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在对美、对华政策上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概括起来说，这些变化其实都是小泉下台以后的历任内阁对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继续。关于小泉以后至菅内阁以前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过程，具体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考察：第一阶段是安倍、麻生的价值观外交所体现的“疏美防华”倾向；第二阶段是以“新福田主义”为特点的“亲美返亚”倾向；第三阶段是以鸠山的“友爱外交”为中心内容所表现出的“脱美入亚”倾向。其中，安倍的“疏美防华”仍然未消除冷战思维的阴影；鸠山的“脱美入亚”略带理想主义色彩；只有福田的“亲美入亚”具有现实性，预示着日本21世纪对美、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方向，也是菅内阁外交政策的方向标。

        对美关系与对华关系是战后日本外交的两根重要支柱，其中在冷战的背景下，对美政策一直是其外交的重中之重，表现了“向美一边倒”特点。而冷战的终结，尤其是经过“9•11”事件之后，国际格局呈现了由美国的“一超独霸”向多极合作变化的趋势，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种新的背景下，日本的对美、对华政策也开始从“向美一边倒”向寻求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调整。日本外交的这种调整主要体现在小泉以后，从安倍内阁到鸠山内阁分别表现出的“疏美防华”、“亲美返亚”和“脱美入亚”三个阶段的转变上，呈现了一种近似“钟摆”的现象。本文旨在通过从安倍内阁到鸠山内阁的对美、对华政策分析，探讨日本外交的“钟摆”在美国与中国之间摇摆不定的特点，并阐述21世纪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基本走向和菅内阁的外交定位。
        一、“疏美防华”的价值观外交
        “疏美防华”是小泉以后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第一个阶段。该阶段始于安倍内阁，其主要表现是“价值观外交”，“首创者”是当时的外相麻生太郎。所谓“价值观外交”，按照麻生的解释就是：“在推进日本外交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市场经济等‘普遍的价值’” ， 它包括“日美印澳” 安全对话和“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两个重要内容。其实，这个“价值观外交”本身具有“疏美防华”倾向，安倍和麻生作为自民党鹰派政治家，之所以在外交战略上提出价值观问题，表面上看是继承小泉的亲美外交路线，并强调日美在价值观上具有共同点，但实际上却通过“日美印澳”安全对话和“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对“价值观外交”的演绎，流露了日本要独自发挥主导作用并牵制崛起之中国的意图，特别是日本要独自发挥主导作用的意图呈现了日本外交的“钟摆”向偏离美国的方向运动的特点。
        首先，“日美印澳”安全对话构想包含着安倍内阁试图通过日、美、印、澳四国的多边安全对话平台在安保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并与美国分享领导权和牵制中国崛起的意图，“钟摆”开始摆离美国。
        尽管安倍提出了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体现了外交上的理性态度，并通过其破冰之旅使陷于“政冷经热”困境的中日关系有所缓和，但是安倍的对华政策基本是以防范为主要内容的。安倍的对华策略比较强调适应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也就是由于中国的崛起带来的国际格局变动和弥漫一些国家的中国威胁论气氛。比如，安倍在安保方面并不“疏美”，他从民主价值观入手指出：必须加强日美同盟，重视日本同印度的关系。 安倍的目的是幻想在亚洲能建立一个由民主主义国家构成的定期的安全会议机制，他认为，通过这样的努力，亚洲的“结构”就会发生变化，而日本的领导作用也将凸显出来，进而中国的对日态度也会改变，日本在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过程中的地位也会加强。为此，安倍提出的具体策略就是“日美印澳”安全对话构想，其实，这是一个价值观“同盟”，他想通过价值观的纽带加强日本与亚太地区所谓民主国家的合作来牵制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他说：“日本有必要在构建四国对话中发挥领导作用” 。
