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体系变革的深刻背景是体系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在全球化大趋势推动下，世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正在突破工业文明的框架，各种要素全球流动，人类社会生活加速跨越国家和地区，迈向全球社会以及更具活力的区域社会，其内涵和外延几乎覆盖了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以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暖和恐怖主义为代表的全球问题空前激化，出现了危及人类生存的状况，从全球公共事务的角度，全球治理越来越成为世界的共识。基于全球市场、全球资源配置和分工的全球经济日趣紧密相互依存，体现了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需求，逐步奠定了全球社会的基础。四通八达的信息通讯、便捷的交通运输促进了全球信息、人员和物质的自由流动，人类的社会和时空观念开始具有全球特征，其中，全球范围内各大文明、文化的持续互动、交流、融合和补促，逐步形成某种观念和身份的认同，由此构成全球社会的文明和文化的基石。人们已经发现，构成现代国际体系的历史条件正在悄然发生根本变化，体系转型乃大势所趋。世界各国都必须适应这种变化。首要的条件是新观念的建构，即人类共存、各国共赢的理念逐步上升为主流和共识，对话、协调和合作，尤其是大国合作共治，成为首选的共事方式，减弱观念竞争、行动对抗的强度。共有观念不断得到扩大。总之，这首先是当前国际体系观念结构的变革。这种变化会直接导致体系基本形态及其成员行为模式的变异。
        人类社会业已展开的历史性变迁,涉及国际体系性质的转换。体系根本变革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国际议事日程向全球议事日程转变，即问题领域从量到质的转移，从国际间的安全问题到广泛的全球问题，从国家的生死存亡到兼顾国家和人类整体的生死存亡，从人类社会的局部利益到全局利益。这种巨变极大地丰富了当代的时代性内涵，赋予建构新体系的历史使命，也极大地扩展了多元主体间合作、竞争和冲突的空间及强度。目前,国际体系的变革尚处于转换过程之中,虽然出现了很多积极变化的迹象,但原有的世界民族国家体系还未根本动摇,国家主权原则仍然是国际活动的基础,体系变革尚未达到转型的临界点。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谓的“本体延续，要素变更”。[2]
        其中，值得强调的是，外在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也是体系环境变化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交通和通讯的高技术化，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增强了体系的致密性，拓展了体系空间和边界，赋予其真正的全球性。对于这一点，全球具有共识，但要适应它，颇有难度。
        全球化带来的不纯粹是国际体系内部关系的调整，而且带来足以影响体系的非同寻常的全球权力分配，这种权力分配超越体系本身。当前国际体系变革随着新的全球力量的出现和强化而发生。因此，在权力逻辑上，不再只有单一的垄断性的国家权力，全球民间社会与全球市场作为国家的反权力，开始与国家一起分享权力，在这三个权力容器之间进行“变位权力行为”的反复作用，以改变全球权力独享秩序，这足以影响体系的运作，改变国家行为并给国家带来许多难题。
        上述全球化条件下种种巨大变化,涉及国际体系规模和强度的转换。这是体系的关键性变化。当前,国际体系已经达到了地理上扩展的极限,尔后其主要的扩展趋向是强度的增强。但无论是体系规模还是体系强度的变化，都是对国家的极大挑战。
二
        罗伯特·吉尔平特别强调国际体系变革的主要原因在于体系的失衡。这里说的是由于大国兴衰导致实力对比开始逆转，从而使得体系结构遭破坏而重组。体系变革会在主要国家之间的总体权力框架结构内发生。其中，新兴大国群体的崛起是体系结构变化的最重要因素。当然，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它们在议程设置、规制倡导和全球网络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会加速这种历史性变化。上述变革涉及体系的系统性变化。
        当前，政治多极化气贯长虹。在“美国世纪”中，精英大国的数量直线下降，而现在历史似乎开始逆转，新兴大国的数量急剧上升。国际金融危机则成为全球经济秩序调整的契机和动力。在这种国际形势下，国际体系确实酝酿着重大力量转变，总体趋势是超强走弱，诸强易位，权力开始转移并重新分布。有的学者认为，国际力量重组导致了得势、守势、失势和弱势群体的形成。[3]国际力量对比的基础是实力。
