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核心原因在于我国长期以来存在要素价格扭曲的问题，当前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大局下，要素价格错位进一步助长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惰性。本文从当前相关生产要素的定价机制出发，分析要素价格错位对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深层次影响。
生产要素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涉及社会生产经营中可能使用的各种经济和社会资源，是经济运行的基础条件。本文从要素价格的可定义性出发，提取出企业生产经营中最为关键的五大要素，亦即土地、环境、劳动力、资本和技术，除土地和环境外，后三个因素是增长经济学通常考虑的因素。突出土地和环境因素的初衷在于，西方发展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以市场自由交易为前提，因此当前我国所有制结构下，有必要重新分析这类产品的定价机制问题。
上述五大类生产要素的价格错位及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如下：
第一、我国至今尚未建立有效的土地市场，土地交易实质上处于垄断交易中，受到政策影响较大。在“招拍挂”之前，土地使用完全由土地管理部门采用划拨的方式，供相关企业无偿或有限补偿使用。因而使得早期的企业生产成本中并没有土地租金的概念，产成品价格长期低于市场均衡价格。因此，同等技术条件下，企业边际收益要高于市场平均。“招拍挂”以后，尽管土地价格呈现市场定价的特征，但有限的竞争主体和政府出于招商引资对土地的压价，土地定价仅考虑农产品的收益作价而忽视土地所捆绑的社会成本。
第二、环境作为公共产品，目前除了行政监管外，我国并没有出台污染补偿的定价机制，使得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几乎无视环境成本的存在。这也是大规模污染和能耗企业得以生存的基础，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相当一部分企业受制于原投资国的环境治污成本。这一现象也发生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我国地区间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相当一部分高污染和高能耗企业从经济发达地区转至欠发达地区，廉价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并非企业迁移的首要考虑因素，最关键的原因在于规避环境污染的政策管制。
第三、劳动力成本价格扭曲更为明显，我国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企业社会保障支出在职工工资构成所占比例极低。按照莫迪利安尼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职工所得工资收益远远不能满足长久生活需求，企业的这一做法一方面透支了未来政府的养老支出，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企业职工的消费预期。这也是我国经济结构储蓄率偏高，货币流通速度较低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扭曲在一定时期内产生和维持了企业生产粗放型产品的竞争优势，但同时也造成了原有经营体制长期得不到改变的局面。
第四、资本要素价格扭曲表现在三个方面，人民银行主导的利率定价机制使得企业资金适用成本明显低于市场成本，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出现地下钱庄利率高于银行基准利率便是明证，相对较低的资金使用成本造成了商品价格竞争力虚高，企业提升技术水平的动力不足；其次，行政利率体制下，市场借贷行为并没有充分考虑到风险贴现因素，受到地方保护主义支撑的“大而不倒”的企业受到剔除风险因素的融资成本的支撑，企业长期“僵而不死”，企业竞争力难以提升；再次，人民币汇率定价问题，尽管短期内难以证实人民币相对均衡汇率是否低估，基于市场汇率定价机制的出口竞争力更具有可持续性。
第五、技术产品的价格扭曲表现为我国缺乏严格的产权保护体制，知识产品以极低的价格被复制和传播，因而降低市场创新主体的创新积极性。创新作为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力量，创新的动力机制丧失将很大程度上抑制创新氛围的形成。与此同时，受到知识和技术产品低成本外溢的影响，企业生产主体不愿意增加创新资本投入，而是通过不断的复制和小幅改进现有技术，通过低价策略在市场上渔利。
总而言之，五大类要素价格总体被低估，造成当前企业竞争力“虚假繁荣”，从企业经营体制角度分析，企业不会在危机出现之前对经营方式做出实质性调整，因此造成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惰性”。在国家通过行政性手段进行落后产能淘汰时，相关企业不得不钻政策空子，进一步提高产能至产能淘汰的下限。行政手段主导的结构调整收效甚微，甚至起到事与愿违的结果，为此，当前转型发展背景下，必须突出市场机制在要素价格决定中的作用，通过要素价格变动的价值规律引导企业经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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