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外交主要指执政党的对外交往与交流活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执政能力的同时，积极拓展对外交往，对政党外交理论规范建构和促进国家间友好关系做出了卓越贡献，逐渐融入并成为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中国政党外交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为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以及行为体多元化，促进和保障国家利益，以及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做出新的历史贡献。

        作为主权国家合法政党之间开展的国际交流、对话与合作，政党外交是随着政党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政党政治的普及和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应运而生的。[1]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始终坚持团结与合作，反对分裂与斗争，在发展壮大历程中形成了与其他力量广泛接触促进共同进步的优良传统。新中国建立成立以来，作为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建设的同时，不断加强与外界的交流与交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几十年来，政党外交已经成为构建中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外交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加强交流、沟通与合作，提升战略互信的重要战略措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考察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执政党进行的政党外交，对丰富外交行为规范，促进中国对外战略不断发展的历程和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政党外交的理论建构
        政党是近代以来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代表者，是通过执掌国家政权或参政议政实现一定政治、经济等目标的有纲领有纪律的政治团体，起初仅是民主政治中为争夺权力而产生的竞选工具，不能像主权国家那样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更没有外交的权力。然而，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次行为主体参与外交领域，政党丰富了现代外交的内涵与表现形式。作为能够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内外政策的组织团体，政党既可以表达促进国际社会发展与演变的意愿和要求，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博弈的结果，甚至可以为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和创造非政府性对话和信息渠道，为国家间交流和沟通增添更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提升国际活动和管理国际事务的效率，促进解决国家和政府组织不适合、不愿意、不能够、不应该涉及的双边事务和国际问题，满足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切实需要。[2]政党作为一种非政府组织，本身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法主体，不承担国际法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特殊影响和作用，决定了它们必然会成为国际社会中相当重要的行为体。
        政党外交，是指各国政党，包括国际性和地区性跨国政党组织，在对外交往特别是与其他政党进行交往过程所表现出来的政策取向、价值判断和具体实践。[3]从较为宽泛的角度来看，政党外交的主客体应是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党，即各国执政党、参政党、合法的在野党及跨国政党组织；其性质因各政党法律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执政党之间的交往具有亦官亦民的性质，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交往则属于半官半民的性质，在野党之间交往则具有民间性质。[4]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各国发展模式和政党政治呈现出多样性。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各国政党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平等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加，政党政治多样性发展趋势日益凸显。政党国际化倾向也日趋发展：一方面，各国政党的国际交往增多，政党政治的影响跨越一国范围，成为国际政治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一些意识形态相同、目标接近的政党，为了协调关系，根据协商确定的宗旨组成了国际性、地区性的跨国政党组织。[5]
        作为主权国家合法政党之间开展的国际交流、对话与合作，政党外交是随着政党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政党政治的普及和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应运而生的。考察政党外交在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考虑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政党政治在内政外交中的地位及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影响。第二，政党法律地位、政党体制及政治体制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前者表明了开展政党外交的必要性，后者决定了不同法律地位的政党在不同体制框架中开展政党外交的能力及功效大小。一般情况下，执政党占尽天时地利，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和控制、开展国际交往的能力和空间均大于在野党，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政府的外交政策就是执政党对外纲领的具体体现。[6]在此基础上，本文的政党外交概念坚持强调执政党为基本行为体，附带提及其他各种类型的政党，有助于缩小内涵，避免出现政策歧义。
        作为特殊的外交模式，政党外交具有相当的独特性。首先，政党外交与政党的对外交往不同。两者都是指政党的跨国交往行为，但政党对外交往内容丰富、无所不包，而只有当政党的对外交往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或促进国家关系时才称得上政党外交。政党外交的主体是一国的合法政党，而政党对外交往的主体则不一定是一国的合法政党。其次，政党外交与党际关系不同。政党外交侧重于政党的政治行为，是政党为了国家利益、国家关系而与外国合法政党的交往活动；而党际关系侧重于政党之间的关系，强调党与党之间关系的程度。最后，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的交往对象不同，工作方式和内容也有差别。政府外交是以国家为行为体进行交往的行为，其客体是其他国家或政府。而政党外交的主体与客体都是政党。就交往的内容而言，政府外交主要是处理国家间、政府间的具体事务，政党外交则不具体处理这些事务，而且政党外交的方式也比较灵活，不受外交关系以及外交礼节的限制和约束。[7]政党外交虽然不像政府外交那样直接处理具体问题，但它通过多种形式的交往活动，有助于消除误解、增进了解、加深理解，使信息得到沟通，思想及时交流，从而对国家关系的巩固、发展发挥基础性作用。[8]
        从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政党外交的界定来看，可以发现政党外交具有以下几个发展趋势：其一，政党外交内容涉及广泛。政党外交除了包含党派领导人或党派高层之间关于执政经验、治国理念等内容外，还涉及一些经济与技术合作、支援和帮助，甚至由不适当的交流方式演变而来的政党间的争论和绝交也包括在内。因此，政党外交触及到各国社会自上层到各阶层，各界人士都可以就共同感兴趣的广泛题目进行自由讨论，增信释疑。其二，政党外交形式灵活多样。不同于政府外交那样拘泥于外交程序和礼仪，政党外交通过党派领导人之间利用议会、民间组织等多种多样的载体进行交往，交流执政治国理政经验等不同内容。其三，政党外交作用影响深远。有别于政府外交主要致力于国家间对当前利益的博弈，各国政党间交往的成败得失不仅会改善或恶化国与国之间当前的关系，还可能因同一政党再次执政或长期执政而影响国家间的长远关系。[9]
中国政党外交的发展历程
        作为新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政党外交。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10]：（一）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初创阶段。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独立自主、互相援助、完全平等与协商一致、党际关系不影响国家关系等重要思想，开创了新中国政党外交的新局面。（二）曲折与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通过团结“两个中间地带”的政党外交战略选择，为维护主权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顶住苏联的巨大压力，与苏联共产党为许多原则问题上展开论战，导致社会主义阵营陷入分裂。[11]（三）调整与大发展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配合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我们党做出“全方位”政党外交战略选择，以政党外交配合经济发展。（四）成熟和机制化建设阶段。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强调继续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12]不断拓展、充实、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新格局。
