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中非关系日益面临着两大外部竞争压力：机制上，既有的和新生的国际对非合作机制压缩了中非合作论坛的未来发展空间，而各种涉非三边合作倡议和实践更试图直接或间接地“规范”或“引导”中非关系的发展；理念上，中国模式所体现的发展道路、发展手段以及中国完全平等的对非合作方式，都被西方视作威胁，进而大肆歪曲和攻击。鉴于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大背景和中非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上述竞争压力可能继续增加而非减弱，因此需要从如何进一步夯实中非关系基础和开发中非关系新增长点两个方向前瞻性地思考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自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召开之后，中非关系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遭遇重大的外部竞争压力。这种竞争压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向：机制上，各种国际对非合作机制迅速发展，既包括旧有机制的复苏，也包括新机制的增生，还包括各种涉非三边合作的压力，所有这些都极大地压缩了中非合作论坛的未来发展空间，尽管它们从战略上增加了非洲的可选择余地；理念上，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对中非关系中所体现出的对非洲相当有利的发展道路、发展手段以及合作方式等提出重大的不当批评，并试图以各种国际软、硬规范来规范和引导中非关系的未来发展。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国际体系转型的持续和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中国需要思考如何进一步夯实中非关系的既有基础和开发新的增长点，进而既合理应对上述竞争压力的可能增加，又促进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一、中非关系的机制性竞争压力
        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之前，中非关系很大程度上并未引起外部国际社会的重视，其中既有中非关系此期很大程度上仍处于恢复性发展阶段的原因，也有美欧忙于全球反恐以及处理内部分歧等的原因，还有非洲自身的崛起尚不够引人注目的原因。2006年北京峰会后中非关系的发展环境重大地改变了，这首先体现在国际对非合作机制的蓬勃发展上；尽管难以论证国际对非合作机制的蓬勃发展与中非合作论坛快速发展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但前者仍在客观上构成了对后者的竞争压力，极大地压缩了后者的未来发展空间。
        冷战结束后，非洲对西方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大大下降，某种程度上陷入被美欧“抛弃”的命运。[1] 这种“抛弃”或“退出非洲”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是美欧提出“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方法以便“虚拟介入”非洲事务，其次是重大地忽视了非洲的经济重要性、导致非洲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下降，再次是出现了广泛的“援助疲劳症”，最后是西方不断增加日益苛刻的对非援助条件。
        进入21世纪后，这一局面被重大地改变了，极大地提高了国际社会对非洲的重视程度。首先，与冷战结束头十年相比，非洲自身的政治、安全、经济等形势有了根本性好转，特别是非盟的成立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的启动为“非洲崛起”奠定了扎实基础。其次，随着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全球资源竞争日趋激烈，非洲拥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使非洲的重要性再度得以凸显。第三，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并积极发展与非洲关系——既有经济原因也有非洲在联合国的“票仓”地位等，使美欧等不得不“重返非洲”。最后，国际社会对非传统安全、特别是恐怖主义越来越重视，非洲也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各种消极因素而成为国际聚焦。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各种国际对非合作机制在2006年北京峰会后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并客观上为中非关系、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带来了重大的竞争压力。国际对非合作机制在2006年后的发展，或者说是对中非合作论坛的机制性竞争压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旧有对非合作机制重新得到重视，变得更为活跃。