        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在内的新兴大国群体迅速崛起,出现了一些新的组合和标志性事件,在国际舞台上演绎了自己的精彩：“金砖四国”形成并举行了首次领导人峰会,“基础四国”形成并在哥本哈根本全球气候峰会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印度、南非、巴西三国“准联盟”也生气勃勃,巴西和土耳其另辟蹊径，说服伊朗履行德黑兰宣言的承诺，二十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份额或投票权得到提高，这些明确的信号充分表明，在重大国际决策中，新兴国家不再是看客，而是走上前台，成为平起平坐的协商者。事实证明，新兴国家有强大的协调能力，它们彼此之间交流得越多，合作得越好，发达国家就越能听取它们的意见。新兴大国开始进入体系核心,它们的国际形象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讨论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地区灾难、贸易金融、和平安全等重大国际问题时，它们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这是国际力量此消彼长的必然结果。虽然这仅仅是变革的开始，但对于体系演化而言，显然具有历史性意义。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力量对比格局重组的主要推动力。
        新兴力量的快速上升，造成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等传统大国或大国群体的相对衰落，尤其是超强国家——美国，历经“9·11”恐怖袭击和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最近两场战争,已从霸权顶峰跌落，连奥巴马政府今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霸权是有限的，其政治霸权受到制约,经济霸权受到重创，唯有军事霸权一枝独秀且被滥用，致使外交军事化,战略冒险几率增大,但在貌似攻势中尽显守势,力不从心,世界领导力遭到质疑,至今尚未从近十年的政治经济失败对其地位造成的严重打击中恢复过来,同时却又感受到世界对它越来越大的冲击力,可供操控的战略空间减少,软硬实力走弱，从而滋生了一种战略焦虑或战略恐慌症。美国从绝对优势地位向相对优势地位转移，是一个逐渐下滑的漫长历史过程，在未来一个相对较长时期内，它依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力量，这源于它的修复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对于世界事务的操控能力，它和它所创设的国际体系比人们想象的更有韧性。
         欧洲一体化处于胶着状态,美国著名学者查尔斯·库普钱甚至断言,“欧盟正在走向死亡----不是突然、一下子死去，而是缓慢、逐渐地死去”。[4]欧盟尽管还不至于沦落到如此地步，但欧盟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正在失去世界影响力，欧盟虽然奋力抢占世界道德高地，力图主导全球治理，占领全球绿色技术市场，但仍面临在世界权力结构中被边缘化的危险。日本一直原地踏步,未能摆脱经济低迷、国内乱局，也始终未能跳出美国的手掌心，难以发挥独立的、全面的世界影响力，而且，随着对外援助的减少,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弱化。俄罗斯竭尽全力重振雄风，依靠强悍的姿态、娴熟的外交、丰富的能源，纵横捭阖，看起来比真正的强大还要强大，其实，除了作用日益衰败的战略核力量之外，俄罗斯总体上不具有全球份量。欧、日、俄均属于走下坡路的失势力量。
        世界格局中各大战略力量的基本走势及其力量对比的重大转变，必然导致国际体系结构的嬗变。这涉及体系构成实体的变异及其权力分配变化。目前，这种重大力量对比的变化尚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之中，还没有出现拐点,但已经朝着有利于新兴力量的方向加速发展,并展现新的特点。
        首先，国际力量重组史无前例地冲击着西方国家对国际体系的主导权，西方掌控的传统格局正在被打破，新兴力量与传统力量共同主导将逐步取代西方单独主导，前述标志性事件都可以见证这一历史变迁的进程,以及体系内在的变革。这种变革不是传统大国的轮流坐庄,而是体系结构顺应全球治理的革命性转型的开端，也是多样性统一的开始。体系结构的变革将使体系经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过程。
