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这反映了中国提升国际影响力与塑造大国外交的内在诉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中国大国外交的话语核心。当下，中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中国明确走大国外交之路的背景下正式提出的，它是近几年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外交理念及政策主张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一带一路”既是一项与沿线国家开展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实践性规划，更是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的具体体现。它与中国提出的其他外交理念和政策主张共同构成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将在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制定中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制权。中国在中东“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需对中东当前形势及其发展趋势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强化对于丝路精神的认识，关注中东地区的治理问题。

        自新一届政府明确走大国外交之路以来，中国明显地加快了参与国际话语体系建构与重塑的步伐，在外交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积极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外交理念及政策主张，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的自信心。这其中，“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深具中国特色的代表性符号。2016年新年前夕，习近平主席在其发表的新年贺词中表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这再次明确地向全世界传递出信号：“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建设者，将在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中，发出自己的声音”。2016年1月19日至23日，习近平主席在对沙特、埃及、伊朗进行的国事访问中，通过在当地主流媒体发表文章及在阿拉伯联盟总部发表演讲，就实现中东稳定提出中国建议，并将共建“一带一路”融入和平发展的外交理念，在世界关注的中东问题上提出了中国的话语。

大国外交与国际话语构建

  大国外交需要与大国政策相适应的话语以及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长期以来，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中国一直奉行内敛低调、“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这些政策虽然总体上符合早些年国家的发展现实，但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中国话语竞争能力不足和国际话语权的缺失。因此，自新一届中国政府决定“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之后，构建大国外交话语体系便被提上了中国对外战略的议事日程。

  （一）构建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势在必行

  从领土面积、人口数量及资源禀赋等直观要素衡量，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大国。“中国在历史上也曾经做过世界老大，并且还不止一百年”。但是，自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之力，强行打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逐渐丧失传统帝国的自尊、自傲，一方面沦为大国的附庸，另一方面忙于挽救国家危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励精图治，中华民族得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毋庸讳言，中国在很长时期没有改变弱国心态，即使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世界大国的情况下，很多中国人依然不认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这种弱国心态直接影响了中国外交话语的塑造及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外交似乎显现出一种可以称之为“大国小外交”的特色。笔者借用当下经济学界的一个热词，从“需求侧”和“供给侧”视角看中国外交的发展，发现在很长时间里，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中国都无法成就大国外交。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自身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韬光养晦，总体超脱”的外交路线，没有开展大国外交的内在需求。缺乏主观愿望，理论准备和实际能力也明显不足，自然就谈不上有大国战略和大国外交。

  但是以上状况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增强和提高，以及融入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而正在发生明显改变。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国家积累了巨大财富，海外利益不断拓展，国人对国家的认知已彻底摆脱弱国心态。中国继续奉行低调和示弱策略，一则已不能满足越来越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及日益强劲的对外关系发展需求，二则这一策略已越来越多地被西方贴上不愿负责任的标签。另一方面，中国迅速增强的经济影响力也促进了中国国际政治影响力的增长。中国甚至可以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必要时通过经济外交维护和提升政治上的影响力，这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的自信心和积极性。由此，中国走大国外交之路的“需求侧”和“供给侧”都趋于成熟。在两者共同作用下，中国已基本完成了由地区性大国变成全球性大国的角色转换，并继续由一个具有全球经济影响力的大国向具有综合影响力的强国进发。中国外交的这一历史性转型，既是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转化成为政治和战略影响力进程的一部分，也是促进这一进程加速发展的主要推力。

  中国在向强国外交转型的过程中不免会受到一些国家习惯性的质疑，但显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无论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中国的作用越来越不可或缺。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中国为稳定世界经济形势做出了举世公认的巨大贡献。中国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和东亚峰会，以及博鳌论坛中提出的许多切实可行的倡议、项目和行动计划，都已得到其他国家的高度认可。这一方面意味着随着中国在国际多边舞台的作用日益显现，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改制、创制努力的认可度也会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中国在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深化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相关领域的话语权和规制权方面也将与以欧美为代表的守成国家之间展开更激烈的博弈，而中国目前在这些方面与西方相比仍存在明显不足。从发展趋势看，参与国际话语权竞争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增加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不但是保证中国增长的‘战略机遇期’延续性的必需手段，也是保证全球经济火车头持续拉动力的必然途径。”可见，构建中国大国外交的话语体系已刻不容缓。

