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实施全球战略时面临一个二元困境：需要同时经营两个相互矛盾的战略伙伴系统。一是以传统盟国为伙伴、以安全为主题、旧的伙伴系统；另一是以新兴大国为伙伴、以经济为主题、新的伙伴系统。这一典型的二元结构反映出美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能力上的不足，也说明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多方位的，单一伙伴系统已无法应对。由于结构的矛盾性以及一系列的限制，美国对新旧伙伴系统的协调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美国全国情报委员会在名为《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的报告中提到，由于新兴大国崛起、经济全球化、经济实力自西向东转移等因素，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到2025年将面目全非。届时美国仍是最强大的国家，但其国力会日渐式微，影响力将受到掣肘。[①]在该报告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特殊表述，称美国需“建立新的关系和对旧的伙伴关系的重新校准”（New Relationship and Recalibrated Old Partnerships）。[②]在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方面，美国将重点转向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以解决经济问题为共同目标，以分担国际责任和承担公共产品提供为具体指向。另一方面，美国将继续维持传统盟国关系，以配合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上述战略伙伴结构是典型的二元结构。虽然该报告未就二元结构的困境进行分析，但“重新校准”的提法已将这一困境展现出来。 本文拟对二元困境的形成进行历史溯源和政策逻辑性分析，揭示美国全球战略伙伴二元结构的矛盾性，进而考察美国在应对战略挑战时所采取的各种协调方式，从中判断未来发展趋势。

一、二元伙伴困境形成的历史原因和政策逻辑
        2009年克林顿国务卿在就任后首次到国会听证时，就新一届政府的外交战略宣称，在今日世界，美国已无法单独应对任何挑战，但任何挑战离开了美国也无法应对。美国“首先要通过加强与世界各地的民主伙伴和同盟国来解决广泛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正在与一些地区强国培植伙伴关系（cultivating partnerships）。我们正在培植与中国、俄罗斯、印度这些事关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③]2010年白宫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与加强同盟关系并列为“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在变化中的世界中推进美国的利益”这一战略目标中重要的一环。报告提出“要强化美国的传统联盟，同时培植与新兴影响力中心的伙伴关系。”[④]新兴影响力中心指的是，“一些新兴国家凭借不断增长的经济与稳定的政治，日益显示出强大的全球和地区影响力，并正在改变着国际合作的局面。”[⑤]该战略报告进一步指出，“我们将在相互尊重和互利互惠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我们与其它21世纪影响力中心——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的合作。”[⑥]
        理论上讲，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二元结构的伙伴系统并不是一个理想结构。当一国的政治性战略目标和经济性战略目标确定之后，国家资源最优配置的状况应当是，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和政治安全合作伙伴应处于高度重叠的状态。这种情况曾出现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当时美国与日本和西欧结盟，在政治、安全领域构筑了抵御东方阵营的伙伴体系。同时美国携手欧洲和日本组建G7集团，控制着世界的经济命脉。1989年G7 国家的GDP总量曾达到世界经济总量的68%。当时美国国家战略运行可以说是，资源投入适当，国家利益得以实现，运行过程可持续。如果经营两个重叠性不高的伙伴体系，则资源投入巨大，捉襟见肘，难以持续，战略目标会出现阶段性模糊。特别是当一个领域中的伙伴在另一领域变成战略对手的状况出现时，情况则更加复杂，极可能出现资源运用相互抵消的结果。
        今日美国之所以要经营二元结构的伙伴系统可以说是形势使然，反映出国际格局演变的必然，也体现出美国政策选择的内在逻辑。
        1. 选择二元战略伙伴系统源于美国的相对衰落和对自身实力的理性判断
        在经历了两场不顺利的战争之后，单边主义在美国的支持率下降。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动荡，更使得美国在战略上开始重视如何在维持霸权的前提下分担责任。