        在2000年中非论坛成立之前，欧盟与非洲的欧非峰会（Europe-Africa Summit）和日本与非洲的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TICAD）便已存在，尽管两者都不够活跃。
        出于历史原因，欧盟相对较为重视非洲，进而也发展出较为完善的对非合作机制，主要体现为欧盟对非援助政策平台和欧盟与非洲的政治对话平台两个方面。前者始于欧洲与非洲的传统殖民联系，很大程度上也是欧洲继续控制非洲、延续其殖民时期特殊利益的重要手段。后者发展相对较晚，根据葡萄牙的提议，2000年由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和欧洲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参加的首届欧非峰会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欧盟本身对于欧非峰会的重视程度在2006年之前并不高，由于对津巴布韦的制裁问题，原计划于2003年召开的第二届峰会多次延期。2006年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召开后，欧洲各国感觉到压力并于2007年12月召开了拖延长达6年的第二届欧盟—非洲峰会，并试图借此机会推动与非洲各国达成经济伙伴协议（EPA），巩固和强化传统的欧非经贸关系。这一次，欧盟下定决心不让津巴布韦问题成为欧非峰会的阻碍，并最终牺牲英国——布朗首相也因此缺席。[2] 自2007年后，欧盟坚持了每3年召开一届欧非峰会的计划，于2010年底召开了第三次欧非峰会，尽管津巴布韦问题仍然存在。
        尽管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日本对非政策的转变，但更大的转折出现在冷战结束之后。一方面由于西方出现的“援助疲劳症”，另一方面出于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梦想，冷战后的日本外交政策变得更为积极，体现在对非政策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派兵，启动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TICAD）更积极提供对非发展援助。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自1993年以来每5年举行一次，由日本、联合国、联合国发展署和世界银行共同主办。迄今为止，日本已经召开了4届TICAD峰会。日本1993年创立TICAD时的最初设想并不是为了帮助非洲，而是尝试从美欧手中接过国际援助领头羊的旗帜，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3] 因此，日本尝试创建以联合国为主的对非援助平台；这也正是TICAD保持开放性、多边性的原因。也正是出于这种权宜性的考虑，日本一方面并不准备过于密集地组织会议，将每届会议的间隔期暂定为5年；另一方面，日本始终没有对TICAD进行机制化，以至于在前三届会议中，每一届会议之后人们都无法知道下一届会议是否还会继续召开。[4] 直到2008年，日本才在第四届TICAD峰会上确认将该平台机制化，并固定会期。
        在欧洲和日本之外，美国也在2006后延长了《非洲增长与机遇法》和全球艾滋病计划等项目，并称将投入更大力量资助非洲的抗疟疾工作。俄罗斯也加大了对非洲的投入，重新强化与非洲的军事合作关系，并于2008年5月宣布将减免非洲国家总额为200亿美元的债务。
        第二，多个新的对非合作机制得以建立，呈快速增生态势。
        在2006年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之后，不少尚未与非洲建立起完善的合作机制的国家都纷纷召开与非洲的峰会，其中最主要的是韩国、印度和土耳其。
        韩国的对非合作机制主要是在2006年韩国总统卢武铉访非之后开始建设的，主要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平台：第一，也是最为重要的，由韩国外交部和非洲联盟（AU）成员国共同主办的3年一次的“韩非论坛”（Korea-Africa Forum）。2006年11月5-7日——北京峰会结束后2天，韩国邀请了5名非洲首脑和20个国家的27位部长级官员——其中多数为出席北京峰会的非洲代表，举办了首届韩国—非洲论坛。2009年11月，第二届韩非论坛举行，双方决定建立“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5] 第二，由韩国企划财政部、非洲开发银行（AFDB）、进出口银行等共同举行2年一次的韩非经济合作会议（Korea-Africa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 KOAFEC），自2006年开始已举办了三次。第三，由韩国知识经济部主办的韩非产业合作论坛，2008年举行了第一次，2009年9月举办了第二次，主要目的是在信息技术等新领域开拓非洲市场。
        进入21世纪后，出于经济和政治需求，印度逐渐出台了一些相对松散的对非合作计划。到2006年后，印度意识到整合这些机制与计划的重要性，并于2008年4月在新德里召开首届印度—非洲峰会，标志着统一的印度对非合作机制的形成。印非峰会每3年举办一次，一般发表一份宣言和一份行动计划，并建立了相应的后续机制。与中非论坛相比，印非峰会更多的是形式上的模糊言辞（合作、共享经验和能力建设）及很少有切实的行动计划，少有提及未来的开支、执行机构和时间限制，当然还有对南南合作（特别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聚焦和对平等伙伴间互动的特别提及。[6]
