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对日本公共外交的特点进行了概述性分析，首先是其行为主体的多元性，即，日本公共外交以政府主导并由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和地方外事等主体构成的特点；然后是其行为对象的渐增性，即，日本公共外交的对象最初集中于美国和东南亚，后来逐步向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扩展的特点；第三是其目标的政治性，即，日本公共外交的目的具有从改变“军事国家”形象和为经济“铺路开道”的实用特点，向为实现政治大国服务转变的特点；第四是其手段的多样性，主要通过经贸、文化、教育以及观光等领域的活动，概述了日本广报文化外交的多重手段。

        日本一向重视公共外交，他们认为公共外交的作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以外国政府为对象，还应通过直接和间接途径对外国公众做工作以加深他们对本国的理解，树立本国在对象国的形象，争取他们对自己国家政策的支持。 日本外务省负责公共外交的机构称“广报文化交流部”，其英语名称是“Public Diplomacy Department（公共外交局）”，“广报文化外交”这一日语提法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日本公共外交的特点，比如，日语“广报（public relations）”一词的意思是“公关活动”，所以，“广报文化外交”也就比较贴近日本公共外交的内容与做法，反映了日本公共外交更重视文化交流的事实。本文旨在从主体、对象、目的和手段四个方面，对日本的“广报文化外交”，即，公共外交的特点进行分析。
一、行为主体的多元性
        日本的公共外交不仅是外务省的工作，包括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和地方自治体（即地方政府）等各种主体之间的互相合作所构成的网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日本的公共外交一开始就呈现了由政府主导，由民间机构实施而展开的特点，政府与民间相互配合，交叉进行，相得益彰，形成了日本公共外交的一大特色。
        首先，日本政府设立了相应的机构走到前台直接推动公共外交的展开。比如，，1990年6月，日本政府设立了“国际文化交流推进会议”，目的是综合协调政府各部门开展的作为公共外交重要内容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日本外务省负责公共外交的机构是“广报文化交流部”，该部内设：广报文化交流部长和大臣官房审议官（或参事官）负责广报文化交流；综合交流课和文化交流课；独立行政法人“国际交流基金”等三个主要部门。“国际交流基金”是外务省直接主管的国际交流机构，该“基金”设立于1972年，是日本外务省推进公共外交的最重要平台，它在日本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被称为 “是关乎日本百年大计”的事业。
        第二，非政府组织日益扩大并与政府交叉发挥作用。其实，早在战后初期，从1953年开始，日本政府就开始向非政府组织“财团法人国际文化振兴会”、“国际学友会”等团体提供资金，支持它们从事国际交流活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前，日本以“纯”民间为主设立的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团体，只有“国际文化会馆”和“日本国际交流中心”两家。其中，“国际文化会馆”是在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帮助下，由日本政治家松本重治出面建立的，其政治背景不言而喻。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一共出现了43个NGO组织，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NGO组织已经发展到200多个，而2001年则增加到400多个。
        第三，非盈利组织的活动接受政府支持，互相配合，相得益彰。“NPO”（非盈利组织）的概念本来最早在美国被广泛使用，1990年以后，特别是阪神大地震之后，在日本也迅速发展起来。日本的民间公益法人制度，根据民法规定包括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还包括学校法人、宗教法人和社会福祉法人等，对于“NPO”，虽然没有统一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制度，但是实质上都处于政府的强力管理之下。日本政府对于这些草根主体所开展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是给与肯定和支持的，因为日本政府开始意识到国家活动所不能进入的领域是可以利用民间团体来进入的，所以，自1991年“日美中心”设立之后，日本政府开始与非国家主体合作，并开始支援其中的非盈利团体的活动。
第四，“地方外事”也发挥了应有作用。本来，“地方外事”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友好城市进行“民间”交流，比如，日本的友好城市从1960年到1980年间增加了335对，之后的八十年代则增加了457对。但是在日本，地方自治体（即，地方政府）从“地方外事”的意义上开展更广泛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这方面，神奈川县表现得尤为突出，1975年该县知事长洲一二还率先提出了“民间外交”（People to People Diplomacy）的概念，他认为，应该从世界、国家和地方三重结构中来理解国际关系，不应只拘泥于国家层面的外交，以市民为核心的“外交”，也是解决问题的构成要素。
        另外，日本企业也在经济活动的同时注重与所在国进行文化交流，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地方外事等构成了日本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网络。
