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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共同复兴中华文化的思考——纪念辛亥革命百年
俞新天 2011-07-19
简介
当前世界文明的潮流是肯定文化多样性,要求各种文化对于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西方文化的垄断地位受到质疑。中国的崛起带来了复兴中华文化的希望。两岸人民应当提高文化自觉性,消除“百年悲情”所造成的文化自卑与文化自大心理,共同承担复兴中华文化的使命。其根本目的是提炼中华优秀价值观,指引人民的思想与行为,同时在文化交流中进行世界性的传播。
正文
        当今世界文明的潮流是,肯定文化多样性,要求各种文化对于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为世界五分之一的人所拥有,而且影响波及海外。当中国迅速地在经济上崛起时,也为复兴中华文化创造了新的机遇和条件。两岸愈益加深经济、社会、人员和文化的往来,其最高任务应当是共同弘扬中华文化,进而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岸人民应如何看待和把握难得的机遇,如何提高文化的自觉性,如何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优秀价值观,便是本文探讨的内容。
一、顺应世界文明的潮流
        今年适逢辛亥革命百年,两岸人民共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人民在亚洲率先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震惊世界,彪炳史册。总结百年进程的经验教训,有众多角度和方面,从心理文化方面进行深层次的探索,尤为重要。应当承认,当中国人还沾沾自喜于“天朝大国”的荣耀时,工业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大潮已滚滚向前,中国人落后了。落后不仅体现在科学技术、经济金融上,而且表现于思想、理念和文化上的因循,对比之下日本人在危机前勇于学习外来先进思想,成功地完成了“明治维新”的变革,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在思想文化上革故鼎新,顺应世界文明的潮流,应是中国人面向未来的根本资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民族经过艰苦斗争,埋葬了殖民主义,赢得了独立和解放,从此翻开了自主发展的篇章。各民族所取得的成就各不相同,其原因在于能否顺应世界文明的潮流。今天世界文明的潮流是什么?即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著名美国学者西里尔·布莱克指出,现代化的概念包含四个方面,前现代社会发展出来的接受现代化的能力,科学和技术革命中知识的作用,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利用知识进步的能力,以及政治领导人根据现代化的要求改造传统的价值观和制度的能力。[①]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十分成功,成为衡量其他社会的榜样。因此最初人们推论,其他社会如果想赶上西方,不仅应当学习科学和技术知识,而且应当采用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制度。然而,西里尔·布莱克从实际中得出结论,全盘照搬西方制度多半是不成功的。从长期看,使本国的传统制度适应新的功能比全盘照搬西方的制度更为有效。因此,不应抛弃自己的文化遗产,而应当促使自己的文化遗产去适应现代化的要求。[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和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全球化狂飊突进,再次激发了文化的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讨论。个人认为,目前已形成了两股平行而相反的文化趋向。一种趋向是世界通行的工业文明和大众文化,另一种趋向是文化的民族化和地区化加强,强调保护和发扬每种文化的独特意义。[③] 处理好两种趋向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才能实现民族文化复兴。
        自20世纪60年代起,台湾、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创造了发展的奇迹。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逐渐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人们有理由期待在此基础上的中华文化的复兴。提到文化复兴,不能不提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随着中世纪城市的发展,人文主义者反对中世纪神学家的人生概念,从古典文学中找到世俗的人生概念。尽管他们发扬光大了古典思想和风格,实际上却标志着世俗文化时代的到来,成为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重要新时代。中华文化复兴,就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的精髄,适应现代挑战而言,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有相似相通之处。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基本上由社会内生的动力推动,并没有外来的压力和比较。而当前的中华文化复兴,也像印度文化复兴、非洲文化复兴一样,是新的复兴运动。