        2008年8月18-21日，土耳其举办了第一届土耳其—非洲峰会，致力于促进双方关系发展，土耳其为非洲设立了多个项目基金，并计划使土非贸易于2010年达到300亿美元。土非峰会每5年一届，在第3年往往会有一次评估和中期的执行计划。
        此外，美国也于2008年正式创建了美军非洲司令部，作为统领美国在非洲的安全和发展的机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着应对中非论坛的考虑。
        第三，涉非三边合作兴起，制约中非关系发展。
        为了强化与中非关系的竞争，掌握中非关系的发展动态，将中非关系纳入其预期方向，西方不断提出与中国在非洲开展三边合作的可能性。2006年，应欧盟要求，非洲问题出现在中欧联合声明中，双方指出“将在援助有效性以及千年发展目标等问题上寻求合作”。2008年，欧盟单方面出台了《中欧非三边合作沟通文件》。在美国方面，尽管尚未出台类似的文件，但有关中美非合作的各种学术会议却举办了多次。总体上，这些三边合作的提议包括四类：1、中国参与欧美国家在非洲的项目，以欧美国家为主导；2、中国与欧美处于平等地位，合作在非洲国家开展项目；3、欧美国家参与中国在非洲的项目，以中国为主导；4、建立战略沟通机制，相互通报与非洲的合作情况。
        与此同时，其他的国际对非合作机制之间通过合作，对抗中非论坛的现象也正快速发展。传统欧美、美日政策协调中已经加入了中非关系问题。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机制性合作，如印度与日本在非洲的合作。印日非洲对话（India-Japan Dialogue on Africa）于2010年10月启动，每两年举行一次，轮流在日本和印度举行。由于初创，所以第二次印日非洲对话于2011年6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但第三次将于2013年在东京举行。双方的参与代表都是各自的对非政策高级官员率领，日本方面一般是外务省非洲司司长，而印度方面则是由负责所有3个非洲司事务的外交部部长助理（Additional Secretary）。[7] 又如，自2010年11月奥巴马访问印度双方达成就农业和粮食安全及减贫合作以来，美印已经就非洲问题展开了第一轮对话，2011年又展开了一轮对话。[8]
二、中非关系的理念性竞争压力
        如果国际对非合作机制的蓬勃发展对中非关系构成较为间接和隐晦的机制性竞争压力，那么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各种不当批评便构成了对中非关系的直接和明确的理念性竞争压力。这种理念性竞争压力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都直指中非关系得以快速发展的根本逻辑，体现了西方对中非关系批评的日益系统化、理论化和官方化趋势。
        首先，围绕支持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批评迅速增加。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中非关系的发展，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西方发展模式、特别是所谓“华盛顿共识”遭削弱，美欧正试图将中国的快速发展上升为“中国模式”并强行将其拖入一场“模式竞争”的讨论中，这在非洲表现尤其明显。更为具体地，美欧对“中国模式”与非洲的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妄称“中国模式”事实上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进而断言尽管“华盛顿共识”目前面临着一定的困难，但仍对非洲有积极意义。这一论调大致有两个发展阶段：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前后直到2011年初，持这一论调的主要是学者，也有少数政客；但进入2011年后，大国政客突然重拾这一论调批评中非关系，特别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卡梅伦。中国对非贸易和投资为非洲大陆发展带来了重大贡献，已经得以国际公认。因此，这一论调背后的真正目的是对其在非洲传统利益的考虑：在过去10年里，非洲的对外贸易总额翻了一番，但美欧的份额却从77%下跌到62%；中国在世纪之初只占非洲贸易额的5%不到，但到2009年却达到了15%，很快将超过欧洲。[9] 所有这些，引起了美国和欧洲的强烈不安。
        二是鼓吹诸多其他模式与“中国模式”竞争，特别是所谓“印度模式”。例如，美国不仅在全球鼓吹“印度模式”可以抗衡“中国模式”，而且也鼓吹“印度模式”更适用于非洲。负责南亚与中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于2011年6月9日谈到第二届印非峰会时说，“印度模式鼓励非洲增长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10] 印度人也自吹，印度在非洲的优势不仅在于其成为一个新的援助提供者，而且在于其自身仍鲜活的发展挑战的应对经验。[11] 此外，日本和韩国也都试图向非洲输出其“模式”。例如，非洲开发银行总裁卡贝鲁卡（Donald Kaberuka）便曾说：“目前的非洲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韩国情况比较相似。看韩国30年来发展的情况，韩国的成功范例有很多值得非洲学习的地方”——尽管这一论调被大多数认为是种笑谈。[12]
