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世纪后期开始，社会运动与主权民族国家相伴而生，并不断地突破民族国家的边界而发展为跨国社会运动。跨国社会运动在当代的勃兴与后冷战时期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紧密相关，并且对主权民族国家产生相当的冲击和影响。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民族国家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权威地位，这是由于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具有影响和监督民族国家政府的决策过程，督促和推动民族国家严格遵守国际制度的规范和规则等能力。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代跨国社会运动通过推进国际社会的民主化、提出各种全球治理的议题和政策建议、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不断变革来影响全球治理的进程，并对全球治理的过程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当代国际体系发生重大的转型，其中的表现之一为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对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主权民族国家产生强烈的冲击，并且作用和影响着全球治理的过程。鉴于国内学术界，尤其是国内国际问题研究界对这些问题尚未展开系统的讨论，本文拟围绕这些问题稍作初步的考察和分析，以期能引起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同道们的进一步讨论。
        美国研究社会运动的著名学者查尔斯·蒂利认为社会运动作为“一种独特的实现大众政治的方式和手段，肇始于18世纪后期的西欧，在19世纪早期的西欧和北美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在19世纪中期凝结成为综合了诸多要素的稳固的复合体，此后变化趋缓，却从不停顿，最终扩展到了整个西方世界，并被冠以社会运动之名。”[1] 另一位西方研究社会运动的知名学者西德尼·塔罗也指出，社会运动是“一种现代发明和现代国家兴起的伴随物”。[2] 在很大的程度上，一旦社会运动在一种政治环境中安家落户，就能通过模式化运作和彼此的沟通合作，促使社会运动被其他相关的政治环境所接受。[3] 这也就意味着，社会运动从其形成开始就具有向国际化发展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迄今已逾两个多世纪，但是当代国际学术界对社会运动的定义依然尚未达成完全统一的意见。比如英国学者约翰·威尔逊认为：社会运动就是“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引发或阻止大规模社会秩序变革的有意识的、有组织的集体活动”。[4] 而美国学者杰夫·古德温等人则提出：“社会运动是对权威、权力所有者或文化信仰与习俗的一种集体的、有组织的、持续的和非制度化的挑战”。[5] 然而，尽管存在着定义上的分歧，但是总体而言，当代研究者们基本同意，社会运动实际上指的就是非制度化但又是有组织和有相当规模的，以促进社会变革为目的，具有挑战权威和破旧立新特点的集体活动。这样的集体活动从一开始就对现代国际体系和构成现代国际体系的主要单元——国家产生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社会运动与现代国际体系中的现代国家关系紧密，而所谓的现代国家就是指肇始于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条约》并在法国大革命后逐渐定型的主权民族国家。在主权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国家把许多原先属于地方的权力接管过来，并逐渐剥夺了原来属于地方层次社会的权力，许多地方性事务和问题因此成为全国性的政治问题，现代国家的力量也因此而前所未有地增强。但是，在现代主权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先分散的地方性社会活动，如抗议、骚乱等都因为统一国家的形成而向全国性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运动乃至社会革命发展。此外，现代民族国家国际政治体系即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也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大型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大都试图为社会矛盾提供一揽子解决办法的方案，并且具有激发社会运动广泛地和向着国际化方向发展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运动产生与发展的政治机遇结构是由现代民族国家以及由现代民族国家所建构的国际政治体系所决定的。事实上，对社会运动行为和策略影响最大的是它们所要挑战的民族国家政府的行为和策略。[6] 社会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国际化和跨国化倾向，但是自19世纪以降直到20世纪下半叶，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主权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地加强，呈现出明显的强势地位，社会运动的跨国化发展因此经常受到主权民族国家政府的种种限制。通过对自身领土范围内的资源、行为和人民的控制，以及对跨境流动项目的管制，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行为体就能十分有效地限制跨国社会运动的发展。直到今天，各国公民在出国旅行时依然还需要遵循从19世纪开始因国家地位的提高而实施的护照和签证制度，这在相当的程度上对跨国社会运动是有很大影响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仍然试图在应对社会运动的跨国化过程中掌握主动权。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社会运动的跨国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而发展。二战后形成的全球化不断地侵蚀现代国际体系中主权民族国家的中心权力。作为经济全球化推手的世界市场不断地扩展，放任资本从一个国家迅速地流向另一个国家而形成削弱国家力量的冲击波。与此同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家在控制大众传媒、科学知识、国际移民、乃至武器和毒品等的跨境流动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这一方面对国际社会的稳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运动的跨国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骤然终结，具有浓厚意识形态对立的两极国际格局宣告终结，这为国际或全球公民社会的发生和发展开辟出新的空间。在技术层面，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跨国倡议的发起和协调变得更为简易和更为廉价，从而促使原先以国内为主的公民社会以及其他部门的倡议更加易于在跨国层面迅速传播，新一轮的跨国社会运动由此而兴起。