        从现代化理论来看,“复兴”具有独特的含义。克莱德·伍兹指出,文化接触及其变迁,尤其当外文化来自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时,常对接受方文化的成员带来破坏和压力。一些群体为了应对压力,发动了反应运动,试图恢复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意义和内容,即复兴运动。这类运动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奌,但也可细分如下。“本土主义运动”,强调清除外来的思想、物品和外国人。“复活运动”,要重新建立业已失去或正在淡薄的思想和习俗。“复兴运动”,希望接受外来的东西,但不是简单的输入。还有“宗教复兴运动”,通过宗教运动而使世界转变到理想化的境界。[④] 今天,任何一种文化复兴都不能回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都是对西方文化的破坏、压力和比较所作出的反应。
        所幸大陆和台湾数十年来认清世界发展潮流,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在面向世界的开放中,没有采取“文化原教旨主义”,而是学习借鉴西方的思想、制度和价值观,促进了本土文化的改造;同时,也没有采取“全盘西化”的做法,而是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精华,提升了中华文化。这就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奠定了健康良好的基础。正如台湾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所指出的,今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需要一个“文艺复兴”。不是复古,也不是回到从前,而是以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与21世纪的思潮接轨,为全世界提出新的普世价值。[⑤] 21世纪的思潮中包括西方先进的思想、制度和价值观,也包括非西方国家所提出的先进的思想、制度和价值观,例如,新加坡的《共同价值白皮书》很值得两岸学习借鉴,韩国的文化精神和政策,也富有启发。
        台湾可以发挥中华文化复兴的尖兵角色。在传承中华文化和吸取外来文化两个方面,台湾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台湾没有经过大革命式的破坏,较好地保存了中华文化的传统。台湾一直是面向海洋的岛屿,得外来风气之先,移民文化中先天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因而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多样文化的良性互动及融合的过程与经验,是台湾文化中的宝贵的成分。台湾的现代化走在大陆之前,在文化建设方面创造了不少特点,值得与大陆分享。大陆理所当然地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主力军。大陆政府在改革开放后不久便意识到,仅仅倡导市场经济促进物质文明建设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建设精神文明,后来又增加了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在2007年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作的报告中,专门提出了对内推动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对外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虽然时日尚短,但在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已见文化设施的兴建,以及文化事业的兴盛。
        在这样的基础上,两岸应当携手合作,在中华文化复兴、为世界做出贡献方面更上层楼。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体系的变化,文化融合也从单向融合转为双向或多向融合。这一新潮流和新特点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过去几百年来,都是非西方民族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它既有很大的意义,也有相当的缺陷。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价值观提出了质疑,择其要者如下。一,不讲责任的自由将给国际社会带来祸害,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不能提倡。二,不讲互利共赢的国家利益只是为霸权服务,美国把自己的国家利益说成全球利益,转嫁危机,以邻为壑。三,美国生活方式高消费,高耗能,不健康,不可持续,不应仿效。四,把“普世价值”强加于人,甚至以武力传播,不符合文化多样性的潮流。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学者和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都在批判和反思西方文化的不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写道:西方主要是美国强迫其他民族和文化接受西方的宪法、民主和人权的观念,是无知和傲慢狂妄的想法。至于利用全球化来推动自己利益的对抗行为,以经济制裁相要挾,或把有的国家宣布为“无赖国家”,是残暴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⑥] 美国专家兰普顿则号召,美国要向中国学习,提高储蓄,加强教育,了解更多的地区知识,处理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等。[⑦] 促进文化的双向融合,为世界提供中华文化智慧,这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新的任务,然而两岸人民还没有作好准备。
二、 克服 “百年悲情”的途径
        为了完成中华文化的复兴,必须克服许多困难障碍。最大的障碍是两岸人民都具有“百年悲情”,损害到文化复兴的自觉。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给予我们良好的契机,超越历史,消除“悲情意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
