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安全关系是两国关系中的难题，其困难不但来自与观念认知上的差异，更来自于力量对比的发展。因此，尽管历史上双方友好往来是主流，但在当代现实政治的发展中，安全关系的地缘政治陷阱不但存在，且有扩大之势，需要双方做出巨大努力加以克服，以促使两国关系真正积极向上发展，这需要两国建立更成熟的战略对话。

        中印安全关系是两国关系中最敏感最难于处理的议题之一。历史上，中印之间并无十分重大的冲突，虽然史书上也有零星的记载，但完全不足以构成互相视为威胁，这也是中印领导人常常强调中印关系史上友好往来是绝对主流的根据。[1] 至于中印历史交往为何没有发生重大冲突的原因，则有着各种解释，正如现代史上两国爆发的那次短暂的战争也有各种解释一样。对前者，比较通行的地缘政治解释是喜马拉雅高山的阻隔，在技术落后的前工业化时代，中印如发生冲突，就须越过青藏高原，这在技术上导致了极大的困难。美国学者约翰·加弗认为，亿万年前发生的地块漂移在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间挤压塑造了青藏高原，“这个严酷的地形使古代和现代的印度与中国都难于将他们的力量有效地拓展到这个地域，同时又都提高了他们各自的警惕感，即要防止对方将他们的影响施加于该地区。而两国历史上各阶段都受制于有限的财政、工业和技术资源，这更加剧了这种状况”。[2] 也就是说，按照加弗的看法，中印间历史上冲突甚少的原因是不能也，非不为也。这种观点包含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含义，那就是如果财政、工业和技术资源允许的话，中印在该地区可能有别的作为，因此相安无事的状况就可能朝相反方向发展。而不幸的是加弗正是从这个角度论证中印安全关系的冲突性质的。本文试图就中印关系近年来的实际发展分析双方的安全关系，旨在说明这个关系不仅取决于地理坐标的构成和力量的对比，更取决于双方作为亚洲新兴国家对各自的国民福祉所承担的责任和因而采取的相向而行的大计方针，这使得两国的安全关系在地缘上同样具有全新的意义。
一、中印地缘安全关系的基本要素
        自1962年边界冲突以来，中印安全关系的困难和敏感成为一种常态，这当然与双方互视为敌有密切关系。这种视对方为敌的观念究竟起源于什么？或者说这场冲突究竟是该观念产生的结果，还是因为有了冲突才视对方为敌？这个问题初看起来是无解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仔细审看可以得到的材料，也许可以得知，两国之间的某种紧张状态实际起于更早的时间。例如，两国围绕西藏问题的争执开始时与边界争端并无多大关系，至少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当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高层决定尽快解决西藏问题，这个决定虽然与中国对印度的看法没有什么关系，但在新德里引起的震撼仍然是巨大的，例如当时的印度内政部长帕特尔在解放军进入西藏后立即提出“印度是否面临东西两线作战的问题”，[3] 西线他指的是独立后的印度为了克什米尔归属刚与之交战的巴基斯坦，而东线则是与印度“东北边疆地区”接壤的西藏。[4]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中国政府派遣解放军入驻西藏除了完成国家统一的目标外，还含有对付印度的战略意图，为什么印度会认为中国军队进入与印度接壤的地区就一定意味着“兵临城下”的威胁呢？帕特尔先生认为“红色中国”的意识形态理由可以解释，这一点遭到尼赫鲁的驳斥，他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会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长期来看，尼赫鲁肯定“数亿中国人将不会改变他们的根本禀性”。[5] 尼赫鲁在这份重要的文件中没有进一步阐述在他看来中国人的根本禀性是什么，但他传达的思想似乎是积极的，也是后来印度与中国就西藏问题达成和解并于1954年发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声明的基础。尽管如此，尼赫鲁的戒心仍可谓深重。1954年7月，也就是五项原则声明发表后的3个月，他在另一份致外交部和国防部的备忘录中暴露了他对中国的戒心，认为“（关于西藏的）协定是我们和中国与西藏（他将中国与西藏分列-作者注）的关系的起点，确认了……北部边疆应该被视为一个坚定明确的地区，不容许与任何人讨论。在整个边疆地区都要设立哨所，特别是我们应在可能被认为有争议的地区要设立哨所”。[6] 这样，尼赫鲁完成了与中国在陆地交接的安全问题上的建构：在西藏主权问题上继续与中国周旋，但以和平共处为主，在与中国交界的特别是有争议的地区布设哨所做好防范。这个政策与今天的印度政府相关政策是否有可比性呢？