        美国主流战略家对实力变化做出的理性判断是，在2025年前后美国仍将保持全球第一的影响力，但仅是“平辈中的第一”（first among equals）。“同过去数十年相比，美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的权力变小了。随着经济实力的衰落，以及军事实力的式微，美国不再享有多种政策选择的灵活性”。[⑦]“美元的衰落将迫使美国在现实伟大的外交目标和为此付出的高昂的国内代价之间作出艰难抉择。”[⑧]而且美国公众支持美国承担全球责任的意愿有所下降。“当选民重新评估担当世界领袖的政治、军事成本和机会成本后，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的兴趣和意愿也将更受限制。”[⑨]三个有逻辑关联的因素，即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政策选择灵活性下降、公众承担世界责任的意愿下降，促使美国领导层认识到“多极世界下的权力共享”将不可避免。
        国际格局的速变使得美国已无法用单维的战略思考来处理权力多维化的世界。约瑟夫·奈在谈及重塑美国领导地位时指出，当今国际权力斗争已经变成三维的复杂博弈。军事安全上基本维持着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结构；在经济维度上，美国、欧洲和日本要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分享权力，形成多极。美国不再是霸权国，需经常以平等身份讨价还价。在第三维度，即非传统安全领域中行为体多样化，权力分散。在如此复杂的权力格局下，美国若执意以单独一种战略思维进行博弈，则难以有效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⑩]二元战略伙伴结构的形成与这种多维战略思考方向是一致的。
        根据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的霸权稳定理论，霸权国为使自己建立的国际体系扩展至全球，需要有支付国际公共产品成本的能力，其收益是世界对国际秩序的认同。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公共产品有三大类：一是国际自由贸易体制；二是国际安全保障体制；三是国际经济援助体制。[11]而霸权衰落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公共产品提供能力的下降。在两场战争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已无法为世界继续提供有效而充分的公共产品来维持其霸权稳定。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在霸权衰落时，霸权国应适当减少国际义务，而且需要伙伴国来分担相应的责任，分担公共产品的提供。这样才可能减少对霸权国国际地位的损害。[12] 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专门提到 “要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发挥领导力。美国的手段需反映这样的事实：当今世界仍面临诸多挑战，单凭一国之力难以应对。为此我们将塑造国际体系，并与我们的全球伙伴携手应对”。[13]
        美国为了维持霸权所必需的国力，获取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红利，它需要同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和国家形成利益攸关方。基辛格指出，如果美国不想成为保罗·肯尼迪所说的“帝国过度扩张的牺牲品”，它就必须和新的权力中心共同承担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14]分担责任的指向就是新兴大国。
        2. 传统盟国无法在经济层面成为美国维持霸权的主要责任分担者
        金融危机加速了世界经济重心从北大西洋向亚太地区的转移。西方大国的结构性矛盾凸显，经济复苏受到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的拖累。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突出。日本经济长期不振，2011年又遭遇了地震、海啸、核泄漏的多重打击。因此，当美国需要伙伴国来分担国际公共产品时，其西方盟友并没有充分的承接能力。
        美国战略界将欧洲和日本列为经济失去活力地区。日本经济停摆多年，在未来15年左右的时间里，仍将“面对人口减少、工业基地老化和政局多变等问题，日本将对其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进行改革。”[15]“欧盟更像一个饱受内部纷争困扰的颇足巨人，其经济实力很难转化为国际影响力”。[16] 在新加盟国家增多后，欧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接连发生，改革推进困难，人口萎缩和老龄化难题严重，欧盟的注意力会转向内部事务，其国际影响力受到抑制。
        此外，美国和欧洲在世界金融改革和货币政策方面分歧严重，欧元与美元地位之争还在持续。美欧之间共同领导世界经济的互信基础出现裂痕。美国战略分析报告写道：“随着美国和欧盟间的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工作重点愈发不同，西方就更难共同领导和发展全球经济，美欧之间的关系紧张可能导致西方的分裂。”[17]
