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问题和美伊关系进展，尽管更多涉及国际政治，但其重要障碍之一则是美国国内政治。除了内贾德执政的强硬伊朗时期，自霍梅尼逝世后至今的整个美伊关系更多是受美国和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影响。这在2013年伊朗政治生态转向温和、伊核问题取得重大进展的背景下体现得尤其明显。以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伊核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和落实为标志，伊核问题和美伊关系显现出积极发展的态势。但这一积极进展却引发美国内反伊政治力量的更大反弹，来自美国商务部的新制裁方案和美国国内对更多制裁的激烈讨论，说明基于伊朗人质危机的反伊民意和犹太人团体的反伊游说仍是中短期内美国内反伊政治的主要来源。就现有趋势判断，反伊政治未必能够阻止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和最终签署全面协议，但的确会成为美国取消对伊主要制裁的障碍。如果制裁不能取消，伊核问题的解决和美伊关系缓和将不具备持续下去的条件。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一方面需要继续为推动伊核问题的解决以及美伊关系适度缓和作出积极贡献，另一方面也需在发展与伊朗经济合作时持谨慎态度，特别是要充分虑及美国制裁所造成的长期消极影响。

2013年，围绕伊朗核问题和美国与伊朗关系的利好消息可谓纷至沓来：先是温和派势力的代表人物哈桑·鲁哈尼于6月当选为伊朗第11届总统；后是11月24日，伊朗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与伊朗的代表在日内瓦达成伊核问题第一阶段协议。需要指出的是，美伊关系破冰不易，融冰则更难。尽管导致美伊30余年对立的原因极其复杂，但美国国内的反伊政治仍然是制约伊核问题和美伊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受此影响，伊核问题和美伊关系仍将呈现非常复杂的前景。
一、美国内反伊政治与美伊关系
所谓反伊政治，是指美国国内存在的敌视和反对伊朗的强大政治势力及其所持的反伊立场和所实施的反伊政治游说。美国的反伊政治，既基于伊朗人质危机之后美国内敌视伊朗的民意，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以色列）反伊行为和思潮在美国内政治上的体现。纵观霍梅尼之后的美伊关系历史，反伊政治一直是对美伊关系产生重大消极影响的因素。
时间并没有淡化美国民众对1979年发生的伊朗人质危机的集体记忆。1998年美国有线新闻网（CNN）记者采访伊朗总统哈塔米时，全美民众翘首以盼，希望哈塔米用道歉来治疗自己的伤口；[1] 2005年，一些人质危机的亲历者误认为内贾德就是当年参与绑架并审讯自己的“暴徒”，美伊几乎因此而再度爆发外交风波；2007年3月，美国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拘捕了15名英国海军士兵的事件，并将其与1979年的人质危机相提并论。[2]
更有甚者，一部反映这段历史的美国电影《逃离德黑兰》，很大程度上正因为丑化伊朗而获得了2013年的多项奥斯卡大奖。影片不仅重新唤起了民众的历史记忆，而且也反映了美国民众中的强烈反伊情绪。不仅如此，美国第一夫人米切尔还亲自前往奥斯卡现场为导演颁奖。政治人物迎合民众反伊情绪的意图彰显无遗。
除美国民众自身的因素以外，犹太人势力的游说也是导致美国反伊政治长盛不衰的另一重要原因。掌握着美国大量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的犹太人游说团体不仅能够直接影响总统选举以及行政部门的决策者，而且能够通过操纵政策过程和控制公共话语等多种方式[3] 迫使美国国会议员采取反伊立场。因此，美国行政部门领导人即便有意改善美伊关系，也难以摆脱国会的牵制。正如两位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沃尔特所指出的，“以色列及以色列游说集团曾推动美国追求一项战略上并不明智的伊朗政策”。[4]
美国自身的集体记忆与犹太人的反伊游说相互作用，导致了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出现一种扭曲的逻辑。尽管伊朗方面多次向美国释放改善关系的信号，但美国方面非但没有“投桃报李”地抓住机遇行动，反而有悖常理地采取进一步的惩罚性措施。正是美国多次“恩将仇报”的政策导致美伊关系陷入恶性循环，美国也因此多次失去了与伊朗改善关系的机遇。
