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五年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供需出现根本性的结构性转变，企业招不到工人，民工荒在全国各地蔓延。围绕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的问题一度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这个问题的讨论学术界至今没有定论。尽管如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资上涨是不争的现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劳动力供给的紧缺。比如建筑行业和快递行业的收入几乎比公务员和大学教授还高。但本文认为这种行业性紧缺反映出当前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问题，在大多数行业中国依然存在过量供给的问题，大学生就业即是一个典型的问题。当前之所以出现局部过剩，主要原因在于当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供给结构出现错位。换言之，未来产业结构一旦调整到位，当前这些结构性过剩的劳动力将成为新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来源。并且中国劳动力供给具有较大的政策弹性和改革空间，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将是未来中国劳动力供给的最大红利来源。
（一）从劳动力供给的传统二元结构到新二元结构
传统劳动力供给的二元结构主要指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的过程。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于1954年发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将经济部门分为传统部分和现代部分两类，后者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从传统部门吸引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一过程中由于存在过量供给，因此现代部门增长的劳动力需求并不会导致工资增长。换言之，现代部门对劳动力的过量需求不会产生价格上涨情况，需求弹性几乎为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曾经历这样的发展过程，我国在“民工荒”出现的前夕也存在这样的现象。
但另一方面，在我国当前农民工工资普遍上涨的情况下，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和政策性因素，我国大学生的实际工资并没有明显上涨。大学生就业形势也反映出当前劳动力供给的局部过剩。因此将农民工和大学生视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两类主要就业群体，那么这两类群体实质上构成了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新二元结构。这种新二元结构产生的本质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1）一般认为大学生劳动力扩张性供给折射出中国教育制度问题，劳动力供给的市场导向性不足，同时也反映出大学生的择业理念跟市场需求的脱节；（2）更深层次的原因体现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对滞后，劳动力供给的知识和技术层次远远超过当前产业结构的吸纳能力，换言之，目前相对滞后的产业结构也是造成高层劳动力过剩的原因。
（二）产业结构调整前景与新的劳动力无限供给
如上文所述，大学生作为高层次劳动力供给需要更现代化的产业支撑，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对高层次劳动力需求不足导致了过剩的产生。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需求层次上升，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群体的吸纳将逐步增加。当前现有的过剩群体和现有教育模式下即将培养出来的新的大学生将成为未来劳动力市场源源不断的供给。这将是中国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如果将第一次人口红利比喻为“粗放型供给红利”，那么新的人口红利将被看作为“集约型供给红利”。
中国的大学生群体作为普通劳动力供给的局面正在形成，之前的大学生都以领导者的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不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供给。但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技术层次的提升，并且随着高等教育对中国具有越来越普及的意义，大学生或者具有知识和技术复合型的人才将成为大规模的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集约型供给”将有力推动劳动生产率提升，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会出现“粗放型供给”那样的扩张，因此技术升级和规模扩张并行的过程中，“集约型供给”将在稳步增长中实现需求扩张。
（三）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空间与潜在的劳动力供给源
我国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的供给，但从改革的前瞻角度分析，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空间之大足以为未来中国提供新一轮劳动力供给红利。这种供给红利带来的规模甚至可以超过“婴儿潮”对劳动力集中供给的影响。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中国才拥有这种“红利空间”。政府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通过政策改革，在20年的时间内形成新的劳动力供给。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将是一个突破口，未来的政策改革将进一步释放中国的人口红利空间。
计划生育政策改革带来的劳动力增长红利将远高于西方国家的生育奖励政策，背后的主要逻辑在于劳动力生产的主体的差异，西方国家家庭生育意愿是导致西方低生育率的核心因素。中国的问题在于政府控制的外因，劳动力供给完全可以通过政策改革实现。
因此，当中国从劳动力供给传统二元结构向“新二元结构”转变过程中，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新二元结构主体将成为新的劳动力供给源，“集约型供给”并不像“粗放型供给”那样对劳动力需求呈现规模型增长，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集约型供给”的无限性。中国的生育政策改革空间和政策弹性将提供更可持续的劳动力供给源。因此，当前我们需要站在一个新的视角思考中国劳动力供给问题，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成为永不消逝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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