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年召开的“两会”上，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总集中在政府公布的年度军费预算上。2014年中国的军费第一次站上了8000亿人民币的台阶，为8082亿元，同上年相比增长12.2%。此消息甫一公布，便引来不少关注。
“军事威胁”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在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下迅速崛起带给世界的诸多震撼中，最具有敏感性的一种外界论调。某些与中国存有主权争议、或者对华关系复杂国家的媒体特别热衷于报道中国的军费预算。这种报道的关注点往往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军费的“两位数”持续增长；二是所谓军费“透明度”的欠缺。
例如日本媒体往往集中关注军费的高增长问题，按照某些统计，中国军费已经连续十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在此时间跨度内，总额已经增长了数倍。而日本有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不超过1%的限制，近20年由于经济增速低迷，日本的防务支出因此保持了“稳定”态势。然而深谙“话语本身就是权力”的学者，清楚知道这种选择性的“真理”会在多大程度上误导舆论。
关于中国军费“高增长”的报道，往往会刻意忽略中国国防的“低起点”。1978年的中国军费为168亿元人民币，这一支出总额不仅低于任何一个发达经济体，而且低于人口仅为中国三十分之一的韩国。1978年之后，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提出“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在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基本判断下，中国的军工国防进入了一个相当长的忍耐期，至90年代初开支甚至一度低于台湾地区，以及经济总量仅为中国一半弱的印度。当时中国的军费仅够维持军队日常运转，装备长期得不到更新，不少部队被迫从事副食品生产以求自给，军工企业纷纷转做民品，诞生了一批象“长虹电视”、“熊猫电子”、“航天冰箱”、“昌河汽车”等著名产品，军队也由此因经商导致大量问题，迫使中央于1998年7月做出禁止军队从事商业活动的决定。
从1999年起，中国的军费开始进入所谓的“高速增长期”，其实则因历史积欠过多而长期处于一种恢复性的增长。时至今日，解放军依然保有大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装备。另一方面，军费占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50年代初，中国军费一度高达总财政开支的60%，1956年前为年均35%，1978年仍有17.37%，占GDP比重在4%至5%之间；此后军费比重一路走低，自1986年低于国内生产总值2%之后便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一比值之上。1978-1994年，扣除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动因素，军费的实际购买力反而下降了。2014年中国的8082亿元预算，占GDP的比值为1.4%，远低于世界3%的平均水平。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于2002年首次越过10万亿元人民币，2006年20万亿，2008年超30万亿，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已达56.9万亿元，约9.25万亿美元。在这样的经济体量面前，指望中国军队继续保持第三世界的水平，而不实现周恩来先生1964年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国防现代化”目标，是不现实的。
至于所谓的军费“透明度”问题，这一问题主要有两说。一是所谓的“军费低估”，即认为中国军费按照发达国家的统计口径被低估了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二是所谓军费用途的“不透明”。从中国军队的体制而言，其构成本来就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不同，因此形成的军费统计模式肯定有其自身的特点。某些项目计入或不计入军费，除了保密的需要，有时还与项目归口及财政税收体制相关，而非某些分析所指的“刻意隐瞒”。至于军费用途，目前的国防开支主要由人员生活费、训练维持费和装备费三部分组成，基本各占三分之一，有相当的比重仍属于“吃饭军费”。从历次发布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来看，其透明度每一次都比前一版本有所提高。2013年4月《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是第一部专题型国防白皮书，就中国武装力量在国际维和及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等非传统军事领域的多样化应用进行了详细说明。中国目前正在努力建设公共财政体系，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财政预决算与审计的逐步公开透明，但这涉及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军事领域因为中国所面对的较为严峻的安全环境，其支出进一步的深入公开更需要时间。这一过程应该把它看成中国追赶发达经济体上百年成就的进行时态的一部分，才能秉持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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