        在后冷战时期，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不断地削弱民族国家的权力，而且持续地增强了政府间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跨国公司（如微软公司、高盛公司等）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如世界自然保护同盟、无国界医生组织、绿色和平组织等）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全球事务的相对影响力。与此相伴随的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跨国问题或全球性问题，如世界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粮食危机、能源危机、食品安全、跨国移民、跨国有组织犯罪、乃至传染性疾病的跨国乃至跨洲的传播等，这些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往往是现代国际体系中主权民族国家所不能独立解决的、同时也对现有国际机制（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应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冷战后的跨国社会运动勃兴，诸如跨国环境保护运动、跨国减除最不发达国家债务运动、跨国劳工利益保护运动、跨国禁止地雷运动等等不一而足。

        跨国社会运动是指超出一国的范围而发展到国际层面的社会运动。所谓“跨国”是指至少包含一个非国家行为体的跨越国家边界的活动，既可以包含仅限于世界上某个特定地区的跨界行动，也可以包含真正全球性的互动。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跨国性”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第一，当代跨国社会运动聚焦于跨国的或全球性的议题，例如与环境、气候、能源、粮食、发展、健康和人的安全相关的问题；第二，参与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行为体本身是跨国的，即它们或者是拥有跨国的组织结构，或者是关注于其他国家之中的议题；第三，参与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个人都拥有跨国的世界观和具有“全球公民”的认同，因为跨国社会运动的目标对象是社会运动的活动分子自身所在的国家之外的国家或国际社会；第四，当代跨国社会运动采用跨国方法和策略来推进社会运动，例如实行无疆界的电子动员和举行其他基于全球性网络的集体活动。由此可见，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就是社会运动超越主权民族国家的边界和控制向国际乃至全球层面发展的结果，而当代社会运动的跨国化发展很明显地对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主权民族国家形成了冲击，并且影响着全球治理的发展。接下来我们将对之作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
        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勃兴对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主权民族国家形成了很大的冲击。造成这种冲击的主要原因在于当代跨国社会运动通常独立于民族国家政府，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与之对立，并以抵制或重塑主权民族国家政府的政策为己任，而且往往主张可以绕过主权民族国家而建立另一种新的全球秩序。具体而言，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对主权民族国家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冲击表现为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当代跨国社会运动挑战了主权民族国家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权威。一方面，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从行动上“挑战了现存的权力主体、权力场所和权力结构，通过建构和阐述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需求，寻求传播和扩散相对集中的权力场所和权力结构并使之民主化。”[7] 另一方面，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又从思想上“建构和阐释规范、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实践，旨在使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平等化、传播和扩散。”[8] 这也就是说，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在“塑造共同观念和塑造共同认可的行为结构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9] 而正是这种决定性的影响力导致当代跨国社会运动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主权民族国家传统的权威。

        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不仅要改变政策，而且要重构政治的性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10] 它们的倡议经常挑战主权民族国家是现实国际体系中决定性政治行动主体的主流观念，对主权民族国家的决策程序和策略都产生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具体而言，当代跨国社会运动所倡导的是国际体系的非中心化，强调非等级制和网络化的组织形态，它们在决策时采取的是直接民主和全体通过制，所有的这一切无论是从实践还是从理念上来说都对主权民族国家构成挑战。例如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唱对台戏的世界社会论坛就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它是跨国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倡导和实践新型的网络化组织形式和参与式民主的一个重要舞台。就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竭力鼓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别无选择”之时，世界社会论坛针锋相对提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并且通过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试图建立一个由世界各地的普通大众而不是由主权民族国家，或者跨国公司以及这两者的精英们所决定的新秩序。虽然，世界社会论坛所提出的目标并没有实现，由全球的普通大众所建构的世界新秩序迄今依然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但是，世界社会论坛所推进的跨国社会运动极大地动摇了鼓吹“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威，促使人们深刻反思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

        其次，当代全球性的跨国社会运动有着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够对主权民族国家施加强大的全球舆论压力，进而影响主权民族国家政府的政策制定。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终结后，被称之为富国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试图通过秘密谈判签订“多边投资协定”（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MAI），该协定拟给予资本流动高度的自由化和对外国投资的高度保护。很显然，这样的多边协定仅仅对国际资本的拥有者有利而极其不利于保护国际资本的输出国和输入国双方普通大众的利益。因此，这一签订多边投资协定的计划遭到了反自由主义全球化人士的强烈批评和反对，他们通过跨国网络发动反对多边投资协定的跨国社会运动，推动媒体成功地将以前隐蔽的谈判在好几个国家中提升为突出的议题，从而极大地增加了谈判的复杂性。不仅如此，该跨国社会运动还发动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揭露多边投资协定将给予跨国公司主宰国家的权力，而这样的权力将会使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国和接受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东道国政府都成为其言听计从的傀儡，从而限制了国家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正义的能力。由于这一示威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为法国的阿塔克组织，[11] 并且在法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因此，它成功地迫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总部所在国法国退出谈判，致使签署该协定的计划破产。

