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历史既包括波斯帝国的辉煌史，又包括外族入侵和近现代屈辱史，其政治心理学的后果则是大国心态和受害者心理两种认知、情感和态度模式，表现为自傲、自豪、自信等民族心理，对外部威胁过于敏感以及夸大威胁的认知特点，对强权的否定性情感和态度，以及认同和同情反抗强权的弱者的心理特点。伊朗在涉及核争端和国际体系等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很大程度上正是其特殊民族心理的外在体现。伊朗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固然在于利益分歧，但更在于伊朗不能接受它们对待自己的方式上。

        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一直试图通过政治施压、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等手段迫使伊朗在核能开发和支持“恐怖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作出让步。然而，伊朗不惜冒遭受军事打击的风险，一如既往继续奉行激进和强硬的外交路线。这一不符理性法则的决策特点与伊朗的历史包袱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尝试结合伊朗的历史，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对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外交以及对国际体系的态度等予以解读。
一、 特殊的历史体验与伊朗的民族心理特点
        伊朗伊斯兰政权在其大多主要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现代政治的特征，如三权分立的政权架构等，但伊朗又是传统和保守的国家，其悠久的历史至今仍对其民族心理、文化和思维方式，并进而对其外交政策和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
        伊朗既经历了波斯帝国的辉煌史，又经历了外族入侵和近现代屈辱史。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现都成为伊朗现实外交决策的心理根源，对其外交政策的实施产生重要影响。
        自公元前6世纪开始，波斯民族在居鲁士二世、冈比斯和大流士等卓越政治家的领导下，历时将近一个世纪的征服和扩张，缔造了世界上最早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帝国。在其鼎盛时期，其疆土规模将近700万平方公里，包括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巴尔干半岛、北起亚美尼亚、南至埃塞俄比亚的广阔区域；其治下的人口规模多达5000万，包括70个民族。
        与波斯帝国辉煌历史相对应的则是伊朗漫长的创伤和屈辱历史。伊朗被阿拉伯人征服以及被迫接受伊斯兰教的过程异常痛苦，伊朗的主体民族伊斯兰教什叶派更是长期在伊斯兰教内部遭受不公正待遇。[1]在此后的历史中，伊朗又曾遭到蒙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入侵。进入近代，伊朗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对象，其国内北南两部分相继沦为沙俄和英国的势力范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朗再度沦为西方强权政治的牺牲品。盟国为了从南边确保苏联后勤保障线的通畅，迫使亲德的礼萨汗逊位，代之以年幼的巴列维；1953年，美国为了防止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首相摩萨台实施亲苏的政策，利用中央情报局策划“阿贾克斯”行动，推翻了伊朗民选的摩萨台合法政府；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又实行政治施压、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的政策。
        历史的体验无疑为伊朗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波斯帝国的辉煌历史，还是后来伊朗漫长的创伤和屈辱历史都成为影响伊朗对外关系决策的“历史包袱”。
        受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军事实力和文化影响力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伊朗断然难以在当今世界民族之林中恢复昔日波斯帝国的辉煌。然而，伊朗仍然坚持对其身份和地位进行其超越其实际影响力的界定。昔日波斯帝国所遗留下来的自傲、自豪、自信等心理，以及相对于他者的心理优越感仍然作为历史的沉淀体现在20世纪和21世纪伊朗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中。就其在地区内培植代理人等行为而言，伊朗显然并不安于充当普通的地区大国。伊朗的实际外交活动远远超越其所在的中东地区，其领导人的足迹遍及遥远的非洲和南美洲，俨然如同一个全球性大国的作为。
        尽管造成伊朗历史创伤的主体和原因不尽相同，但都作为共同屈辱体验在历史中积淀，成为影响伊朗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对外部世界的态度，进而成为影响其决策和行为方式的深层因素。思维或认知上，由于受到创伤性经历的影响，伊朗常常不能客观地评估外部信息，而是倾向于对其进行威胁性的解读，故而形成对外部威胁过于敏感以及夸大威胁的民族心理；不仅如此，创伤历史还赋予伊朗民族一种对强权的否定的情感和态度，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认同和同情反抗强权的弱者的心理特点。
        由于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宗教内部作为少数派别以及近现代受强权政治的干涉，伊朗及其主体民族一直有一种合法权利被剥夺的思想和情感，追求公正成为指导伊朗政治和外交的核心理念，甚至是核心的国家和社会价值观。德国国际安全事务研究所所长福尔克尔·佩泰斯指出，“持续不断的受害情感可以被视为伊朗政治文化的重要方面。这也很容易转变为意识形态。”[2]在某种意义上，伊朗与西方之间的对立正在于这种弱者求公正的理想与强者要求秩序理念之间的矛盾。
