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亚信会议机制，促进中国安全外交
根据组织议程，第四届亚信峰会2014年5月21在中国上海举行，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派团与会，其中11位国家元首，1位政府首脑，10为国际组织领导人与会，自亚信会议成立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体现了亚信会议自身魅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届时，中国正式成为亚信会议主席国，一直延续到2016年第五届亚信外长会议。在这段时间，中国如何利用亚信会议平台、重塑亚信品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地区发展与繁荣，已经成为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
 
亚信会议践行亚洲新安全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5日在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同一天，外交部长王毅会见记者时表示，亚信上海峰会的主题是“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推动各国树立亚洲新安全观，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第二，亚洲事务应由亚洲主导解决，亚洲国家合作实现亚洲安全；第三，积极探讨建立亚洲安全与合作的新架构。
虽然层级不同，强调的方向似乎也不一致，但两个关于安全议题的声音在同一天发出来却是不同凡响。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厘清二者的内在关系和联系，找到它们的契合之处和焦点，才能更切合实际地进行实际操作。从习主席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上看，其强调更多的是国内安全，重点是要求以人为本，增进上下贯通、综合平衡的国际安全体系建设。值得关注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覆盖的范围极其广泛，但更多涉及了经济、社会、文化、社会、信息和资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如果说，全球治理的主要领域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话，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中国已经开始将国家内部的安全治理需要与全球治理进行对接，并努力寻求最具前瞻性的解决之道。
从这个意义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从国家的角度印证了亚洲新安全观的必要性。亚洲新安全观首先同样体现了互信、平等、互利、协作的精神与原则，同时体现了亚洲安全形势的特征。具体来说，亚洲新安全观同样不回避传统安全，但同时更关注非传统安全。在传统安全问题上，需要杜绝“相互确保摧毁”的破坏性思维，寻求确保相互安全以增进自身安全的建设性理念。这在本质上是要求各国议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方式来应对传统安全问题，这也正是（以）合作（促）安全的本意。亚洲地区安全形势极其复杂，域外大国干预时有发生，域内国家现代主权意识强烈，影响了安全合作的有效进行。
亚信会议可以成为实践亚洲新安全观的又一个重要地区机制。尽管亚信会议成员分布较为广泛，成份极为复杂，许多国家之间在政治理念、发展模式、民族宗教、社会文化等方面差异较大，但亚信会议自建立以来，成员国增长较快，并发表了一系列的宣言、声明和文件，并顺利举行了四届外长会与三届峰会，充分体现了具有较强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从内容上看，亚信会议讨论更多地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从地域上看，除了埃及和比较认同自己欧洲国家身份的土耳其，亚信会议的成员国都是亚洲国家，充分体现了亚洲国家主导亚洲事务、促进亚洲安全的宗旨。从趋势上看，亚信会议必将成为涵盖亚洲地区最广泛的安全合作架构，应对、处理和解决亚洲地区安全事务。
 