        然而，尽管牵制中国的崛起会引起美国的兴趣，但是日本要发挥领导作用却不是美国能够容忍的，因为美国并不想让日本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因素。比如，当2006年11月16日，在河内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外相麻生太郎对赖斯提起“在亚太地区深化日美印澳四国对话的意义” 时，赖斯只是搪塞地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提案，应该继续考虑” ，并没有明确的表态，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美国对该构想没了下文。为此，2007年8月9日，安倍又派防卫大臣小池百合子访问美国再次试探美国的态度，当时赖斯的表态是：“应该慎重考虑，因为这有可能给中国发出错误的信号” 。美国此次的明确表态流露了布什政府后期对华政策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日美印澳”构想胎死腹中。
        美国之所以对“日美印澳”构想不感兴趣，反映了他们对安倍隐隐约约表现出来的“独立”意识抱有敏感心理。对于这一点，日本媒体有这样的分析：“美国并不喜欢建立什么明目张胆的对华包围体制” ，美国之所以反对“日美印澳”构想，是因为它们在亚洲的同盟体系是通过以美国为主轴的美日同盟、美澳同盟、美韩同盟等构成的“轮轴”结构，所以美国虽然要日本配合自己的世界战略特别是其亚太战略，但是并不希望由日本来“牵头”再去建立一个“日美印澳”多边安全构想，因为这既不符合美国接近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的政策，也反映了美国事实上对安倍内阁拓展外交空间，企图摆脱美国控制和与美国共享“四国联盟”主导权之大国意识的警惕。 这样，安倍企图以牵制中国崛起为目标并带有对美国越俎代庖意味的外交战略也就走进了死胡同。
        其次，“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意味着日本要以价值观为纽带引领欧亚大陆周边各国的经济政治发展进程，借以补充美国的力量不足，发挥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领导作用。
        按照麻生的解释：“自由与繁荣之弧”，是指“欧亚大陆的外围正在成长的新兴民主主义国家。”他说：“我想我们应该把这些国家连接成一条带子，做成‘自由与繁荣之弧’。” 说白了，这个战略的具体内容就是在欧亚大陆的外围，即，美国感到无力的地区，建立一个以价值观为理念基础，以民主主义国家特别是正在实现民主的国家为主要成员的“弧线”。对于这条“弧线”，只要我们打开地图一看便知道它的内侧是中国和俄罗斯，显示了这个弧的目的就是策应美国在地缘战略上的需要，包围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中国和俄罗斯。如果按照安倍的说法，俄罗斯是已经实现“民主化”的国家，那么，“自由与繁荣之弧”所包围的只有中国了。
        当然，“自由与繁荣之弧”是通过软实力的发挥，提高日本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特别是以配合美国地缘战略的方式，向“自由与繁荣之弧”上的国家进行渗透。麻生在阐述这个弧时比较注意用词的选择，他使用了“伴跑者”而不是“领导者”的表述，他说：日本要成为从东北亚开始，经过中亚、高加索、土耳其、到中欧、东欧和波罗的海象马拉松赛跑一样的各民主主义国家的“伴跑者”。麻生的意思是说日本既不是各国实现民主主义的教练，也不是维持世界秩序的警察，但日本也不是观众，而是“伴跑者”。
        对于日本来说，“伴跑”的方式主要是援助，比如，对波兰以及“颜色革命”后的乌克兰等东欧国家的援助就明显带有意识形态特色；另外，麻生还认为对被称为能源供给地的中亚国家和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高加索地区的国家提供援助也极具战略意义；在亚洲，日本就一直援助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麻生认为这些国家都实现了民主化，是日本援助外交的成果；麻生还从“包围”中国的意义上称越南（V）、老挝（L）和柬埔寨（C）为“VLC”国家，并认为它们是“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最前线国家；尤其是把南亚的印度作为“自由与繁荣之弧”上的重要一环。
        可见，“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的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日美印澳”安全对话构想是一个安保领域的联盟的话，那么，“自由与繁荣之弧”就是一个由日本做“伴跑者”的松散的价值观共同体，是政治经济联盟。尽管麻生说得比较含蓄，日本是“伴跑者”，但实质上是政治经济“领导者”。
        “价值观外交”貌似继续“向美一边倒”，但实际上却在谋求日本的主导权，有“疏美”倾向，日本的“钟摆”开始脱离美国；另外，安倍和麻生一边表示支持中日构建“战略互惠关系”，一边却探索包围和牵制中国的方法，从而反映了在国际格局发生巨变的背景下日本外交的矛盾状况，“钟摆”在中国问题上踟躇不前。