        最后，还有人强调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和“不可持续性”是不适合非洲的，进而指出非洲需要自身的模式。例如，非洲人权委员会（African Commission for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在2011年4月会议期间指出，“中国模式是独特的，因为中央政府可自上而下地做出决策，并通过所有渠道抵达基层。这完全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复制。”该委员会还指出，中国建设特别经济区的经验正通过在非洲建设类似的特别经济合作区而向非洲输出，但移植中国模式有着一定的风险，进而呼吁“自下而上的非洲增长模式”。[13]
        第二，围绕中非关系所体现的不同发展手段的争论逐渐升级。
        实现非洲的发展，是所有国家和国际对非合作机制的共同目标——至少公开的声明是如此。但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特别是如何平衡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搭配，却产生了严重的争论。更为具体地，这种争论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所谓“安全—发展关联”（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一是如何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问题。
        中非关系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中国基于自身改革开放的经验，强调发展与安全是相互促进且可同步解决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所面临的发展与安全挑战甚至比目前不少非洲国家更为严峻，但中国强调发展优先、通过发展解决安全问题的道路迄今取得了重大成功。而不少非洲国家，受美欧所谓“安全—发展关联”逻辑[14] 的影响，强调必须首先实现安全，然后再着手发展的政策，结果是严重的发展政策安全化，不仅无法根本上缓解安全问题，还使得非洲面临的发展环境更加恶化。尽管如此，以美欧为主的西方却常常以中国仅关注经济发展而不关注社会、政治和军事安全为由，对中非关系和中国对非政策横加指责。事实证明，中国以发展优先的政策方法不仅是有效的，而且也为印度、韩国、土耳其等新兴国家所效仿。
        中非关系和中非论坛迄今为止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目前也得到印度、土耳其、韩国等的效仿，特别体现在后者更多关注特定领域的对非合作上：如印度更为关注人力资源培训，韩国则重点农业合作和技术转移，土耳其的重点放在宗教与文化交流、非政府组织合作等方面，等。而西方则有意无意地试图分散非洲的精力，使其难以集中力量发展自身。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在过去50年中，欧美所主导的发展经济学、特别是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往往是每10年便变换一个主题，从20世纪60年代强调经济增长，到70年代强调减贫，到80年代强调结构调整，90年代强调良治，再到新世纪强调所谓的援助效率和新近的结果管理。[15] 对话语权的操纵和不停变换，使得非洲国家必须不断引进和学习新概念，始终跟在欧美步伐之后，而无法集中精力发展自身，更别提从与欧美的经贸关系中获得互惠收益和更大的发展机遇。[16] 基于同样的逻辑，西方正不断炒作中国对国际发展努力的“破坏”或“静悄悄的革命”，因为中国并未参与国际发展努力，特别是经合组织（OECD）下设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17]
        第三，围绕中非关系的合作方式的争论发生变化。
        尽管冷战时期西方、特别是美国与非洲的合作中往往不附加政治条件——如果说有那便是与之结盟，但从冷战后期开始，政治条件日益成为西方与非洲合作的前提条件，特别是所谓的民主、人权、市场自由化等。就连相对较晚与非洲接触的日本和印度，也都在其对非合作机制中坚持某种政治条件。例如，尽管印度出于自身的殖民经历而允许援助接受国界定自身的政策优先，但却同时附带提供印度由民主支持的发展与增长的经验。[18] 又如，日本也在其对外援助指南中提出了日本对外援助的四项原则：接受国承诺采纳自由市场经济，促进民主化与人权；在发展努力中植入环境保护；官方发展援助不得用于军事目的，或用于国际侵略；后来又加上了接受国应当削减军事开支的条件。[19]
        随着中非论坛的快速发展，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为非洲提供了极大的机遇，也对其他国际对非合作机制带来了“冲击”。对此，其他国际对非合作机制往往采取三种应对措施：一是对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和不附加政治条件的立场横加攻击和指责，认为这破坏了西方在非洲的良治努力。二是逐渐调整其政治条件，由先前的坚持强硬的“良治”原则，逐渐转变为更为中性的强调“有效治理”原则；换句话说，这些国家对非援助的附加条件正日趋“隐蔽化”。三是也强调对非洲的不干涉内政和不附加政治条件，特别是前述的日本和印度，例如日本通过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强调非洲人的自主性和日本的不干预，而印度则公开声称自身的对非援助是不附加条件的。此外，土耳其在时隔70余年后重新聚焦非洲，在创建土非峰会时便强调，土耳其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