  （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中国大国外交的话语核心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首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取代了此前中国坚持了多年的“战争与革命”旧时代观，开启了具有深远意义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型，中国外交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历届中国政府都坚持把“和平与发展”时代观作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

  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为全党指导思想，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重申：“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2002年5月10日，江泽民在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35届年会上发表讲话再次指出：“当今世界，国际局势正处于深刻的变动之中。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要和平稳定，不要战争动乱，要繁荣进步，不要贫穷落后，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应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形势，提出了“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理念。尽管当今世界依然存在诸多不和谐景象，但“和谐世界”理念的宣示，让国际社会进一步理解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进一步看到中国力量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的希望。

  本届中国政府更是将“和平与发展”理念提升到一个更贴近当今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发展的高度。当今世界很多地区持续动荡，乱象频发，很大程度上与治理不善相关。“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人们都面临着秩序和治理问题。”长期以来，全球治理体系基本上由西方标准主导，但近年来中国等国家发展模式的成功对原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和理念形成了冲击，促其进行不断变革，朝着更多元的方向发展。近年来，中国紧紧抓住全球治理的相关议题，不断推出新的外交理念和举措，“鲜明地提出反映时代前进方向的新的世界观和国际治理理念，并将其凝聚为有感召力的时代话语，用以提升中国软实力，重塑中国话语权”。而本届政府提出走大国外交之路更为构建中国的外交话语，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制权创造了积极有利的条件。

  2013年3月习近平在出访俄罗斯时，首次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概念，明确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当今时代的潮流。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其中关于“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的思想观点，科学地阐述了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正面回应了西方国家所谓中国“只注重发展不关注安全”的质疑。

  习近平在2016年1月访问中东三国期间，更是明确指出：“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各方要在追求对话和发展的道路上寻找希望。习近平在阿盟总部的演讲中全面阐述了中国的中东政策，并且提出了“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五大理念，以及“促进稳定、创新合作、产能对接、增进友好”四大行动。这是继习近平在2014年6月5日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构建“1 2 3”合作格局的新构想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再一次在中东地区发展及治理问题上提出中国的思路和方案。

  几十年来，中国经历了不同时期的转型变化，但发展理念贯穿始终；历届中国领导人对外演讲主题不同，而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核心的外交思想一脉相承。同时，从“争取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到“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再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不同的表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和理念“由内及外”的发展轨迹以及中国在拓展这种思想和理念过程中表现出的越来越强烈的自信。邓小平最早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是为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提供依据，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论断更多也是强调要抓住外部环境客观上对中国有利这样一个历史机遇发展自己。但此后，国际形势及中国自身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导致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对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指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最近，习近平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发表讲话进一步明确，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愿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笔者认为，自此，中国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核心的国际话语体系已经被清晰地构建起来，并开始产生世界性影响。

“一带一路”是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曾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出现各种解读。国内学界及媒体的相关论述大都围绕推进“一带一路”议题从经济和风险抑或更为宏大的战略层面展开。有些过于宏观高深，将其视为包罗万象的国家发展战略，甚至提升到人类文明的高度，有的又太具体实在，只在意具体的项目、利益及风险。一些解读过于强调倡议的经济合作意义而低估了其对中国外交形象塑造和话语构建的作用，一些解读又过于突出和夸大倡议本身的战略性而忽视了它与其他各种外交新理念、新思想相辅相成的逻辑关系，更有一些地区和部门仅从各自利益出发，对倡议理解和解读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和随意性。各种解读其实都在试图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话语构建，这些话语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一带一路”的正确理解。这些过于宏大又或各有偏颇的解读其实都未能体现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意义。从国际关系尤其是中国大国外交的国际话语构建视角看，最重要的是要表达清楚“一带一路”倡议究竟要传递怎样一种思想精神和价值理念。如果我们自己对此没有相对统一的认识，就很难真正取得国际认同和支持。如今，经过前两年的辩论和实践摸索，在较高层次上，人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深远意义已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但坦率地说，它还没有从政治家或者精英和学者的认识完全转变成社会共识，更没有从国内的认识真正转化为国际共识。从笔者近年来对中东地区的调研和研究看，丝路沿线相关国家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既有期待，也有认知差异，甚至还有误解。这也反映出我们在相关话语构建方面的欠缺。