二、“亲美返亚”的新福田主义
        “亲美返亚”是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第二个阶段。该阶段主要是福田内阁期间进行的，福田的外交战略构想一般被称为“新福田主义”， “新福田主义”主要侧重于强调日本在亚洲政策与对美政策上的“共鸣外交”与“和平合作外交”。该阶段的调整既不主张“脱美”也不主张“防华”，而是突出强调了日本对美、对华政策开始向理性变化和谋求日本在中美两国之间保持平衡的态度，“钟摆”似乎有向中国摆动的趋势，但却处于中间位置。
        首先，“共鸣外交”构想是“新福田主义”的重要内容，它是福田上台后在访美期间向美国媒体阐述了日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后提出的关于“日美同盟与日美两国各自的亚洲政策的共鸣”构想。福田说：“牢固的日美同盟是亚洲和平与繁荣的基础，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深化各自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实现亚洲的稳定、开放与繁荣是日美共同的利益。”他说：“我相信这种积极的亚洲政策的展开会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 所谓积极的亚洲政策，其实是对小泉“向美一边倒”政策的调整，同时也避免了安倍带有刺激性质的起“主导”作用的倾向，福田的构想意味着日本要使自己的位置在美国与亚洲（主要是中国）之间形成平衡态势的战略倾向，既不“脱美”也不反华。
        “日美同盟与亚洲政策的共鸣”，意思是说日美两国固然要加强同盟关系，但同时也要各自展开自己的亚洲政策的观念。它意味着对日本来说，既要重视日美关系，同时也要重视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说白了，福田的意思就是让日美关系和日本与亚洲的关系平衡起来。当然，福田也同时希望美国在单独改善美国与亚洲国家间关系时，不要忽视日美关系，即，不要忽视日本。这反映了福田对将来中美关系日益紧密的担心，更是他提出积极的亚洲政策的深层原因。
        在福田的“共鸣外交”构想中，亚洲政策的中心显然是中国，所谓“返亚”，其核心是重新重视中国，他提出的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有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加强两国在节能、环境等领域，也就是说有关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一个是中日双方构筑“为亚洲与世界的稳定做贡献”的关系。这两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福田对华政策的新思维，这个“新思维”既解决了安倍内阁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与实行“价值观外交”的矛盾，又显示了日本要与中国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发挥大国作用的意愿，从而，为日本未来的国家发展目标和中日关系的前景提出了新观念。福田康夫说，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是新起点，两国关系首次“具有了全球视野”。 这里，与中国合作的愿望，反映了日本战后以来形成的对华敌视或者带有价值观优越感的对华防范意识开始发生变化，修正了安倍的“防华”战略，“钟摆”有向中国摆动的趋势。
        其次，关于“和平合作外交”，是福田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的基本着眼点，他的目的在于把日本打造成为一个“和平合作国家”，为日本塑造新的柔软的大国形象，与中美两个大国一起为世界做贡献，反映了他既“亲美”又“返亚”的外交姿态，“和平合作”成了福田外交政策的基本观念。正象福田在就职演说中所说：日本作为“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的和平与合作国家，应该在国际社会负责任、起作用，争取成为一个为地区与世界的共同利益流汗、充满魅力和有志向的国家” 。
        福田的“和平合作外交”，进一步强调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也包括了非洲等其他地区。 2008年5月，福田在《亚洲的未来》演说中，概括了“新福田主义”的基本轮廓，阐述了日本发挥作用的范围。他说：“亚洲正在跃起为世界的主角，我们这个地区通过大海与世界相连，正在形成一个扩大和发展的网络”。 所谓“亚洲正在跃起为世界的主角”，当然不能排除正在崛起的中国的作用，也不排斥一心想要“重返”亚太的美国的参与，所以，福田在这篇演说中强调了要让太平洋成为包括日本、东盟、南北美洲、俄罗斯、中国、印度支那、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包括印度、中东在内的“内海”。对于日本投资最多、经营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东盟地区，福田认为是太平洋网络的关键地区 ，而中日韩与东盟的合作则是众所周知的 。
