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等多个欧洲国家持续遭遇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温度超40摄氏度，多地处于高温预警状态，英国伦敦更是迎来史上最热7月。不仅欧洲，印度近来持续陷入酷热天气，过去一周因此而死亡的人数更是接近1500人。
全球热浪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2014年发布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过去130多年（1880-2012年）来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约0.85℃，最近的三个十年全球气温都比1850年以来任何一个10年都高。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人类已经开展了接近30多年的气候治理进程。就在今年年底，巴黎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即将形成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
气候变化最有可能从根本上推动全球建立一套具有实质约束力的全球“深度”治理机制。全球“深度”治理的实质即是在特定领域突破国界的限制， 介入一国或多国的内政， 它将对全球治理的理论体系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至为深远的影响。
面向年底巴黎气候大会的全球治理，不仅关乎未来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安全，也已成为影响未来国际体系、重塑全球政治和发展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认为，气候变化将会严重威胁人类社会和整个地球，是国际社会的迫切任务。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决定了生态环境脆弱，能效不合理，易受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因此面临比发达国家更为严峻的挑战。发达国家的发达程度、人均收入和历史排放量等决定了西方发达国家要负起更多的责任与义务，为全球气候付出更多的实实在在的努力。
然而，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气候谈判的热度都在下降。2013年对于欧盟来说，内部分裂、希腊危机和乌克兰问题等取代气候变化和低碳问题，成为当前欧洲最突出的问题。东欧国家对欧盟减排目标质疑很大，欧洲民众和舆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大幅度下降，因此欧洲的政治层面气候变化推动力相对弱化。澳大利亚、加拿大是当前油气出口大国、碳排放增长迅速，也都退出了《京都议定书》，日本因核电站事故而放弃了25%的减排目标，在未来一段时间日本的碳排放还将会持续增加。尽管美国奥巴马总统重视气候变化安全议题，但是美国国会依然处于分裂状态。众议院和参议院由共和党掌控，并且会毫不犹豫地反对政府气候变化政策。
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发达国家是有历史责任的，发展中国家是受害者。发展中国家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发展，而且缺乏节能减排的相关技术和资金，这就需要发达国家提供先进的技术援助，特别是资金援助。资金对于气候变化治理密切相关，绿色气候资金（GCF）注资规模达到102亿美元，其中欧盟及其成员国占一半左右，美国30%，日本15%。但对于长期资金（到2020年每年1000亿美元），发达国家依然拒绝给出路线图，2020年之后全球气候变化资金从哪里获得，发达国家更加避而不谈。对于部分发达国家来说，提供长期充足资金都越来越变成空中楼阁，发达国家满足于“只要不让我多承担义务”的现状，甘于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国家日益稀缺。因此，年底巴黎全球气候大会的一个热点议题，是如何形成机制来推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做出更大的资金承诺、应对全球的气候变化。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和经济治理密切相关，互为因果，全球经济发展缓慢和不平衡问题依旧存在，这对全球经济、世界政治和各国发展造成了资金和技术困难，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和信息准备。
尽管面对上述种种困难，联合国和世界各国的气候合作进程，不断向世界传递出加强治理全球气候挑战的信号。2015年已经结束的波恩中期气候谈判会议开始确定了巴黎气候大会草案内容，确认了各缔约方提交国家自主贡献（INDC）的范围和信息内容；为2015年巴黎达成全面平衡的“2015年协议”奠定了基础文本。这显示了国际社会可以在国际治理框架内找到正确的战略目标和有效的方法，并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不断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走向成功。

文献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