  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中国明确走大国外交之路的背景下正式提出的，因此，它从一开始就应被当作大国外交话语来构建。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在多年前就开始要求中国负起“大国责任”，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一直对中国抱有“大国期待”，而在经过多年持续崛起之后，中国也真正确立了世界大国的地位，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与大国地位不匹配，与国力发展不同步是不争事实。因此，中国要奉行大国外交，首先要升级自己的外交和国际话语体系。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的制度性国际话语权建设带来了希望。”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所包含的理念和精神，与近几年中国提出的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国外交理念及政策主张一脉相承。它既是一项与沿线国家开展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实践性规划，更是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的具体体现。它既与中国提出的其他外交理念共同构成中国的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更是将这些理念付诸行动、实现共同发展目标的最好途径。毫无疑问，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以及中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地区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所产生的实际效益，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和地区多边合作机制欢迎中国的参与，更多国家期待中国能提供更多的合作型公共产品，中国也将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一带一路”在这方面将为中国提供更多的实践场，中国要在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推动创建一些相关的多边和双边机制，而中国将在参与这些机制的创建及规则制定中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和规制权。与此同时，中国还要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将与各国的经济合作延伸到更广泛的领域，这也可为中国未来提供类型更加多元的国际公共产品创造新的机遇。

  其次，“一带一路”所遵循的“平等、合作、开放，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具有普适性价值和意义，它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平等的普遍意志及合作发展的共同诉求，“彰显了和平、尊重、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这一倡议显然有别于美国和西方大国基于霸权和维护主导的国际关系理念，因此，它更易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接受。埃及金字塔报社社长艾哈迈德·赛义德最近在中国《环球时报》上撰文指出，“一带一路”唤起了古丝绸之路在公正、和平基础上加强世界经济合作、平等互利的伟大标志性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设想更使得这一倡议真正具有国际性，而不仅仅局限于古丝绸之路国家。在赛义德看来，不同于西方大国源自于霸权、占领和压榨的“炮舰政策”，“一带一路”倡议要打造的是一种以公平、公正、互利为基础的新型国家关系。阿拉伯人民对建立这样的国家关系怀有殷切期望。由此，“阿拉伯国家选择丝绸之路的路线和方针，而不是‘炮舰政策’的强盗主义。阿拉伯国家坚定地希望美国和欧洲也能走在这条路上，让基于公正、公平的和平合作成为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强有力基础。”

  再次，“一带一路”倡议基于举世公认的中国成功的发展道路和经验，“中国道路促进中国走向成功，这条道路具有独特优势和世界意义，它既影响世界格局，也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它也因此提升了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所需要的坚实的话语基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认为，它有助于把中国发展的宝贵经验传播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市场与政府两手并用的独特发展经验。这样既可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也可以实现中国软实力在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现在有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经验产生浓厚兴趣，认为它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发展模式的选择。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则从中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来说明“一带一路”的现实意义。康纳认为，传统上，二战以来最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就是安全和稳定。美国既有军事实力又有同盟体系，因此被认为是国际安全的头号供应国。“但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极为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基础设施建设。就像每个国家都需要安全一样，它们同样也都需要基础设施。在这方面，中国无疑是主要提供方。如对两者加以比较，我认为当前环境下基础设施更为重要。”毋庸讳言，过去这些年，中国能够向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的类型相对单一，主要是经济类公共产品，其他如政治类、安全类和思想类公共产品相对较少，而“一带一路”的推进，为中国向世界提供更多元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重要机遇。中国道路和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重大参考价值，可有效强化中国提供政治类、思想类国际公共产品的合法性。中国为确保“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未来有可能强化与相关国家开展的安全合作以及对地区和平安全事务的参与，这也为中国提供安全类国际公共产品创造了条件。