二、行为对象的渐增性
        战后日本公共外交的对象最初主要集中在美国、东南亚和中国三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战后初期日本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占领国美国以及未来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东南亚，并以这两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心，逐渐向其他地区和国家扩散。日本对中国的公共外交是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后逐步展开的，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对华公共外交的力度更有明显加强。
        首先，对于战后日本的政府责任者来说，外交的“重点是加强和美国的关系”， 与占领者美国之间的互相理解是战后日本外交的当务之急。他们认识到战后的日本必定要在一定的期间内与美国打交道，所以，美国成为日本公共外交对象的首要国家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对美公共外交的主要形式是教育与文化交流，最初始于“日美富布赖特计划”，该计划是以《富布赖特法》（Fulbright Act）为基础的 。1951年，日美两国制定了“日美富布赖特计划”，开启了战后两国之间的教育与文化交流之门。根据该计划，日本从1953年开始正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又根据该计划的双向性规定，美国也向日本派遣了留学生。比如，截至1966年，日本向美国派遣的留学生平均每年是257人，美国向日本派遣的留学生平均每年是51人。
        “福田构想”是又一个以美国为对象的交流计划。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访华和美元与黄金脱钩，两个“尼克松冲击”都让日本措手不及，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开始重新思考如何与美国进行有效的沟通。当时，曾经以“富布赖特法”形式留美归国的人员建议设立“大型对美文化交流基金”，日本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外相福田赳夫指示外务省着手实施这个计划，建立以对美交流为主的大型文化交流机关。这个机关就是上文提到的“国际交流基金”，也就是说，“国际交流基金”建立之初，是以对美文化交流为主要目的的。
        其次，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是冷战期间在美国企图建立东南亚反共阵营的背景下开始的。1954年，随着对东南亚战后赔偿的开始，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也重新恢复。作为经济交流的一部分，日本政府也以东南亚国家为对象建立了“外国人留学生制度”；1959年和1962年，日本总务省又开始了“青年海外派遣”和“外国青年招聘”计划；1967年，日本文化厅还建立了“艺术家在外研修制度”等。这些都是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展开的交流活动，当然，这些活动在当时还没有形成规模。
        日本真正较大规模地开始与东南亚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 当时在美国有意“收缩”的背景下，日本开始与这些国家加强交流，增加意在增强日本的影响力。1974年田中访问东南亚时就遭到当地民众和学生的抗议和示威，也使日本政府认识到了单凭经济合作维持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局限性。于是，外务省开始思考在经济交流的基础上还要加强文化交流，最著名的是1977年，福田赳夫访问东南亚时提出的“福田主义”，强调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心心相连”，真正开始了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合作。
        1978年12月和1979年8月，日本政府分两次共向东南亚国家提供了50亿日元的援助作为东盟文化基金；1987年日本发展基金（AJDF）向东盟提供20亿美元援助，用于地区内经济发展与地区内合作；1997年，日本与东盟制定综合人才开发计划，主要包括人才培养与交流，如，在该计划事实的5年中，日本接受研修人员1607人，在当地培养人才9227人，招聘青年802人，派遣研修人员6217人，向194名留学生提供资助；1994年，日本与东盟制定“和平与友好交流计划”，主要包括支援地区内的共同研究、提供研究资金和奖学金，促进文化财产的保护等；1999年，日本制定“东亚人才育成与强化交流计划”，到2005年为止，共接受研修人员8万人。
        第三，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对外交往也逐渐从美国和东南亚向其他地区和国家恢复和扩展，对华公共外交也是这个延长线上的产物。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虽然日本的民间友好团体在推动两国的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两国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在邦交正常化实现之后才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扩大的。随着日本国家战略的日趋明确，政治大国的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鉴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日本对华公共外交也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可以说日本对华公共外交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重新调整对华政策的一个附属产物。” 