        这里我们需要厘清的问题是中印地缘安全关系起始于何处？从上述引述中可以看出，独立后的印度并没有做好与中国相处的准备，因此印度以西藏为口实，试图建立所谓“缓冲区”，只能反映出这个新独立的国家还不知道如何与其邻国共存，而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与印度完成统一建设民族国家的进程是同步的。由于历史的巧合，新中国成立前因内忧外患，对西藏的控制几近于无，给印度造成了一个假象，似乎印度可以不和中国相邻。这个假象因中国最终控制了西藏而破灭，但中方对印度在西藏问题上那些看法开始是不了解的，后来是不接受的。[7] 这种双方因缺乏必要的沟通而导致的在安全问题上逐渐步入猜疑和防范，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常见的，双方的地缘安全关系因而也起始于这里，即如何看西藏在两国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因边界争端而恶化。从这个角度看，边界争端也许更是一种结果，其中包含了英国殖民者蚕食中国地域的企图、印度一代民族主义者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惜牺牲其反殖民主义的道义原则的行为、[8] 中国为完成国家统一而重新夺回在内乱时期几乎已不复存在的对西藏的控制所作的巨大努力等众多因素，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西藏作为中印地缘安全关系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客观存在的。由于中国恢复了对西藏的控制，印度对中国在亚洲大陆上的战略性关注极度上升，边界冲突则似乎进一步把这种忧虑推向新的极端，即与中国为邻使印度不安全。
        在海洋上，中印两国并无交界重叠之处，本来不存在地缘安全关注问题。两国传统上也不是海洋大国，虽然两国都有漫长的海岸线。在战略上，通过海洋走向世界进而寻找征服世界的途径，这种传统的西方殖民思考在中印的战略思维中似乎从未有过切实的地位。而两国各自所处的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似乎也是“井水不犯河水”。印度的军事投放能力就海洋而言主要是在印度洋，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印度将其航母从孟加拉湾调往阿拉伯海，对巴基斯坦构成了实质性的威慑，这可能给印度防务专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也对尼克松当局居然将“企业号”航母派往孟加拉湾威慑印度而耿耿于怀。相比较而言，虽然冷战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来自海上，但这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构筑的对中国的遏制圈，与印度无关，而中国的海军既不具备远洋投送能力，在印度洋也根本没有这个需要。这种状况今天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
        自冷战结束后，印度对外政策经历了重要的调整，把目光重新投向东南亚，结合其国内的经济改革，发展出一套新的对外战略，被称之为“东向”政策。该政策的初始目标主要在于经济贸易合作，以恢复印度以前与东南亚的传统关系，但该政策很快就不满足于停留在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进一步衍生至西太平洋地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在内的东北亚地区。进入新世纪后，在印度与东盟已经全面恢复合作交流关系的基础上，印度的“东向”政策进入了“第二阶段”，即加大向亚太地区扩张印度影响的努力，从经济转向政治和经济并重，甚至政治及战略安全的意义更大。[9] 在中国这方面，印度洋的战略意义其实一直很大，但中国海军以前实行的战略是近海防御，在能力上也不具备远洋投送能力，因此无论是两洋交接的马六甲海峡，还是作为中国进口能源和贸易货物主要通道的印度洋，对这些极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中国都没有体现实力的实质性存在。但这些地区的战略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换言之，随着中国军事能力的提升，如何在两大洋上维护中国利益的意义开始突出，而在印度洋上，中国如果必须有军事能力的存在，对印度会构成什么影响呢？对这个问题，印度的战略家似乎并不持积极的看法，在美国学者提出的所谓中国的“珍珠链战略”的引导下，印度倾向于认为中国对印度洋的日益重视是印度的安全问题，乃至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政府合作项目只要涉及海洋的如港口建设等，印度战略家都持疑虑态度。由此，在印度海军从安达曼群岛衍生出马六甲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与中国海军日益重视印度洋地区的航道安全因而有意提升其能力存在，两者交织在一起，建构了中印地缘安全关系中一个新的领域，使本来仅仅存在与喜马拉雅两边的陆地邻接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然而陆地仍然是居于首要地位的，海洋则有着重要的潜在意义。
二、中印地缘安全关系的发展思路和前景
