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台湾政局发展关键之年，其发展动向关系到2012年1月14日合并举行的“立委”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关系到2008年以来台湾政局的积极性变化是否延续的问题，也关系到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如何持续的问题，从而考察台湾政党政治的演变与发展的基本特征，对于正确把握台湾政局的演变动向十分重要。

一、当前台湾政党政治演变的基本特征
        近30年来，尤其是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实现自下而上的全面选举以来，台湾政党政治发展基本平顺，政党政治格局基本成型。就目前政党政治体制与形态而言，基本上呈现了至少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点。
        1、两党政治基本格局。台湾政党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政党的多样性与政党格局二元化。台湾政党多样性与多元化始自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放“党禁”，1987年之后政党产生如雨后春笋，至2011年4月24日召开成立大会的中华台商爱国党，是第185个政党。[1]台湾政党的多元化，缘由《人民团体法》所规范的政党成立的“报备制”而非“许可制”。而两党政治格局的基本形成则经历了一定的发展阶段，由新党成立、亲民党成立与发展，包括台联党成立等，历经“三党政治”、“多党政治”等。而台湾社会蓝绿对立的政治现实与选举制度的调整造就了蓝绿两大党政治格局的成型。特别是“立委”选举制度的改变使两党政治成为了短时期内难以改变的政党政治格局。
        在“立法院”成为台湾政治中心后，特别是“立委”选举制度由原先的“复数选区单记不可让渡投票制”改变为“单一选区两票制”，这是台湾政党政治两党化的制度性与根本性原因。即由原先29个选区、225席“立委”选举制度发展到73个小选区加2个平地与山地原住民选区、113席“立委”的选举制度。复数选区选举制度有利于小党的生存与发展，而“单一选区两票制”则是有利于大党，造就两党政治格局，包括若干对小党参与选举规定，“‘立委’选制变更，区域选举从多席次的复数选区改为赢者全拿的单一选区，将小党赶出区域票的战场，仅保留政党票比例代表制的一丝生机，却又规定需有10席区域候选人才能登记为政党票，令小党参加陪榜性质的‘不乐之选’”。[2]
        2、蓝绿政党矛盾分裂台湾社会。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严重对立及其矛盾是制约与影响台湾政局发展最大、最核心的矛盾，也使台湾成为一个分裂的社会。台湾政党政治的第二个明显特征是蓝绿两大政党之间的严重对立，政党对立与冲突要远远大于政党合作。2011年4月在民进党党内初选中，参选人苏贞昌曾表示：台湾的政治，一个政党上台，就有一半的人觉得被抛弃。应该说苏贞昌的评论是对台湾政党政治中蓝绿两大政党及其支持者严重对立的经典描述。
        蓝绿政党严重对立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民进党出于自身政党成长的考虑的原因。作为在野党，在选举中动员群众的最好方法是树立对立，因为有对立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选票。所以，无论在民进党成立之前的党外时期还是1986年9月28日成立之后，作为在野的党外人士与民进党在选举的基本手法是树立对立，通过塑造与国民党候选人不同的社会形象来争取选票。
        民进党特别是陈水扁在选举中操弄的简单的“二分法”也是台湾政党严重对立的重要原因。2000年陈水扁因连战与宋楚瑜的分裂而上台，在2004年选举中面对“连宋合”要如何胜选？继续操弄对立是非常廉价的策略，邱义仁提出了“割喉割到断”理论，陈水扁运用手中掌握的政权机器，在台湾社会挑起一系列蓝绿对立事件，包括“去中国化”政策与运动，提出“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口号，要求所有人“选边站”，特别是2004年的2颗子弹，把台湾社会活生生地一分为二，即“蓝天”与“绿地”，台湾政党也分为蓝绿两大类。
        民进党在选举中树立与国民党对立的另一个重要手法是“抹红”国民党。“就是以国民党联合共产党为伍，而共产党处心积虑要吃掉台湾的想象，来指控国民党出卖台湾。”民进党的优势正是在于在两岸一直对立的“历史框架”，即使是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环境下，民进党依然指控国民党“倾中（大陆）卖台”来争取选票，苏贞昌就认为目前两岸和解是“卑微与低下的一味亲中”，蔡英文则是提出两岸不可进行双边往来，必须参与国际的多边往来，否则台湾会变成大陆的边陲。[3]