如何构建“一带一路”在中东的话语？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无疑是今后中国中东外交的重点，但中东目前形势依然较为复杂，局部动荡在很长时间内仍是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一带一路”在中东的话语？笔者以为，对当前形势及其发展趋势有一个准确判断是必要前提。当前，学界有不少人在讨论中东形势及其发展趋势时，看法非常悲观，但在讨论如何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又似乎刻意弱化形势的影响力。虽然也有不少人谈论风险，但风险和形势判断并不是一个概念。笔者认为，中东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且问题的严重性不容低估，但稳定与发展是民心所向，经过多年的动荡，“乱后求治”正在成为一种地区性趋势，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如何改善地区和国家治理将成为本地区大部分国家面临的最突出的内政外交问题。

  笔者几年前对中东形势有一个基本判断，认为自2010年底以来，中东地区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由两大因素造成：一是中东变局，二是美国中东战略调整。前者推动了中东地区国家的政治转型，但也引发了地区局势的持续动荡和极端主义回潮，后者则打破了本地区原有地缘政治格局的平衡，激化了地区国家间的矛盾。两者既有各自发展的轨迹，又互相作用、彼此影响。而当前的中东局势依然是在这两大因素发展的影响下继续盘整，只是，一些过去看不太清的问题和发展趋势现在变得明朗化了。

  笔者认为，中东地区总体上已渐次进入漫长的转型时期。在过去几年里，各国应对转型的表现形式不一，总体上出现过5种态势：一是试图从伊斯兰传统中寻找方向，突尼斯、利比亚，以及埃及最初都是伊斯兰政党或者伊斯兰主义者赢得大选；二是重新回到强人政府和威权统治，如埃及出现的二次革命，突尼斯世俗强人的再次崛起等等；三是那些没有直接受到所谓“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国家，如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约旦等国一直试图通过小心翼翼地主动改革，来管控国家秩序免受冲击；四是一些国家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即通过对他国政局的介入和干预，将话题焦点和舆论视线引导到他国动荡之上，试图以此保护自身不受牵连，甚至还想借机扩大影响；五是一些国家陷入持久内战，如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至今依然在激烈的博弈之中，而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个国家的政治走向。

  以上5种态势并未成为一种定势，而是仍在变化和调整之中，但一些明显的变化已经出现。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性变化是：虽然中东眼下依然有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旧矛盾远未解决，新问题还在不断出现，但总体上该地区正在呈现“由乱到治”的迹象。

  这种变化首先从人们对局势的认知上开始。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地区政局不稳、国家经济不发展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本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宗教文化，以及外来干涉等客观因素，但现在已开始逐步转向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和寻找出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治理不善才是导致社会动荡的最根本原因。若我们仔细观察本地区的形势变化便不难发现，在中东政治转型过程中，代表各种政治思潮及意识形态的世俗和宗教力量为主导国家发展道路而展开的争夺和冲突，其实质乃是治理模式之争。最初一些宗教政党或政治势力尚能借助宗教号召力或者利用外部支持得以登台亮相，但最后，能否做到良治和善治，才是评判政府合法性及考验当政者治国能力的真正标尺。换言之，谁能带领国家发展，能有效管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宗教矛盾，谁才能得到人民的真正支持。这是当今中东转型的一个新特点和新趋势，应该成为我们观察中东问题的新视角。这也为在当前形势下中国与中东国家分享治国理政经验的可行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治理问题切中了该地区许多国家的时弊，中国的治国理政思想和经验毫无疑问对中东国家有借鉴意义，许多国家对此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及与中国合作的愿望。因此，“治理”理应成为在我们构建中东“一带一路”话语中的“关键词”。事实上，近年来，治理思想在中国对中东国家关系的政策文件中及中国领导人针对中东问题的政策演讲中时有体现。如2014年6月5日，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中，用了几乎1/3的篇幅来谈丝路精神。我们仔细研读习主席的这番演讲，可以发现：它不同于以往官方对于“一带一路”的一般意义上的解读。习主席强调的丝路精神概括起来就是4句话：促进文明互鉴，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和平。而这4句话实际上是建立在中国对当前中东总体局势的评估及对其未来发展的判断的基础之上，中国对于当前及未来中国与中东关系发展的看法既着眼于现实，又面向未来，其中既有中国长期坚持的中东政策原则立场，也包含了新时期中国探索大国外交道路的一些新理念，尤其是包含了中国对于地区和国家治理的一些新理念和新思路。