亚洲新安全观促进中国安全外交
安全外交的概念最早是杨洁篪任外交部长时在2008年6月在《求是》杂志上撰文最早使用的。他指出，要“积极展开安全外交。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在国际上与“台独”、“藏独”、“东突”等分裂活动进行坚决有效斗争，同时积极开展和深化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在2009年3月7日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杨洁篪专门阐述了“安全外交”的内容，表示要搞好安全外交，切实维护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利益。作为发表的官方文件，2010年版《中国外交》白皮书中对中国安全外交的基本界定，提出要全力做好乌鲁木齐“7·5”事件涉外工作，坚决遏制达赖集团“藏独”分裂活动，与西方反华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积极开展和继续参加国际反恐合作，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很明显，安全外交在很大程度上还包括针对国家内部事务免受外部干涉而进行斗争的外交政策与行为。由此可见，中国安全外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与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与安全利益高度相关的传统安全，针对世界上某一特定区域的地区外交，针对包括“藏独”、“东突”、“台独”等所谓“分裂活动”，以及“法轮功”敌对势力的分裂干扰活动，以及注重非传统安全的新安全观。可以说，中国安全外交是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为导向，以新安全观为指导，努力为国家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环境的外交政策和方针。美中不足的是，尽管其他国家领导人讲话也涉及安全外交的内容，但并没有直接用这个概念，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一概念的政策宣示效果。
亚洲新安全观体现了中国外交观念的转型，适应了中国外交发展新阶段的时代要求。从亚洲新安全的界定来看，至少具有两大新意：第一，增加了可持续安全的内容。它不仅具有“从长远和根本上保障安全”的含义，强调正确的安全理念、更可靠的机制保障、更多努力和更多投入，而且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主要表现为保护环境与生态，促进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与歧视、促进人类发展与福祉的包容性发展，以及重视互利共赢和伙伴关系的共同发展。这与国家总体安全观中强调人民安全、生态安全等也是高度一致的。第二，亚洲国家建立安全合作新架构，应对和处理亚洲安全事务。这在很在程度上是为了弥补新安全观既有的主要缺点，如仅具有概念或理念上的意涵，缺乏正式的、具有约束力的和可操作性的规范，评判既有的国际和地区机制，但不能自我建构出自己理想的国际安全机制和秩序。
亚洲新安全观与安全外交理念是基本一致的，安全外交是实践亚洲新安全观的基本途径。具体来看，亚洲是中国发挥安全外交关注度最强，发挥作用最大的地方。如果抛开亚信会议来看，从亚太地区来看，中国可以通过安全外交将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与东亚峰会整合起来，并形成相应的外长扩大会议和其他层级和具体领域的合作机制，形成具有广泛意义的东亚安全合作组织。如果从狭义的角度来看，以东盟 3合作机制为基础建立东亚安全合作组织，不仅具有东盟 3首脑会议和清迈倡议多边化，还有中日韩首脑会议为支撑，值得讨论的安全议题也比较多。当然，从目前来看，，新安全观和安全外交最为成功的可以算是上海合作组织，不仅成员固定，议题连贯，决议有效，行动有力，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极好声誉，吸引了众多的观察员国。
 
几点思考
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安全外交的重点仍将是周边地区，从广泛的角度来看，亚信会议成员国所在的地区基本上都可以算作是中国的大周边地区，其中的大多数与中国都具有较多的安全合作关系。如果说，国家总体安全观是实现“中国梦”的保障，则亚洲新安全观则是构筑“亚洲梦”的基础。两者呈现出内核与外环密切相扣、层层递进的关系。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10月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曾提出要着力推进区域安全合作，深化有关合作机制，增进战略互信。在今后两年的时间里，亚信会议都可以成为中国发挥主场外交的重要平台，与其他亚信会议成员国一道努力加强安全对话、协调合作，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繁荣富强的新亚洲。
亚信会议传递的是“亚洲方式”，还需要增强机制性建设，超越地区安全论坛的性质。为此，中国不仅要规划、设计和重构亚信会议在安全治理的地位、作用、规范和原则，而且要进行科学的议程设置，促进亚信会议逐渐适应与参照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模式，并在议题设置上更倾向于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进程，从合作管理非传统安全问题出发，力争取得预期的成效。在这一过程中，亚信会议需要与地区既有的其它安全合作机制相互借鉴，共同进步。
亚信会议需要以地区政治安全、经济与社会文化融合为最终目标，后继者更是前者能真正取得效果的催化剂。即使当前中国正在努力筹划准备有效实施“一带一路”建设，虽然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安全含义，但其本身也具有较强的非传统安全意涵。因此，从新安全观的角度来说，中国安全外交需要在理念上更趋完善，在实践上更为有效，在行动上更加有力，在国际上更受欢迎，有助于塑造和维持有利于共同和平发展的国际与地区安全环境，形成安全共担、共建、共享、共赢的地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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