1989至1997年间，兼具宗教与商人身份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功勋人物之一拉夫桑贾尼担任伊朗总统，开启了伊朗对外政策的务实主义时代，美伊也因此迎来改善关系的重要机遇。1996年，拉夫桑贾尼主政下的伊朗主动向美国大陆石油公司（Conoco）提供一份价值约为10亿美元的石油开采合同，试图以此赢得美国的信任，并向美国传递改善关系的积极信号。然而，克林顿政府非但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反而迫于国内压力拒绝了伊朗的这一善意。非但如此，美国国会同年通过、克林顿政府不久以后签署了《达马托法》，对投资伊朗和利比亚石油行业的企业实施制裁。[5]
1997至2005年间，改革派代表人物哈塔米出任伊朗总统，美国再次面临与伊朗改善关系的大好时机，但美国也没有予以积极利用。早在竞选期间，哈塔米便提出了“文明对话”的倡议，并在当选后多次倡导这一理念。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是伊朗向美国和西方世界发出的改善关系的信号。文明对话虽泛指世界各种文明之间的良性互动，但又有特指西方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缓和关系的一面。美国无疑是西方文明的主要代表，而伊朗则视自己为伊斯兰文明的核心。文明对话虽针对“文明冲突论”，但亦委婉地表达了伊朗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愿望。很遗憾，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也没有做出积极回应。
尽管其和解政策没有得到足够的国际回应，同时国内也面临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但哈塔米并没有放弃与美国和西方改善关系的努力。2001年“9·11”恐怖主义事件发生以后，哈塔米严厉谴责这一逊尼派极端主义势力的暴行，并为美国推翻窝藏“基地组织”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提供帮助，支持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政治过渡进程。[6] 然而，美国小布什政府再次采取了有悖常理的对伊政策。小布什非但没有积极回应，反而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讲话中将与“9·11”事件毫无干系的什叶派伊朗列入了“邪恶轴心”的名单之中。对此，时任小布什政府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詹姆斯·杜宾斯（James Dobbins）曾经尖锐地质疑，“伊朗和伊拉克两个宿敌怎么就会形成邪恶轴心呢？”[7]
即使如此，哈塔米政府仍然没有采取对抗路线，而是继续采取单方面的缓和政策。2003年，哈塔米政府提议与美国就中东问题进行全面谈判；同年底，伊朗接受英法德三国外长斡旋，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2004年底，哈塔米政府与英法德三国达成关于伊核问题的“巴黎协议”，同意暂停有关核活动半年。[8] 然而，美国方面也没有做出积极回应。特别是在2003年，当小布什政府势如破竹地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以后，美国新保守派在中东地区实施政权更迭的野心进一步膨胀。例如，小布什总统曾经调侃地问当时的美国驻伊拉克的行政长官，“下一步你想做伊朗长官吗？”[9]
内贾德可以说是建设时期对美伊关系造成负面影响的唯一伊朗总统。内贾德的“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以及否定纳粹大屠杀的言论不仅触怒了以色列，而且触怒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内贾德在核问题上“口头上”拒不妥协的立场也使得美国的决策者有理由感到不安。然而，内贾德作为伊朗国内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能够当选总统，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则在于伊朗主动与美国等西方世界缓和政策所遭到的挫折。一些伊朗人曾经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伊朗为什么不能选举一个激进的总统以应对激进的小布什呢？”