        其次，这一体系结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中美作为上述革命性变革的象征，它们的权重、重要性和作用凸显出来,双方之间实力差距会持续缩小,双方关系提升到全球层面,日趋平等性和合作性,兼具战略上的挑战性。对于它们自身来说，解决结构性矛盾，在新的基础上制定体系游戏新规则迫在眉睫；对于国际体系变革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世界来说，则意义非凡。中美是否能合作共治共赢，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两国的范围。如果中美双方无法摆脱企图主导对方的心态，无法建立起总体上战略互信、持续合作的模式,它们将面临对抗的风险。未来国际体系稳定的关键在于确保中美分歧不会从根本上危及其双边关系和整个世界形势。
        第三，由于世界经济力量和财富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东移,区域综合实力的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亚太地区不仅有比欧洲——大西洋地区更大的战略空间和发展空间，而且具有有效利用这一空间的能力，世界权力中心开始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这次转移是和平转移，区别于历史上的战争转移，更大的历史意义可能是去霸权化，即由亚太地区主导的未来世界权力中心不再成为掌控其他地区的工具，而成为全球和地区合作的枢纽。这就需要中美两国之间建立起在深度、广度和信任度上可以与美欧关系媲美的关系,但是在性质上又迥然不同，难度颇大。
        第四，与历史上不同，这次国际体系变革不再是大国的专利，一直苦于在世界舞台上被边缘化的中小国家和地区权力中心,如77国集团、非盟、东盟等,也能汇集起来，以组合形式或更灵活的方式，在体系变革中积极发挥独特作用，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是世界权力分散化进程的有力表达。
        最后,未来国际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主要还是建立在硬实力基础之上,但是,软实力的对比和分布,日趋重要，成为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演进的重要驱动力。基于各大文明的理念、价值、文化及其集体认同，将奠定国际力量平衡分布的坚实基础。这是历史进步的表现。
三
        国际体系规制是国际体系的要素之一，也是主体间关系所依赖的重要规则，它具有权威性、制约性和关联性,其基本功能是调节和制约体系成员的行为，进行全球治理。体系规制的变异是当前体系变革的重要因素。既然传统的体系规制主要反映了西方世界的利益需求，不能满足新兴国家的发展利益,也无法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它的变革也就势在必行。尤其是全球问题的重要性和危机的日益凸显，集中暴露了原有体系规制在应对全球挑战中有效性及充分性的致命缺失，显得乏力。人类对全球问题认知的巨大变化，全球互动内容广、规模大、强度高，必然要求体系规制的相应改变，使之朝着全球治理的方向发展。新兴国家在塑造21世纪的新规则中，已经并将继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样就使得体系规制的价值及其合法性得到提升。体系规制的变革由此获得了内在的动力。
        国际体系规制包括一系列有形和无形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安排，它们大多在没有中央权威的情形之下运作。因此，体系规制变革的指导思想是：主体多元化，权力分散化，认同多重化，议题多样化，“国际”社会化，秩序管理化，目标一致化，决策程序化，行动协调化，治理合作化，利益共赢化。这就意味着规制变革要以多元和谐合作为手段，以全球治理为重点，向着推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演进。这种主体间关系的渐进以及实践互动的变化，意味着体系中权力和规则的嬗变。为了达此目的，体系规制变革必须遵循相应的基本原则。
        第一是共同利益原则。各方在决策及行动时必须兼顾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需求，考虑、维护和推进共同利益，确立共赢标准和机制，并为整个体系分担责任与义务。促进共同发展是基础，实现互利共赢是目标，即最终实现世界各国利益和全人类利益共赢。
        第二是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分别承担相应的义务和采取各自的行动，并建立监督、问责、惩处等有利于促进遵约行为的机制。其中，各方严格履行各自责任是核心。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对于国际合作共治至关重要。责任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发达国家要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