        1994年村山富市首相提倡的“和平友好交流计划”，把交流的对象地区从原来的只重视东南亚扩大到东北亚和南亚，其中，对华文化交流也得到了外务省的高度重视。原来日本的对华公共外交由外务省中国课和广报文化交流部分别实施，2006年3月，日本外务省为了加强对华公共外交，在省内设立了“日中文化交流工作小组”，被称为日本对华公共外交的“司令塔”，该“小组”有20人构成，每月召开两次会议，讨论短期和中长期的广报战略以及学生交流计划。
        日本对华公共外交有两个基本思路：一个是认为必须建立在全方位交流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投资和文化上的充分交流，建立两国民间的友好关系；另一个思路是主张公共外交应该为外交战略服务，比如，主张通过文化交流，树立日本的现代国家形象，扭转二战遗留下来的日本人形象。特别是他们认为对华公共外交主要应当进行政策层面的交流和塑造，降低两国冲突的可能性，并且为日本应对中国崛起做战略准备。
        目前，日本又通过多种方法对非洲和南亚的印度进行文化“攻势”，公共外交从只重视美国向东南亚、中国以及非洲印度等地区和国家逐渐扩大。
三、目标的政治性
        所谓目标的政治性是指日本公共外交的目标最终是为日本国家的政治利益服务的。战后日本公共外交的一个现实任务是改善和提高自国的国际形象，同时通过对外交往和文化交流为其海外经济活动创造良好氛围，最后达到通过加强国际间互相理解，提高日本的影响力为其成为政治大国打基础。
        首先，消除军国主义影响，重塑日本的国家政治形象。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日本选择了“文化”作为切入口，战后日本给自己的定位是反省作为“军事国家”的过去，使日本成为一个贯彻民主主义和为世界做贡献的“文化国家”。他们认为文化交流是改善日本的“战败国家”和“侵略国家”负面形象，并为世界做贡献的有效手段和方法。比如，战后第一任首相东久尔稔彦说：“要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道义和文化上高水平的民主主义和平国家”，他还说：“为此日本应该成为废除军备、放弃战争、为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福祉做贡献的先驱者”。尤其是他指出：日本国内民主主义的实现，为日本与太平洋战争中觉醒的东南亚民族主义携手前进奠定了基础。 1947年，社会党首相片山哲在国会演说中说：“应该以建设健康的文化国家为目标”，首次提出了“文化国家建设”的目标。片山认为：为了恢复日本的国际信用，还应该建立各方面彻底的高度的民主主义，他说：“文化的向上”是战后日本的出发点，是恢复国际社会信任的必要条件。 为此，在当时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成了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最初目标和日本向世界展示自己作为和平、民主的文化国家新形象的试金石。日本为此做了相当细致的工作，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也就是说从公共外交的角度切入，宣传日本的和平主义，无核主义和民主主义等，开始让自己重新走向世界，当然确切地说是走向西方世界，重新赢得欧美国家的信任。
        其次，克服经济利己主义，提高日本的政治影响力。日本从“文化”入手开展公共外交，在改善国家形象方面，特别是在接受西方所谓民主主义价值观方面有所收获。但是它的公共外交也不得不与其战后恢复经济这个重要任务相互配合，所以，公共外交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日本对外经济活动的辅助手段。比如，日本之所以把东南亚作为它公共外交的重点对象之一，就是因为它的战后经济起飞，除了美国的援助之外，东南亚作为原料供给地和商品输出市场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外务省认为：确保自己国民在国外的安全乃至于通过国际人才的引进和投资的增加，促进本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是公共外交的任务。也就是说，通过公共外交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国际交流只不过是日本在这一地区经济活动的润滑剂而已。当然，其结果是虽然日本与这一地区也进行了技术和知识交流，但是，实际上都没有达到文化交流本身所要求的水平，公共外交还只是日本经济活动的辅助手段而已。
        相似的情形在世界各地也具有类似性，负面效应的出现要求日本必须进一步调整其公共外交的做法。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经济主要靠出口和10%以上的增长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世界各国都充斥着日本产品，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68年就超过当时的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的成功与日本在世界中政治和文化的存在感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日本并没有成为所谓的“文化大国”，相反，西方国家开始讽刺当时的日本是“经济怪物”。所以，日本又开始通过公共外交改善其只知道追求现实经济利益的不良国家形象，经过一番努力，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终于收到一定效果，外国知识阶层也开始真正关注日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也成了各国学者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对外援助力度的增加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国际交流基金也提出了日本对外交流的目的就是加深各国的对日理解，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和人类的福祉做贡献； 八十年代中期，日本提出要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1988年，竹下登提出的“国际协力构想”，其目标也是通过文化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创造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日本公共外交的目的终于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自然也成了日本建设政治大国的重要一翼。