        近期台湾蓝绿政党对立的一个典型是在吴淑珍2月18日入监问题上的对立。绿色支持者指责马英九当局在陈水扁生日当天要吴淑珍去监狱报到是“羞辱”陈水扁，泛蓝代言人邱毅则信誓旦旦地指控司法部门早就“套好招”，只是在走形式“演戏”给人看，吴淑珍不会真的坐牢。凡事“依法行政”的马英九则反而成了“两边不是人”。
        3、政党发展的外在影响因素重大。无论对台湾政局还是对台湾政党政治的演变，外在因素影响至大至深。原因就在于台湾社会是一个浅碟社会。多年前，时任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就公开强调，台湾社会是一个危机社会。由于历史原因，从开发之始，台湾就是各方势力交汇之地，日本殖民台湾50年，后台湾成为东西方“冷战”前沿。在台湾政党政治的外在因素中，主要存在美国、日本及中国大陆等三重因素影响。
        其一：美国对台湾政党政治的影响最大。美国一直视台湾为其“势力范围”，迄今坚持按照《台湾关系法》售台武器，这是冷战遗绪。对两岸签署ECFA，美国立场是乐见与欢迎，但美国其实是秉持了“二不”政策，即不介入两岸对话，但不希望它对两岸对话等两岸关系的发展处在状况外。虽然近期美国国内学界出现了是否应该“放弃台湾”讨论，都要美国真正“袖手”台湾政党发展，应是有待时日。李登辉当政时刻意按照美国式两党政治支持民进党成长，培育台湾两党政治。苏起在辞去“国安会”秘书长后公开指出马英九团队的对外政策是“亲美”、“友日”、“和中（陆）”。作为一个前官员，公开提出其政策是“亲美”，而又被台湾社会与一般民众视为理所当然，可见台湾一般民众社会心理对美国依赖之大，也可见美国对台湾政党政治之深刻影响。
        其二：日本对台湾政党的影响不小。日本殖民台湾50年，对台湾社会影响极其深入，日本观光客到台湾在2009年是外来观光客中最多者，台湾民众因有72小时“免签证”去日本观光也相当普遍，双方社会交往密切。民进党包括国民党的候选人，大都通过访问日本“出口转内销”提高曝光度，并与日本各政党建立关系以自重。尽管日本对台湾政党政治影响表面上不如美国明显，但日本通过经济、社会层面影响台湾政党政治作用实在不容低估。
        其三：中国大陆对台湾政党政治影响在加大。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后两岸关系因素成为政党政治发展重要的外在因素。一方面，两岸关系走向和解趋势有对岛内蓝绿、族群甚至省籍对立起到缓解的作用，使得台湾内部政治势力经由刺激两岸关系而挑起族群与省籍矛盾进行政治动员的效能下降，另外一方面，由于民进党等政治人物挑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成为了若干省籍意识强烈人员的紧张触媒，两岸经济议题都被政治化。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党交流等，不仅由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密切而使大陆因素影响增大，而且开始趋于正面，从五市选举可见，两岸关系因素在台湾地方选举中开始由“负面”因素转化为“正面”因素，至少是“不负面”因素。2011年4月民进党党内初选中，无论是苏贞昌还是蔡英文都不得不正视中国大陆的崛起，既不敢再反对ECFA，也无法反对三通等两岸交流交往。
        当然，若干台湾民众对两岸经济密切化也存在担心，据台湾“中研院”社会所吴乃德的研究，“台湾的主流民意对两岸经济往来持正面态度，但台湾民众也普遍了解，两岸经济往来并非白吃的午餐”，有6成的民众担心两岸经济交往让“现状无法维持”。大约53%的民众认为“国民党太过倾向中国（大陆）政府的立场”，同时也有50%的民众认为“民进党过于反对和中国（大陆）来往”。[4]这样的民意反过来也将影响蓝绿政党的两岸政策走向。
        4、多种内在矛盾制约台湾政党政治。台湾政局也是一个矛盾集合体，有蓝绿对立、政党对立、社会对立、族群对立、政策对立等。其中省籍、族群、南北与统独矛盾在共同制约与深刻影响台湾的政党政治。
        其一：省籍矛盾。台湾社会省籍矛盾由来已久，其产生与“二二八”事件有关，也与若干政治人物为了谋求选票私利蓄意的挑起有关。近年来省籍矛盾有缓和趋势，但在重大选举与关键时刻，往往还是个敏感问题。3月11日蔡英文宣布参加民进党初选时提出的口号是“要把台湾赢回来”。所谓“赢回来”，其意涵是属于她的东西被别人拿走了，所以要拿“回来”，其潜意识还是“台湾属于民进党的、不是属于国民党与马英九的”，还是民进党惯有的思维“民进党才爱台湾”。包括蔡英文攻击马英九父亲骨灰盒上写有“化独渐统”，而标榜其父亲骨灰盒上书写“枫港”地名，无非也是要彰显只有她蔡英文家族才“爱台湾”。
        其二：族群矛盾。台湾社会客观存在闽南、客家、外省与“原住民”等四大族群，四大族群产生与发展有其历史与政治背景，也成为政治人物乃至政党操弄的议题。石之瑜认为“民进党最终真正仰赖的，还是用想象的族群来分化社会，制造对立。”他说：“蔡英文不断强调要调和南北与融合族群，在在隐喻目前的台湾南北对立，族群不合。这是不是生活中的事实并非蔡英文的重点，她的重点是要大家选边。”[5]