        第三是公平原则。显然,这需要西方世界作出让步,接受调整，以反映当下的全球平衡。在治理决策机制中，权力划分要逐步趋于公平，在议程设定、规制修订、话语权等方面，体现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协商，努力认真地解决双方的争议，使之更具代表性、向心力和作用力。这也需要新兴国家对建立在新规则之上的国际秩序恪守承诺。例如，二十国集团是新兴国家走向成熟的标志，这将彻底改变全球贸易谈判中的决策机制，进而成为事实上的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协商机制和决策机制，而且，新兴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至少增加5%，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至少增加3%，这是一个良好变革的开端。
        第四是多边原则。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密不可分，多边主义与民主、协调、合作及多边规制相联系，它强调协商一致或共识决策,这有利于规范各国行为，有利于形成国际体系内的合力。
        第五是大国平衡原则。体系规制安排既要与现存大国间权力平衡相适应，又能容纳未来的变化。主要大国一致，特别是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机制化合作，是体系规制成功的必要条件，其中，美国的赞同尤其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因为它几乎可以阻止任何事情。这就需要相互间多次或连续互动,进而进入较大范围内的开放性互动。[5]互动的目的是达到大国合作共治。
        第六是适当原则。体系规制的内容和形式及其产生的行动与后果，不能超过约定的目标和底线，超过了必要性的界限，在地方或国家可以办好的事务上越俎代庖，尤其是被霸权国用来实现自己的私利，就被认为是不适当的。
        第七是灵活性原则。体系规制需要灵活性以应对各种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会使原有规制不适应情势的发展,或使体系成员规避原有规制，使之减效甚至失效。
        只有按照上述原则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规制才能满足国际体系变革的要求。而且，按照奥兰·扬的观点，“透明度的增加、权力的分散、相互依存度的提高”,都是提高国际规制有效性的重要因素。[6]一个良好而有效的国际规制将奠定全球新秩序的基础。

        当前国际体系变革的深刻背景是体系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在全球化大趋势推动下，世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正在突破工业文明的框架，各种要素全球流动，人类社会生活加速跨越国家和地区，迈向全球社会以及更具活力的区域社会，其内涵和外延几乎覆盖了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以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暖和恐怖主义为代表的全球问题空前激化，出现了危及人类生存的状况，从全球公共事务的角度，全球治理越来越成为世界的共识。基于全球市场、全球资源配置和分工的全球经济日趣紧密相互依存，体现了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需求，逐步奠定了全球社会的基础。四通八达的信息通讯、便捷的交通运输促进了全球信息、人员和物质的自由流动，人类的社会和时空观念开始具有全球特征，其中，全球范围内各大文明、文化的持续互动、交流、融合和补促，逐步形成某种观念和身份的认同，由此构成全球社会的文明和文化的基石。人们已经发现，构成现代国际体系的历史条件正在悄然发生根本变化，体系转型乃大势所趋。世界各国都必须适应这种变化。首要的条件是新观念的建构，即人类共存、各国共赢的理念逐步上升为主流和共识，对话、协调和合作，尤其是大国合作共治，成为首选的共事方式，减弱观念竞争、行动对抗的强度。共有观念不断得到扩大。总之，这首先是当前国际体系观念结构的变革。这种变化会直接导致体系基本形态及其成员行为模式的变异。
        人类社会业已展开的历史性变迁,涉及国际体系性质的转换。体系根本变革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国际议事日程向全球议事日程转变，即问题领域从量到质的转移，从国际间的安全问题到广泛的全球问题，从国家的生死存亡到兼顾国家和人类整体的生死存亡，从人类社会的局部利益到全局利益。这种巨变极大地丰富了当代的时代性内涵，赋予建构新体系的历史使命，也极大地扩展了多元主体间合作、竞争和冲突的空间及强度。目前,国际体系的变革尚处于转换过程之中,虽然出现了很多积极变化的迹象,但原有的世界民族国家体系还未根本动摇,国家主权原则仍然是国际活动的基础,体系变革尚未达到转型的临界点。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谓的“本体延续，要素变更”。[2]