        观察中印安全关系的发展，有几个因素也许值得思考。首先，关于互视为敌的问题。这到底是一个理念问题，还是力量对比引起的逻辑后果？从中印关系史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特别的理由双方必须互视为敌，因为各自利益有明显的间隔，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令中国的西藏成为两国交接的地区，在技术困难时代，这种交接通常不会导致利益的冲突，而印度在历史的漫长时段中基本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个事实也使两国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几近于无。由此可以大致推断中印关系历史上属于非敌非友的正常国家关系，双方并不存在互视为敌的状况。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文化在亚洲虽然曾经有着巨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基本上没有越过喜马拉雅山脉，中国与西藏高原另一边的联系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如中国与东北亚和东南亚邻国的复杂关系并不存在于中国与印度之间。由此推论，当代中印安全关系中存在的互视为敌的现象并不是历史遗留下来然后发酵形成的理念，应当更多的是力量对比引出的问题。这种力量对比在冷战时期被国际体系的宏观形势所掩盖，一度促使印度与苏联结盟，以改善在印度看来由于中国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后所产生的于印度不利的局面。后冷战时期，中印的国际环境都有巨大变化，敌友问题因而也越趋复杂化，但其中有决定性意义的也许仍然是力量对比。
        观察两国关系的曲折发展，力量对比之成为一个问题是迟至20世纪末才真正出现的。之前，虽然中国的改革比印度早，发展速度也较快，使中国的一般国力实际已与印度拉开距离，但论者一般并不认为这种差距在安全关系上有着重要意义。印度核试并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后，两国的力量对比开始有了新的意义，这里有两个因素需要关注。其一是上文讨论的“互视为敌”的问题，在印度方面看来，两国自边界冲突后在认识上存在着困难。尽管印度并不反对与中国和解，甚至印度总理拉杰夫·甘地1988年访华的“破冰之旅”也是印度主动提出的，[10] 但印度军备建设的步伐在中印关系已经明显缓和的1990年代却加快了，核试验是一个高潮，一度使中印关系重新陷入困难。经过两国领导层的共同努力，因核试导致的关系倒退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高层互访的恢复极大改善了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印度在核试后国防能力建设也得到极大的提升。无论是从其他国家购买还是自行开发，也无论是战略威慑体系的构建还是常规武器系统的升级，印度在军备上近年来的投入是比较大的。根据可统计的数据，从1999至2008的10年间，印度年军费开支按本国货币计算，从5980亿卢比上升到1.306万亿卢比，同期，中国则从1650亿元上升至5980亿元，以可比价格和比率算，印度的军备开支实际增长虽低于中国，但也相当可观。[11] 比统计数字令人印象更深刻的是印度在开发及购买先进武器系统方面的努力，包括核潜艇的研制、自行建造及从俄罗斯购买的航母、射程更远的导弹等。总体而言，印度的国防能力建设是和经济快速发展同步的，虽然和中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以印度GDP总量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而言，则其军备能力远远超过此，即使在总量上，如军队总数、海军舰艇总量、作战飞机总量等，印度确实不如中国，但在某些尖端武器方面，印度并不逊色，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在国际武器市场上左右逢源，几乎可以购买任何印度希望得到的常规武器系统，而中国主要靠自力更生开发。如此引出的问题是，两国快速发展必然带来的国防能力建设加快是否进一步促发了“互视为敌”观念的发展。
        另一个因素是从力量对比的角度看中印安全关系，由于两国都处上升阶段，在军事能力建设上远未成型，未来双方都仍然还有很多选择，因此现阶段仍不能得出谁强谁弱的结论，但正由于是未定型，双方就比较容易误判对方发展军事能力的真实目标，双方同样也缺乏在重大战略问题上进行深入沟通的意愿，这从近年来中印安全关系发展比较缓慢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陆地交接的“喜马拉雅-西藏地块”，还是两大洋上双方的利益互动，作为新兴大国，两国对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都有着高度的敏感性，因而也必定视对方国防能力的建设为需要关注甚至防范的对象。这种现象在相邻而居的两个大国中出现本来也是正常的，如果两国间没有严重的利益冲突，这种相互防范仍可保持在可控的范围。但中印的情况似乎更复杂一些，因为两国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涉及的利益较大，加上对以前的冲突双方也没有真正共同探讨过原因，如何看历史也仍然是一个并未得到解决的问题，这些因素对双方在安全问题上如何看对方必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力量的对比和建设上一定也会以对方为参照，特别是相对较弱的一方就更是如此，这是安全困境产生的重要原因。以中印目前的力量对比而言，安全困境是否已然产生，目前还难以判断，但双边关系中安全关系成为最难处理的一个方面，这显示了双方建立充分互信的道路仍相当艰难，而在这进程中，力量对比的差异和未来可能的趋同都将在不同的时段根据不同的状况而发挥着或消极或积极的作用。这是观察中印安全关系的另一个切入点。或可以说，中印力量对比，如果要放在解决安全困境的角度来衡量，只要客观上存在不平衡，双方的安全关系就会存在问题，而在现实中，平衡的概率事实上是很低的。