        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演进轨迹，体现出中国政党外交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在指导思想上经历了从革命外交到和平外交的转变过程，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正确地解决了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模糊的界限问题，为国家总体对外战略提供和创造了政府外交以外的对话和信息渠道，使得国家间的交流和沟通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从只关注政治领域逐步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各领域，内容逐步丰富多彩，形式日益灵活多样，[13]效果不断积极呈现。另外，政党外交机制愈益健全，工作效率渐趋提高，成果越来越多，不仅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通过不同形式对外进行不同领域与层次的交往，而且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交往的内涵，切实巩固了政党外交的理论和政策基础。[14]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逐渐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第一，把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作为党的对外工作指导思想。第二，正确处理国家关系与党际关系，把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国际环境、以政党对外交流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作为党对外工作的目的与宗旨。第三，为国家对外整体战略服务，加强对外合作交流、促进和平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对外关系的全新领域。第四，对外交流治党治国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政党对外交往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政党外交已经超越了传统上对政党只有交往没有外交的理论禁锢，反映了中国政治体制中党政二元分离的精神一致性，体现了中国特色外交的多样性统一。
        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外交和党的任务等实际需要出发，在不同时期确立了不同的交往宗旨和目标，而且在多种交往目标中又存在不同的工作重点。从当前来看，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政党外交的目标与宗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维护世界和平，维持国际安全与稳定，保障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第二，促进国家间关系的健康发展，增强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我国在国际多边舞台上发挥作用提供双边支持。第三，争取有利和睦的周边环境，与各邻国紧密合作共同发展与繁荣，推进地区进一步深度整合，为全球治理提供地区支持。第四，积极开展全方位交流，为中国提倡的和谐世界理念以及全球性问题治理规范提供舆论环境。
        近年来，在邓小平政党外交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总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的政党外交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紧紧扣住和平与发展这一当今时代主题，恪守党际交往四项原则，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第一，适应世界形势和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通过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政党外交，促进国家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二，充分利用政党外交的渠道，借鉴外国执政党的经验教训，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服务。首先，在对外交往中注重交流探讨世界各国在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模式方面的经验教，借鉴吸收人类创造的有利于我们发展的优秀文明成果。其次，注重通过对外工作这条借助外部条件促进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战线，从一些外国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政治营养。最后，随着我们党对外交往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党更加注重交往的实质性内容。第三，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我们党开明开放、与时俱进、爱好和平、致力于和平与发展及中国和平崛起的良好形象。[15]
        作为政党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已经与其他国家的政党建立了全方位党际关系的新格局，主要表现在：第一，重视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关系，巩固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第二，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政党的关系，致力于创造睦邻友好、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第三，开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的合作，营造宽松、有利的国际环境。第四，通过与未建交国政党往来，增进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为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第五，同国际政党组织的多边交往明显增多，我们党与社会党国际、欧洲民主联盟、欧洲议会党团、美洲基民党等国际政党组织都有往来。
        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快，中国政党外交将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第一，政党外交与其他外交融合程度进一步加强，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很多国家的国家元首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首脑及政府的主要组成人员都产生于执政党，执政党的主张与政府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已达到一致或趋同。由于政党与政府的职能和任务有所不同，政党交往将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政府外交中往往会伴随着政党外交，民间外交中也经常会发现政党交往的身影。第二，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或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界。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正面临着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如防止战争与维护和平、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环境的污染与保护等，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共同应对。第三，结成政党国际成为政党外交的一种新形式。由于世界政党政治区域化、国际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当代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把自己的视线限制在国内，政党国际的出现显得越来越有必要。作为政党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和现代外交的新产物，政党外交在当今国际舞台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国际关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6]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有着新的深入开展党际外交的历史机遇，首先，中国共产党应基于在中国长期执政的实际，以世界的、战略的宽广眼界发展对外党际关系。其次，在对外交往中，坚持发展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并行，使政党外交和经济外交合而为一，以达到以政促经、以经促政，政经关系平行发展的目的。再次，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政党外交的新模式。最后，必须增强政党交往的目的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将党的对外工作转移到突出重点，提高质量，讲求实效上来。[17]
中国外交战略建构中的政党外交
