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理论建构与内核深化
- 日本民主党时代的对俄关系及战略性展望
- 亚太两强竞争性合作格局趋势与中国外交
- 亚太区域架构变动的现状与前景
- 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前景与中国
- "保护海外能源利益"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新时期中国国际角色定位的内涵与意义
- 中国周边安全的新认知: 特点、功能与趋势
- 中美中东政策比较——理念、政策与贡献
- 日本海洋战略的内涵与推进体制 — — 兼论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的深层原因
- 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态势、中国的新角色及中国智库的新任务
- 中俄关系2015:高调前行、道路曲折
- 发展中国家建构自己理论的必要性
- 中国智慧与力量造福世界
-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助国际关系稳定
- 中国和平发展的有利条件和新旧困难
- 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智力支撑
- 中国外交新思路 新实践 新理论
- 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 中国外交:今年成绩超出预期
-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
- 中国外交与和平发展
- 《中国与拉美国家相互依赖模式研究》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国家民族”建构研究
- 《中国与拉美国家相互依赖模式研究》
-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
- 欧盟社会政策研究
- 《老挝与“一带一路”》
- 《非洲世纪的到来?:非洲自主权与中非合作研究》
- 《国际体系演进与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
- 上海服务中拉合作的现状与趋势——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与上海角色
- 上海服务“一带一路”经典案例2021
- 上海服务东盟地区“一带一路”建设 逆势成长与新挑战
- 中美关系正常化历史上的四次关键战略协作的启示
- 竞争但不失控:共建中美网络安全新议程
- 美国区域经济合作倡议的内涵、反响及前景
- 更多错失良机的悲剧:新冠疫情中的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力和经济损失
- 错失良机的悲剧: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力成本和经济损失
- Working Together with One Heart: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in the Coronavirus Crisis
- 全球协作抗击新冠病毒:作用、经验与启示
摆荡在“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分离”之间的中日关系
2014-04-11
2014年4月1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会专门举办了一场主题为“中日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的中日CEO对话会。会议主席分别为日本经团联副会长、事务总长中村芳夫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于平,出席嘉宾除了中日双方经济界的领军人物外,日本前首相、博雅亚洲论坛理事长福田康夫和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曾培炎则分别以中日首席嘉宾的资格出席会议,其隆重程度在整个年会中可谓无出其右。
当然,两国的前政界要人受邀出席一场经贸对话会,个中缘由除了中日两国地位显要、动见观瞻,经贸交往联系紧密及尊重外交礼节外,更为重要的恐怕是主办方想借助他们的政治经验为目前踯躅不前的中日经贸关系贡献智慧吧!
众所周知,中日早已互为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2013年的双边贸易总额高达3125.5亿美元,且两国已开始互持国债,双边贸易也实现部分直接结算。此外,从结构上看,两国经贸关系的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从范围上看,无论是环境治理、提高能源利用率,还是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双方的合作潜力可谓无穷。若单从经济角度来看,中日经贸合作的现状应该充满活力,且前景光明。然而,从2012年开始,无论是贸易总额,还是日本对华投资,均呈现持续下滑的趋势。另据日本驻华使馆的调查,目前约有10%的在华日企已经或准备撤资。上海甚至还成立了专为准备撤资的日企提供意见咨询的企业。不可否认,在华日企撤资与中国用工成本上升等因素息息相关,但调查显示很多企业却将原因归咎于中日政治关系的僵化导致中国投资环境的恶化。因此可以说,政治因素是困扰当前中日经济关系踯躅不前,并导致前景难测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表面上看,因日本在钓鱼岛、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全面挑战中国底线导致两国关系跌至邦交正常化40多年来的谷底,但实际上这是中日两国战略互疑加深的一种集中爆发。通常而言,政治与经济如同自行车的前后两轮,其中如果有一轮出现故障,不但另一轮难以正常运作,最终势必导致整个自行车寸步难行。按照正常逻辑,此刻两国应该摆出诚心、拿出耐心,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正确处理好横亘在双边的一系列敏感议题,寻求妥善管控分歧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既为经贸关系的推进努力营造适当的氛围,又可转圜战略互疑的紧张,再逐步使双边关系回归正轨。但现实中,日本却一直奉行“政经分离”的方针,一厢情愿地希望中国能顺从日本的意图,放弃在领土和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只在经贸等领域深化双边合作与相互依存。进一步地,为了实现上述方针,日本又意欲通过强化日美同盟、拉拢周边国家等对冲方式,迫使中国就范。
显然,这势必严重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因此中国对此的基本立场向来都是坚持“政经不分离”,强调两国关系中“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的重要性。而为实现这一目的,中国也开始在国内、国际两个舞台上打出一个个针对日本的组合拳。这样,在“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分离”这两种针锋相对方针的直接碰撞下,不但直接导致2年来两国高层领导的互动基本中断,民间的彼此好感度也创下历史新低,分别有90.1%的日本人和92.8%的中国人回答对对方国家“印象不好”,并使得推动双边经贸合作的大环境被严重破坏,还严重制约了两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的合作意愿。
从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两国之间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全面爆发的现状来看,两国围绕着“政经分离”和“政经不分离”的新一轮角力势将持续一段时间。但同时必须认识到的是,作为中国的应对之策,在讲原则的同时也需要一些政策上的灵活操作,杜绝“泛政治化”的一刀切手法,既不在矛盾面前退缩,也不刻意激化矛盾,更努力在矛盾中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即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时既要关注钓鱼岛、靖国神社等敏感问题,又不能完全被这些问题所牵制,更不能因而影响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方针。
具体到经贸领域,无论是合作还是竞争,更多的不是强调“零和博弈”,而是“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平衡问题,如何拿出思路,努力使之朝着互利共赢的道路上发展才是核心。从这一角度而言,中日双方若能充分活用此次CEO对话的平台,为双边关系现状的改善,并对规划未来美好前景提出个具体性、可操作性的路径依赖的话,则中日关系幸甚!
