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2012年底开始，美国突然提高调门，在网络问题上对中国大加指责。网络问题一下子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热点问题，排在了双方领导人和外交官们会谈议程的重要位置，也成为两国智库学者讨论双边关系时的重要内容。本文作者认为，除了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的实力、利益和观念存在不同之外，中美在网络空间发生争议还有着其它一些重要的原因。
首先，美国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在国内面临来自国会、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巨大挑战，把中国塑造成网络空间的竞争对手，夸大中国在网络安全领域对美国造成的损害，有利于减轻美国国内矛盾，便于政府推动其网络空间战略。奥巴马政府在《网络空间政策评估》、《网络空间国际战略》两份重要报告中明确了要通过增加构建网络权力（Cyberpower），谋求在网络空间中的主导权。但实际上，美国的网络资源主要分布在以微软、谷歌等重点领域的IT企业(中国称之为八大金刚)、ICANN, IETF等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社会之中。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国内立法和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整合上述分散在非国家行为体中的网络资源，但这一举动受到了IT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强烈抵制。奥巴马政府在2011至2013年期间推动的《网络情报分享及保护法案》（CISPA）、《禁止网络盗版法案》（SOPA）和《保护知识产权法案》（PIPA）等法案都在国内面临强大的抵制，谷歌、雅虎、亚马逊、人权观察、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等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结成反对联盟。
上述困境强化了美国政府要进一步夸大中国网络安全威胁的动机。2013年2月，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的曼迪昂特网络安全公司发布了一份名为《高持续性威胁：揭示一个中国网络间谍部队》的报告，目标直指中国政府。报告发布后，白宫、国会都在第一时间借此批评中国，主流媒体也纷纷跟进。借此机会，美国国内在网络安全合作的问题上形成联盟，直到“斯诺登事件”分裂了这一联盟。主动出击，迫使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一系列议题上跟随政府脚步，强化了美国政府在网络议题上的领导力，使其可以更好地推进网络空间战略。
其次，网络空间具有的战略性、敏感性、可塑性和模糊性特点使网络问题容易被媒体炒作，迅速进入美国的政治和外交议程。战略性是指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乃至整个地球村正常运行的、不可或缺的平台，特别是金融、能源、电力、交通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有赖于网络空间的安全，因此网络空间的安全与美国国家安全高度相关。敏感性是指网络空间中存在着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资源，以及大量的敏感信息，对资源的利用和监管、对信息的保护和监控牵涉到知识产权保护、反恐、人权等美国国内政治中相当敏感的议题。可塑性是指网络空间虽然已经成为人类生活工作的重要平台，但人们对其运行的规律、特点以及它对现实世界产生的影响等问题了解得并不充分；也就是说，人们对网络空间的认识仍然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很容易受到外部的影响。模糊性是指目前网络空间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网络的匿名和跨国界的特点决定了网络攻击、网络犯罪和网络间谍等行动不但难以察觉，即使发现了也难以寻找到有效的证据证明攻击的实施者，同时，被指责的一方也难以出示证据自证清白。
上述特点使得整个美国社会（特别是媒体）既高度关注网络空间的安全问题，又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和心理准备对特定的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在危害产生后，容易以激烈的态度进行回应，且急需树立一个“靶子”进行攻击。媒体在报道网络安全损失时，常常会使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政府官员和议员们在谈及网络问题时，也会倾向于扩大问题的严重性，这客观上加重了公众的恐慌心理。例如，美国知识产权偷窃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的报告结论称，美国每年因知识产权遭到偷窃造成的损失同美国对亚洲的出口总额相当，约为3000亿美金。这家机构并没有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只是危言耸听地提出了一个极为夸张的数据。虽然这个数字的合理性受到质疑，但这份报告却广泛流传并引起了各方严重的担忧。把中国塑造成具有强大网络技术力量，并从事“网络间谍”和“网络审查”的国家，也符合上述寻找“靶子”的心理状态。