        其中，值得强调的是，外在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也是体系环境变化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交通和通讯的高技术化，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增强了体系的致密性，拓展了体系空间和边界，赋予其真正的全球性。对于这一点，全球具有共识，但要适应它，颇有难度。
        全球化带来的不纯粹是国际体系内部关系的调整，而且带来足以影响体系的非同寻常的全球权力分配，这种权力分配超越体系本身。当前国际体系变革随着新的全球力量的出现和强化而发生。因此，在权力逻辑上，不再只有单一的垄断性的国家权力，全球民间社会与全球市场作为国家的反权力，开始与国家一起分享权力，在这三个权力容器之间进行“变位权力行为”的反复作用，以改变全球权力独享秩序，这足以影响体系的运作，改变国家行为并给国家带来许多难题。
        上述全球化条件下种种巨大变化,涉及国际体系规模和强度的转换。这是体系的关键性变化。当前,国际体系已经达到了地理上扩展的极限,尔后其主要的扩展趋向是强度的增强。但无论是体系规模还是体系强度的变化，都是对国家的极大挑战。
二
        罗伯特·吉尔平特别强调国际体系变革的主要原因在于体系的失衡。这里说的是由于大国兴衰导致实力对比开始逆转，从而使得体系结构遭破坏而重组。体系变革会在主要国家之间的总体权力框架结构内发生。其中，新兴大国群体的崛起是体系结构变化的最重要因素。当然，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它们在议程设置、规制倡导和全球网络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会加速这种历史性变化。上述变革涉及体系的系统性变化。
        当前，政治多极化气贯长虹。在“美国世纪”中，精英大国的数量直线下降，而现在历史似乎开始逆转，新兴大国的数量急剧上升。国际金融危机则成为全球经济秩序调整的契机和动力。在这种国际形势下，国际体系确实酝酿着重大力量转变，总体趋势是超强走弱，诸强易位，权力开始转移并重新分布。有的学者认为，国际力量重组导致了得势、守势、失势和弱势群体的形成。[3]国际力量对比的基础是实力。
        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在内的新兴大国群体迅速崛起,出现了一些新的组合和标志性事件,在国际舞台上演绎了自己的精彩：“金砖四国”形成并举行了首次领导人峰会,“基础四国”形成并在哥本哈根本全球气候峰会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印度、南非、巴西三国“准联盟”也生气勃勃,巴西和土耳其另辟蹊径，说服伊朗履行德黑兰宣言的承诺，二十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份额或投票权得到提高，这些明确的信号充分表明，在重大国际决策中，新兴国家不再是看客，而是走上前台，成为平起平坐的协商者。事实证明，新兴国家有强大的协调能力，它们彼此之间交流得越多，合作得越好，发达国家就越能听取它们的意见。新兴大国开始进入体系核心,它们的国际形象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讨论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地区灾难、贸易金融、和平安全等重大国际问题时，它们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这是国际力量此消彼长的必然结果。虽然这仅仅是变革的开始，但对于体系演化而言，显然具有历史性意义。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力量对比格局重组的主要推动力。
        新兴力量的快速上升，造成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等传统大国或大国群体的相对衰落，尤其是超强国家——美国，历经“9·11”恐怖袭击和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最近两场战争,已从霸权顶峰跌落，连奥巴马政府今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霸权是有限的，其政治霸权受到制约,经济霸权受到重创，唯有军事霸权一枝独秀且被滥用，致使外交军事化,战略冒险几率增大,但在貌似攻势中尽显守势,力不从心,世界领导力遭到质疑,至今尚未从近十年的政治经济失败对其地位造成的严重打击中恢复过来,同时却又感受到世界对它越来越大的冲击力,可供操控的战略空间减少,软硬实力走弱，从而滋生了一种战略焦虑或战略恐慌症。美国从绝对优势地位向相对优势地位转移，是一个逐渐下滑的漫长历史过程，在未来一个相对较长时期内，它依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力量，这源于它的修复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对于世界事务的操控能力，它和它所创设的国际体系比人们想象的更有韧性。