当然,两国的前政界要人受邀出席一场经贸对话会,个中缘由除了中日两国地位显要、动见观瞻,经贸交往联系紧密及尊重外交礼节外,更为重要的恐怕是主办方想借助他们的政治经验为目前踯躅不前的中日经贸关系贡献智慧吧!
众所周知,中日早已互为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2013年的双边贸易总额高达3125.5亿美元,且两国已开始互持国债,双边贸易也实现部分直接结算。此外,从结构上看,两国经贸关系的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从范围上看,无论是环境治理、提高能源利用率,还是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双方的合作潜力可谓无穷。若单从经济角度来看,中日经贸合作的现状应该充满活力,且前景光明。然而,从2012年开始,无论是贸易总额,还是日本对华投资,均呈现持续下滑的趋势。另据日本驻华使馆的调查,目前约有10%的在华日企已经或准备撤资。上海甚至还成立了专为准备撤资的日企提供意见咨询的企业。不可否认,在华日企撤资与中国用工成本上升等因素息息相关,但调查显示很多企业却将原因归咎于中日政治关系的僵化导致中国投资环境的恶化。因此可以说,政治因素是困扰当前中日经济关系踯躅不前,并导致前景难测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表面上看,因日本在钓鱼岛、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全面挑战中国底线导致两国关系跌至邦交正常化40多年来的谷底,但实际上这是中日两国战略互疑加深的一种集中爆发。通常而言,政治与经济如同自行车的前后两轮,其中如果有一轮出现故障,不但另一轮难以正常运作,最终势必导致整个自行车寸步难行。按照正常逻辑,此刻两国应该摆出诚心、拿出耐心,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正确处理好横亘在双边的一系列敏感议题,寻求妥善管控分歧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既为经贸关系的推进努力营造适当的氛围,又可转圜战略互疑的紧张,再逐步使双边关系回归正轨。但现实中,日本却一直奉行“政经分离”的方针,一厢情愿地希望中国能顺从日本的意图,放弃在领土和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只在经贸等领域深化双边合作与相互依存。进一步地,为了实现上述方针,日本又意欲通过强化日美同盟、拉拢周边国家等对冲方式,迫使中国就范。
显然,这势必严重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因此中国对此的基本立场向来都是坚持“政经不分离”,强调两国关系中“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的重要性。而为实现这一目的,中国也开始在国内、国际两个舞台上打出一个个针对日本的组合拳。这样,在“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分离”这两种针锋相对方针的直接碰撞下,不但直接导致2年来两国高层领导的互动基本中断,民间的彼此好感度也创下历史新低,分别有90.1%的日本人和92.8%的中国人回答对对方国家“印象不好”,并使得推动双边经贸合作的大环境被严重破坏,还严重制约了两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的合作意愿。
从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两国之间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全面爆发的现状来看,两国围绕着“政经分离”和“政经不分离”的新一轮角力势将持续一段时间。但同时必须认识到的是,作为中国的应对之策,在讲原则的同时也需要一些政策上的灵活操作,杜绝“泛政治化”的一刀切手法,既不在矛盾面前退缩,也不刻意激化矛盾,更努力在矛盾中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即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时既要关注钓鱼岛、靖国神社等敏感问题,又不能完全被这些问题所牵制,更不能因而影响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方针。
具体到经贸领域,无论是合作还是竞争,更多的不是强调“零和博弈”,而是“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平衡问题,如何拿出思路,努力使之朝着互利共赢的道路上发展才是核心。从这一角度而言,中日双方若能充分活用此次CEO对话的平台,为双边关系现状的改善,并对规划未来美好前景提出个具体性、可操作性的路径依赖的话,则中日关系幸甚!
文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