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4年多时间，但东京再次举办奥运会似乎注定是流年不利。
如愿以偿获得主办权后仅仅3个月，原东京都知事就因受贿丑闻辞职，而新知事上任后当然“新官不认旧官帐”，与东京奥组委磨合了相当一段时间。此后因主体育场的设计方案大幅度超过预算，不得不推倒重来。新方案总算可以将建造费用降下来了，但居然“忘记”设计点火台，让全世界跌碎了眼镜。去年下半年又发生会徽涉嫌抄袭，于是只能重新招标设计。拿到举办权两年多时间了，主体育场何时开工仍在未定之天。就在艰难筹办之际，眼下又传出在申办过程中涉嫌行贿的丑闻，法国检方于本月12日宣布：已正式立案调查此事，此事正在持续发酵。
16日，日本众议院要求日本奥委会主席竹田恒和（也曾任东京奥申委主席）前去作证，而民进党等反对党随即要求国会传讯竹田恒和以及奥组委秘书长，对此开展专题审议，还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要求日本奥委会公布相关的合同内容。对反对党来说，这不啻是穷追猛打安倍政府的天赐良机。
在法国检方宣布开始调查的当天，日本方面还矢口否认，说此事“完全是无中生有”。但仅仅一天后，眼看纸包不住火了，竹田不得不承认这是提供给相关国际顾问的“咨询费”。按照竹田的说辞，没有国际顾问的鼎力相助，申办奥运会根本没戏。他们需要通过这些公司了解：每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与哪位委员是“铁哥们”，而与竞争对手关系密切的委员又是哪些人，否则申奥就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必须通过这些顾问来打理。按照东京奥组委的说辞，无论是此前获得申办权的伦敦和里约，还是多次申办却屡战屡败的伊斯坦布尔，各申办城市都是聘请国际咨询公司开展相关运营的，因此这笔资金的支出是“完全正当”的。
众所周知，东京曾申办2016年奥运会，但未能如愿以偿。再次出马竞争2020年奥运会，东京是不容再失。于是，在国际奥委会投票表决2020年举办城市两个月前，在于莫斯科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前夕，东京奥申委委托日本头号广告商电通公司，由电通公司遴选一家咨询公司。电通公司多年来浸淫于这一领域，拥有从2001年至2029年各届世界田径锦标赛的市场开发权，因此对相关的体育开发完全是熟门熟路，电通随即确定了与其具有业务关系的布莱克蒂丁斯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2006年，在新加坡一幢建于半个多世纪前的居民楼中租了一个房间作为办公室，负责人是30多岁的陈东汉，实际上住在那里的是陈东汉的妈妈。在接受了东京奥申委的转账后，该公司已于2014年7月关门歇业，是一家名副其实的皮包公司，而竹田却在作证时称赞该公司“业绩斐然”，拥有熟稔亚洲和中东地区情况的“专家”。东京奥组委先后在2013年7月和10月以“申办2020年奥运会”为名，通过日本的银行向该公司帐户汇出2.3亿日元（不少于200万美元），竹田称此款是“基于正式的业务合同而提供的款项，是完全正当的”。
而该公司与已在国际奥委会反腐风暴中名誉扫地的国际田联前主席拉明•迪亚克（塞内加尔人）之子帕帕•马萨塔•迪亚克关系密切，但竹田在作证时却说“不认识”迪亚克，并对迪亚克父子关系“一无所知”，这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迪亚克当时不仅自己拥有投票权，而且对其他非洲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投票具有很大影响，东京奥申委当然将其视为“重点攻关人物”。由于该公司不仅有洗钱之嫌，还为涉嫌服用兴奋剂的俄罗斯田径运动员开脱罪责，法国检方在调查此案过程中顺藤摸瓜，发现了东京在申办奥运会过程中的猫腻。由于这笔款项进入了新加坡的帐户，目前新加坡方面也在对此展开调查。负责调查的机构直接由李显龙总理领导，独立于警方。
