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观是对于国家利益的内容及其重要程度、价值体现、实现途径等方面的根本认知。纵观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利益及其实现方式的认知有一个从模糊、隐晦到明确、清晰，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国家利益观的重要方面。本文根据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容及所要实现目标的认知、对价值体现的判断，以及所采取的实现手段的不同，对中国共产党国家利益观的发展演变分阶段进行了梳理，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利益观具有内向性、去意识形态化和和平性三个趋向性特点。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之一，一般是指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利或受益点，它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全体国民及各种利益集团的物质及精神需求和兴趣，[1]大体可以分为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国家利益观是对国家利益的内容及其重要程度、价值体现、实现途径等方面的根本认知。从主观认知的角度来看，国家利益观深受思维方式、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2]等主体性特质的影响，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它又受到国家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制约。国家利益观对于国家战略的决策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不同的民族、国家、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观。我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利益观对于中国外交战略决策和实施的影响程度可想而知。那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利益观是什么？为什么会形成那样的国家利益观？
         本文认为，纵观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利益和实现方式的认知有一个从模糊、隐晦到明确、清晰，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国家利益观的重要方面。本文将根据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容及所要实现目标的认知、对价值体现的判断，以及所采取的实现手段的不同，对中国共产党国家利益观的发展演变分阶段进行梳理，并试图发现其特点和发展规律。
一、共产国际影响下的国家利益观：1921-1936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加入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民族的独立、尊严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是最大的国家利益。[3]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打倒军阀的北伐战争并领导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斗争。不过，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将实现国家政治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服从于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4]但是，很多时候共产国际的政策调整或转变，其实与它指导下的某国革命的实际进程和现实需要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往往只是为了适应苏联内外政策的调整和转变。这一状况给中国革命带来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5]党内对此明显存在不同意见。[6]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苏两国利益出现了较大程度的重合，使得这一状况有所改观。1933年1月，共产国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提出了具有统战意义的“抗战救国”的一些策略主张，[7]宣布要建立“反帝统一战线”。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提出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实行统战新政策的方针，明确提出党应当“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2月，中共中央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建立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
二、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国家利益观的形成：1936-1949年
        从1936年到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国家利益观逐步形成。抗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先后成为对中国最有影响的两个国家。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国家利益观就是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在与苏美两国利用和反利用、干涉和反干涉的复杂关系中形成的。
        抗战期间，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成为最大的国家利益。随着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逐渐确立，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利益及其实现途径有了更加客观、实际的认识。在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远水近火”的观点，强调现时抗战方针只能是“自力更生，力求外援”，认为抗战真正胜利的条件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战争的决定因素，[9]“熬时间，储力量”为“敌后抗战总方针”。[10]苏德战争爆发后，对于苏联要求八路军牵制日军可能的进攻的各种指示，中共中央也没有给予积极响应。以后，经过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寻求适合本民族特点的革命道路方面更加独立自主。
        为了促成和巩固国内统一战线，牵制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和反共活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国内各进步团体和反法西斯国家积极开展合作。中共这时的策略手法已经运用得十分娴熟，完全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凡符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利益或适应其要求者，都是好的；凡不符合这一利益或不合乎这一要求者，都是不好的。[11]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美外交。但随着抗战结束，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野心逐渐暴露；而苏联对日宣战后，对中共支持力度加大，中共中央坚定了依靠苏联的立场。
        抗战胜利后，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最重大的国家利益就是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实现民族独立、社会革命和国家统一。[12]但中共的战略策略总是不得不随美、苏关系而变，无法真正确立独立自主的战略策略。随着美苏冷战的爆发和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共领导人很快地意识到，无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美国都没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能力，外部力量已经不可能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根本影响。毛泽东在思想上突破了战后大国体系的羁绊，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对美战略，不再把苏联的态度及其利益考虑放在重要位置上了。[13]
        尽管毛泽东对苏联在中国内战问题上的态度不满，但他始终相信自己是共产党，始终相信自己革命的理论、观念、经验和方法，都是源自苏联。[14]意识形态上的亲近感以及对新中国国家安全、国际承认等战略利益的考虑，使他仍积极争取苏联的承认和帮助。斯大林也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而美国则由于企图在新政权中“造成一有效反对派”的阴谋曝光，彻底失去了与中共建立正常关系的机会。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了“一边倒”与“不承认”[15]两项原则。
        在十多年对国家利益观的认知和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独立自主”、“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等指导原则，这些原则后来也成为新中国实现国家利益的指导原则。
三、意识形态阴影下的国家利益观：1949-1979年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共身份的变化，中共领导人对新中国所面临的时代主题和现实环境的认识，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理解与运用，以及他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与民族心理，共同塑造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利益观。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利益观中，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是一对联系密切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说它密切，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意识形态为国家利益服务，而国家利益的实现反过来又维护意识形态。说它复杂，是因为有时两者是一致的、重合的，有时两者又存在矛盾，或者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或者国家利益占主导地位。[16]
        新中国建立后，维护安全的国际国内环境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头等大事。同时，争取尽可能多的外援以便为即将开始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则是仅次于安全问题的外交任务。此外，国际社会的承认与尊重对于一个经历百年屈辱的文明古国来说，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17]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外交利益是“一边倒”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中共所重点考虑的因素，而意识形态则起了推动作用。
        中苏关系的破裂也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18]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家利益观的一部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阶级斗争和输出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中国奉行“两条线”战略，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敌对。对意识形态的过分强调，对“世界战争”与“世界革命”可能性的夸大，导致了相当极端的外交行为，中国的和平形象因为输出革命而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了负面影响。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国家安全成为中共领导人及毛泽东最为关切的问题。当他们确认美国确实准备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后，便毅然走上了联美抗苏的道路，从而使中国外交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此次外交战略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将国家利益置于中国外交的中心位置。[19]意识形态在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利益观中有所消退，中国与西方交往时不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但是，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分歧依旧。
