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土耳其爆发了针对中国的抗议游行,并且导致了部分在土旅行的中国游客受到袭扰。虽然此次游行看似是由土耳其部分民众对中方在新疆地区斋月期限相关规定的误解，但其实与土耳其内部的社会思潮、政治化民间组织和国内党派斗争等因素的有关。在中国走出去的进程中，需要重视这些因素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并有针对性的加以应对。
从表象上看，本次土耳其反华抗议事件是一件典型的“黑天鹅”事件，属于因为小概率事件而产生的突发事件。与之前不同，此次游行的导火索并非是如七-五事件一般的大新闻，而只是一些在我国看来司空见惯的小事。根据穆斯林传统，7月初是其斋月。由于新疆地区的特殊形势，在此期间，我国有关部门从维护大局稳定角度，召开专项工作会议，部署相关工作。而其中，根据政务公开的需要，一些基层单位如镇政府、镇中学等更是把有关工作会议内容上传网上，从而受到外媒转载，成为了所谓中国政府禁止穆斯林群众过斋月的证据。其实根据自己对外媒引用的这些所谓证据的阅读，可发现这是明显的误读。因为在这些内容中均没有提到所谓禁止穆斯林群众度过斋月，只是提出要防止公务员、共产党员、青年学生等群体参加宗教活动。熟悉中国政治和法律的人都知道，这些群体在宗教信仰上的确有其特殊的规定，对其参与宗教活动有所规范是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当行为，与所谓压制宗教自由毫无关系。但是由于中国在国际舆论传播上缺乏足够的话语权，这些本来无比正常的工作部署，却被土耳其和有关西方媒体进行恶意炒作，引发轩然大波，从而引发了此次的抗议。
透过表象也可看出此次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因素。这些因素笔者将其统称为“社会风险”，也即是一个国家非政府层面对中国对外发展和走出去带来的风险。具体下来可分为三种：
首先是社会思潮。与中国不同，在世界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是多元意识形态共存的社会。在其中世俗思想和宗教思想、温和思想和激进思想、保守思想与进步思想相互交织。在土耳其社会中，这种多元性主要体现在世俗主义、突厥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三种思想的交织和博弈上。而这博弈在此次反华游行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一方面，突厥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与中国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信伊斯兰教民众存在强烈的民族和宗教认同，故而当这些势力认为其在中国的所谓的突厥穆斯林兄弟的权益受到损害时，其本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原则，往往会产生拔刀相助的想法，从而兴风作浪，搞乱局势。而另一方面，世俗思想相对而言较为平和理性，其全面意识到中国日益发展的经济可以给土耳其带来的实际物质福利。故而会对中国更加欢迎和友好。例如，在此次反华事件后，土耳其旅游局也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示将保护好中国旅客的权益，许多土耳其民众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谴责暴力事件。这些都是这一股力量的体现。
其次是政治类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也可称为非政府组织或者公民社会组织。根据传统的定义，这一类组织往往较为理性、客观、独立，主要聚焦于社会公益、环境保护等问题，是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和缓冲器。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许多社会组织虽然是”非政府”但是政治性极强，其往往与许多政治力量有联系，甚至就是一些政治党派的附属组织。这些政治类社会组织往往可以起到将一些议题迅速政治化、对抗化的作用。通过制造矛盾，引发动员来获得民众对其组织的支持。例如美国学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在其专著《从选举到暴力》中，就表明在一些刚刚经历政治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突然增长的公民社会往往会使许多极端的政治社会组织占据公民社会话语权，从而导致政治暴力的泛滥。在土耳其这次反华游行中，挑头几个都是这一类的政治类社会组织，如灰狼和民族之心等其都与土耳其各个政治党派有关。
最后，是国内党派之争。中国拓展海外利益的传统模式是与政府和执政党发展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是发展中国家往往都是多党制国家，其国内党派斗争也往往会对中国在该国的经济、人员存在产生影响。有研究即认为此次反华游行与土耳其刚刚结束的议会大选有关，由于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失去了绝对多数地位，无法单独组阁。在土耳其政府组阁悬而未决的情况下，也有许多党派试图利用此次游行来转移视线，并且动员民众支持。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人员走出去的频度与程度都将大幅提升。相关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风险也将越发成为中国走出去中的重要风险来源，需要提前加强研究，做好预判，从而真正思考出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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