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如何看待安倍上台后日本政局的变化？关于这个问题，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内阁是否又是一个短命内阁；二是7月份的参议院选举结果对政局的影响；三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问题。
　　关于安倍内阁是否又是一个短命内阁，这个问题要从日本政治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日本的政治文化有集团主义和轮流坐庄的特点，缺乏权威领导，领导人往往难以形成长期执政。虽然小集团也有核心人物，比如各政党内部派阀的领导人，但是由于小集团林立，领导人不过是各个集团的协调人，经常被取代是常态。在日本政党政治中，首相的职位并不具有绝对权威，在各派阀的政治倾轧中，这个职位经常发生更迭。仅从战后的日本历史看，60多年来出现过30多位首相，平均任期不到两年。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规律分析，安倍很难走出内阁短命的怪圈。因此，安倍要谨小慎微才好，他要避免党内，特别是内阁曝出丑闻，他要平衡党内鸽派力量，防止反对派倒阁，他还要照顾执政联盟公明党的要求，避免两党分道扬镳，导致内阁垮台。
　　安倍政权的稳定度还要取决于今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结果。按照日本的宪法，众议院占多数议席的政党就可以组成内阁，如果占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将是一个稳定的政权。但是，即使是执政党，如果在参议院不占多数的话，有些提案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通过，甚至有些提案，如日本银行总裁的人选要由参众两院同意，所以执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受到参议院的牵制。此次选举，自民党虽然获得了众议院的多数，还与公明党组成绝对多数内阁，但是，参议院仍然是在野党占多数。所以，安倍必须在参议院选举中获胜，才能维持稳定。如果他不能获胜，那么，他的内阁必然受到“短命”魔咒的束缚。
　　关于安倍内阁右倾化的问题，其实要区分“右翼”与“鹰派”两个概念。本来的右翼是指战前主张侵略亚洲的军国主义集团，它们曾经掌控了日本的政治和军事部门，最后把日本引向了歧途，这些集团在战后基本上被肃清，或者不得不改头换面从事政治活动，已经不是日本社会的主流。战后右翼的影响力极其有限，即便有些右翼头目与政界保持联系，那也不是通过公开的方式。而日本战后的鹰派则是指那些受右倾思想影响的政客，他们有的可能与右翼有联系，但是大多数属于思想上的类似，而不是组织上的同流合污。特别是鹰派政客尽管政治主张强硬，但是并不敢公开宣扬军国主义思想，他们只是有限度地为那场侵略战争辩护。自民党内分鹰派与鸽派，安倍是鹰派的代表，他的上台意味着鹰派得到了选民的支持，但并不是右翼意义上的右倾化，况且更加强硬的石原慎太郎所率领的维新会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多数议席，可见所谓日本的右倾化还是有限度的。
　　但是，要强调的是，刚刚当选的安倍政权执政基础还不牢固，特别是要经过参议院选举的洗礼才能真正稳定，在此之前，顾虑竞选前高调反华姿态赢得的部分民意，其右倾言论不会轻易收敛，对华态度也不会立即冷静。
 

　　其次，日本政局的变化对中日关系会产生哪些影响？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中日关系的三个维度说起，一是两国之间的争端焦点，二是美国因素，三是两国关系的“大局”。
　　关于两国之间争端的焦点问题，一个是钓鱼岛问题，一个是历史问题，一个是台湾问题。三个问题中除了台湾问题目前由于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暂时未显露之外，钓鱼岛问题与历史问题都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钓鱼岛问题现在正处于胶着状态，何去何从决定了两国关系的走向；历史问题包括靖国神社问题、慰安妇问题、教科书问题等。现在，安倍在是否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态度模糊，随时都有破坏中日关系的可能。特别是他在是否修改“宫泽谈话”“河野谈话”和“村山谈话”问题上，故意不表明态度，引起了周边国家和中韩两国的关注。
　　美国因素是两国必须要处理的第三者因素。其实，中日关系自从战后就被美国因素所束缚。邦交正常化之前，影响两国关系的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但事实上也是美国因素在作祟。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两国共同倡导和平友好，其背景是中美日共同应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挑战，核心则是美苏两大国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冷战结束之后，中国逐渐成了美国的遏制对象，日本则在中美两大国之间摇摆；伴随中国的崛起，日本也陷入了应对中国威胁与利用中国发展的矛盾之中。在东海、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上，处处都能看到美国推波助澜的影子。正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存在，决定了中日关系的波动起伏，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是中日两国共同面对的问题。