四、手段的多样性
        日本公共外交的手段具有多重化特点，其中包括援助外交、体育外交、教育外交、文化外交和观光外交等许多领域和层次。援助外交中包括经济与技术的合作以及资金提供和人才培养；体育外交以申办奥运最为突出；教育外交则包括接受留学生制度、对外日语教育和外国教科书的订正等工作；文化外交既是指影视作品的输出，也指世博会等国际博览会的举办；另外，观光事业也被赋予了广报文化外交的意义，作为宣传日本的重要手段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积极支持。
        援助外交。经济与技术合作是日本对国际做贡献的重要手段，也是其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日本早就意识到商品和技术不仅能够带来利益，其中也附着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和理念，通过经贸合作也能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1962年，日本设立了海外技术合作事业团（OTCA），通过研修人员的接受、专家的派遣、技术合作中心的建立等方式在医疗、农业和产品研发等领域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1965年，日本还建立了日本青年海外合作队（JOCV），队员作为志愿者被派往发展中国家，向当地的人们教授技术和技能。1974年，日本成立了国际合作事业团（JICA），对日本的对外援助和经济技术合作进行了整合，作为“ODA”执行机关的该“事业团”单就人才培养方面，所接受的研修员从1968年的每年1万人，到1984年的每年5万人，再到2001年的每年20万人 ，日本通过技术实力对国际技术合作，对国际交流做出了有实效的贡献。1991年，日本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2大“经济援助国”，1992年，日本制定了“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即“ODA大纲”），规定了日本对外援助“关心人道”、“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环境保全”、“支援发展中国家的自助努力”和“避免用于军事用途”等基本原则。
        奥运外交。日本人深知奥运会的政治作用，他们认为：“奥运会对国家发展有重要意义，举办地和举办国可以利用它宣传自己的国家。日本在战前就申办过东京奥运会，战败以后也没有改变体育在鼓舞国民士气和改善国家形象方面的认识，1947年日本选手古桥广之美打破女子400米世界游泳纪录，1949年桥爪四郎分别打破男子1500米、800米和400米世界游泳纪录，这些无疑对于战后初期的日本是令人振奋的消息。随后东京奥运会也终于在1964年伴随着经济复兴的成功，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得以举办。在这次奥运会上，被称为“东洋魔女”的日本女排不仅引起了日本全国的关注而且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特别是日本在这次奥运会上还研发了游泳比赛终点记录器等先进设备，尤其是卫星彩色直播技术的使用，使世界对日本的技术实力有了深刻的印象。当然，东京借这次奥运之机建设了首都环状高速公路和东名高速公路以及东海道新干线，通过奥运会日本向世界展示了经济和科技实力，特别是国家的发展成就。
        世博外交。在东京奥运以前，日本政府就开始筹划国家“项目”世界博览会，实际上日本人是把大阪世博作为东京奥运的关西版来准备的。特别是关西财团认为世博对大阪的基础建设是一个促进，可以带来大阪的经济飞跃发展。1970年，大阪世博以众多艺术家参加为特点，构成了一次世纪的“狂欢节”；另外，还由于众多企业的参展，大阪世博也成了高速发展时期日本企业的巨大广告展示场和宣传日本的好机会。2005年的爱知世博会是继大阪世博会之后第二次在日本举行的世博会，也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首次世博会。这次世博的主题是“自然的智慧”，其内容是“地球大交流”，反映了日本人对自然与环境的关心和重视。2010年，在中国上海举行的世博会，又一次给了日本通过世博增进世界对日本了解的机会，他们这一次把朱鹮作为演绎世博主题的象征物，通过它宣传中日两国的友好合作，特别是运用日本的能剧和中国的昆曲结合起来，构成日本馆的演示特点，既展示了日本的科技发展水平又突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上海世博期间，日本馆成了最热门展馆之一，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接受留学生。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解决赔偿问题之后，建立了外国人留学生制度，1957年还专门设立了日本国际教育协会和亚洲学生文化协会，从事接受留学生的工作。他们认为“外国人来日本留学，生活在日本的环境中，与日本人共同学习，长时间融入日本社会，会加深他们对日本的理解。这是培养亲日家、知日家的最好手段”。 早在1969年，联合国大学成立以后，日本就立刻表明愿意提供1亿美元资金给该大学，条件是把该大学设在东京。1975年该大学在东京落成，到2008年截止，日本通过该大学累计向730名外国留学生提供了奖学金。日本还通过日元借款对联合国大学的印尼、马来西亚留学生支付留学费用。1983年，日本提出过接受10万外国留学生的计划，该计划完成之后，2008年，日本政府又发表了到2020年截至接受30万留学生的计划。
