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经济继续平稳调整态势。经济增速方面，今年前三季度国内经济生产总值增速分别为7.7%、7.5%和7.8%，全年预计为7.6%，这与2011年的9.3%、2012年的7.7%相比，增速放缓的趋势较为明显。但这一回调被广泛解读为有利于今后更可持续的发展，且PMI指数等指标出现回升，四季度“稳中向好”态势明显，这既有世界经济复苏的外部利好，亦有中国自身积极调整的影响，尤其是关于新政府改革的积极预期。
不过，从结构看，调整并非总是朝着政府指引的方向行进。2013年前三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实际增长为11.3%，与前三年（2012-2010）全年分别为12.1%、13.8%、14.8%的实际增速相比明显继续回落，这主要是因为今年中央出台“八项规定”遏制奢侈浪费、房价持续高企降低人们的消费能力以及居民收入增速回落等原因。投资方面，新政府虽然明确不会再实施大规模投资刺激，但仍然出台了一些“微刺激”措施，包括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刺激铁路和地铁基础设施的投资、促进民间投资等。因此，2012年首次出现的消费超投资成推动GDP增长的最重要推力的现象较难在今年继续。但这也无可厚非，正如世界银行前中国业务局局长黄育川先生所指出的，投资与消费占多少比重并非关键，关键的是创新力和生产率水平如何。
国际方面的“再平衡”进程继续。如果说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逐步由“大出小进”向“大出大进”演变，中国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则逐步由“大进小出”向“大出小进”演变，而后者是推动中国国际地位调整的更重要变量。虽今年对外贸易增长或难实现8%的目标，但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已是指日可待。2012年中国已跃居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据商务部统计，2013年1-5月，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43亿美元，同比增长20.3%；同期吸收外资仅保持2-3%增长，而去年底今年初时曾出现负增长。国际方面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中国不仅继续关注外部世界环境的影响，亦日益成为影响外部世界的重要因素，周边国家、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等出现增长放缓，与中国经济放缓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旧的成本优势逐步丧失，新的创新优势尚未形成，实现资源重新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体制和机制环境尚不健全。第一，劳动力、环境资源成本不断攀升。最新数据表明，中国石油消费中进口比重已近60%，而其他矿产资源、农产品等的进口比重亦会继续扩大。第二，不少部门产能严重过剩，如何消化和重新配置资源，将是影响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产能过剩几乎是中国所有传统优势行业面临的共同问题，包括钢铁、水泥等传统的重工业部门和纺织服装等出口部门，以及太阳能等新兴部门。第三，金融部门效率低下，流动性泛滥与流动性短缺并存，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脱钩，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地方债务、影子银行规模膨胀，金融风险积聚。第四，分配不均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公，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城乡不均、行业不均等问题继续累积，企业单位负担过重，既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第五，新一轮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正在形成，中国再次面临“不进则退”的强大压力，而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任务更为艰巨。
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新一届政府改革的重点，基本框架已经陆续出台。主要应对政策可以用“内外两个抓手、加减两类举措”来概括。所谓“内外两个抓手”，指的是内部积极推进城镇化，既增进社会公平，又挖掘新的增长动力，破解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双重困境，外部主动应对全球投资贸易规则重组，启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开放倒逼内部改革。
所谓“加减两类举措”，其中减法措施指的是新政府上任以来推出的一系列简政放权举措，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转变政府职能”重在“转变”，这便需要“加法措施”。一是加强政府的有效监管职能，比如防范走私、洗钱等犯罪活动，以及资本大进大出的金融风险，还有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调查等等。二是加强政府的服务职能，比如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公共交通、教育和人才、投资环境等等，以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公平、更好地刺激经济发展。某种意义上，“减法措施”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成功，取决于“加法措施”有多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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