东京奥申委提供这笔经费，名义上是为了让咨询公司代为开展国际游说活动，更好制定奥运会举办方案以及润色投票前的最后陈述稿等。至于这家公司为此具体开展了哪些活动，竹田以“有保密义务”为由拒绝披露，显然是有难言之隐。而据法国检方调查，这笔费用中的一部分是作为购买名表（约为15万欧元）支出的，检方正在进一步查实买表人及其动机。随着调查的进展，法国方面也许会要求日方协助调查。而日方欲自证清白，就必须说明这笔费用的具体用途。如果查出被用于买票，则行贿罪名就完全坐实。如果进一步确认东京奥申委要求采取这一做法，那东京奥申委就犯涉嫌同谋罪。
据竹田在日本众议院作证时透露，东京申办奥运会的总费用为89亿日元，其中54亿日元来自日本社会各界的捐款、企业赞助费和足球彩票，剩下由东京都政府提供。而东京奥组委共向多达十几家外国咨询公司支出了7.86亿日元。
实际上，打点约100名左右具有投票权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这才是最关键的。所以，东京奥组委第一笔转账为9500万日元，第二笔转账额高达1.35亿日元，美其名曰“分析申办成功的原因”，实际上前一笔就是“预付款”，而后一笔则是“酬金”。如此简单的关系，只有傻瓜才看不出来。
近年来的奥运会申办竞争越来越激烈，为此不惜“剑走偏锋”也已屡有发生。例如为获得1998年长野冬奥会的主办权，当时日本东武铁路公司老总、曾一度为世界首富的堤义明就向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承诺：将动员日本企业为奥运会博物馆的兴建提供大笔捐款，于是长野如愿以偿获得主办权。此后美国盐湖城为申办2002年冬奥会则直接采用了行贿手法，以至东窗事发后10名国际奥委会委员被除名或引咎辞职。于是国际奥委会亡羊补牢，在此后的奥运会申办过程中禁止国际奥委会委员访问申办城市，这就使各申办城市难以与其“勾兑”。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只是中国有，国际上也同样如此。禁止直接接触，但“条条大路通罗马”，间接接触的途径是堵不住的。于是，那些与国际奥委会委员家庭成员关系“很铁”的咨询公司就成了香饽饽，各申办城市都趋之若鹜，个中关系不言自明。
早在2016年奥运会的申办过程中，东京就聘请了约20名“顾问”，在功败垂成之后，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就哀叹东京奥申委“对不显山露水的政治动向和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政治力学’一无所知”。于是2020年东京奥申委再接再厉，又聘请了十几名国际顾问。为了迫使这些顾问全力以赴，他们没有一次付款，而是先预付一部分，如果拿到主办权则剩下的全额支付，如失之交臂则将在扣除若干后再支付，据悉人均合同款高达数千万日元。
此前日本政府已表示将“全面配合法国检方的调查”，因为日本与欧盟签有刑事互助协议，如法国检方要求日方传讯相关当事人的话，日本就必须传讯其奥委会相关负责人，并获取相关转账纪录，将调查结果通报法方。但与法国刑法将民间人士之间的非法资金流动也视为行贿和受贿不同，日本的刑法没有这一条，所以日本检方将无法对相关当事人进行强制搜查。竹田18日已承诺将成立专门的调查组，就这一问题展开调查。接下去事情将如何进展，非常值得关注。英国《每日邮报》此前披露：如果坐实东京申奥的行贿丑闻，则2020年奥运会有可能由2012年曾举办过奥运会的伦敦接棒。如果真如此，则东京将创下奥运会史上的一个“纪录”，当然这是一个极不光彩的纪录。
日本奥委会眼下根本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日本体育界的信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以“安全、安心和可靠”为口号的东京奥运会，与重铸辉煌的初衷显然是相去甚远。本以为抱上了大金娃娃，孰料却是如此一个“烫手山芋”，安倍也难辞其咎。因为他是当时东京奥申委的“总指挥”，直接从俄罗斯圣彼得堡G20峰会会场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东京申奥最后拉票，他难道对这一切都不知情吗？日本民进党应该追究安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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