        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可以运用全球市场的杠杆作用来迫使主权民族国家作出并不一定符合本国利益的政策反应。采取抵制活动是当代跨国社运动最主要的策略之一。如果某一个主权民族国家政府总是无视跨国社会运动的诉求，往往就会遭到跨国社会运动所推动的抵制活动的冲击，从而使之面对市场损失和经济困境，其国家利益由此而必然会受到损害。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跨国抵制运动推动了南非政府结束种族隔离政策的进程，而反耐克公司血汗工厂的跨国抗议运动成功地影响了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的政府政策，促使这些国家建立或增加了最低就业年龄和工作条件的标准。很显然，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抵制活动和抗议行动对现代国际体系中主权民族国家政府的政策制定已经开始产生影响力，对于那些比较依赖于外部市场的国家而言这样的影响力似更为明显。

        第三，当代跨国社会运动通过造就国际规范促使主权民族国家实现全球层面的社会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之自我摒弃单纯和狭隘的国家利益取向。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往往具有“创造、强化、补充和监督国际规范”的目标。[12] 虽然国际规范通常是由主权民族国家通过建立合作合作机制，在国际制度的框架内逐渐形成，但是，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社会运动等正在不断地成为国际“新规范的重要发起者和促进者”，因为在围绕特定的国际规范性需求发起的运动中，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社会运动往往扮演着“跨国道德事业家”[13] 的角色，不断地促使国家和由国家建构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形成符合全球利益和人类发展的新型国际规范。通过研究当代的跨国减债运动、跨国禁雷运动以及跨国反大坝运动等跨国社会运动，美国学者凯瑟琳·辛金克认为：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发展“有助于塑造一个新规范或修正一个既有的规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规范结构”。[14]

        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在推动形成新的国际乃至全球性的规范过程中，不断地“塑造了人们思考和理解世界的方式”。[15] 促使人们更多地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主权民族国家的角度来审视和应对在全球化环境中产生的全球性问题。当代跨国禁雷运动是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一个范例。该跨国社会运动通过将禁雷这一军事和安全问题建构为人道主义议题，推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认知，协力缔结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在世界范围内禁止使用地雷的国际法规——《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Use, Stockpiling, Production and Transfer of Anti-Personnel Mines and on their Destruction简称《渥太华公约》Ottawa Treaty）。在很大的程度上《渥太华公约》的签订和批准是跨国社会运动所倡导的以“人的安全”取代“国家的安全”思维的一次成功实践。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就是这样不断地通过促进建构和推广国际规范而促使主权民族国家超越单纯的国家利益实现自身的社会化。

        第四，当代跨国社会运动还具有某种颠覆民族国家政权的功能。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剧变就与跨国社会运动的活动有很大的关联。发生在2011年的中东和北非国家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化更是与当代跨国社会运动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与以往的社会运动尤其是19世纪的国际工人运动相比，当代的跨国社会运动坚持“提倡和采取非暴力的直接行动”，实行“非集权化的、非等级制的组织形式”，[16] 并将自己视为开放的、参与性的社会运动，具有明确的草根组织形式，倾向于进行公开的与和平的集体抗议活动。这就意味着，总体而言，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并不提倡通过武装斗争的途径促使主权民族国家改朝换代，更不主张用暴力推翻现存的以主权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现代国际体系。它们的“基本立场是激进的改良主义，它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是对其不加节制地追逐权力或利润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正的一种反应。”[17] 这也就是说，当代跨国社会运动没有彻底推翻现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革命性目标，而其颠覆某些主权民族国家政权的行动是为了实现对当代国际体系的改良，尽管这样的行动实际上并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在对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主权民族国家形成冲击的同时，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也对全球治理产生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终结之后。所谓治理是指“一项将人类行为引向集体行动的社会功能，这样的集体行动能导致对社会有利无害的结局。”[18] 而全球治理是指在全球化环境中，从全球、区域、国家到地方层次通过人类的集体行动，形成并承认一系列原则、规范、规则的过程。这些通过人类集体行动而形成的原则、规范、规则能向国际社会提供值得接受的公共行为标准，并随之能充分地提供社会行为的一致性和公共物品。虽然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治理仍将集中在民族国家之上。国家权力、国家间的权力分布依然至关重要。”但是“‘国家’的旧有形象或许将变得越来越具有误导性，因为国家机构与私人部门、第三部门的行为体日益联结成网络。跨政府关系网络、跨国关系网络将变得越来越重要。”[19] 也正是在这样的跨国关系网络中，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全球治理形成了紧密的互动。