        与合作的政治条件相伴随的是，非洲的“所有权”始终是国际对非合作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中国始终强调各国有独立发展自身政治、社会、经济的权利，坚持对非合作中非洲的所有权，一切合作项目都以非洲的需求为主。这与传统的西方对非合作中强加西方思维是完全不同的；而正是由于不考虑非洲的自身需求和环境，西方几十年来的对非合作一直收效甚微，而这也是西方缘何讨论援助有效性的原因。在中国强调非洲所有权带来的压力下，各对非合作机制也开始强调这一问题。例如，如日本在冷战后的对外援助的正当性理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倡导一种“新范式，它强调强化穷人的声音和力量，最大化援助接受国在设计发展援助中的主动权”，即授权（empowerment）和所有权（ownership）。[20] “日本政府正引领国际社会对非洲发展的讨论，通过倡导非洲的所有权及非洲与国际社会的伙伴关系的重要性。”[21] 此外，印度、土耳其、韩国等都坚持非洲自身的需求，特别关注人力资源发展、技术转移等民生项目。就连欧洲和美国，也日益重视起这一问题。
三、未来发展与中国对策
        由于当代国际体系转型更多是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的，因此这一进程将持续较长时期；同时，在经过60余年的发展之后，中非关系已经迈入可持续发展阶段。综合起来，下一阶段对中非关系的机制性竞争压力和理念性竞争压力都可能有增无减，进而呼吁中国前瞻性地思想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论坛的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政策应对。
        就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论坛所面临的机制性挑战而言，前述的三个趋势在未来都可能继续发展，甚至可能加剧。首先，美欧日等的对非合作机制极可能进一步强化。事实上，2011年的西亚北非动荡已经见证了美军非洲司令部作用的重大提升；而以英法为首的欧盟成员国对西亚北非动荡的介入，也势必促进欧洲与非洲的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其次，新国际对非合作机制的增生还将继续。目前，诸如巴西、俄罗斯等国家都正计划建立各自的对非合作机制，而其他与非洲有着密切联系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加拿大等也有建立对非合作机制的可能。第三，与中国在非洲开展三边合作的压力还会继续加大，特别是通过其他方的三边合作而间接性地加大对与中国在非洲合作的压力将会增大，欧美、美日、美印有关非洲的对话极可能发展成为相应的三边合作。
        在理念性竞争压力方面，由于中国尚未参与到一些西方所引用的规范的机制之中，因此西方极可能转变手段，利用国际“软法”（soft law）或“软规范”（soft norm）制约中非关系的趋势可能强化。所谓国际“软法”或“软规范”是指明显不具约束力但却有着国际法相关性的国际规范，它居于“法律与政治之间”。它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政府组织所倡导同时得到部分主权国家大力支持的，尽管不具备强制执行力但却拥有强大的舆论影响力。[22] 事实上，目前已经有一些国家正借用这类国际“软规则”来约束或引导中非关系的发展方向，如涉及钻石开采的“金伯利进程”，涉及自然资源开采的“采掘业透明协议”，涉及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球契约”，及涉及金融、环境与社会保护的“赤道协议”，等。
        尚需指出的是，随着中非关系面临的竞争压力的加大，非洲本身的对华友好立场也可能产生分化。事实上，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对国际对非合作的机制增生和理念多样化都持欢迎态度，认为这将为非洲提供更多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洲国家也会欢迎三边合作，事实上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对三边合作表示反感，认为这可能限制非洲的自主发展，缩小非洲的政策空间。非洲态度的这一自相矛盾可能极大地限制中非关系的未来发展空间。当然，也有部分非洲国家对中非关系面临的竞争漠不关心，认与是“巨人的斗争”的一部分。[23] 而作为非洲头号大国的南非，则视自身是外部通往非洲的“通道”（gateway），希望能与中国在非洲开展三边合作。[24]
        为合理应对中非关系面临的机制性和理念性竞争压力及由此而来的非洲分化挑战，中国的应对可从两个方向思考：一是如何继续夯实中非关系、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二是如何为未来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
