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印度总理瓦杰帕伊2003年6月对中国实现历史性访问以来，中印第三轮和解的进程在一个新的背景下全面展开。与前两次和解不同的是，2003年正是印度经济开始取得连续快速增长的开始，国际上关于印度崛起的讨论逐渐增多，黄亚生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学刊上的文章更是触动了中印关系中的一个敏感点：中印这两个同为崛起的大国是否系一种赤裸裸的竞争关系？尽管中国的增长远远早于印度，也大大快于印度，但印度的快速增长在国际体系中产生的效应却并不亚于中国，以至于中印共同崛起成为近年来国际政治中一个主要的议题。在这个背景下讨论中印关系与之前主要从亚洲相互为邻两个大国的角度来看双边关系，其具有的意义可能是不同的。本文拟从这个新的角度对中印政治关系的内涵与特点进行探讨，旨在寻找一些可能存在的新的切入点，以正确理解中印关系的实质以及发展的方向。

一、中印共同崛起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在当代国际体系中，一个大国的崛起通常是和另一个大国的衰落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美国的崛起相对于英国的衰落，两个帝国相互换位，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体系。西方学者一直主张换位一般是以血与火的形式进行，这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像美英这样的换位就是例证。当然把二战纳入这个换位的进程，前述观点可以成立，但或许也可以假设如果没有美国这个更为巨量的强权，德国与英国亦可以和平方式换位也未可知，例如英国曾对德国采取的“绥靖”政策就是一种预兆，尽管历史并不容许假设，但从这个角度观察，则可以判定是美国与德国这两个国家的崛起导致了冲突。这个假设性的结论可能对如何理解本节要讨论的中印共同崛起有一定参照意义。

        美国与德国远隔重洋，而中印互为紧邻，在地缘政治意义上两者大不相同，然而，透过这个差别，从现代技术发展的角度看，世界生产体系早已朝着一体的方向融合，如果争夺霸权是世界强权的必经之路，则争夺者之间存在多少地理间隔没什么大的关系，而在国内政治层面而言，当年美国冲破“孤立主义”的束缚，其实质本不是政治家的理念之争，而是美国成为世界强权的方向，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美国再也回不去“孤立主义”。美国崛起走向世界霸权之路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节奏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它们的强权之争，其基础仍然是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急剧膨胀的金融资本，没有这些，20世纪的世界强权将成为无本之木。而我们今天讨论的新情况，比如说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兴起，则和全球化产生的后果联系在一起，那就是20世纪以庞大工业生产能力为代表的世界强权将其产业大量转向新兴大国，这使后者获得了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造就了新兴大国的崛起，尽管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攫取了大量利润。例如，根据统计，中国的制造业产出，至2009年，已经超出美国，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发展。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显示，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是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重要原因，美国以各种金融衍生工具来弥补这个空洞，最后结果不容乐观，但美国要在现有条件下再建制造业的努力也属难以实现的空想。这是否会导致美国逐步丧失世界强权的地位，现在不好说，但这个发展的趋势是明显的。说到底，世界强权的确立取决于该国能够向世界提供多大的剩余产品，这是金融和政治双重霸权能够确立的条件。
        中国和印度在这个层面上是否做得特别出色所以被称为崛起呢？从两国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段崛起的事实中可以察觉，新兴大国的高速发展是有一些共性的，例如，中印同为劳动力众多成本低廉但工业体系相对完备的发展中国家，与大多数处于边缘状态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印在全球化大潮之前所走的自力更生道路使两国基本完成了工业体系的建设，为后来的经济改革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创造了条件。两国之所以在各自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仍然致力于工业化建设，主要是因为有苏联模式在起引导作用，以及当时对现代化的观念就是建立在工业化之上的。两国先后施行“五年计划”，力图实现重工业先导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在中国被贴上的是“赶超英美”标签，在印度则是“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类似的方式引出相同的结果：中印在改革前的经济发展都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是否可归入失败，则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两国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都建立了基本工业架构，从而为加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打开了通道。
        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在中印两国引出的结果很不相同。两国尽管都有劳动力密集成本低廉的优势，但产业发展的方向大不相同：中国的发展重心是制造业，印度的重心更落在外包服务业，而这两者都是发达国家资本与产业转移的领域。相比较而言，中国在产业规模和实际产出等方面做得明显好于印度，不但是中国改革开放早于印度10多年，而且更体现在两国平行崛起的进程中，中国的国力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印度。这造成了两国虽为“共同崛起”，但其内涵和实质也不太一样。中国的经济总量加速上升即将超过长期居世界第二的日本，而印度则仍处较低阶位，至2009年仅为1.2693万亿美元，只及中国的大约四分之一不到，两国的经济总量相加尚不及美国的一半，但这并没有降低中印共同崛起对世界体系的冲击性影响。