2013年6月，伊朗温和务实派的另一代表人物鲁哈尼当选为总统，美伊关系再度面临难得的转圜机遇，但美国国内似乎仍然没有准备好。鲁哈尼不仅多次批评其前任的政策，而且多次明确表示要缓和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然而，就在国际社会对伊朗的新政府和新政策抱有很高期待的时候，美国会众议院不是暂停制裁，而是以400：20的高票通过了新的更加严厉的制裁，其目标是将伊朗的石油出口量进一步打压至零。2013年11月24日，有关各方经过谈判达成“联合行动计划”，即所谓的伊核第一阶段协议，美国会并不是根据协议要求冻结制裁，而是继续讨论对伊朗实施追加制裁。美国商务部甚至扩大了制裁名单。
总而言之，美国国内的反伊政治是1989—2013年期间美伊关系改善的主要现实障碍。其间，伊朗曾经多次主动表示与美改善关系，均未能得到美方的积极回应。即使是内贾德时期，伊朗的激进反美倾向也大多停留在言辞上，鲜有实质性的对抗行动。相反，美国不仅未能主动采取实质性措施缓和与伊朗的关系，反而对伊朗的示好行为作出惩罚性反应。这种有悖常理的逻辑已经成为美伊关系改善的现实挑战。
毋庸置疑，奥巴马是美国近期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之一。他自认为是美国历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伟大政治领袖，也并非完全虚言。2009年1月20日就任总统之际，奥巴马便将缓和与伊朗的关系视为己任；2013年9月，奥巴马甚至成功地利用鲁哈尼参加联大会议的机会与他进行了15分钟的电话交谈。然而，奥巴马在其任期内能否解决伊核问题、实现美伊关系的根本改善，关键并不在于伊朗，而是取决于他能否克服来自国内的重重障碍。
二、反伊政治与第一阶段协议的前景
2013年11月24日，经过数日紧张会谈，伊核问题有关各方包括美、英、法、俄、中、德以及伊朗在日内瓦签署伊核问题第一阶段协议。协议的签署体现了有关各方特别是伊朗鲁哈尼政府通过让步解决伊核问题的意愿。尽管美国内反伊政治未必能够阻挠协议的落实，但其所造成的干扰一定程度上会损害美伊之间的低水平信任，既不利于伊核问题的最终解决，也不利于美伊关系的长期改善。
根据第一阶段协议，伊朗在6个月协议期内不得扩大其核计划，而西方国家则以取消部分制裁作为回报。具体而言，协议包括以下内容：伊朗稀释一半浓度为20%的库存浓缩铀、暂停浓度超过5%的浓缩铀活动、暂停建设部分核设施以及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对部分敏感核设施的核查；协议同时要求美国和欧洲国家解冻价值约为70亿美元的伊朗在海外的资产，暂停对伊朗石化产品出口、黄金和贵金属、汽车产业以及飞机零部件贸易的制裁，不得追加新的与核问题有关的制裁。[10]
伊核问题第一阶段协议达成之后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但客观而言，协议尚不足以被称为“历史性突破”。所谓突破，当指有关各方在解决某一争端的难点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突破也意味着此后的进程应当比此前的进程更加顺利。历时长达十年的伊核问题主要有两大难点，一是伊朗究竟能够拥有何种水平的铀浓缩能力，二是美国对伊朗石油和金融体系的制裁能不能取消。前者涉及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主要关切，后者涉及伊朗的切身利益。而第一阶段协议不仅未能在伊朗究竟能够拥有何种水平的浓缩铀能力上达成明确的一致，更未涉及后一内容。
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没有作出妥协，相反，伊朗以其实质性让步展现了通过谈判解决伊核问题、改善与西方关系的意愿。一是暂停有关敏感核活动，从而延缓了其可能存在的开发核武器的进程；二是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敏感核设施的核查，从而增加了其核计划的透明度。换言之，即使是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只作出极其有限让步的情况下，伊朗也愿意以实质性让步换取对方的信任。当然，伊朗也清楚地认识到，这是由于美伊实力不平衡所决定的。
正当伊核问题出现转机之际，美国国内与国际（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为代表的以色列反伊力量）反伊势力联袂再次掀起了新一轮的反伊高潮。以色列总理利用各种机会高调指责伊核第一阶段协议为“历史性错误”；[11] 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则认为，奥巴马政府为伊朗效仿朝鲜以协议手段为制造核武器争取时间的做法提供了机会。[12]