        其三：统独矛盾。统独矛盾虽不再是台湾政党政治发展中的核心矛盾，但统独意识将在比较长时期内是台湾政党政治发展中的潜在矛盾。包括蔡英文与民进党一直指责马英九“终极统一”，就是意在利用统独矛盾收割选票。石之瑜称民进党党内初选政见发表会主要候选人的两岸政策虽然不清楚，但“目的很清楚，就是以两岸的对立来制造国民党的困扰，侵蚀其选票。”[6]
        其四：南北矛盾。台湾北部与南部客观存在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尤其是选举季节，都使南北矛盾不时凸显，同时地域矛盾，夹杂省籍、族群与蓝绿矛盾，使影响台湾政党政治的矛盾复杂多样，加上蓝绿政党在国家认同上的分歧巨大，“尤其是在如何处理与中国（大陆）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上，因为国家认同或现实利益的不同考量”，使得台湾内部“陷入长期的对立争论之中。”[7]
        5、蓝绿政党的国家认同差异极大。任何国家、地区与社会，也许各政党的政治理念与政策主张严重对立，甚至相反，但一般而言在国家认同与个人身份认同上差异不大。但台湾社会中的各政党，在国家认同与个人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却是极大，有“中国认同”，有“台湾认同”，也有双重认同，等等。国民党承认“九二共识”，维护“中华民国宪法”，事实上承认“一中”，坚持了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政治立场，而民进党虽然曾经执政8年，享受拥有执政权所赋予的各种特权，在内心深处与政策理念上并不认同台湾现有政治体制，不认同“中华民国”，甚至部分政党一心一意推动成立“台湾国”。这是台湾蓝绿政党客观存在的重大政策差异。因此，在可预见将来，各政党国家认同的差异将长期存在，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主要原因。
二、台湾政党政治的走向
        1、两党政治格局巩固化。在选举制度规范下，台湾蓝绿两大政党基本垄断了台湾社会选举资源，尤其是在蓝绿高度对立状况下，中间选民要么是被迫选边站，要么是干脆不投票，中间势力成长空间相当有限。除了在多席次选区选举产生的五市市议会与17个县市议会中，国民党与民进党之外的政党也许能够抢占若干席次外，在“立法院”中能够当选的席次几乎都难以组成党团，两党政治的基本格局长期存在。
        2、第三势力前景空洞化。在两党政治基本成型的大环境下，第三势力空间呈现狭窄化趋势。台湾政坛的“第三势力”只有想象的空间，而无实际成型的可能，尽管不少中间选民对国民党不满意，对民进党不放心，但在蓝绿严重对立的政治情势下，中间选民“被迫”选边站是无法避免的现实。由于台湾政党政治基本上是两党政治的基本格局，2008年两场选举中民进党的惨败及“立法院”席次不足四分之一，其实并非蓝绿政党实力的真实反映，同样，2008年之后历次选举民进党胜多国民党输多的现象也正是政党实力的现实反映，并非媒体所谓民进党政治实力的大幅上升，其实只是“谷底回升”，基本实力有所展现而已。
        3、族群与省籍矛盾缓和化。每到重大选举季节，一定会有政治人物打族群与省籍牌，这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也恐怕难以避免。但无论如何，台湾社会族群与省籍矛盾的总体发展态势是趋于缓和，一则是马英九当局对此一直秉持理性的政策立场；二则是台湾多数媒体对此议题坚持公平监督的立场，凡是发现有政治人物刻意挑起都给予批判；三是社会多数选民的个人素质在不断提升，也压缩了若干政治人物利用族群、省籍矛盾企图渔利、谋求私利的空间。
        4、南绿北蓝与南北矛盾长期化。南绿北蓝的政党政治格局是多种因素造就的，与长期以来的南北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差异有关，难以在短时期内从根本上消除，加上五市选举制度的推行（市长直接任命各区长）与“单一选区”选举制度的实行，使北部蓝的继续蓝，南部绿的更绿，从而南北矛盾的存在也将长期化。
三、政党政治发展对台湾政局的影响
         政党政治新的发展特征对台湾政局的演变、台湾社会与经济等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1、政党斗争恶质化。由于蓝绿两大政党之间的严重对立，台湾政局中的政治斗争呈现恶质化的趋势，双方都难以在选举结果揭晓后以平常心对待失利，也难以祝福对方。从而选举手法大多是无数不用其极，负面选举手段纷纷出笼，“抹黑”、“抹黄”与“抹红”是惯用手段。即使是在“立法院”中，为了政党与个人私利，也经常大打出手。纷扰台湾政坛近5年的“首长特别费”问题便是蓝绿政治斗争恶质化的指标之一。政治斗争恶质化，既表现在蓝绿两大政党之间，也反映在蓝绿内部之中，民进党党内初选，支持蔡英文的阵营提出“唯一支持说，”甚至“谎报年龄”、“蔡妈妈（马马）”手法等纷纷上演，简直是只要把对手打趴下，什么手段都敢使。所以，萧万长认为台湾社会需要“形塑良好的政党竞争文化”，“许多民主政治的理念与价值都必须加强扩散到社会中所有的次体系。” [8]