        在美国应对霸权衰落的历史时期，欧洲和日本因为内部经济问题，难以满足美国分担全球公共产品的要求，美国需要另寻战略合作伙伴。当然，这些国家都是美国多年的价值观和安全领域的盟国，是防止新兴大国挑战美国霸权的重要依托，他们作为美国安全伙伴国的地位仍然存续。
        3. 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使美国开始在新兴大国中选择战略合作伙伴
        奥巴马政府的战略文件指出：“当前美国在经济上的领导地位不得不去适应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不得不去适应金融市场膨胀的规模、增长的速度和复杂性，不得不去适应多方参与的国际市场。”[18]
        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参与全球化并获得成功，在地区和全球治理中开始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重要期待。首先，新兴大国握有相当数量的外汇储备，对于解决发达国家紧迫的经济困难具有重要意义。在次贷危机发生的2008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美国提升了与中国、印度等国经济合作的战略位阶。美国主导了G20峰会，并确定了两个主题，一个是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以应对危机，另一个是让新兴经济体成为新的权力支柱，扮演重要的角色。[19]一些对全球GDP贡献超过1%的发展中国家都进入了这个世界经济治理的平台，中国和印度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奥巴马上台后再次以战略文件的方式确认了这一调整。“我们已经开始将经济协调重点从八国集团转向二十国集团。后者更能反映当今世界的权力转移。”[20]其次，新兴大国具有的发展潜力、市场潜力以及创新动能也让美国将经济战略合作伙伴的目光转向新兴大国。美国战略学界判断，紧随美国强大的创新体系之后，“中国、印度和其它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具有率先开发众多新兴技术的独特机会。”[21]新兴大国众多的人口也是美国看中的新经济发展的市场潜力。
        从中美关系新进展看，美国领导人多次提到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被纳入双方战略对话议程之中。美国与印度也开始建构战略伙伴关系。新兴大国在被重视的同时也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印等国在气候、能源、市场和金融开放等问题上面临西方国家的压力。美国希望达成的效果是，鼓励新兴大国分担公共产品，但尽量减少新兴国家对国际权力的分享。
        4. 全球化和相互依赖使两个伙伴系统并存的可能性增加
        全球化增强了各国间的相互依赖性和利益重叠性，利益的国家边界已经模糊。新兴大国通过全球化发展本国经济，增进同世界的联系，开始接受全球贸易规则。由于西方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新兴大国的发展中包含着西方国家的重大利益。这种相互依赖和利益重叠减少了美国与新兴大国发生重大冲突的可能性。这种环境帮助美国相信，“新兴大国提供了建立伙伴关系的机遇”。[22]
        在美国国力日渐式微的历史场景下，美国对新兴大国的判断是一个严峻的、不容误判的课题。美国“如果误判别的国家，如中国，将付出严重的政治代价，可能让美国和其它国家更难制定出一个经济可持续的计划，也可能引起主要大国之间冲突。”[23]将新兴大国片面地视为霸权的挑战者并加以全面遏制不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
        与全球化并存的一个现象是，世界各文明之间、意识形态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西方国家在价值观方面攻城掠地的态势并未削减。新兴大国在发展模式上没有完全遵循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美国需要依靠传统盟国的合作，来防范意识形态与之相左的新兴大国“不受限制地”扩大影响，挑战美国霸权。二战结束后，美国曾成功地遏制了苏联的战略挑战，也遏制了日本的经济挑战。美国对日本的遏制恰恰是在伙伴国阵营内，通过相互依赖关系中美国调控双边关系的能力高于对方的优势实现的。
二、二元伙伴系统结构的矛盾性分析
        目前美国所经营的二元伙伴系统存在着结构上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有限资源与无限任务间的矛盾性。美国是因为国力的相对衰落才不得不经营两套伙伴系统。一方面，美国国力明显衰减，可用于外交和战略的资源出现相对短缺，而美国公众支持政府将资源投放海外的意愿却下降；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突出，国际秩序方面的公共产品需求激增。有限资源与无限任务之间的矛盾性更加凸显。