基于上述被扭曲的逻辑，美国会考虑的并不是利用协议所蕴含的机遇，争取信任，而是利用协议的模糊地带推行边缘政策。自协议签署的第一天起，美国会便紧锣密鼓地开始动员，试图以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新的制裁议案，即《无核武器伊朗法案》（Nuclear Weapon Free Iran Act），以防止总统否决议案。根据报道，《无核武器伊朗法案》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在两种情况下进一步减少伊朗的石油出口，并对伊朗的其他行业实施惩罚，一是伊朗违反第一阶段协议，二是未能达成最终的综合性协议。[13]
更有甚者，2013年12月12日，美国商务部进一步扩大了对伊朗的制裁名单，涉及部分公司和个人。美国官方称此举隶属于既有制裁，故不应被视为追加制裁，并不违反第一阶段协议。客观地说，《无核武器伊朗法案》因其并不包含在6个月协议期内对伊朗实施追加制裁的内容，故而不应视为与第一阶段协议直接对立；美国官方关于其商务部增加制裁名单的解释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然而，上述行为显然并不利于美伊关系的进一步缓和。关于美国国会威胁出台新的制裁法案以及美国商务部增加制裁名单，伊朗负责伊核谈判的副外长指出，美国玩弄两面手法“不利于营造良好的谈判气氛，也违背了日内瓦协议的精神”。[14]
尽管奥巴马政府在履行协议方面仍面临国内压力，但应该有能力落实协议。国会虽然有可能通过新的制裁法案，但就目前的情势而言，争取三分之二票数仍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总统完全有可能行使否决权。毕竟，新的法案将损害美国的国际信誉，至少有部分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国会议员对此有所顾忌。即使通过法案，奥巴马政府也有可能将其解读为不违背第一阶段协议，并迫使伊朗接受这一解释，因为保守的反伊势力采取的也是边缘策略。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国内反伊势力虽未必能阻止协议的落实，但其近阶段的反伊政治已经损害了美伊之间刚刚建立的脆弱的信任基础，并已经对刚刚出现的美伊关系缓和趋势造成了消极影响。2013年12月底即美国国会议员讨论制裁法案的同时，200多位伊朗议员（总数为290）集体要求议会通过反制决议，声称如果美国国会通过新的制裁，伊朗议会将要求政府将其铀浓缩能力提高到浓度为60%。[15]
分析人士大多认为，鉴于美伊双方的行政部门都有着解决伊核、缓和双边关系的动力，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应该没有问题，但如果美国国会继续采取反伊政策，那么第一阶段协议仍有可能不了了之。
伊核问题所取得的进展与美国离奇反应的强烈反差说明，美国内和以色列的保守势力不仅反对伊朗发展核武器，也反对美伊解决伊核问题、反对美伊关系缓和，最根本的是反伊朗。通过继续惩罚，反伊势力不是为了推动伊核问题的解决，而是破坏美伊关系改善的进程。
三、反伊政治与伊核问题前景
第一阶段协议虽暂时中止了伊核问题失控和美伊关系继续恶化的势头，为有关各方通过谈判最终全面解决伊核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和宝贵的为期6个月的机遇期，但并不意味着伊核问题的解决以及美伊缓和进程将会一帆风顺。美国国内的反伊政治仍将是影响伊核问题以及美伊关系的重要变量。受其影响，第一阶段协议之后，伊核问题仍将呈现非常复杂的前景。
导致伊朗近期作出重大让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美欧对伊朗贵金属和石化等产品的制裁，也不是对涉及伊朗核计划的某些个人的旅行限制，而是对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体系的制裁。由于金融体系受到制裁，伊朗的美元结算渠道被截断，对外贸易体系处于崩溃状态；由于石油领域内的制裁，伊朗的石油出口从制裁前的250万桶/日下降到2012年末的100万桶/日，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国民经济几乎崩溃。[16]
鲁哈尼当选并出任伊朗总统，本身便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伊朗国内已经做好妥协甚至是全面让步的准备，其原因首先在于不能承受制裁之重。然而，美国能够在解除制裁方面做出实质性让步吗？作为一位有着战略眼光的总统，奥巴马将缓和与伊朗的关系视为己任，但美国的行政部门并不能掌控全局，奥巴马政府不具备完全解除对伊制裁的能力。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虽在参议院拥有多数席位，但在众议院处于少数地位。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内的反伊政治并不因为党派不同而有所差异。在伊核问题上，参议院的民主党议员并不和总统保持一致。截至2014年1月上旬，国会参议院已经争取到59名议员对《无核武器伊朗法案》的支持，其中包括16名民主党议员。[17]
