地区海洋法理论意义的时机。新的海洋合作路线图包涵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各方澄清各自的法律原则，如主权能否妥协或共享、将最新的国际仲裁规则纳入考量等，达成短期共识；其次，将上述共识纳入地区功能性合作中，无论是否存在海洋问题争端，规范自身海洋行为并改善区域安全局势；待时机成熟，上述成果可促成决策层开启海洋边界归属争议的协商。亚太地区是实践上述新路线图的理想试验场。
    对加方学者提出的路线图，中方学者作出回应如下。首先，东亚地区的海洋争议较法律更早出现，法律必须被尊重与重视，但并非解决争端唯一有效的方式。仲裁机制对东亚各国是较新概念，且已有的仲裁经验并不能使各方满意。亚太地区目前已有双边与多边联合军事演习、灾难营救等功能性合作。但争端无法被忽视，日方否认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方存在分歧，也背弃了双方在上世纪70年代达成“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共识，相关的协商谈判完全无法进行。有学者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安全观，安全是相对概念。各方决策层与民众也不应当在领土争端中被民族主义裹挟，追求所谓的“胜利”。
二、总结研讨会上提出的新概念
    对于加拿大学者提出的CSO（ Consociational Security Order）概念，加方请中方能提供CSO合适的中文对应翻译。加方学者强调其理论反映出现实主义、多元主义以及分享领导权的理念，并会借鉴合作安全中的危机管理、机遇管理、同理心、新型大国关系等概念以丰富自身理论。中方学者基于上述特点提供了包括：多元共存、多元共生、多元共进、多元共商、多元•合作•共生的对应翻译。双方表示将保持后续沟通，协商以确定CSO最合适的中文表达。
三、会议总结
    中加双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执政后，中国外交在合作安全领域应当秉持何种理念、采取何种政策需要各方学者与研究机构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撑。故在此时刻召开有关合作安全新理念的研讨会十分必要。中国近年来的外交文件中已出现平等、互信、互利等理念，尽管具中国特色，但与合作安全的内涵是相通的。如今中国实力上升，有信心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无论是智力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官方“一轨”机制东盟地区论坛（ARF）、10 8防长会议都取得了较多成果。而灾难援救、海洋争议、去核、反恐与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在对区域安全形成威胁与挑战，我们必须聚焦于具体而切实的合作。决策层与学术领域也应更多地关注机遇管理。与危机管理相似，机遇管理亦需要各方合作，因为有共同利益并不意味必然能促成彼此合作。学者与研究机构应聚焦如何构建合作安全框架，由易而难，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过渡至逐渐能处理主权争端与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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