        为了保证传统盟国在安全利益上支持美国，协防新兴大国挑战霸权，美国必须投入一定的外交资源来维持旧的伙伴系统。为增加新的伙伴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与美国配合的意愿，美国会将原先已投放到传统盟国的部分权力收回，分配给新兴国家，其中包含着一些制度权力的软资源。美国的战略文件确定，“我们将通过二十国集团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我们需要在其它国际金融机构中扩大领导权，使那些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看到其地位的上升，并乐于向这些机构投入其所需要的权威，从而推动全球生产和贸易稳定与增长。”[24]2010年4月，世界银行宣布重大改革。该行的信贷资本增加862亿美元，其中超过一半的资金由发展中国家提供。由于分担了公共产品，作为交换，一些新兴大国增加了投票权。中国成了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印度、巴西投票权有大幅提高。欧洲及日本则成了投票权转移的输家。2010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的主导下，就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份额占比增加2.398个百分点至 6.394%，排名从并列第六跃居第三。该方案从经济活力下降市场向新兴市场转移份额达6个百分点。美国作为唯一拥有一票否决权国家的现状没有改变。中国、印度、俄罗斯排名前移，均居前十位。份额和投票权出让主要来自欧洲。美国这种重新“校准”意味着资源和权力的重新分配，会造成传统盟国心理上的不适。要弥平这样的情绪，美国还需要以别的外交资源来补偿。
        2、战略目标和信任基础间的矛盾性。美国与新的伙伴国合作，以此解决美国在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中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问题，同时解决美国国内经济问题。而与传统盟国合作主要目的是防止新兴大国挑战美国霸权。美国与新兴大国的合作必然增加合作对象的成长机会，这与防止新兴大国挑战霸权的目标相背离。
        美国与旧的伙伴协防新兴大国的做法，会伤及美国与新伙伴之间的战略互信。在没有得到足够的信任回馈的情况下，新兴大国合作意愿会降低，最终会影响美国相关战略目标的实现。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奥巴马2009年11月访华时，中美双边对话中战略互信基础部分几乎都是围绕安全领域的争执而展开。反之，在建构新伙伴关系时，必然会作出一些体现重视的安排。这些安排容易伤及美国传统伙伴国的自尊，产生被冷落的感觉，最终影响伙伴关系的紧密程度。
        中国和日本分别代表两个伙伴体系中的典型国家，上述现象就时有发生。例如，奥巴马总统在2011年的国情咨文中，大谈中国和印度，日本几乎没有被提到。这在日本上下引起了巨大的心理震动。[25]而克林顿国务卿声称美日安保条约应适用于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岛海域，致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冷却。[26] 美国也在判断，如果美国减弱了对日本的安全承诺，或者留下疏远日本的印象，日本可能会在地区问题上向中国靠拢，最终与中国达成安全安排。[27]这也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3、战略意图和行为示范间的矛盾性。美国借用传统盟国制约新兴大国的战略意图是明确的，但美国在经济上倚重新兴大国的做法成了一种行为示范。它的安全伙伴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会主动调整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甚至建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
        如今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国。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迫切希望中国多购买一些国债，助其渡过难关。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就仿效了美国与中国的形式。在2011年的中欧战略对话中，双方承诺要“深化务实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应结合中国‘十二五’规划和‘欧洲2020战略’契合点，扎扎实实推进合作，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合作。为对方企业赴当地投资兴业提供良好条件。”[28]另一种深化经济合作的方式是建立地区合作机制。日本和韩国在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关系的同时，努力在经济上加深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中日韩三国已建立多层级制度性的会谈机制，三国间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加深。[29] 更有指向意义的例子是日本鸠山政府一度推行的均衡的亚太政策，将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对外战略目标。鸠山认为，日本“在为霸权地位而奋斗的美国和企图成为霸权国家的中国之间，要有效利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使其发挥作用，同时要尽量防止美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放纵；在减少中国近距离军事威胁的同时，争取将中国带来的经济收益最大化。”[30]日本外务省在《2011外交蓝皮书》中延续了这种思维，日本认识到新兴国家的崛起带来了国际社会力量平衡的变化。日本在努力与美国合作加强日美同盟的同时，“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日本必须立足大局，与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国深化战略互惠关系。”[31]日本方面的这种政治哲学和政策定位，体现出日本并不愿困囿于美国为其订制的“从安全上制约挑战国”的单一角色，而要在保持特殊日美关系的同时，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三、美国协调二元伙伴系统的主要方式