         欧洲一体化处于胶着状态,美国著名学者查尔斯·库普钱甚至断言,“欧盟正在走向死亡----不是突然、一下子死去，而是缓慢、逐渐地死去”。[4]欧盟尽管还不至于沦落到如此地步，但欧盟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正在失去世界影响力，欧盟虽然奋力抢占世界道德高地，力图主导全球治理，占领全球绿色技术市场，但仍面临在世界权力结构中被边缘化的危险。日本一直原地踏步,未能摆脱经济低迷、国内乱局，也始终未能跳出美国的手掌心，难以发挥独立的、全面的世界影响力，而且，随着对外援助的减少,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弱化。俄罗斯竭尽全力重振雄风，依靠强悍的姿态、娴熟的外交、丰富的能源，纵横捭阖，看起来比真正的强大还要强大，其实，除了作用日益衰败的战略核力量之外，俄罗斯总体上不具有全球份量。欧、日、俄均属于走下坡路的失势力量。
        世界格局中各大战略力量的基本走势及其力量对比的重大转变，必然导致国际体系结构的嬗变。这涉及体系构成实体的变异及其权力分配变化。目前，这种重大力量对比的变化尚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之中，还没有出现拐点,但已经朝着有利于新兴力量的方向加速发展,并展现新的特点。
        首先，国际力量重组史无前例地冲击着西方国家对国际体系的主导权，西方掌控的传统格局正在被打破，新兴力量与传统力量共同主导将逐步取代西方单独主导，前述标志性事件都可以见证这一历史变迁的进程,以及体系内在的变革。这种变革不是传统大国的轮流坐庄,而是体系结构顺应全球治理的革命性转型的开端，也是多样性统一的开始。体系结构的变革将使体系经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过程。
        其次，这一体系结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中美作为上述革命性变革的象征，它们的权重、重要性和作用凸显出来,双方之间实力差距会持续缩小,双方关系提升到全球层面,日趋平等性和合作性,兼具战略上的挑战性。对于它们自身来说，解决结构性矛盾，在新的基础上制定体系游戏新规则迫在眉睫；对于国际体系变革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世界来说，则意义非凡。中美是否能合作共治共赢，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两国的范围。如果中美双方无法摆脱企图主导对方的心态，无法建立起总体上战略互信、持续合作的模式,它们将面临对抗的风险。未来国际体系稳定的关键在于确保中美分歧不会从根本上危及其双边关系和整个世界形势。
        第三，由于世界经济力量和财富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东移,区域综合实力的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亚太地区不仅有比欧洲——大西洋地区更大的战略空间和发展空间，而且具有有效利用这一空间的能力，世界权力中心开始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这次转移是和平转移，区别于历史上的战争转移，更大的历史意义可能是去霸权化，即由亚太地区主导的未来世界权力中心不再成为掌控其他地区的工具，而成为全球和地区合作的枢纽。这就需要中美两国之间建立起在深度、广度和信任度上可以与美欧关系媲美的关系,但是在性质上又迥然不同，难度颇大。
        第四，与历史上不同，这次国际体系变革不再是大国的专利，一直苦于在世界舞台上被边缘化的中小国家和地区权力中心,如77国集团、非盟、东盟等,也能汇集起来，以组合形式或更灵活的方式，在体系变革中积极发挥独特作用，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是世界权力分散化进程的有力表达。
        最后,未来国际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主要还是建立在硬实力基础之上,但是,软实力的对比和分布,日趋重要，成为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演进的重要驱动力。基于各大文明的理念、价值、文化及其集体认同，将奠定国际力量平衡分布的坚实基础。这是历史进步的表现。
三