二、大国心态和受害者心理对伊朗外交政策的影响
        伊朗历史上的辉煌与屈辱随着时间的流失而不再，但建立在历史基础上的思维方式、情感和态度却延续迄今，其历史包袱造成的大国心态和受害者心理仍然体现在伊朗对外行为的方方面面。
        例一，伊朗大国心态成为其挑战现行国际体系的重要原因。伊朗自我定位为重要的全球力量中心之一，而西方国家竭力“妖魔化”伊朗，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成为伊朗挑战国际体系的心理动力，进而造就了伊朗作为现行国际体系主要挑战者之一的国家身份。伊朗不愿意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以及安理会决议的约束，时常发表类似于否认纳粹大屠杀的言论，挑战二战结束时期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支持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激进力量，拒绝国际上和地区内具有高度认同的中东和平进程。2009年9月23日，伊朗总统内贾德在联大发言中甚至提出了一套对国际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造的建议。[3]
        伊朗对国际体系的消极态度与体系本身的公正性赤字有关，特别是与体系的创建者和主导者美国等西方国家所推行的诋辱和压制性政策相关。政治上，美国不愿承认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试图支持和鼓励伊朗国内的反对势力，从内部颠覆伊斯兰政权；战略和军事上，美国曾经在两伊战争中支持发动战争的伊拉克一方，克林顿政府时期又将伊朗作为双重遏制战略的对象之一，且至今仍在海湾地区针对伊朗部署大量的军事力量；经济上，美国或单独，或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以多边合法的方式，对伊朗实施不同程度的制裁。
        除此以外，大国心态和受害者心理在某种但并非不重要的程度上影响了伊朗对国际体系的态度。就其领土和人口规模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而言，伊朗并不具备成为21世纪全球性大国的条件。然而，一个经过夸大的伊朗形象依旧存在于伊朗民族的世界观内。伊朗民族倾向于对其国际地位进行超过其实际影响力的界定。在安全问题上，伊朗并不愿意将自己界定为国际体系中的弱者和需要保护的对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2005年12月）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008年5月）都曾在不同的场合建议美国向伊朗提供安全保证。对此，伊朗立即予以反驳。时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首席核谈判代表拉里贾尼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保卫国家安全，不需要美国提供任何安全保证。[4]
        伊朗也不愿意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其界定为地区安全体系的防范对象和威胁的现实，不愿意加入美国主导建立的地区安全架构，而是试图建设一个以伊朗为主要主体，甚至是主导者，同时排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区安全体系。2010年9月初，伊朗总统内贾德会见卡塔尔埃米尔时指出，伊朗与卡塔尔之间扩大合作有利于改善地区安全状况，同时减少外部威胁。伊朗官员包括外长和国防部长会见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官员时也不断表达类似的观点。“正如之前的所有君主政权一样，伊斯兰共和国也认为鉴于其国家规模和历史成就，伊朗具有成为地区支配者（hegemon）的权利。”[5]
        不仅如此，伊朗也不愿意将自己界定为屈服于强权的行为体，而是某种力量中心，或是某些集团的代表。2011年1月中旬，在部分国家的外交官（主要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应邀参观了伊朗的部分核设施之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发表讲话指出，伊朗为维护其核权利所做的事实上也是维护所有“不扩散条约”签署国的权益。[6]伊朗官方的发言，其目的固然在于争取这些国家对其核政策的理解，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伊朗在内心深处的确将自己界定为为部分非核国家争取权利的代表，甚至是英雄。
        2009年9月24日伊朗总统内贾德的联大发言则将伊朗的伊斯兰世界观视为西方世界观的未来替代者。他指出，世界面临两种相互冲突的世界观：一是美国和西方的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世界观；“另一种观念主张相信万能的真主是唯一的，遵从真主使者的教导，尊重人类尊严，力图为人类所有成员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人人都能平等地享有可持续和平和精神追求的世界。”[7]内贾德在此不是将伊朗界定为一个普通的地区性国家，甚至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国，而是一个能与西方相抗衡的世界文明的另一个中心。
        与伊朗的这种自我界定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妖魔化”的伊朗形象。美国和西方国家竭力利用其所掌控的话语权将伊朗建构为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国家。比如，在克林顿政府将伊朗列入“无赖国家”名单之后，美国还曾先后将伊朗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和“暴政前哨国家”名单，甚至将伊朗称为“邪恶轴心”之一。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的身份界定与伊朗的看法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不仅如此，由于伊朗将自己视为世界文明的重要中心，因此，内心深处非常希望获得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可，而西方国家实际回应的是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等对伊朗的政策措施。这种期待与西方国家所实际推行的对伊政策之间形成了另一道反差。伊朗对国际体系的消极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上述两种反差的体现。不被尊重的失落感和遭受打压的挫折感合乎逻辑地转化为其挑战体系的动力。
