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停摆造成的内外影响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从内部来讲，这是白宫和国会、民主和共和两党之间恶斗的结果，这必将妨碍国家政治良性运作和经济健康发展。目前的这种内部政治博弈，不是短期的政治斗争，而是长期的、制度性的病症，而且和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相纠缠。“极化政治” 的形成导致美国政治体制出现了对立和瘫痪的迹象。从占领华尔街到财政悬崖再到这次政府关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美国必须作出重大转型和调整。
从国际层面来看，政府停摆也严重影响到了美国在国际上的活动，最突出的例证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由于政府关门缺席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和东亚峰会，这无疑对其任内大力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带来影响，其加强在国际社会主导权的努力也将受到打击。
实际上，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国、欧洲、日本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遭遇发展困境和危机，在国际体系演变中面临“分权”压力并呈现衰退过程，而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权力分化中得到“受权”，美国已经深深感受到了危机感，因此采取“重振制造业”、强化出口等内部提升战略和“中东收缩”与“转向亚太“等国际再平衡战略。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衰落将是一个渐进的、持续几十年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突然的、毁灭性的美国强权的崩溃。近年来，虽然美国出现相对衰落的迹象，但在教育、科技、军事等领域，这些新兴国家与美国还存在很大的代际差距。最近美国“福特号”航母下水，其代表的美国在军事、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仍然很大。另外，日前颁布的多项诺贝尔奖也大都被美国人收入囊中，这也证明了美国在多个领域仍然保有巨大的领先优势。
从未来的趋势来看，随着美国权力的相对衰落，美国无力多线出击，而且其推行的全球战略也面临财政支持不畅的问题，美国势必将更多地采取离岸制衡战略。离岸制衡战略是离岸大国利用其相对安全的地缘优势所采取的一种战略。它最基本的假定是：离岸大国认为欧亚区域内大国势必会阻止一个正在崛起的力量，而这就是离岸大国选择采取转移战略，即将对抗的成本与风险转移至欧亚区域内大国的强大动因。现在美国对东亚的离岸平衡战略应该是从东亚撤出其军事存在，而依靠地区内大国去维持该地区的权力平衡。因此，根据离岸制衡理论，不是美国而应是区域内大国去承担维持该地区权力平衡的责任。因此，美国将让自己的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
客观地评价，二战结束以来由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建立的国际体系整体上看对国际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实际上，这一体系主要是由美国来主导的。但主导国际体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有实力和能力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国际社会是受益于这个体系的。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来看，中国是这一体系的受益者。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认为，美国经济越是困难，社会问题越多，实力越是下降，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会越大，对华所施加压力也会越强。而如果美国经济复苏，实力和信心增强，反倒越会倾向与中国“接触”。果真如此，在美国当前面临困难之际，我们也应该以“新思维”来思考中美关系，来“再平衡”中美关系中的多个变量。
通常我们讲美国对华政策如何如何，实际上都是不全面的，只是代表了美国的部分声音。因为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存在各种利益集团，其利益诉求存在很大差异，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其对中国的认识和需要自然不同。利益集团或群体都试图影响华府的对华政策，某个时段可能某种力量占据上风，但存在钟摆效应，另一种力量在某个时段必然会回归。
我们讲美国冷战思维阴影不散，以你死我活的零和思维看待中美关系。但我们在批判美国的时候，我们自身是否也在以恶制恶、以毒攻毒呢？我们的认识和观念是否也含有了冷战思维？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人谈论起去美国读书、工作、旅行以及拿到绿卡、移民美国时自豪和骄傲仍然溢于言表，甚至是一种炫耀，毕竟在中国14亿人口中这还是精英阶层才能做到的。
美国政府停摆，我们绝不应该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看待，而是应该在这个过程中认知中国自身的危机以及对可能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提前进行危机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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