        首先，长期以来，在国际体系的金字塔结构中，除美国高居顶尖外，处于所谓“第二圈”的均为其他发达国家，使该结构之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性体现得特别明显，中印的崛起将加速打破这个结构，中国以及印度必定或已经进入了“第二圈”。其次，经济总量在中印的庞大人口因素之下一般常被细化为无足轻重，也就是说中印的庞大人口在国际政治的考量中可以被视为负面因素，但正是人口因素决定了一旦经济总量产生飞跃将在地缘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决定了国际政治中心转移的方向，就是邓小平早在20余年前就说过的，“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邓小平在和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讨论这个问题时就是以中印庞大人口为出发点的，也是今天考量中印共同崛起的一个依据。再者，共同崛起与争夺霸权是否存在相关性呢？这里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中印共同崛起是否意味着两国共同挑战现行国际体系，颠覆既定的格局？其二是中印共同崛起是否导致两国之间会产生“争霸”？这个类比与当年德国和美国崛起于世界体系有相似之处，都是既定体系的后来者，也都是具有深远潜力的挑战者。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地缘政治理论对上述两点都持肯定的方式，这构成了如何评估中印共同崛起之政治后果的一个重要背景。最后，中印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对两国共同崛起构成了关键的影响。由于两国之间存在着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因此西方主流学界对中印崛起的“共同”命题并不持积极的看法，美国学者约翰·加弗的一本关于中印关系的著作书名就是“持久的争斗”，反映了西方学界将中印关系的现状和前景都定位在一个“斗”字上，由此的逻辑推断只能是，如果两国共同崛起，只会斗得更凶。
        综上所述，中印共同崛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在于，两个发展中大国不断争取的新地位将打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结构，使固有的“中心”与“边缘”安排发生重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当中国和印度崛起为金字塔结构的第二层主要国家时，原有的第二层国家的组成势必发生质的变化，一些原来居于此的国家将退出，处于顶层的美国，其相对地位也将因第二层国家发生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的性质和趋势目前仍然不清楚，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形成的20国集团峰会机制可能提供了一些预示，显示了新的国际体系结构一方面将仍然基于原有的阶梯排列，即美国仍高居顶层，从而美国主导的大部分机制规范也很难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另一方面，由于中印等发展中大国的兴起，使美国领导其他发达国家为国际事务定调的做法越来越难推行，美国必须寻求新的合作对象，这可能使7国集团存在的必要性打上问号。这虽然并不表示20国集团一定比7国集团更能妥善处理重大事务，但至少发达国家以“中心”国家自居主宰一切的时代已告尾声，这是和中印的崛起紧密相关的，而中印政治关系的发展无疑是这个进程中的重要部分，甚至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二、中印政治关系的内涵与特点

        在当代国际体系中，大国关系都是多元复合的，包含了诸多方面，甚至在冷战后有一段时期因为经济因素在大国外交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有些看法认为政治关系的重要性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可能要让位于经济利益。不过，纵观大国成长的历程，可以发现尽管不同时期大国关心的重点不同，但政治关系仍然是掌控其他领域的核心，这点自从民族国家诞生以来，是国际体系中大国关系恒久不变的本原，而中印政治关系在复杂多变的中印关系中也应当作如是观。
        中印政治关系的本质是共存，而共存的主要表现形式究竟是合作还是竞争，甚或是冲突，则取决于一些基本的条件和因素。就共存这个概念的一般意义而言，它主要表述的内涵是因存在而产生的一种必要性，因这种必要性而使得双方的关系成为某种共生的现实，虽还不是“一损俱损”，但维持关系而产生的明显利益将促使双方努力不让这种关系过于恶化甚至破裂。以这种性质来定义中印关系可能比较合适。首先，从地缘角度看，中印是亚洲幅员最广阔的国家，通过“喜马拉雅-西藏地块”的连接，成为紧邻。美国学者加弗认为“喜马拉雅-西藏地块”是横亘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一个巨大的单一地缘政治系统，这个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的这个观点是基于西藏不属于中国的基本看法，这和历史上、特别是有清以来数百年间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强有力的行政管理和控制的现实并不相符，并且也正是由于中国有效管辖西藏地区，中国和印度才成为名副其实的紧邻，即双方有着漫长的陆地边界。虽然两国边界并未划定，因此边界线究竟有多长也无精准数字，但无论边界争端今后以什么方式和方案解决，都不会改变两国是陆地紧邻的事实。而在加弗所讨论的这个地缘政治系统中当然还有其他国家，如尼泊尔、不丹等，但这些小国在幅员规模上与中印相差太大，即便和西藏地区也完全不是一个等级上的，所以将这些国家和地区归纳为中印之间发生争端的重要地缘政治因素，其对政策的实际意义似乎并不大。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巨大的国家成为紧邻，这个地缘现实在本地区是压倒一切的因素，并且由于西藏事实上一直是中国的一个部分，这客观上已经大大削弱加弗所谓“喜马拉雅-西藏地块”对中印关系的地缘政治意义，至于这个事实是否使印度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则又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但两个巨大的紧邻必定要共存。