        一方面，中国必须坚持中非关系的既有优势，进一步夯实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需要进一步明晰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的定位和具体措施。在经过12年的发展之后，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为中非关系的核心平台，且正迈向其可持续发展阶段。因此，本届论坛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其定位和具体举措应当围绕“体系性完善和系统化升级”展开：一方面要以一系列新举措将先前四届论坛的各种举措加以整合，使之成为一个合理的体系；另一方面要通过一系列新举措深化先前四届论坛的各种举措，为下一阶段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其次，面对西方国际社会的不当批评，中国应当强化对中非关系、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的公共外交。这一公共外交战略首先需要合理地总结和宣传中非关系的成功经验和国际贡献，避免西方对中非关系的评论——包括不当的批评和少量的正面评价——成为主导中非关系的话语系统；其次是要培育中国自身的或了解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应对和利用国际“软规则”；第三是要从机制体制上改善对非公共外交政策体系，如可考虑设立中非关系形象大使，设立政府类和冠名类“中非关系国际贡献奖”，等；最后是要加强研究和学术外交，特别是对中非关系国际贡献、国际对非政策比较等的研究和学术宣传。
        第三，要继续完善中非关系的机制体制，对中非合作论坛实施合理的规模控制与质量管理。过去12年来，中非合作论坛的机制体制已相对较为完善，今后的发展应当更多关注如何提升论坛的质量管理，而非规模扩张：一是需要根据论坛的中长期规划，有节奏地建设论坛的直属机构；二是要统筹管理非直属性的涉中非关系论坛，避免诸多名目繁多的非直属性分论坛的可能负面影响；三是要建立健全中非合作论坛政策措施的质量跟踪、控制和评估体系，使中非关系的各种措施能真正落到实处；最后，要建立健全论坛的危机管理机制，由论坛下的专门机构辅之以由大学和智库专家学者组成的危机管理咨询团队，以便更为快速、系统和协调地应对和预防各类危机事态，特别是避免因规模扩大后难以管理而出现的危机。
        另一方面，中国也应寻找未来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论坛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作者认为，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考虑到涉非三边合作的压力在未来将会有增无减，且在全球化背景下诸多问题需要国际性的集体努力，因此中国有必要在西方国家尚未完善涉非三边合作的战略框架前，与非洲合作共同形成完整的涉非三边合作战略框架，特别是要形成共同的战略原则、合作对象优先次序和谈判策略。考虑到涉非三边合作的敏感性、特别是非洲方面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反感，涉非三边合作战略需要考虑以下问题：应以非洲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以非洲的同意为前提，争取确保非洲的全程参与；应从相对容易的经济问题入手，逐步深入到相对困难的政治、安全问题；先与南方国家探讨涉非三边合作方案，后与北方国家探讨涉非三边合作方案；等等。由此而来，可将涉非三边合作的战略原则确立为：“非洲需要，非洲同意，非洲参与；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先南后北”。与这一原则密切相关的是，涉非三边合作的对象的优先次序可大体确立为：南非，非洲地区和次地区组织，国际多边机构，其他新兴大国，西方发达国家最后。涉非三边合作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把握不好可能会对中非关系产生重大的消极影响，因此必须配套以恰当的谈判策略：首先，与非洲共进退，共同抢占围绕这一议题的话语主导权；其次，与非洲共同提前设定涉非三边合作的优先领域；第三，中国与非洲还需要就三边合作的谈判战术达成共识。
        在前瞻性地提出中国涉非三边合作战略构想之外，中非关系的一个新增生点是发展中非安全合作。这一合作既有利于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又能极大地提升中国对非洲的影响力，当然对非洲自身的安全、稳定和发展也有着重大积极意义。它同样包括战略原则、战略优先和机制框架三方面。鉴于非洲安全的严峻挑战以及中国参与非洲安全合作的层次较低，中非安全事务合作的战略原则应当是：以共性问题为起点，以涉我问题为重点，以热点问题为抓手，以多边机制为平台。由此而来，中非安全合作的战略优先次序大致为：首先，鉴于政权稳定是所有国家得以发展的前提，中非可加强各个层次的政权维稳经验交流；其次，鉴于以美欧为主的国际社会对非洲安全事务的不当干涉，中国应当强化对非洲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建设的支持；第三，考虑到非洲多国存在的国内或国际性冲突，中国应当更为积极地参与非洲热点问题的解决，强化中国在维和行动中的参与力度；最后，中国还应在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加大力度推动涉非安全事务的热点问题上的合作。中非安全合作的机制体制建设可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可在国家层次上设立中非防长对话机制和中非公安部长（警察局长）对话机制；第二，建立次国家级的警察合作机制，重点放在围绕社会危机应对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上；第三，建立中非安全部门改革（Security Sector Reform）的对话机制，特别围绕中国军转民改革经验、非洲国家实现复员计划等问题展开交流；最后，应当加强中非军队、警察及安全研究的合作与交流，在不同层次和领域内建立相应的智库合作机制乃至二轨对话机制。

文献来源：《外交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