        2008年，在日本举行的“非洲发展会议” 为福田展示其“和平合作外交”理念提供了合适的舞台。他强调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已经在发展过程中取得成功的国家应该与非洲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他认为：应该让“亚洲的力量为非洲的发展做贡献”。 另外，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是福田“和平合作理念”的又一重要方面，福田内阁设定的洞爷湖“八国峰会”的主题就是环境问题尤其是气候变暖问题。福田提出了2050年以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半的倡议，并决定向非洲国家提供100亿美元的援助，帮助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减排问题中遇到的困难。为此，福田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中日两国应该在解决非洲贫困问题上加强合作的建议。
        福田把日本“和平合作外交”的重点放在亚太和非洲，并把两者联系起来，从环境问题切入，不仅发挥了日本的长处，同时也确实抓住了当今人类共同关心的课题，为日本重新建构国家身份、权力和利益，实现其大国意识占据了一个道德制高点，是他提倡的美国与亚洲之间“共鸣外交”构想的深化和具体化，而其核心则是中美日的合作而不是摩擦与防范，福田使“钟摆”停留在了中间位置。
三、“脱美入亚” 的友爱外交
        “脱美入亚”是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第三个阶段。民主党上台之后，其外交政策带有明显的“脱美入亚”倾向，尤其是鸠山由纪夫把自己的外交理念概括为“友爱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多年来一直主张反美、反基地的左派政党的主张，也回应了不断高涨的关于日本应该回归亚洲的呼声。特别是以“友爱”思想为理论根据，具有明显“脱美入亚”倾向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引起了美国的不安，日本外交的“钟摆”开始明显向亚洲、特别是向中国倾斜。
        首先，就“脱美入亚”倾向而言，鸠山的“友爱外交”是安倍（包括麻生）和福田对美、对华态度变化的继续，但鸠山比他的前任更加“激进”。鸠山一上台就发表了“反美”论文，批评美式资本主义和全球化，他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批判了美国式的市场经济，特别指出全球化不符合“友爱”精神 这在战后日美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另外，鸠山虽然也表示要继续承认《日美安保条约》，认为它是“日本的外交政策基石”，但却在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让美国感到日本是在破坏这个同盟。更有甚者，鸠山在去年10月访问北京时说：“迄今为止日本对美国有点过度依赖，今后在重视日美关系的同时要更加重视亚洲” ，“钟摆”开始离开美国。
        有人认为，鸠山“入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逐渐疏远美国接近中国 ，不仅要重新重视亚洲，而且要回归亚洲。鸠山在对华政策上的积极态度可以从他的对华政策理念和中日关系的焦点问题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鸠山的对华政策理念是“友爱”思想，因此他还对“价值观外交”表示了反感 。鸠山上台以后提出了尊重朝鲜、中国等与日本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关于对华关系，鸠山说：“今后的中日关系应该以友爱精神为基础克服双方的分歧，推进两国在经济发展和地区安全领域的合作” ，还说：“大多数日本国民希望中日关系能够更加友好地发展，我们应该倾听这种声音，今后应该为进一步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而努力” 。鸠山认为：“友爱”思维与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他希望“日中两国超越彼此间的差异，不仅在两国关系上，而且在地区和全球性课题上共同努力，继续构筑相互信赖关系。