美国对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体系的制裁主要基于《2012财政年国防授权法》，其取消则需要国会的授权。就目前情况而言，国会取消对伊制裁的可能性虽然不能排除，但实在不可高估。美国会在伊朗问题上的行为并不遵循正常的逻辑。如前文指出，2013年温和且愿意妥协的鲁哈尼出任总统之后，美国会不是考虑冻结和取消制裁，而是通过新的追加制裁法案；11月24日以伊朗重大让步为前提条件的第一阶段协议也没有换来美国会的积极反应，而是招致关于新一轮制裁的讨论。在美国会尚在讨论扩大制裁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取消制裁呢？
美国对古巴制裁的立场也能说明美国取消对伊制裁的难度。美国对古巴的制裁已经持续半个多世纪，且联合国大会截至2013年已经连续22年通过决议要求美国取消制裁，但美国会仍然没有松动制裁的迹象。美国防大学近东与南亚战略研究中心的主任罗杰·坎加斯（Roger Kangas）认为，美国对古巴的外交受到了情绪性因素的影响，除非卡斯特罗兄弟下台，否则美国不会取消制裁。对于美国来说，伊朗则是另一个与古巴类似的国家。美国对古巴的制裁如此，对伊朗的制裁又怎能轻易取消呢？[18] 国内学者牛新春也认为，“无论伊朗在核问题上怎么做，美国的主要制裁都不可能取消”。[19]
而美国在取消制裁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又势必会造成伊朗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反应，并对伊核问题的前景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具体而言，伊核问题的未来发展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维持第一阶段协议基础上的现状。由于反伊政治，美国国会通过新的制裁决议或不能取消制裁，并导致美伊双方或其中一方不能落实第一阶段协议，或有关各方不能达成最终协议，但各方仍将按照第一阶段协议确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进行互动，或是不定期延长第一阶段协议。换言之，伊朗将继续遵守其承诺，包括冻结其核能力发展的进程、确保必要的透明度，美欧国家则继续冻结制裁。
尽管这一前景并不令人满意，但在双方内部强烈的反对力量和伊核问题的长期复杂性面前，它也不失为一种可勉强接受的选择。美国能够在可以预期的时段内防止伊朗将其核计划用于军事目的，而伊朗则可以利用美伊关系相对缓和的机遇，改善与周边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关系，以实现外交上的突破。
第二，以伊朗的进一步妥协和美国的有限增量妥协而告结束。即使是在美国不能取消石油和金融制裁的情况下，伊朗也愿意或不得不接受基于实力不平衡所造成的结局。比如，伊朗保留浓度为5%的浓缩铀生产能力，放弃更高水平的浓缩铀权利，同时完全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国总统以行政权力分两次暂时取消对伊朗石油和金融体系的制裁，期限为240天，[20] 取消对伊朗更多商品的出口限制。
这一前景虽以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进一步妥协、美国的有限妥协而告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不能获益。相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也有大量的潜在收益。伊朗将会因其愿意妥协的精神而获得欧洲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欢迎，并实现外交上的重大突破。事实上，第一阶段协议签署之后，伊朗的外交局面已经基本打开。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的政界人士近期频繁访问伊朗，探索与伊朗重建和发展外交关系便是例证。
另一方面，在伊核问题上美国主动、伊朗被动的局面将会发生有利于伊朗的变化。伊朗的让步将使美国继续维持石油和金融制裁的合法性大大削弱，而美国如果一意孤行，其在国际社会的信誉将遭到严重打击。特别是鉴于英、德、意等部分欧洲国家均有着与伊朗改善关系的强烈意愿，美欧在伊核问题上的分歧可能进一步扩大。