　　关于中日关系的“大局”，这是双边关系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中日关系并不只有争端这种所谓的结构性矛盾，也不是美国这一第三方因素所能完全主导的。其实，自从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中日合作可以给两国带来巨大的利益。中日友好的40年，为两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两国的经济合作，为两国的互利共赢做出了贡献。现在，两国最大的“大局”就是共同为东亚经济合作而努力，有中日韩与东盟的合作，有中日韩三国的合作，还有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比如人民币与日元的直接兑换协议，都是两国从大局着眼进行互利合作的实例。如何在中日互利共赢的大局与中日争端以及美国的太平洋战略中寻求平衡是摆在两国有识之士面前的重要课题。
 

　　当前，钓鱼岛问题是两国争端的主要焦点，也是目前中日关系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存在三个方面的理解，一个是作为主权问题的钓鱼岛，一个是作为资源问题的钓鱼岛，还有一个是作为政治博弈问题的钓鱼岛。
　　钓鱼岛作为主权争端，是中日双方都不能向对方让步的问题。两国的主张归结起来就是，日本主张他们在甲午战争期间“窃取”钓鱼岛是符合国际法规定的，因为当时这个岛屿是所谓“无主地”。但是中国提出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至少在明朝中国就已经拥有了这个岛屿的主权，而且，中国的历史资料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也完全站得住脚。然而，美国在战后曾占领这个岛屿，并在1971年将它的行政权非法交给了日本，于是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关于钓鱼岛的资源层面的问题，要从附近发现石油和天然气说起。1969年4月，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在曼谷发表报告，称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埋藏着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该报告发表之后，当年5月，日本就宣布对钓鱼岛拥有主权，并在钓鱼岛上设立了界桩。1970年8月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发表正式声明称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1972年3月日本外务省发表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基本见解”，系统阐述了日本拥有钓鱼岛的法理根据。中国是在1971年12月正式声明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声明指出中国自从明朝就对钓鱼岛进行了管辖，还指出该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可见钓鱼岛问题争议的真正激化起因于资源的发现，所以，中日双方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达成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共识。但是双方对于钓鱼岛争端的实质理解经常摇摆不定，忽而重视主权，忽而重视开发，导致两国关系经常出现摩擦。最近的僵局就是两国均强调主权的结果。
　　1978年，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过程中，中日双方着眼合作大局，决定搁置钓鱼岛争议。从历史上看，钓鱼岛问题既是中日两国政治博弈的经常性焦点，也受制于双方关系的大局和政治合作的氛围。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由于双方都能顾全大局，所以钓鱼岛问题被搁置起来。1978年，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过程中，该问题成了谈判的筹码，经过博弈双方再次决定搁置争议。1996年，中日双方都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钓鱼岛问题当然又成了两国争夺东海资源的筹码。现在，美国重返亚太，为日本右翼分子以及政界的鹰派注入“鸡血”，而且他们认为中国面临与周边国家的争端困境，对日本是个机会，于是他们利用钓鱼岛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目的在于获得国内政治资本，并在岛屿问题上能够得寸进尺，实行有效统治。然而，他们显然错估了形势，没有充分估计到中国近些年经济崛起和与之相伴随的维权信心的大增。中国适时强化钓鱼岛的定期巡航维权反而打破了日本对钓鱼岛长期的单方面控制的现状，日本“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心有不甘，屡屡发难，造成当前异常敏感和胶着的局面。但是，中日当前在钓鱼岛的对峙稍有不慎便有擦枪走火的危险，给中日关系带来更深层次的损伤，导致两败俱伤的双输结果。
　　从历史经验和现实现状来看，“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前人智慧在今天并没有过时，为此，两国要立足于中日关系的合作大局，为两国人民的福祉和共同利益的双赢大计考虑，展现理智的大国风范，共同防止钓鱼岛问题成为脱缰野马，管控钓鱼岛危机的无限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