        同时，受害者心理亦是导致伊朗对国际体系态度的消极态度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美国和西方国家所推行的诋辱和遏制政策，唤起了伊朗民族的创伤性历史记忆，成为其对抗体系的现实诱因；另一方面，作为独立的变量，受害者心理进一步放大了伊朗对国际体系不公正性的心理感受，增强了其挫折感，加深了其对体系的疑虑。以伊核问题为例。美国等西方国家迫使伊朗放弃掌握核燃料生产能力的意图，既有安全方面的考虑，也有维护不扩散体制的需要，而伊朗则将其解读为阻止伊朗国家现代化努力的企图。
        例二，伊朗历史包袱对其涉核外交政策的影响。伊朗在涉核外交上的对抗性政策是其大国心态和受害者心理影响的集中体现。自伊朗核问题引起西方质疑成为重大国际热点以来，伊朗一直坚持其强硬核政策，在发展核能力上拒绝妥协。2005年内贾德担任总统后两三个月内便撤换了20余名大使，以一批在核问题上立场坚定、态度强硬的外交官取代了原先在此问题上比较温和的外交官，包括两度撤换兼任伊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人选和外交部长。美国学者普遍认为，伊朗是试图通过核问题把美国带到谈判桌上，并为解决其他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动力。
        其实，伊朗的核外交政策在很多方面都是其大国心态的真实反应。伊朗将自己视为重要的力量中心，并认为掌握核技术是其大国地位的重要标志，故而不愿意在核问题上作出妥协。例如，自2006年伊朗政府决定将伊朗历1月20日，即伊朗某项重要核技术的突破日，确定为“国家核技术日”以后，每年伊朗历1月20日伊朗都要举行庆祝活动。当今世界上，掌握核技术的国家数量多达数十个，技术水平超过伊朗的也比比皆是。然而，专门为此设立庆祝日的国家则唯有伊朗，这就是极好的例证。
        2010年8月21日，伊朗在布什尔核电站尚未形成发电能力之前，便急切地举办了启动仪式，并自我降低“核国家”概念的界定标准，宣称伊朗已经成为29个能够生产核能的国家之一，标志着伊朗已经成为“核国家和核俱乐部成员”。[8]上述行为虽部分出于其向国际和国内社会表明其提升核能力决心的需要，但也部分服务于满足其国民潜意识中的大国心理需求的目的。内贾德曾经在2008年“国家核技术日”上表示，“掌握核技术将是伊朗在国际舞台上提升地位的平台”。[9]
        大国心态也体现在伊朗有关核问题的谈判上。美国认可并加入有关伊核问题的会谈是其对谈判解决伊核问题有所期待的体现。美国通过会谈，试图迫使伊朗放弃和暂停铀浓缩活动，并交出部分低纯度浓缩铀库存。然而，伊朗并不接受美国和西方国家将其作为“审判”或“施压的对象”，而是自我界定为能够抗衡西方大国，并为无核国家争取公正权利的代表。2010年伊核问题的日内瓦会谈前后，内贾德总统多次明确拒绝就伊朗的核计划进行谈判，认为谈判的议题应该是核燃料交换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10]就这些议题的宏观性而言，伊朗显然并不是将自己界定为一个地区性国家。
        受害者心理也对伊朗的核外交政策有着重要影响——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诉求，即独立地掌握核燃料生产能力，也是伊朗对外部世界缺乏信任和疑虑的结果。美国和西方国家视伊核问题为安全问题，将迫使伊朗放弃以铀浓缩技术为体现的核燃料生产能力作为目标，以防止伊朗将此类技术用于军事目的。基于此，西方国家主张伊朗核电站所需燃料应由其他国家提供，使用后由供应国回收。对此，伊朗难以接受。2005年9月17日，内贾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在不拥有核燃料循环的情况下和平使用核能是一句空话。”[11]2007年时任伊朗外长穆塔基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也指出，“我们不能在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核电站后依赖其他国家为我们生产和供应燃料。”[12]其言下之意则是，如果外部燃料供应因为政治问题被强行中断，所有伊朗的核电站将处于瘫痪状态。
        由于受害者心理，伊朗对西方国家政府、媒体和学术界一些侮辱性用语特别敏感，并成为伊朗采取激进核外交的另一重要原因。伊朗因核问题而成为国际焦点之后，类似于“驯服伊朗”、[13]“对伊朗实施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等侮辱性语言充斥于关于伊朗的报道、评论、甚至学术论文中。任何国家都难以接受此类诋辱性的语言，历史上屡遭伤害的伊朗尤其如此。内贾德曾经指出，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些侮辱性的语言只能对牛仔和弱智产生作用。[14]国际原子能机构前干事长巴拉迪也曾指出，不能像对待驴子那样对待伊朗。[15]
        伊朗认为西方国家在对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缺乏公正。它认为，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作为签署国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其内涵应该包括核燃料生产能力。内贾德一再声称，其掌握民用核技术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和“绝对的”。[16]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投票赞成对伊朗实施制裁，其目的在于垄断核能。因此，大国在伊核问题上的立场是强权政治的体现。
三、关于国际社会应如何处理伊朗问题的思考