        国际体系规制是国际体系的要素之一，也是主体间关系所依赖的重要规则，它具有权威性、制约性和关联性,其基本功能是调节和制约体系成员的行为，进行全球治理。体系规制的变异是当前体系变革的重要因素。既然传统的体系规制主要反映了西方世界的利益需求，不能满足新兴国家的发展利益,也无法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它的变革也就势在必行。尤其是全球问题的重要性和危机的日益凸显，集中暴露了原有体系规制在应对全球挑战中有效性及充分性的致命缺失，显得乏力。人类对全球问题认知的巨大变化，全球互动内容广、规模大、强度高，必然要求体系规制的相应改变，使之朝着全球治理的方向发展。新兴国家在塑造21世纪的新规则中，已经并将继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样就使得体系规制的价值及其合法性得到提升。体系规制的变革由此获得了内在的动力。
        国际体系规制包括一系列有形和无形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安排，它们大多在没有中央权威的情形之下运作。因此，体系规制变革的指导思想是：主体多元化，权力分散化，认同多重化，议题多样化，“国际”社会化，秩序管理化，目标一致化，决策程序化，行动协调化，治理合作化，利益共赢化。这就意味着规制变革要以多元和谐合作为手段，以全球治理为重点，向着推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演进。这种主体间关系的渐进以及实践互动的变化，意味着体系中权力和规则的嬗变。为了达此目的，体系规制变革必须遵循相应的基本原则。
        第一是共同利益原则。各方在决策及行动时必须兼顾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需求，考虑、维护和推进共同利益，确立共赢标准和机制，并为整个体系分担责任与义务。促进共同发展是基础，实现互利共赢是目标，即最终实现世界各国利益和全人类利益共赢。
        第二是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分别承担相应的义务和采取各自的行动，并建立监督、问责、惩处等有利于促进遵约行为的机制。其中，各方严格履行各自责任是核心。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对于国际合作共治至关重要。责任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发达国家要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
        第三是公平原则。显然,这需要西方世界作出让步,接受调整，以反映当下的全球平衡。在治理决策机制中，权力划分要逐步趋于公平，在议程设定、规制修订、话语权等方面，体现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协商，努力认真地解决双方的争议，使之更具代表性、向心力和作用力。这也需要新兴国家对建立在新规则之上的国际秩序恪守承诺。例如，二十国集团是新兴国家走向成熟的标志，这将彻底改变全球贸易谈判中的决策机制，进而成为事实上的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协商机制和决策机制，而且，新兴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至少增加5%，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至少增加3%，这是一个良好变革的开端。
        第四是多边原则。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密不可分，多边主义与民主、协调、合作及多边规制相联系，它强调协商一致或共识决策,这有利于规范各国行为，有利于形成国际体系内的合力。
        第五是大国平衡原则。体系规制安排既要与现存大国间权力平衡相适应，又能容纳未来的变化。主要大国一致，特别是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机制化合作，是体系规制成功的必要条件，其中，美国的赞同尤其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因为它几乎可以阻止任何事情。这就需要相互间多次或连续互动,进而进入较大范围内的开放性互动。[5]互动的目的是达到大国合作共治。
        第六是适当原则。体系规制的内容和形式及其产生的行动与后果，不能超过约定的目标和底线，超过了必要性的界限，在地方或国家可以办好的事务上越俎代庖，尤其是被霸权国用来实现自己的私利，就被认为是不适当的。
        第七是灵活性原则。体系规制需要灵活性以应对各种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会使原有规制不适应情势的发展,或使体系成员规避原有规制，使之减效甚至失效。
        只有按照上述原则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规制才能满足国际体系变革的要求。而且，按照奥兰·扬的观点，“透明度的增加、权力的分散、相互依存度的提高”,都是提高国际规制有效性的重要因素。[6]一个良好而有效的国际规制将奠定全球新秩序的基础。

文献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