        第二，由于是紧邻，就一定会发生利益交汇和冲突的问题。当利益交汇时，共存的关系必定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但遗憾的是现代国际政治的实践显示，两个大国密切相处时利益发生交汇的几率并不高，而利益有冲突的可能性反而较大。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共存的关系是否就消失了呢？是否就只剩下你死我活的争斗呢？就中印关系的实践来看，显然不是这样。1998年印度在经过近30年的内部辩论后决定开发核武器，同时在策略上将矛头直指中国。这个非常冒险的行为把中印关系置于危险的境地，表明两个紧邻大国之间的关系又增添了一层合法的核武器国家与不合法的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关系，利益的冲突非常明显。尽管美国政府将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致克林顿总统的信函“泄漏”给纽约时报，并因这封信中印度政府将中国指为印度“潜在的头号敌人”而在中国掀起轩然大波，但双方领导层并没有听任关系恶化下去，而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恢复了两国高层的往来，使双方的沟通渠道得以保持畅通。这个案例显示中印之间存在着一些双方都必须正视的基本面，即使是双方利益发生冲突时也仍然在发挥作用，要求两国回到可维系的工作层面上来。这个基本面在本文中被归纳为“共存”，即两个紧邻大国总要维持一定的相处之道，否则对双方都是难以接受的。
        第三，主导大国关系的动机之一是国际和地区结构中的主导地位，这在中印关系中也一样体现出来，随着中印崛起的逐渐成熟，两国是否有可能在它们各自所处的地区以及在国际机构中竞争主导地位的问题开始突出，首先可能是在印度所处的南亚和中国所处的东亚。在南亚，印度对中国的排斥虽非始于今日，但因中国地位的上升，印度对中国在南亚特别在印度洋的存在疑虑较大；在东亚，印度以“东向”政策为主导，希望在印度以前从未立足过的西太平洋地区甚至南中国海地区都取得一席之地，为此印度积极加入“东亚峰会”机制，参加东盟为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建设，其势头包含了印度自认为其在该地区应有的存在和应捍卫的利益。印度在东亚的作为常被解读为“平衡”中国，包括印度领导人也经常有这样的看法，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中国关注。中印围绕地区进程而产生的矛盾虽远未到恶化的程度，但也明显地指向两国在力量壮大后如何在地区与国际机构中相处的问题，这从本质上也是两个新兴大国“共存”的问题。
        从上述一些基本方面来看，中印政治关系的“共存”性质是由这两个亚洲大国的一些根本因素所决定的。1954年双方曾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用以处理两国间的问题和矛盾，同时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两国强调的是这些原则所体现和加强的合作重要性。回顾历史，对中印关系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矛盾冲突，因为两国没有好的合作仍然可以共存，但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冲突，共存就会发生困难。共存因此就指向在本地区及在广义上的亚洲乃至国际体系中的基本需要，其意义在于中国和印度都是重要的大国，尽管以当前和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印度与中国的国力比较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印度要超越中国成为世界另一极的可能性较低，然而，同中国一样，印度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印度重要性上升对中印关系的影响将在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很多论者都已指出了中印关系中竞争的因素在加大，不过从两国既是紧邻又是亚洲大国的地缘政治事实出发，两国间是否存在竞争并不是观察两国关系的要害，找到两国共存的合适方式才是关键，也是理解两国政治关系之内涵的切入点。这个共存的模式在中印未来共同崛起的时间段里可能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由于两国都将在相当长时间里处于经济高速成长阶段，因此谋求一个友好善意的国际环境将成为重要的目标。这个目标决定了两国将努力促使中印共存关系朝着可控的基本稳定方向发展，因为两国间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使两国关系有发生逆转的可能性，而这将使双方的国际环境都发生恶化，是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因此可以预期，当两国间因某些问题或利益发生冲突时，两国都将做出必要的努力，使两国关系继续保持在可持续的稳定层面。
        其次，共存的性质决定了两国关系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中印的共同崛起之所以吸引世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西方学界和媒体努力将两国关系的根本性质界定为对立的竞争，因为是竞争，所以就有所谓谁最后胜出的问题，这很容易误导为谁最后要压倒谁。这应该不是中印关系的归宿，因为这两个亚洲大国都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其文明历久不衰肯定有各自理由，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印文明的发展见证了人类生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于世界体系而言是必要的，今后也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中印的崛起并不需要以谁最后战胜谁为归宿，也不大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因为中国今天的发展远远超出并不说明印度的发展失败了，同理，印度如果今后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了，也是对世界结构重组的重要贡献，即使印度超过了中国，也不等于中国失败了。这说明了中印共同崛起的必然道路将是共存。