        虽然美国的二元战略伙伴系统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但美国还是通过以下各种方式努力协调这些矛盾，争取政治和经济两个战略目标的同时实现。
        1、利用经济伙伴体系边界的模糊和保证安全伙伴系统边界的清晰
        尽管欧洲和日本等国经济活力减退，美国并没有将其从经济伙伴国中排除。其一，因为它们仍是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其二，保留它们经济伙伴国的身份可增加美国战略经营的效率，发挥政治经济双重作用。G20就是一个反映经济伙伴体系边界模糊的例子。其中既有欧洲和日本等传统盟国，也有新兴市场国家。美国借新兴国家改变世界经济秩序的要求，迫使欧洲、日本作出权力上的让步，增加发展中国家投票权和决策权；在重要的全球经济平台上，美国也通过与欧洲、日本携手施压，迫使新兴国家在承担公共产品方面和对外经济政策上作出重大让步。
反观安全领域的伙伴国体系，边界十分清晰，具有很强的排它性和非兼容性。任何一个政治上挑战过美国的国家，或在经济制度上可能对美构成挑战的国家，都被美国排斥在安全伙伴国系统之外，中国和俄罗斯都属于这样的国家。尽管俄罗斯已放弃了社会主义，但它仍是美国安全上的防范对象。美国建立所谓的价值观同盟，强调中国威胁论，甚至制造安全议题，都是在进行这样一种清晰化的经营。
        2、强调安全类公共产品的重要性以彰显美国的领导地位
        美国提供贸易市场和金融支撑的能力大大下降。中国等新兴大国已成为许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兴大国的外汇储备也成为许多国家解决国内财政危机的一个期待。在此情形下，美国要维持全球和地区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的地位，维持霸权并抵消新兴大国影响力的扩大，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强化安全类公共产品的重要性。美国将“东亚国家之间的矛盾大于单个东亚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当作美国重要的资产来加以利用。2010年在中日围绕钓鱼岛发生外交争执期间，美国宣布钓鱼岛海域为美日安保条约涉及范围。美国还介入南中国海主权之争，高调介入朝鲜半岛冲突。美国通过这些做法成功地将该地区的一些重要国家与中国拉开距离，强调了安全利益的重要性，暂时掩盖了美国提供贸易和金融类公共产品能力下降的事实，延缓了美国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萎缩。
        3、主导“扩大的区域机制”以延缓 “区域紧密机制”的推进
        区域紧密机制是指特定区域国家超越美国的两个伙伴体系，根据自身安全和经济需要建立的地缘关系紧密的区域治理机制。从美国的角度看，这种机制的推进将淡化一些国家与美国伙伴关系的忠诚度和紧密度。东盟加中、日、韩的“10 3”结构就是一种区域紧密机制。美国一直对“10 3”机制摆脱美国的主导和参与耿耿于怀。
        美国曾重点经营APEC，以保持亚太地区合作领导者的地位,现在已经将“与太平洋国家进行接触以缔造一个具有高标准的地区协定”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32]东亚在欧洲一体化的启示下，在经历了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开始以东盟为轴心推进区域整合。随着中国、日本、韩国对这一进程的重视，“东盟 3”的区域紧密型合作机制开始成型，使美国产生了被排挤的感觉。2009年美国宣布将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这一协定于2005年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四国发起签署，澳大利亚和秘鲁随后加入。美国的积极推动使这个之前未被重视的协定影响力大增。2010年APEC横滨峰会领导人宣言首次将TPP明定为地区合作发展途径之一，与已发展多年的“东盟 3”相提并论。美国推动TPP对“东盟 3”机制的发展是一种牵制。[33]由于这个协定涉及地域广，成员差异大，协调成本高，建构过程将旷日持久。根据威廉·赖克(William H. Riker)的政治联盟理论，联盟的规模、联盟成员参与的意愿都与其对资源的评估和预期回报有关。获胜联盟的规模越大，其总收益就越小；其成员越多，达成一致的难度就越大，其获得收益的成本就越高。[34]美国推动TPP其功不在自身的成，主要在于对东盟 3的拖延与破局的作用。
       4、在新经济伙伴中寻找安全盟友以制约主要挑战国
        现实中能反映这一调适方式的就是美国推进与印度的关系。印度也是新兴大国，但相较于中国来说，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有限。因此美国加强与印度伙伴关系比与中国间的伙伴关系更加符合美国最终战略目标。因为存在着经济伙伴和政治安全伙伴的重叠性，战略运行效率较高。