第三，重回对抗的老路。美国通过新的制裁，或不能取消制裁，引起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弹。换言之，伊朗保守势力强烈反对鲁哈尼政府接受不平衡的谈判结果，那么伊核谈判有可能破裂，并最终导致美伊关系回归对抗的老路。如前文指出，内贾德出任总统以及推行激进政策在很大程度正是美国拒绝与伊朗缓和关系的结果。尽管在其第一任期以及可能的第二任期内，鲁哈尼直接引领伊朗外交回归激进的可能性不大，但鲁哈尼之后，伊朗产生新的激进总统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总而言之，制裁涉及伊朗在核问题上的重大关切，如果该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伊核问题难以取得不可逆转的成果，美伊关系缓和的基础也不会牢固。鉴于美伊各自国内特别是美国国内存在强大的保守势力，伊核问题的前景仍然不确定，上述三种前景都有可能发生，但可能性大小并不相同。美伊在第一阶段协议基础上维持现状的可能性最大，第二种前景次之，第三种前景虽在鲁哈尼任期结束以后可能发生，但可能性仍然较低。
值得一提的是，鲁哈尼政府对伊核问题的发展前景也有所预判。比如，鲁哈尼曾经就美伊关系提出三步走方案：第一步，要把美伊34年的敌对关系转变为紧张关系；第二步，逐渐缓解紧张关系；第三步，在紧张关系得到缓解的基础上考虑双边关系的其他阶段。[21] 据此，鲁哈尼显然预见到伊核难题不可能迎刃而解，而是仍可能长期化，美伊敌对的局面可能改变，但紧张态势仍将持续。
鲁哈尼政府的上述预判亦体现在其2014年的政府预算方案的制订上。据报道，鲁哈尼政府分别根据伊核问题的三种可能前景制订了三份2014年的政府预算方案。预案一假设现状得以维持，政府将基于目前的情景实施其财政预算方案；预案二假设一些外部限制得以取消，目前的情况将会改变，政府将进行相应调整；预案三假设情况继续恶化，石油出口下降，基础性商品的进口被禁止，政府预算也会相应调整。[22]
四、关于中国在伊核问题上的政策思考
美伊两国都是中国在实施和平发展战略过程中需要重视的对象国。鉴于两者过去长期对立，妥善处理与二者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严峻挑战。第一阶段协议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但这一进展能否持续仍值得怀疑，伊核问题仍充满悬念。中国需未雨绸缪。
（一）中国需要继续为推动伊核问题的解决以及美伊关系适度缓和作出积极贡献。美国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而伊朗则是中国重要的能源进口来源国。两国的长期对立对中国外交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美国为达到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的目的，要求中国减少从伊朗的石油进口；而伊朗则以向我出口石油为由要求中国帮助化解来自美国的压力。[23]
由于美伊对立，特别是双方因为伊核问题交恶，美国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甚至进行政权更迭的风险一直存在，不仅对中伊经济关系，而且对中国与整个中东地区的经济关系都会造成破坏性影响。中东再度发生战争无疑将会进一步损害中东地区本已十分脆弱的政治和安全生态，而中东地区不仅关乎中国的能源供应，也关乎中国的出口市场。
尽管伊核会谈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但进展有限，美伊关系尚不具备进一步改善和巩固的基础。使伊核问题相对可控，促进美伊关系缓和，符合中国的利益。为此，中国需要在伊核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如为美伊双方增进信任作出积极贡献等。中国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指出，美伊“积怨太深……必须有一个有影响的大国在两国间进行斡旋、穿梭……中国可以而且应该担当这个角色”。[24]
（二）中国需慎重扩大对伊经济关系。由于美伊关系缓和进程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美国以军事手段解决伊核问题的可能性大大下降，但反伊政治仍将长期存在，美伊关系恶化的风险仍然没有解除。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美国尚不具备取消石油和金融领域制裁的国内政治条件，所谓的“伊朗发展机遇”并非唾手可得的现实。在美国仍然保持上述两大领域制裁的情况下，伊朗对外贸易的困境短期内无法改变，国民经济也难以摆脱持续低迷状态，中伊经济关系的潜力也无法发挥。