        另一方面，鸠山的“友爱”思想还具体体现在他对中日关系的三个焦点问题的看法上。焦点一，鸠山的历史观比较端正，2008年的“民主党政策目录”中提到了“战后处理问题”及“靖国神社问题和国立追悼设施的建立”问题，特别是对日本首相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行为进行了批判。 鸠山曾多次表示他不参拜靖国神社，主张建造一个国立的追悼设施。焦点二，鸠山关于领土（领海）问题的看法比较冷静，鸠山认为：“远东方面并不存在军事威胁增大的问题” ，特别是关于东海和领土问题，鸠山主张应该在不影响中日两国互信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应该共同开发，把东海变成‘友爱之海’” 。焦点三，鸠山关于台湾问题的态度一直比较慎重， 2006年4月25日，当时任民主党干事长的鸠山表示过：“民主党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即，坚持一个中国，不支持单方面的独立也不支持单方面的压力” 。2009年9月21日，鸠山在美国再次对胡锦涛说：“关于台湾问题，日本继续遵守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则” 。“钟摆”明显向中国摆动。
        其次，鸠山的“友爱外交”还从区域主义和一体化的角度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并被理解为“脱美入亚”的政治框架和远景，也是“脱美入亚”，即，建立日美“对等”关系和中日互信关系的依托。概括起来说，该构想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它包含了东亚国家将来建立从经济到安保的广阔范围的互信合作意图。鸠山认为：作为日本的基本生存空间，日本必须促进东亚地区的稳定、经济合作与安全保障，特别是“构建东亚地区的永久安全框架很有必要” ，鸠山把这个愿望寄托在了“东亚共同体”上，体现了它的“入亚”意图。二是该构想作为一个亚洲版的欧洲联盟具有排除“非亚洲”因素的特点。鸠山主张应该把视野放在将来建立亚洲共同货币上来，认为各国应该以此引导国民向着这个目标努力，所谓“非亚洲因素”当然指的是美国，虽然，他本人对此有过澄清，也把美国纳入亚太多边合作的范围之内，但是，内心是不承认美国为东亚国家的，表现了它的“脱美”意图。三是这个构想带有日本掌握亚洲主导权的意思。鸠山版“东亚共同体”也是 “10 6”模式，该模式据说既可以减少美国的反对又增加了共同体内牵制中国的力量，从而达到保持日本主导权的目的，至少可以在将来维持日本与中国共同发挥作用 。这一点反映了在“东亚共同体”的构成问题上，鸠山有与中国竞争的一面，流露了他对崛起的中国的警惕。但是，他没有像安倍那样主张构建包围中国的价值观之网络。鸠山内阁的“钟摆”基本上是“脱美入亚”的。
总 结
        综上所述，从安倍晋三到鸠山由纪夫，日本在对美、对华政策上的调整主要是针对小泉内阁失衡的“向美一边倒”政策而展开的，从战后自民党政权一贯的亲美政策角度看，对小泉内阁外交政策的调整，也是对战后日本外交政策整体的调整。安倍上台后，一边强调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但同时却首次流露了试图与美国共同起主导作用的意思，有“疏美”倾向，而其对华态度则试图在围堵中进行战略互惠合作，从而从整体上反映了“疏美防华”的特点；福田上台后，提出了对美政策与亚洲政策，主要是对华政策的“共鸣”理念，突出了对美关系与亚洲政策同样重要的意思，带有“亲美返亚”色彩；鸠山内阁则显示了“脱美入亚”的政策倾向，试图在对美政策与对华政策的失衡状态中矫枉过正，要回归亚洲并与中国在“东亚共同体”问题上进行合作，甚至排斥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日本外交的“钟摆”基本上呈逐渐由美国向中国移动的趋势。
        当然，这种“钟摆”向亚洲摆动的趋势经过了鸠山内阁在“普天间问题”上与美国的摩擦之后，菅直人上台表示了“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轴和大原则，中日关系对日本的未来极其重要”的态度，开始寻求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平衡。菅内阁“钟摆”虽然有向美国“回摆”的倾向，但不大可能回到安倍的“防华”路线上，而是“复归”到福田具有平衡感的“亲美返亚”上来，因为福田的“亲美返亚”更具有现实性，它反映了日本当前既然不能马上“脱美”，不如维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既然“返亚”，那就应该取得亚洲国家的信任的理性认识。可以说，福田的外交理念将意味着21世纪日本外交政策调整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菅内阁对鸠山的“脱美入亚”所进行修正也许是必要的，但是以“撞船事件”为象征的“防华”倾向则注定会走入安倍的死胡同，菅内阁只有进一步进行政策调整“复归”新福田主义的“亲美返亚”路线，使“钟摆”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保持平衡才是现实和理性的选择。因为“日美安保”作为日本外交的基石短时期内不可能被改变，而同时伴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损害中日关系也是不利于日本的国家利益的，所以，维持日美关系与中日关系的平衡才是正确的选择。相信菅内阁的下一步调整将沿着这个思路而展开。

文献来源：《日本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