        综合上述因素，关于中印地缘安全关系的发展前景，似乎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首先，中印虽为紧邻，而且都是大国，但这点本身并不决定两国安全关系的性质必然是对立竞争甚至敌对的。两国关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友好相处往来的事实显示，这两个亚洲大国的不同文明与文化更多地促发了双方之间的交流，而不是敌意的对立。西方发轫的地缘政治理论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的假设之上的，这并不符合对中印民族历史发展的解释。中印均为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融合生成的国家，对国与国的相处有着自身的逻辑。以地缘政治的争夺理论解释现代中印两国的相处方式不但是无益的，而且是不正确甚至有害的，因为这种理论完全不顾中印两国历史的实际进程，同时又片面地夸大两国间竞争的因素，从而将不必要地歪曲两国相互间的安全观念，而这正是目前已然在两国间逐渐生成的现象。
        其次，由于观念的变化，以及更重要的还有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印地缘安全的陷阱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从陆地交接的西藏高原及相关的陆地邻国扩大到印度洋甚至西太平洋地区，尽管从利益的角度衡量，两国在海洋权益方面互相重叠的部分几乎没有。这似乎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地缘政治争夺范畴，或者说，中印虽同在崛起，但毕竟尚不是真正的全球大国，但双方之间的争夺俨然已经扩大到全球范围，在广阔的海洋上，双方似乎都要显示各自的力量了。这究竟是西方学界的炒作，还是两个新兴大国未雨绸缪的地缘政治竞争呢？由于所谓争夺范围的扩大，中印间的力量对比就成为一个更加敏感的问题，并且双方力量的消长也很容易被理解为零和游戏。这从近年来两国在常规和战略武器系统开发中出现的各种看法可以得到验证，特别是印度每当有新型武器系统开发成功，通常在印度媒体上出现的参照对象是中国的同类型武器系统。如2010年印度自行开发的核潜艇下水。尽管该潜艇还处于试验阶段，但印度媒体及官方人士都将此项战略威慑手段的进一步完善化与中国早就拥有的相关系统做比较。诸如此类的事例近年来可谓举不胜举，反映了印度战略学界正在将中国作为印度安全领域的主要对象。
        再者，尽管由上述事实似乎可以推断，对中印安全关系的未来发展难以持过于乐观的看法，但两国关系的正面发展同样也显示，对安全问题也不宜仅仅停留在安全这个层面。应当看到，中印同为新兴大国，面对的问题主要是国内的，因此，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双方的对外战略都有较强的促进合作维护和平的一面，例如两国都将维护自身的周边稳定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在处理相关的政策时，无论是印度的对华政策，还是中国的对印政策，都将维护大局保持稳定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近年来虽然一再出现关于两国在安全关系上的一些负面的甚至是夸大的报道时，双方的负责人士总是会澄清事实真相，努力降低不必要的猜疑气氛，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说明双方对维护中印关系大局有着较为一致的观点，这反映在安全关系上，也必定会产生正面的影响。
        第四，尽管双方安全关系上积极和消极因素并存，但也应当看到，中印两军间的合作交流仍然非常有限。两军交流通常是大国关系中的“短板”，较易受到消极因素的影响，反映在中印两军关系上，虽然两国自2003年开始恢复了两军的交流合作，包括举行海上联合演练、陆上反恐演习等，但无论是规模还是频率都与两个大国在亚洲的地位不相符合，也与两个大国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难以比拟，如中国和俄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印度和美国的海上联合演习等，规模都远远超过中印间的军事合作。两军交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都处于较低层面的事实表明两国安全关系也同样处于较低的层面，双方在互信建立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但与两国在边界冲突后高度对立的局面相比较，今天的中印安全关系仍然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自1993年和1996年分别签署关于维护中印边境地区和平与提高相互军事信任措施的协定以来，两军关系也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关系努力促进交流的新阶段，特别是印度核试验后两国安全关系一度陷入低谷，两国高层领导及时排解了障碍，使两国政治关系重回和解的轨道，这促进了两军关系的发展。2003年4月，在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之前，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率先访问了北京，为两军交流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同年11月，两国海军第一次在东海进行了海上搜救联合演练。虽然这个演练在军事上并不具有重要意义，但毕竟打开了两军交流的大门，是两国安全关系在新时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两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大国在军事安全关系上确实在努力寻找新的共处模式。