        日语教育。日语教育起始于甲午战争后对台湾殖民地的同化政策，后来又成了日本在朝鲜进行“皇民化”教育的一部分，“满洲国”时期，日本又在中国东北进行了强制性日语教育，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华北、华中和蒙疆地区都进行过强制性日语教育。为此，当时的日本文部省还成立过“日语教育振兴会”，从事外派教员的培养和日语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工作。当时，日语教育为日本国家战略服务，为侵略政策服务的性格是一目了然的。战后以外国传教士和占领军为对象的日语教育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战后日本政府开始真正恢复日语教育是以1954年文部省开始招收公费留学生为契机的。六十年代初，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来日本留学的外国学生也日益增加，1962年，日本成立了对外日语教育学会（后改为社团法人日语教育学会），1972年，该学会成为国际交流基金的一个分支，1989年，该基金设立了日语国际中心，负责日语教师培训、教材制作和与国内外日语教育机关合作事业。1989年，在国际交流基金内建立了“日语国际中心”，开始进行国际人才教育。根据日语国际中心1998年的统计，外国学习日语者已经超过了200万人，日语教师达到2万7000人，日语教育机关超过1万零930个。
        动漫影视作品。二战后，以手塚治虫为代表的漫画家的作品成了日本现代漫画的出发点。以手塚的作品《铁臂阿童木》为基础摄制的动漫影片在欧美和亚洲各国的电视上频繁播放，宫崎骏导演的动漫电影《千与千寻》获得2002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曾提议设立“国际漫画奖”和进行“动漫文化大使活动”，比如2008年的“国际漫画奖”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368部作品参加，而在“动漫文化大使活动”中，日本动漫电影《机器猫》在103个国家上映，其主要“推手”都是日本外务省。另外，在影视作品方面，除了黑泽明的作品扬名海外，1983年NHK电视台制作的电视连续剧《阿信》，在新加坡、泰国、中国和比利时，甚至伊朗等世界26个国家播放，引起轰动，证明了日本电视剧的国际性，达到了外国人理解日本的目的。1991年日本成立了财团法人放送节目国际交流中心，目的在于向外国提供日本的电视节目，与外国电视业者进行交流，参加和支援电视台的节目制作等。影视作品的交流也有双向性，近年，日本NHK电视台引进了韩国电视剧《冬日恋歌》，引起巨大轰动，在日本出现了众多的“韩剧迷”，为日本人理解韩国，配合日本的对韩政策的转变，改善日韩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教科书“订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过战后的恢复，已经成为经济大国，但是仍然有不少国家的国民对日本的印象仍然是佩刀的武士、艺妓等形象。日本政府认为其原因在于有些国家的教科书内容不能与时俱进，为了纠正外国对日本的“不正确”印象，1958年日本成立了财团法人国际教育情报中心，该中心的目的是对外国的教科书等教育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对涉及日本国土、国民、历史和文化的内容，提供正确或适当的建议，以达到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亲善。该中心总共收集了120个国家的3万多册教科书和教育资料，成立了200多名专家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纠正其中的错误。日本还与亚洲近邻国家就历史教科书问题进行合作，比如，他们对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研究，无论从民间层面还是官方渠道都表现非常积极。
        观光外交。根据世界旅游组织（UNWTO）的统计，2020年世界的观光旅游人数将超过16亿，“观光产业”将是21世纪的重要产业。日本认识到观光旅游作为国家政策，对于促进国际交流，增进互相之间的理解有不可估量的作用，1995年设立的财团法人亚太观光交流中心就得到了日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经济界的大力支持，其目的就是增强日本在亚洲地区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2003年，日本政府宣布了“观光立国”的基本国策，2006年，日本又制定了《观光立国基本法》，2008年，日本政府设立了观光厅，还制定了到2020年接受2000万观光客的计划，其目的显然是照准日本的国际化，增加外国人对日本的好感度，并让旅游者带着对日本的美好的印象回到自己国家。 从2010年8月起，日本又再次放宽了中国人赴日观光的签证条件，目标显然是瞄准了中国公民赴日旅游的经济价值，但通过观光旅游进行交流至少在客观上对于中国公民从感性上了解日本一定会达到经济以外的效果。
        总体看来，日本的公共外交有其独自的特点，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为摆脱战后的不利局面和负面国际形象，重返国际大家庭和提高日本的国际形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当然，由于历史原因和战后特殊的国际环境，日本的公共外交也存在局限性，比如，它的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与补充仍然存在结构性缺陷，容易造成政策和策略的错位，往往是各民间团体为改善曾经的“军事国家”形象做出了许多努力，却因为一些政治家的错误言行而打了折扣；另外，在外国文化的“输入”方面，除了对欧美文化，特别是对美国文化的全盘接受之外，并没有足够重视吸收更多国家多样的文化等等。不过，尽管如此，从国际公关和文化交流的意义上看，日本的公共外交还是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的。

文献来源：《日本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