        再者，中印共存的性质也决定了两国之间将有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无论两国的意愿或某些客观的条件是否如此，例如边界争端即使不解决，两国即使在某些领域有进一步加深的敌意，也仍然不会逆转这个趋势。这看上去似乎不太合乎逻辑，以往的经验似乎证明两国关系是可以疏离的，例如边界冲突后，印度将其驻华大使撤回长达十多年。但今天的中印关系已经是在一个与冷战时期完全不同的平台上展开，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今天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两国都是国际机构和机制可能实现的改革进程中主要的参与者和启动者，这已经引起西方的高度关注，越来越把中印视为最需要对付的新兴大国，这可能从一个侧面决定了中印也必须进一步加强沟通。例如，2009年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面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中国和印度在事先并无沟通的情况下采取了几近一致的立场，印度主要媒体将此称为对“印中关系极具正面意义的事件”，这个事例说明中印在国际体系中的相似地位要求两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中有更紧密的联系。至于在经贸方面，两国日益紧密的往来已经使中国成为在实物贸易方面印度的第一大贸易对象，尽管近几年两国政治关系并不顺利，印度国内也不乏将中国视为威胁的说法，但两国的经济特征和相互需要决定了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
        最后，中印关系的共存性质可能内涵了双方不愿听任双边关系走向严重恶化的政治意愿。综观近年来两国关系中出现的曲折，可以发现，每当两国之间围绕各自核心利益发生争执时，尽管有各种过激的言论，以及某些媒体的夸大不实之词炒作，如在边界问题上印度媒体一再对中国作不实报道，常常故作惊人之语，似乎两国的另一场边界冲突迫在眉睫了，但印度官方的负责人士也一再告诫两国边界是平静的，当然这是事实。自1993年和1996年双方签订关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增进军事信任的协定以来，双方在边界问题上已然建立了相应的机制，其目的就是要防止不必要的摩擦乃至冲突。又如围绕印美民用核能协议，为防止印方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中国也一再向印方通报中国的立场，并且事实上帮助印度在国际社会获得了所谓体系外的“豁免权”。这些外交实际案例都说明在双方决策层，防止双边关系恶化是一个共识。

三、结论

        对中国对外政策而言，中印关系是比较难处理的双边关系之一，其原因不但是因为双方还存在着没有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而且也因为两国因快速发展而带来的国际地位上升使双方正确认识对方之地位和作用的难度相应加大。如果双方的观念仍停留在权力政治的范畴，仅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角度看对方，则两个巨大的亚洲紧邻就不可能走出所谓“囚徒的困境”套路，其结果也一定如该博弈模型所显示的那样，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但这并非中印关系的必然归宿，因为两国今天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两国各自走出的发展道路都提供了寻求新的思路的可能性。
        寻求新思路首先就需要扬弃旧观念。认为中印共同崛起就必然意味着两强殊死相争的观念是与全球化背景下中印关系的现实不符的。中印关系的现实是两国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各种有利于两国发展的条件下日益上升，这不是对中印关系持所谓“鹰派”观点的人士可以掌控的，也必将随着两国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高而进一步提升。这是理解新时期中印关系之性质的一个要素，在本文中将这个要素定义为“共存”。
        因为是“共存”，中印就必须面对双方的问题和难以避免的现实，而双方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由此需要研究的是中印共存关系在什么程度上可以接受这些矛盾和分歧存在的现实，同时仍然坚持两国可以合作以保证两国的共存关系能够促进两国的根本利益。这个问题在今天两国共同崛起的大环境中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因为正是两国间存在的问题极大地阻碍了双方以前瞻性的观念考察双边关系，往往过度集中于当前发生的状况，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过度解读分歧及因此采取的行动。虽然不能说当前发生的问题都不重要，但中印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双方必须寻找共存的途径，这是必定要超越眼前的分歧的。
        同步发展和超越分歧是用以诠释中印两个新兴大国的关键词，共存是对这种关系之性质的描述，虽然共存不一定表示合作，中印关系的现实也指向了一些消极的方面，但共存的特点显示了两国最合适的相处方式是在一切可能合作的领域寻求机会，而在有矛盾和分歧的地方努力降低摩擦搁置争议。这种相处方式实际也是大国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代国际政治的历史经验传达了大国崛起是可能和平转移权力和相处的，而今天的美国与其以前的敌手如德国和日本的相处亦显示了以合作为主导的共存的确是有利于他们各自的利益的。尽管这并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印关系，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在国际体系可能产生重大变化之际，中印等新兴大国能否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教训，从而找到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道路，对两国的未来和国际体系的前景都是至关重要的。

文献来源：《南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