         2、选票中心化。由于选举活动成为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核心活动与调节杠杆，从而一切以选票为中心，选票至上。台湾自光复以来推动地方自治，开启选举活动，逐渐建立了一套全面、系统的选举制度，就各级行政首长而言，自村里长、乡镇市长、县市长、五市市长到“总统”，就民意代表而言，从村民代表、到乡镇市民代表、县市议员、五市议员到“立委”，全部均由直接选举产生，经过选举检验。因而台湾社会成为一个选举社会，甚至是因选举而“被”高度动用的社会。政治人物、政党诉求、政策走向都围绕选举这个中心进行。选举结果决定政党成败，选举成败决定权力的分配。从而整个社会都是一切以选举为中心，一切以选票为考量，选票是政党政治的王道。1986年9月28日成立的民进党，是因选举而成立，通过选举而发展，由选举而壮大，因为是“选举起家”，对选举专精。如果说，国民党在2000年前施政还讲究“永续性”的话，经历2000年失去政权后八年，也学到了教训：没有政权，就没有政策，从而也将选票争取也置于至高无上的重要地步。
        在任何选举社会，政党与政治人物重视选举，看重选举结果，当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台湾社会似乎与其它选举社会相比，对选举的重视程度更加特别。“短期的选举压力让政治更民粹化，让政府、国会无法理性的规划、讨论政策”，[9]政治人物提出政策大都着眼于选票争取。纷扰几年之久“国光石化案”，在2011年4月由马英九正式宣布“喊卡”，理由是“世代正义，环保救国”。但有许多人怀疑“让国光石化转弯的主因，究竟是环保还是选票？”“势如割喉的总统选举使国光石化案不能成为一个比例的选择，而成为一个全有或全无的方案”。[10]原因就在于五年前大力推动“国光石化案”的苏贞昌与蔡英文，以反省、道歉回过头来全面反对这个大型投资案，迫使马英九团队由“台湾不能没有国光石化”转变为“台湾可以没有国光石化”，蓝绿双方立场转变都“只是对总统割喉选情做出了政治选择”。[11]选票至上、选票高于政策的理念昭然若揭。对于2012年1月举行“总统”、“立委”选举合并案，蓝绿两大党也是多基于选票的算计，“民进党表面痛批，其实是乐见其成”[12]，因为南部“立委”及多数人评估是对民进党有利。所以，陆以正认为：“台湾最大的人为灾害”，“就是选举”，“眼看政治人物为争取选票，不择手段的丑态，实在恶心。”[13]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在推动二代健保时气得大骂：“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年年选举”。[14]
        3、社会生活泛政治化。由于统独矛盾，由于各政党在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上的根本性的差异，由于频繁的选举活动，也由于媒体的大肆炒作，或者是由于别的原因，台湾社会不仅是个危机社会，更是一个“被”高度动员、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由于选举，不仅蓝绿对立，南北对立，而且家庭、夫妻、兄弟都因此不和，整个社会经常沉浸在政治气氛之中。每天晚上时政谈话类节目，经常牵动人们的政治神经，通过评论政坛人事变化，牵动政策的调整与变化，牵动政党政治的发展演变。台湾历次大规模选举高达70%甚至80%的投票率，也昭示出台湾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
        4、媒体作用极大化。由于开放“报禁”后，大量媒体的产生，加上台湾社会的泛政治化，媒体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是“扯不清，理还乱”，媒体与政治人物的关系也是各有千秋，因此，台湾媒体与蓝绿两党政治一样，呈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对于台湾媒体的蓝绿立场与偏好，有人认为由于绿色媒体是“真小人”，蓝色媒体是“伪君子”，从而媒体生态是7分绿，3分蓝。高度竞选的媒体生态导致了政党利用媒体，媒体介入选举，媒体获利选举。有台湾媒体报道，五市选举中，蓝营广告支出是2亿新台币，绿营是1亿新台币，由此带动选举经济6亿新台币。媒体对台湾政党政治与政局、社会的影响不小，TVBS的“2100全民开讲”、“新闻夜总会”、中天的“新台湾星光大道”、“文茜世界周报”、“台湾大论坛”、三立的“大话新闻”等，立场十分鲜明，对台湾社会民众的影响不小。
 

文献来源：《现代台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