        最后，鉴于两国安全关系喜忧参半的现实，可以较有把握地预测，随着两国实力的快速上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双方在安全问题上建立充分互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不大可能很快实现，而在此之前，甚至可能不断出现一些摩擦和分歧。然而，两个亚洲大国的共同崛起也正在为双方重建新的安全关系创造条件。由于两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都为被动接受现行规制的新兴大国，对国际体系都有积极参与和改造的愿望，因此在国际体系的范畴内，中印安全关系更多地体现为共存的性质。虽然在双边层面双方确实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两军关系也将继续成为中印关系中的“短板”，但随着两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谋求和平的周边环境的政策目标将越来越重要，这也将逐渐为两国新型的安全关系创造条件。
三、结语
        由上述分析和基本判断，或可对中印新型的安全关系做如下概括。在历史上和文化上，双方并无互视为敌的传统，也没有剧烈冲突的利益，因此没有理由把中印之间的某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夸大为固有的地缘政治冲突。这些问题，特别是边界领土问题，确实涉及了两国的根本利益，但将此演绎为中印地缘政治冲突的主要环节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中国的西藏地区在中印交往的千年历史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新世纪，随着两国的迅速发展，该地区的险峻地理预期将不再是阻碍中印交流的障碍，因此西藏地区也完全有可能再次发挥重大的交流枢纽作用。而从边界冲突后的近半个世纪的进程来看，边界问题虽为中印间的重大核心问题，但在一时难以解决的状况下，两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仍然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稳定视为一致的目标，没有最终解决方案丝毫不损害两国的和平相处。
        在南亚地区和印度洋问题上，虽然两国在地区问题和海洋权益等问题上未必意见完全一致，但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以及确保海洋通道安全，是今日中印等新兴大国的共同目标，两国携手合作的好处显然远胜于竞争所谓的“势力范围”，因为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无法将19世纪盛行的地缘政治观奉为圭臬，也不可能以他国的安全为代价来保障自身的安全。就中印而言，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无论哪一方的不安全，都将给另一方增添新的不安全因素。由于这个原因，2008年11月孟买发生恐怖袭击后，印巴一度陷入紧张，中国第一次派出南亚特使在两国间进行斡旋。预期中国将继续以这种积极的方式介入南亚事务，使之成为南亚地区稳定的助推器。尽管目前印度尚不能充分理解中国的宗旨，但相信这些促进和平的行为和政策将有利于两国新型安全关系的建立。
        应当引起两国决策层注意的是中印安全关系中的地缘政治陷阱存在着扩大的趋势。从陆地扩展到海洋，成为中印安全关系的一个新领域，且不论美国某些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中印成为海洋大国的趋势是明显的。在这个必然的进程中，两国确实需要就各自的海洋观进行交流，而不是将各自的推论建立在假想的基础上。无论是在西太平洋还是在印度洋，中印都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的要求，都希望并正在加快各自在海洋上的能力建设，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维持海洋通道的安全，进而在地区直至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说到底都是服务于两国发展经济建设的需要。作为全球化条件下共同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印并不需要所谓“持久的争斗”，以中印的能力而言，即使在今后相当长阶段，也仍然远远谈不上争夺海洋霸权。尽管双方在海洋问题上需要加强沟通，也可能有一定分歧，但将此夸大为势力范围的争夺，是需要加以警惕的，而中印就安全关系建立定期战略对话机制的时机应该已经完全成熟了。

文献来源：《南亚研究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