        当前，中国外交战略立体属性日益增强，首先表现在外交主体多元化方面，逐渐突破了传统的政府主导的外交方式，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都已经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其中，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对外政策及其活动对国家外交战略必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政党外交必将成为国家外交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对中国外交战略重构必然会发挥着难以替代的影响力。同时，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原则逐渐明确，并形成了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第一，强调独立自主，反对输出革命，反对照搬外国模式，提倡对外交往要平等互利、相互协商，反对不平等的党际关系；政党外交要求同存异、相互合作，不能影响国家关系。第二，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超越意识形态、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在国家总体外交中发挥第二管道的作用，对政府外交起补充和配合作用。[18]第三，不扛旗、不当头、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使政党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第四，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致力于以人为本、外交为民、致力于树立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国际形象。[19]
        当前，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政党外交关系中，始终坚持与国家对外战略的基本原则保持一致。第一，党的对外工作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努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总体外交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第二，做好党的对外工作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第三，党的对外工作坚持以邓小平外交思想特别是其党际关系理论为指导，正确处理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政党交往与意识形态、广泛交往与突出重点的关系。第四，党的对外工作应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原则，为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作贡献。[20]
        中国共产党虽不直接代表国家同其它国家和政府发生关系，但其进行的政党外交自然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21] 服务于国家外交的总体战略。我党的外交与政府外交、议会外交和民间外交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为贯彻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服务，都应服从和服务于总体外交的战略目标，这也是我国新时期对外工作的一个显著特色。[22]在我国独特的政治文化环境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和政府的外交都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进行，都执行党和国家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都围绕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的经济发展和促进人类社会进步这样一个宗旨来进行的，都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来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23]
        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关系史上，成功解决了一些长期困扰党际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第一，党与党之间的不平等问题。第二，意识形态问题。过去的党际交往常以意识形态划线确定敌友，主要和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来往，和意识形态不同乃至对立的政党很少来往，甚至持敌对态度。第三，党际交往的内容问题。过去政党对外交往的内容主要限于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现在随着国家间交往内容不断增多，政党外交内容有必要与时俱进。第四，党际交往的范围问题。过去主要和共产主义政党交往。现在需要扩大党际交往范围，同各国不同类型的政党建立和发展关系。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把党际关系放在我国对外关系的全局之中，对党与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理论阐述，提出了党与党之间建立新型关系的思想。[24]
        因此，加强和改进党的对外交往工作，必须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扩大党对外交往的对象范围。第二，拓展党对外交往的渠道和领域。第三，增强党对外交往的针对性。我党在对外交往中应采取积极灵活的方式进行化解。要积极宣传我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的思想，让世界了解，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换，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决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要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第四，健全党对外交往的工作机制。[25]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政党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作用逐渐表现出来。世界多极化趋势和全球化浪潮对政党的领导能力、应变能力和价值观产生直接冲击和挑战，中国共产党能否应对并引导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趋利避害，直接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力。许多全球性问题仅靠民族国家难以解决的看法已经为越来越被世人所接受，像“全球治理”或“世界社会”等概念正逐渐进入政党的政治讨论和党纲之中。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各国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尤其注意在世界范围内加以协商探讨，一些意识形态相同或相近的政党，根据协商确定的宗旨组成了国际性、地区性的跨国政党组织。目前世界上已经形成了社会党国际、基督教民主党国际、自由党国际和保守党国际等四大政党国际组织。[26]
        在确立政党外交的基本思路时，中国共产党需要既坚持国家利益原则，又兼顾国际利益。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必须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关系，在发展我国国家利益的同时，摈弃传统的国际利益观，即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为国际利益的冷战思维。其次，要坚持使政党外交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关系。政党外交是党的对内政策的延续，是实现党的对外政策的手段，因此，要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观察和处理问题，使政党外交成为推进国家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杠杆。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这也是世界人民的要求，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这就使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始终与国家的外交目标保持一致，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际利益是全球或世界某些区域的共同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利益是从属于国家利益的，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时，要把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同时兼顾国际利益。[27] 
结语         政党是政治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政党外交是政党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委实现自身和国家利益的对外交往活动。中国政党外交已经经历了几个时代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仍在不断总结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模式，对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间交往提供了重要的联系渠道。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不断借鉴与学习过程中不断成长、发展与成熟，并成为国际政治中重要的行为体，对国际规范的演进与发展提供了新思维与新范例。作为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党外交也为提升国家总体外交效率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量。在当前中国和平发展需要延长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利用政党外交促进国家公共外交的效率，树立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逐渐增强塑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能力，为实现国际可持续和平与发

文献来源：《学术月刊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