        总体而言，在整个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利益观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特别是在认识和判断外来威胁时，常常过分重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异同，而缺乏对国家整体利益的深刻认识。实践证明，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只能加剧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但中国领导人在这一时期为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的斗争是必须加以肯定的。他们以斗争的方式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正是因为中国敢于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才得以在美苏冷战的大环境下逐步成为世界上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为新中国在70年代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和获取较大国际声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改革开放环境中的国家利益观：1979年至今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利益观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的基础地位方面，在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方面，改革前后是一致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国家利益的排序、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以及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等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地将国家利益置于中国外交的核心地位，在确保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基础地位的同时，将经济利益上升为最大的国家利益，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成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意识形态趋于淡化，和平、合作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1981年初，邓小平向全世界表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依据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80年代末，他明确地提出以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在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方面，邓小平强调，处理国家之间利益冲突的较好方法应该是寻求共同点，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利益上的冲突，并进行合作，互相照顾，互谅互让，平等互利。针对国家统一和领土争端问题，他提出了“一国两制”和“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主张。在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的关系方面，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利益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提出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
        冷战结束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基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发展的需要，对邓小平国家利益观进行了拓展、充实和深化：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的“八点主张”，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实现了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坚决维护了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大力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积极倡导以互信为前提、互利为基础、平等为保证、协作为支柱的新安全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促进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根据文化在冷战后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的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倡导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大力建设中国先进文化”为核心的国家文化利益观。[21]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初步形成。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体系进入转型期。中国国际地位凸显，面临外部压力加大；同时，中国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也进入一个矛盾多发期。国际国内问题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单纯的国内政策或者外交政策已经难以保证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日益增多的各种风险和挑战面前，要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国共产党人将国家核心利益明确界定为三个范畴：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22]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综合安全观来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确保周边安全稳定；并积极利用多边平台，更多关注功能性问题，承担国际责任并逐步推进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同时，以人为本，增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能力。在努力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在协调中国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前提下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23]
五、结 语
        从中国共产党国家利益观90年的发展演变来看，有三大趋向性特点十分突出：
        首先，从国家利益的内容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所定义的中国国家利益具有非常鲜明的“内向性”特点。从建国之前的实现民族独立、社会革命和国家统一，到建国后确保国家安全、领土完整、政权稳固，以及改革开放后追求国家经济发展，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三大核心利益，无一不是围绕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确定的。这些都始终要求中国对外政策的紧密配合，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和平性和防御性。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与外界发生过几次战争和武装冲突，但这些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本质都是防御性的。即使在中国海外利益迅速扩展的今天，党仍然主张以和平和合作的方式来维护海外利益。
        其次，从价值观方面来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去意识形态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鲜明特点。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政策的制定方面曾有纯粹以意识形态划线的经历，给国家利益带来沉重的损失。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彻底抛弃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而以国家利益决定外交政策的取舍。这种做法在促进国家利益方面无疑是十分有效的，但有时也给人以“实用主义”的印象。不过，中国共产党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始终在追求中国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的和谐统一，重视国际正义，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最后，在国家利益的实现途径方面，改革开放后，和平性成为最根本的特点。在革命战争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前，近代历史造就的“悲情”心理导致了中国对当时国际体系的敌意和仇视，相应带来“打烂旧世界”的对抗意识。改革开放后，随着逐渐融入国际社会，特别是随着自身能力的快速增长，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意识和共生意识不断发展。中国越来越多地强调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强调和平和合作手段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宣示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
        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光辉历程中，国家利益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为之牺牲奋斗、为之抗争追求的目标，只是由于受到国内国际环境、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认知和处理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关系，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不同国家利益的重要程度，以及采取何种手段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等方面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利益观还将不断发展变化。随着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在越来越多元的利益驱动以及越来越多元的思考和表达中，鉴别和坚持维护国家利益，我们不能因为某个群体的利益而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在此方面，中国需要建立一个高层次的对外政策协调机制。再者，赢得公众对外交的支持，将成为外交领域越来越繁重的任务。如果不能从中国社会中获得政治合法性，任何外交政策和措施都会难以持久。因此，培养国民健全的大国心态，引导国民正确认识国家利益，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最后，在今后中国共产党国家利益观的发展中，意识形态虽然不再发挥重要影响，但对于价值观的追求却不可或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认为，作为大国的最高境界是“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24]因此，中国不能仅搞硬实力外交，还应大力发展软实力。在未来的多极世界中，中国所主张的原则应在价值观方面具有较大的兼容性，分享善治、透明等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势在必行。同时，在国内还需要更加坚定地履行法治、民主和人权等这些当今世界普遍共享的价值观。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