        伊朗无疑仍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波斯语言和什叶派宗教的影响力决定了伊朗仍然是中东和中亚地区的重要文化中心；伊朗作为欧佩克中仅次于沙特的石油供应国和仅次于俄罗斯的天然气储藏国与其他能源生产国一起，构成了全球经济链中资源供应的重要环节，直接关乎全球经济稳定；伊朗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咽喉且处于中东和中亚战略枢纽地带，地缘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伊核问题的解决和伊朗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转变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也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各方的长远利益，以及国际体系的稳定。伊朗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植根于历史的大国心态和受害者心理的外在体现。伊朗对外关系发展最终取决于伊朗是否对其外交政策进行超越历史、适应时代以及适应现实的调整。事实上，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两任总统主政时期，伊朗曾经对其外交政策进行过实用主义的调整。为了创造国内经济建设所需的外部环境，前者曾经在后革命时期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将改善伊美关系作为重要任务，并试图通过允诺油田开发等方面的物质刺激争取美国改变对伊朗的政策。[17]
        伊朗改革派的主要领导人哈塔米则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了“文明对话”的倡议，体现了部分政治精英试图通过对话的方式融入国际体系的决心和努力。在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哈塔米政府的政策也一度出现松动。哈塔米曾经致信已故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表示，如果巴勒斯坦得到允许可以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国家，伊朗将支持巴勒斯坦参加和平进程，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18]即使是在小布什政府将伊朗列入“邪恶轴心”之后，哈塔米政府仍在面临国内激进派强大压力的情况下配合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19]
        然而，伊朗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也有现实原因，伊朗外交政策的调整同样也取决于外部世界如何对待伊朗。2005年比较激进的内贾德当选总统，及其推行的强硬路线，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漠视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两任总统融入国际体系努力的结果。西方国家的消极反应使得伊朗国内务实派和改革派势力遭受挫折，并导致伊朗国内政治思潮回归激进。因此，就包括伊朗在内的伊斯兰世界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而言，“西方国家究竟怎么对待它们（包括伊朗在内的伊斯兰世界），是出于利益驱动视它们为打击、改造对象，还是积极帮助它们融入现存国际体系，则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20]
        民族国家并非类似于电子计算器那样只擅长数字增减处理的机械行为体，而是有着不同的历史，以及形成于此基础之上的认知、情感和态度的社会行为体。伊朗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但又是一个因深陷历史而具有鲜明个性的民族。政治施压、外交孤立、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等基于理性原则的政策，即使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伊朗的行为，但并不能根本改变伊朗对国际体系以及体系中一些行为体的态度、情感。如何根据伊朗的民族心理特点制订和实施针对性的政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伊朗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固然在于利益分歧，但更在于伊朗不能接受它们对待自己的方式上。对尊重的期待是所有国际行为体的共同诉求，更是伊朗大国心态和受害者心理在外交政策上的共同体现，其重要性对于伊朗而言并不亚于实际利益的考虑。诚如内贾德等伊朗领导人多次在讲话中强调，“尊重”应成为伊朗参与伊核问题谈判的基础。[21]这首先是一种立场，也是来自伊朗民族内心深处真实的情感需求。给予足够的尊重是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争取伊朗在反恐和反扩散等问题上予以配合的必要前提条件；相反，压力和威胁，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也无论是军事上的、经济上的，还是外交上的，都只能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
        美国奥巴马总统一度于2009年上任之初对包括伊朗在内的穆斯林世界实施缓和的政策。奥巴马2009年6月在开罗大学的讲话中表示要“在美国和穆斯林世界之间寻求一种以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起点，[22]并对2009年伊朗大选风波保持了谨慎的态度。奥巴马还是第一位在伊朗历新年对伊朗发表讲话，以及第一位使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称号的美国总统。这种具有一定程度“尊重”的政策本应有助于伊朗消除对美国的顾虑。然而，由于国内共和党的压力，也部分由于伊朗的消极回应，双方在伊核问题上进行几个回合的互动之后，奥巴马政府很快便放弃了与伊朗缓和和接触的政策，转而采取其前任的强硬路线，伊美关系重回对抗局面。事实表明，急功近利的缓和，并不能根本消除伊朗的疑虑。鉴于伊朗的特殊民族心理，美伊关系的根本改善尤其需要美国长期、可持续地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文献来源：《现代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