        中印是邻国，历史上发生过战争，还存在着边界争议。这为美国利用印度制约中国提供了机会。美国区别对待中印两国。美国愿意将高科技输出给印度而不给中国。美国明知印度的发展也没有按照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35]但还是愿意称印度为“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36]奥巴马在访问印度时盛赞印度的民主成就和反恐斗争，表示要深化两国间的伙伴关系，主动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学者卡普兰（Robert D. Kaplan ）认为，美国要懂得管理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竞争。中国虽不是美国的敌人，但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竞争者，而印度则是美国培养中的盟国（budding ally）。印度海军将成为世界第三大海军，位列美国、中国之后，它完全可以作为美国应付中国军事扩张的对抗手段。[37]美国将印度作为新的经济安全双重伙伴来加以经营的做法值得中国战略学界认真观察。
四、二元伙伴系统未来发展的趋势
        美国在战略层面建立两套伙伴体系源自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能力的不足。二元结构反映出美国面临着多方位的挑战，单一的伙伴系统已经无法应对这些挑战。
        影响二元伙伴系统未来发展趋势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个关乎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其中包括美国国力和公共产品提供能力是否恢复，以及需要美国提供的国际公共品总量是上升还是下降；另一个是美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双方在关键问题上能否继续找到双赢的方案，是否会出现相互间实力判断上的突变，其中一方是否会主动改变游戏规则，以及新兴大国是否会在安全领域挑战美国霸权。
        后危机时代，美国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但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市场活力，美国还将需要新兴大国来分担公共产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国际格局的变化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大增，在经济领域，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都是如此。另外，维持盟国关系的巨大成本将拖累美国。美国是全球盟国最多的国家，它难以从既有的扩张中迅速收缩，为了维持影响力必须兑现它的安全承诺。由于美国在各洲的盟国相继步入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多事之秋，美国都要准备随时投入精力和资源来应对，最终会迫使美国调整战略目标的重要性排序。
        与新兴大国之间相互依赖关系加深，使得美国很难将新兴大国作为“完全敌对国家”加以遏制。美国恢复繁荣的任务要比防范潜在挑战者更加紧迫。美国的战略文件认定，美国重振领导地位的首要战略任务是恢复美国经济的繁荣。“繁荣是美国力量的源泉。它向我们的军队提供资金，为我们的外交和发展援助提供担保，是我们对世界影响力最重要的来源。”[38]为了恢复繁荣美国需要与新兴大国的合作。美国围绕二元伙伴结构做的各种调适，总体上讲对新伙伴国是有制约也有机会。美国的二元战略伙伴系统会在调整中长期存在。
        还有一个主观层面的因素是信心。美国是否继续相信，“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可以以最小的成本将各方整合在一起的国家。”[39]并自信这样的整合会增强美国的软实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美国就会继续促进新兴大国在国际事务中作扮演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就会利用新兴大国对美国更高的依赖程度来继续二元伙伴系统的游戏，实现遏制与借用并举的战略。反之，美国会对伙伴系统的结构作出重大调整，转向强化遏制，强调同盟关系。新兴大国的信心也很重要，要看其是否有信心在霸权国遏制与借重的战略伙伴系统中继续获益，看其是否有信心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本国的发展空间。
        随着新兴大国实力和参与世界事务管理能力的提升，全球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还会出现新一轮的重新分配。美国对此应有心理准备。新兴大国也应认识到，随着自身影响力的增长，以及在特定地区直接投放公共产品能力的提升，美国施加的制约也会更加紧迫。如果新兴大国不能很好地处理内外挑战，发展过程将出现曲折；如果美国能在新兴大国突破发展瓶颈之前恢复国力，美国就有可能在遏制和合作中再次拉开与新兴大国的差距。

文献来源：《现代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