中国扩大对伊经济活动也会因为制裁而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一是资金结算问题，二是可能面临新的制裁。能源合作是中伊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在美国保持对伊金融体系制裁的情况下，中伊能源合作的资金往来也许将不得不以人民币结算。然而，一旦这类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达到一定规模，美国必然将其视为对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地位的威胁，并以维持制裁为由对中国能源公司进行制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有所作为；相反，伊核进展和美伊关系转圜为中伊拓展关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中国可以鼓励对美经济依赖程度相对较低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拓展对伊经济关系。大型国有企业适度低调增加与伊经济合作也不失为一种良好的选择。毕竟，在伊朗表现出妥协和缓和意愿的情况下，美国打压他国与伊朗经济合作的合法性大大下降。
美欧国家对中伊经济关系的发展多有非难和指责，认为中伊经济合作破坏了美欧通过制裁迫使伊朗让步的努力。但事实上，中国加强对伊经济关系有利于伊核问题的解决。中伊经济关系有利于伊朗改善民生，防止经济恶化，防止伊朗因为缺乏安全感而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也有利于伊朗增加以谈判方式解决伊核问题的民族自信。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立场差别实际上体现了双方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在伊朗表现出妥协意愿但美国内政治制约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中国没有理由放弃扩大与伊朗经济合作的机遇。当然，其前提是考虑现实条件，特别是美国制裁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结 束 语
伊核争端和美伊矛盾首先是国与国的问题，但美国内政治已成为伊核进展和美伊关系改善进程中的现实障碍。如果说内贾德时期伊朗的强硬政策使上述问题更多表现为国际因素的话，那么自霍梅尼逝世后至今（除内贾德时期外）的整个美伊关系史中，上述两大问题都更多表现为美国的内政问题。
2012年美国开始的对伊朗石油和金融领域内的制裁被称为史上最为严厉的经济惩罚措施，是伊核问题升级的体现，也是美国内反伊政治达到新高潮的结果。尽管制裁可能的确导致伊朗核政策的改变，但它同时也为美国行政部门解决伊核问题和实现美伊关系缓和预置了障碍。
以伊核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和落实为标志，伊核问题出现了积极进展。以目前美伊及有关各方在互动中所展现的诚意判断，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前景乐观，最终的全面协议谈判虽然面临挑战，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然而，如果美国不能取消石油和金融领域内的制裁，那么伊核问题以及美伊关系上所取得的进展，都会因为缺乏坚实的基础而不具可持续性。
伊朗无疑是制裁的最大受害者。如果内贾德政府能够在2011—2012年及时做出妥协，并防止美国会通过对其石油和金融领域制裁的决议，那么伊朗的国民经济不会面临此后的严重困境。当然，伊朗能够以体制外的方式开展部分对外经济活动。但作为一个有着7500万人口的中等大国，伊朗难以依靠这种小规模的体制外方式实现其经济发展的目标。因此，尽管内贾德政府在开发核能力方面取得了进步，但也为伊朗经济发展留下了难以克服的长期障碍。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强调美国内反伊政治是伊核进展和美伊关系改善的现实障碍，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其他障碍。美伊关系积重难返，原因是多方面的。伊朗国内也存在强大的反美力量，只是由于伊朗的决策权相对集中，伊朗决策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掌控全局。此外，沙特等海湾国家也对美国调整对伊政策构成牵制；欧洲国家在伊核问题上的分裂，如法国强烈反对取消对伊制裁，亦将成为解决伊核问题的现实障碍。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