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中心高级研究员陆克文先生最近就中美关系发表了一篇重要报告，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然而，笔者对于陆克文先生关于中国的“亚太安全观”不包括美国的说法，并不赞同。笔者认为，中国在亚洲事务上提出的三个“归根结底”，其着意点是鼓励亚洲国家确立亚洲主体意识，而不是要将美国赶出亚洲。
关于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存在，在意的人似乎很多。在“美国重返亚太”一词出现后，不仅美国反复强调它在亚太地区具有“一贯”的利益，而且，有些亚洲国家也大谈“美国不能走”，似乎真有什么人在赶美国出亚洲似的。其实，亚太的问题根本不是美国走不走的问题，而是亚太的议事日程应该由谁制定的问题。由美国制定还是由亚洲国家制定，可能对亚洲国家的利益产生重要影响。
很长时间以来，亚太地区对由超级大国和西方国家制定议事日程习以为常。这可能受到两方面经历的影响：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处于两极格局控制下，亚太地区也不得不服从于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目标，失去了自主决定其议题的空间。第二，东亚国家对于由西方国家设定议事日程存在某种“路径依赖”。亚洲虽然具有古老文明，但其进入现代化的时间要比西方国家晚得多。作为现代化过程中起步较晚的群体，东亚国家在与世界打交道时就遇到了已经存在的规则体系，以至于不得不随着外部世界的规则运转，并在那一过程中逐渐失去了主导话语权和议事日程的自觉性。
实际上，由于地理位置、权力地位、经济水平、历史传统、文化价值等很多方面存在差异，西方国家设定的安全议程常常不符合东亚国家的利益和实际，并非东亚国家的核心关切。例如，处于全球权力顶端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首要目标是维护其“领导地位”，防止出现挑战其主导地位的地区力量。因此，亚太国家尤其是东亚主要力量之间形成相互牵制、矛盾对立的状态对其最为有利，这颇类似于历史上霸权国家经常采用的所谓“分而治之”战略。然而，对大多数东亚国家来说，其所面临的主要使命是如何保障正在进行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规制化得以顺利完成。这在更大程度上属于发展问题，可以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及地区一体化进程中获得更大收益。由此可见，美国维护在亚太地区“领导权”的利益与东亚国家的发展利益之间并不完全一致。东亚国家如果一味追随美国的亚太战略，难免在发展利益上受到损失。因此，突破长期以来垄断亚太和中国周边地区的“欧美话语体系”，从亚洲国家的发展需要出发，正确界定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和安全使命，是亚太地区该做的事。
事实上，冷战结束以后，亚洲国家的主体意识不断上升，其主要表现就是东亚国家间的区域合作不断取得进展。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更加自觉地寻求区域合作。在地区层面，东盟 1、东盟 3等机制使东亚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功能性问题及次区域合作中，朝核问题六方会谈、2008年末开始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及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等也都是非常具有特色并致力于取得实际效果的合作平台。可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一直在逐步走出超级大国在冷战时期搭建起的秩序框架。中国关于亚洲事务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的思想，符合这一历史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东盟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倡导的“亚洲精神”以及“东盟方式”的肯定。
当然，对于亚洲国家日益上升的主体意识，美国作为原有秩序的主导力量难免心存戒惧，时刻担心有一天会失去其在亚太的“领导地位”。由此，面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不断上升，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做出了强烈反弹，不仅在政策宣示层面大谈“重返亚太”、“战略转身”或者“战略再平衡”，而且在实践中着力巩固、加强和调整其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同盟体系，因为这一体系最能体现和维护美国在亚太权力结构中的顶端位置。然而，从亚太地区来看，美国的这一政策选择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安全同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安全公共物品的一种供应方式。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同盟，也就是说加大了在传统安全问题上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公共物品供应。但是，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的传统安全风险实际上是在下降。美国要增加这一供应，就只能“制造”需求。由此，亚太地区国家间的安全关系难以好转就可见一斑了。
客观地说，美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存在。但是，这并不是说，亚太地区的利益界定和议事日程就必须由美国决定。亚洲国家决定亚洲事务与将美国赶出亚洲是两回事儿。美国应该学习平等地与亚洲国家打交道。

文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