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两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增速放缓，以及印度莫迪政府上台之后宣布其经济增长速度较国大党执政时期有较大幅度提升，国际上关于“印度经济将超越中国”、“印度将成为世界经济新引擎”等言论不绝于耳，甚至所谓的“中国模式不如印度模式”等陈词滥调也有沉渣泛起之势。

　　印度官员与一些西方媒体及学者大肆炒作印度经济发展超越中国，无非是希望鼓动国际资本离开中国、进入印度，促成印度经济增长。但这种炒作的效果可能是有限的，因为资本不仅要逐利，而且希望能够尽量降低交易成本。印度市场无论是在规模，利润空间，还是在营商环境方面可能还无法与中国市场相比。至于西方媒体与学者又搬出所谓模式之争，是企图从意识形态上否定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增加印度制度的亲和力。所谓模式，是指事物的标准样式。中国经济与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只有对新道路的不断探索，而没有固定的样式，因此根本无法比较优劣。

　　如果单从GDP增长数字来看，过去两年印度的增长速度确实已经赶超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2015年印度财政赤字下降至4%，CPI降至5.4%，外汇储备也创历史高位达到3500亿美元，形势可谓一片大好。但印度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绩”，已有国际公论，主要是由于国际油价下跌和其GDP统计方式改变造成的。油价每下降1美元，印度就能减少650亿卢比的石油进口支出和90亿美元的原油补贴。莫迪总理上台确实也提振了印度经济的士气，但上任以来，莫迪的经济改革并没有获得显着进展，这也是国际共识。当然，国际油价下跌给印度经济成长带来的机遇期可能会延续几年，如果印度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推进某些重大改革，则将为其长期的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印两国经济发展道路孰优孰劣，似乎已无须再加讨论。虽然新中国在建国后前30年中曾有过重大失误，并且在后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也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但瑕不掩瑜，现在中国经济规模是印度的5倍，人均GDP是印度的4倍，人类发展指数基本都远超印度。即使现在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中国，中印之间经济总量之差仍在不断扩大。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印度想超越中国的年经济增量，其GDP增长率需要达到30%以上，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根据以往经验，印度GDP增长率超过9%就会发生严重通货膨胀。

　　莫迪总理在古吉拉特执政时，古吉拉特被人称为“印度的广东”，其原因不仅是由于古吉拉特经济发展速度快，还因为莫迪所奉行的经济发展道路与中国改革开放、吸引外资、促进出口的道路相同。莫迪当选总理之后，其吸引外资、发展基础设施和印度制造、鼓励出口的政策与中国过去几十年所实行的政策也有类似之处。现在莫迪政府为了实行这种经济发展方式要改革土地、劳动力、税收等方面过时的法律和制度，以便于引进外资。但由于印度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的原因，其改革方案在议会中遭遇巨大阻力。

印度的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阻碍了经济改革。在印度民主制度下，政治家难以超越选票和特殊的利益集团，议会中各党派经常为反对而反对，严重影响着政策执行力。但印度的政治体制又确实在过去近70年中维持了一个稳定的国家结构，虽然低烈度社会分裂活动时有发生，但领导人没有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国家统一和整体稳定没有受到挑战，私有部门生机勃勃，经济与社会在相对较慢但却稳步的向前发展，印度社会呈现出一种“无序中存在有序”的状态。与南亚地区同样脱胎于英国殖民统治的其他国家相比，印度的道路相对而言更加成功。中国的发展道路虽然效率很高，但过去60年间在决策过程中有许多考虑不周之处，造成了一些难以挽回的损失。当前中国社会虽然整体有序，但有些地方和领域却存在“失序”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印两国的发展道路完全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以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优势，也有其弊端。作为历史底蕴深厚的文明古国，中印两国都希望能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实现腾飞和超越，在人均生活水平上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重新成为世界强国。这需要不断进行改革，不断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实现新的进步，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也在不断谋求变革。当前大国之争，其制胜关键在于哪家能够厉行改革，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找到最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周易》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号称“群经之首”，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而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一个 “变”字。不变的是真理，但真理也总是相对的。茫茫宇宙之中唯有“变”才是永恒的主题。变则通，通则久。要成功，绝不能固守僵化的模式，只能寻求不断创新的道路。

文献来源：中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