  比如在“促进文明互鉴”的部分，中国表示将继续毫不动摇地支持阿拉伯国家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反对一切针对特定民族和宗教的歧视和偏见。同时指出，中阿应该一道努力，倡导文明宽容，防止极端势力和思想在不同文明之间制造断层线。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未来要参与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共同治理和应对极端思潮和恐怖主义的指导思想。

  再如，在“尊重道路选择”部分，中国指出：一个国家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如上所述，当前由中东政治和社会转型激活和引发的地区各种新老矛盾乃至社会动荡，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各种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为主导国家发展模式而展开治理模式之争，我们相信，经过内部磨合乃至“再平衡”，中东各国一定能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中国的经验是，一国在探索自主发展道路过程中，既不能完全照搬或者盲目效仿国外某种模式，也不能完全排斥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正基于此，中国提出愿意同阿拉伯朋友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从各自古老文明和发展实践中汲取智慧。

  “坚持合作共赢”体现了当前中国外交的核心思想，其内涵早已超出经济领域，近年来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和“新义利观”等都包含有互利合作共赢的内涵。2013年6月27日，外交部长王毅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发表的讲话中，更是把“突出互利共赢”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理念之一。

  最后，以“倡导对话和平”来处理中东热点问题是中国的一贯立场。习主席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中国将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地区事务，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同阿拉伯国家一道，推动通过对话找到各方关切的最大公约数，为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端是中国的一贯主张，但把它作为中国向国际社会和相关地区提供的公共产品提出来，这是第一次，这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将更多参与地区治理的一种积极信号。

  2016年1月，中国政府在其首次发布的《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中明确表明了“中国尊重阿拉伯国家人民的选择，支持阿拉伯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希望加强同阿拉伯国家分享治国理政经验”的愿望。2016年1月，习近平在阿盟总部的演讲中再次提到，中阿双方要抓住未来5年的关键时期共建“一带一路”，中国要“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习主席并在演讲中提出“高举和平对话旗帜，开展促进稳定行动；推进结构调整，开展创新合作行动；促进中东工业化，开展产能对接行动；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开展增进友好行动”的四大主张。

  笔者认为，上述《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及中国最高领导人关于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讲话都很好地阐述了地区治理与共建“一带一路”的辩证关系，明确表达了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也要密切关注和充分参与中东地区秩序的改善和治理的愿望，同时清晰地提出了中国的思路和方案。显然，中国认为，只有地区秩序和国家治理改善了，“一带一路”才能顺利推进。由此出发，现阶段“一带一路”在中东的话语构建也必须紧紧围绕促进地区治理这一主题来展开。为此，我们要逐步打破在中东问题看法上的传统思维定势，避免对中东局势的误判，关于中东的话语要从过去强调“冲突和矛盾”逐步向突出“治理和发展”转换。同时，我们要摆脱长期以来西方将发展与安全问题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确立“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辩证阐述两者关系的中国话语。此外，基于发展是中东各国共同的需求和普遍关注的重点，我们要将“一带一路”提升到中国提供发展思路的高度来解读。而以推动中东稳定发展为重点的中国中东外交理念和政策也应成为“一带一路”在中东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张三系上海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文献来源：《西亚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