第三，中美双方的国内决策程序不同，导致沟通机制不畅，互信缺失，无法对网络问题进行有效管控。网络在美国是战略性议题，而在中国则只是政策性议题。美国是互联网的诞生地，也是全球网络经济、网络政治、网络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因此，美国政府历来重视网络的作用，特别是奥巴马成功地借助社交媒体登上总统宝座，对网络空间的价值更为青睐。奥巴马总统上任后，先后推出了《网络空间政策评估—保障可信和有韧性的信息和通讯基础设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两份报告，把网络提高到战略性地位，成立了白宫网络事务办公室、国务院网络事务协调办公室。此外，美国还成立了网络司令部，大力发展网络作战力量；把网络空间的“国际秩序”与二战后建立的经济和军事安全全球框架相提并论，目标是要建立美国在网络空间的绝对霸权。除了上述的管理体制变革，在政策执行层面，奥巴马总统也是亲自出面统筹协调，国防部、国务院、国土安全部、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部门负责人都是小组成员。反观中国，虽然近年来网络经济蓬勃发展，相关公司已经跻身世界一流，但一直到最近，网络安全问题才刚受到应有重视。2014年2月27日，由习近平担任组长、李克强担任副组长的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立标志着建设网络强国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战略目标，也标志着中国的网络安全战略、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即将形成。
目前，中国的网络空间战略尚在制定当中。一方面，网络的战略性定位尚在探索之中，和网络有关的管理职能分属各个不同的部委，如工业与信息化部负责网络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和事故应急响应处理；国务院新闻办负责互联网内容管理，其下属的国务院信息办负责全国的信息化建设；公安部负责维护网络安全，打击网络犯罪；国防部负责网络军事攻击防卫。另一方面，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机制，没有更高一级的负责机构。这使得中美之间难以展开战略性的网络问题对话。2013年之前，在双边层级只有中国互联网协会和美国微软公司主办的“中美互联网论坛”，至今已经举办了六届。另一个重要的对话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举办的“二轨对话”，双方负责网络事务的官员都会参加上述会议。即便如此，双方仍旧存在沟通不畅，互信缺失的问题。这种情况使得美国更多的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向中国施加压力，激化矛盾。直到2013年的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中美双方才正式建立起高层级的网络对话机制，开展了第一次网络工作组会议，并就制度建设、网络外交、国际规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从技术层面而言，要加强两国计算机网络应急响应机构之间的合作；从执法层面，要加强打击网络犯罪的执法合作。这次对话后，双方在网络领域的争执明显下降。
最后，在国际层面，中美之间在网络问题上的冲突与国际网络空间的“建章立制”进程交织在一起。中美在网络空间治理的政策理念上分属不同阵营，美国是信息发达国家的代表，而中国则是信息新兴大国的代表。2011年开始，中美双方作为各自阵营的代表，在诸多场合就网络空间治理的理念、平台和路径的选择展开了一系列的较量。中美双方在网络空间建章立制上的观点、立场不同并不必然导致双边冲突，但由于网络问题在进入国际议题后表现出的不确定性加重了双方的互信缺失。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特征，及其不断处于演进过程的特点，人们对网络中的权力与资源、及其划分方式尚无统一的认知，这使得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各行为体首先想到的是约束对方，增强自身实力。美国的国际议程设置集中在网络自由、网络安全、网络军控等议题上，拒绝联合国在网络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表现出一副要建立网络空间霸权姿态。而中国则更加重视网络发展、网络经济和网络能力建设等议题，强调网络的主权性质和国家在网络空间中的领导地位。上述现象直接导致了网络空间“建章立制”陷入困境，双方都将责任归于对方。
虽然中美双方在网络问题上存在诸多矛盾，但作为两个重要的网络大国，双方在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发展网络经济、促进社会的信息化水平等领域存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立将会提高网络议题在中国的战略地位，有助于双方开展战略性对话，并且将对话成果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之中。另一方面，2014年3月14日，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宣布将放弃对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的控制权，将其移交给全球多利益攸关方（Muiti-stakeholder）。美国此举将会对网络空间治理产生积极影响，也为中美双方缓和在网络空间建章立制上的对立、增进双边互信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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