        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全球治理形成互动的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推进国际关系或全球事务的民主化。毫无疑问在现代国际体系中，传统的民主概念是以主权民族国家为基础的。长期以来，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很难形成“国际社会民主”或“全球社会民主”，因为迄今为止在国际社会中并不存在全球性的议会民主机制。然而，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则通过自身的活动“促进了公共辩论，向媒体提供信息和提醒全世界的政治家关注其做出的分析和替代性的视角”，[20] 从而力图在国际层面实现透明化和吁求人们的民主参与。比如当代跨国社会运动通过示威、抗议和舆论压力影响乃至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政府间组织的决策，从而促使全球治理变得更加民主化，[21] 当代跨国反大坝工程运动促使世界银行的政策和实践发生显著的变革也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该跨国社会运动对世界银行的工程管理方法及其政策和项目对话的开放程度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它的影响下，世界银行制定了新的信息披露政策和设立了一个监察小组来评估大型发展项目是否违反了其自身的政策规定和国际规范。[22]

        当代跨国社会运动还“使得官方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决策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全球公共审查，而这些领域曾经是很不透明的或很少经过民主辩论”。[23] 显然这对全球治理的发展十分有利，而当代的跨国减债运动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兴起于冷战终结之后的当代跨国减债运动是以减免乃至完全取消发展中国家债务（尤其是重债穷国无力偿还的债务）为目标的一场世界性跨国社会运动。该运动不仅呼吁富裕的债权国无条件减免重债穷国无力偿还的所有债务，而且进一步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过程，以及对南北之间不平等关系这一债务问题的根源发起挑战。[24] 当代跨国减债运动主张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决策程序以使其更透明和更负责，甚至呼吁建立更加公正、合理和平等的国际秩序。这无疑促进了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以及与公民社会团体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以及促使全球治理更加透明、负责和民主化。在当代跨国减债运动的推动下，世界银行的贷款政策发生了有利于债务国的改变。作为申请重债穷国债务减免计划之前提的减贫战略文件（PRSP）的制定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参与性审查倡议计划（SAPRI）都在很大程度上明确并保证国际和国内公民社会团体对有关主权国家（债权国和债务国）政府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决策的参与和监督。

        除了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之外，当代跨国社会运动还通过提出各种全球治理的议题和政策建议来影响全球治理的进程。跨国社会运动所提出的全球治理的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生态可持续性、人权保护、赈灾、福利供给和社区改良等领域中的政策革新”。[25] 比如当代跨国减债运动成功地推动第三世界“债务问题以及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成为全球政治议程最重要的议题之一”，[26] 促使重债穷国债务问题由原先的不为所知和不被重视走到全球治理舞台上的前台，并成为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国集团乃至二十国集团会议的重要议题或必谈议题。国际社会的减除重债穷国的债务问题由此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一环。

        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变革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对全球治理产生影响的又一种表现。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常常“被视为自下而上抵抗全球化和国际机构的源泉，从而挑战了国家的权威和实践，塑造了全球治理的界限与特征。”[27] 当代跨国社会运动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变革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质疑和延缓某些不能达到治理效果的全球治理方案。比如当代跨国减债运动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行的结构调整方案明确提出质疑，反对用这样的方案参与全球治理。此外上文提到的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对经合组织多边投资协定计划的阻挠也是同样的范例。第二，补充现有全球治理模式的缺失部分。在全球安全治理过程中，跨国禁雷运动在主权国家所主导的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进程之外，发起独立的渥太华裁军进程。很显然，这是对主权国家和联合国这一最权威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原有的全球安全治理效果不足的一个重要补充。第三，催生新的全球治理合作模式。在当代跨国反大坝运动的推动下，旨在为国际大坝的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等方面制定国际认可的规范、准则和标准的世界大坝委员会应运而生，该委员会“由分别来自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各4名委员组成”，[28] 这种“混合治理模式”充分体现了全球治理的多行为体、多部门和多层次的特点，从一个侧面为全球治理的深入展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总之，当代跨国社会运动正是通过推进国际社会的民主化、提出各种全球治理的议题和政策建议、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不断变革来作用和影响全球治理的进程，并且不断地促进更加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国家和市场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模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在影响和作用全球治理进程的同时，仍然受到现代国际体系中主权民族国家的影响和制约，因为主权民族国家在当今的全球治理过程中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虽然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受到包括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由于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对全球治理所产生的影响和成果最终还是要通过主权民族国家来贯彻和执行，而且当代跨国社会运动本身的目标就是“既要保护公民免遭政府的苛政，又要增进国家解决跨国问题的能力”，[29] 因此，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对主权民族国家的冲击并不在于使之脱离全球治理的轨道，而是不断地推进其更为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这可能就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主权民族国家、以及与全球治理之间的辩证运动关系。

文献来源：《国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