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外交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相互联系与影响着。目前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仍然由发达国家主导。但应当看到，发展中大国在气候外交中的积极有效的表现代表并带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利于促进国际气候能源合作的机制化，有利于多边主义战胜单边主义。堪忧的是，环境恶化从未停止，而全球气候能源治理却在艰难中前行。根源还是霸权意识、单边行动、南北分歧、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全球环境管理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这些都对全球、多边或双边环境国际合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

随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作为发展中大国实力的增长，国际气候谈判的国家角力也逐渐发生变化，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一方面，在主要的谈判大国推动下，包括众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在内，国际社会对低碳发展的共识和诉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由于国际气候制度需要得到各国、尤其是大国的认可与执行方可避免成为一纸空文，相关协议及其发展只有首先在大国之间形成共识，方才有可能推动达成全球范围的一致。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巴黎大会制度建设方面至关重要。作为自下而上为主的减缓贡献，巴黎大会的成果将反映自下而上和宽松的减排特点，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压力有所减缓，如何实现气候治理的全球公共利益，如何让各国共享应对气候变化的利益等问题愈发重要。

中国气候外交应多方位构建协同机制，充分利用气候外交促进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目前最为尖锐的气候外交问题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减排制度的制定问题。中国和主要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发达国家负有最大的排放责任和能力，要在国际气候保护行动中做出表率。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一直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机遇，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碳发展道路。中国在6月30日提交联合国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确认，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排放到203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60%-65%，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在南南气候治理领域，中国和印度、巴西两大发展中国家签署了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并在两份声明中都强调了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应该努力做出贡献。尽管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不是中国在公约下的义务，但作为具有较多应对气候变化经验和能力的国家，通过南南合作可以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利于中国在全球气候外交中提升话语权，成为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的重要举措。

气候外交对内还受制于国家发展战略与整体外交战略，首先服务于国家环境利益，其次才考虑兼顾国际共同利益。南北分歧与巨大差距，国际气候能源机制的相对“空洞”和“软弱”，世界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世界环境管理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加上世界气候外交的专业化、全球化、复杂化、政治化，这些问题共同注定了世界气候外交虽不可缺少，但将艰难前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可对气候外交抱以过快过高的期待，也不可乞求与等待发达国家并不“纯洁”的经济技术援助，更不应怨天尤人，无所作为。归根结底，发展中国家最根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发展自己。中国在气候治理中率先推动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机遇共享等理念，强调将减缓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模式向绿色增长关联起来，强调减缓气候变化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提供了机遇，强调向绿色、低碳成功转型是中国也是各国的共同出路。中国在气候大会不仅将要求发达国家的气候融资和减排雄心，更将不断推动强调以绿色、低碳为特征的生态文明建设经验。

文献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