        “百年悲情”的产生,原因很多。首先,西方殖民主义者以传教、教育、“传播文明”所进行的文化征服,否定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不符合西方文化的,便被斥为“迷信”、“落后”,虽然中华民族并没有被灭绝,但作为民族魂魄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却受到了摧残。久而久之,中国人便失去了自信,认为中国文化不行,有的人甚至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其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过长期而激烈的革命。中国社会的保守势力十分强大,依赖于穷凶极恶的外国列强,没有革命无法打破其统治,于是便有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彻底地否定传统,坚决地引进西方文化,有其历史意义,不容否定。今天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思考中华文化,应当具有新的视角。最后,今天尽管中华民族已经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西方国家仍然主导着国际体系, “西方文化优越论”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仍然或明或暗地占据着人们的头脑。
        “悲情”意识两岸都有,但表现形式不同,内容也有差别。在大陆的民众中,“悲情”所造成的受虐者心态还相当普遍。特别在国际上发生突发事件时,表现更为强烈。比如经常认为被“阴谋”所“包围”,无法像其他国家民众那样理性地去面对事件,依法进行抗议,往往走向打砸抢。甚至“拒买×国货物”等过时的口号和行为也时有发生。从文化上看,不少人对中华文化的精华了解甚少,缺乏信心。《河殤》是崇拜蓝色文明、否定黄色文明的代表作。尽管已经对它进行了批评,但其影响仍存。“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对文化、科技和教育的全面破坏,其后遗症直至今天尚未完全消除。改革开放之后谋求现代化时,也曾忽略保护发扬民族文化。[⑧]
        缺乏民族文化自信经常会以自卑和自傲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以最近热议的中医为例,一方面在追求利润的风气下,中医不被重视,受到挤压,日益萎缩,优秀的文化遗产亟待抢救。另一方面,江湖庸医又将中医吹得神乎其神,破坏了中医的声誉,阻碍了中医的提升发展和发扬光大。在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民族自卑和民族自傲反映得最为鲜明和强烈。近年来,在大陆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集中表达了民族主义的观点。网上出现的大量民族主义言论,包括文化民族主义的说法,也反映了部分民众特别是青年的激进的想法。社会多元化观点的表达固然是好事,然而缺乏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共识和引导,却是值得忧虑的。这将是大陆下一阶段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台湾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文化建设方面也硕果累累,然而,民众的心理文化也存在着相当的“悲情意识”。魏秀堂在访台之后写道,整个中国现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的历史。台湾的历史和整个中国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台湾人的悲哀”和所有“中国人的悲哀”是分不开的。不能不承认,台湾同胞在历史上所遭遇的不幸,比起大陆同胞来说,不但时间更长,而且程度更甚。这又和台湾特殊的历史分不开。[⑨] 但是,如何正确地看待历史,看待中华文化,台湾民众存在较大的分歧。有种观点鄙弃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分析出现极大偏差,它对于普通民众有相当的误导作用。例如李乔认为,被外国欺凌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缺失”,“使中国人心理特质上有共同而不能克服的弱点”,“中国人无法在人类社会的进化水平上立足”。这种看法无法解释历史上中华文化和文明在世界占有领先的地位,并对人类作出过重大贡献,是非历史的。他还认为,台湾人的祖先,承负有问题的汉文化渡海而来。汉人文化极早就以“人”为中心思考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世界,种下文化灾难的肇因,是“孤立的人文意识”,“截头去尾的人文思想”,“早生畸型儿人本主义”。因此造成以下弊端。一是宗教难以发展,不知生命形而上的追求,人生目的滞留在现世层面。忽视物理世界,阻遏自然科学种子发芽。二是轻率认定人性不变,为了维护虚假的“内圣外王”,形成说谎的统治体系,“人治”深入文化骨髓,法治思想无由生根,在民主招牌下是极权主义。三是个人人格的形成与标准,是被界定订价的,非自我的醒觉,内在的要求,由圣人君子上官长辈“替你”决定,“代你”负责。[⑩]
        本人一直主张,对于中华文化的优长劣短,应秉持客观研究的态度,不溢美,不讳言,实事求是;尤其应将其放入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以及多样文化相互激荡比较的大舞台上,才能看得更加清楚。“以人为本” 的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为什么有些人对西方人道主义五体投地,对中国人本主义就如此不屑一顾?西方最早的“人道”也是大有缺陷的,不施于妇女和奴隶。只是随着市民社会和工业革命,        它才逐渐演变进化到今日的人权思想。西方人权思想有许多进步意义,同时也还存在着难题,最大的难题是无法应对多元文化的挑战。中华民族尤其是大部分汉族确实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造成了一定的文化缺憾。然而它也证明了文化多样性的生命力,汉文化以伦理道德的发达来规范人的行为,并以最大的包容对待一切宗教,使佛教中国化,甚至于同化了最顽强的犹太教。在制度建设方面,目前西方十分关注中国的法制思想史,认为它形成了几个思想高峰,尤其是唐朝律法不仅涉及到刑法,而且有相当的民法内容,不仅有明确的定罪量刑,而且兼及人情伦理。中国的科举制度成为擢拔人才的现代文官制度的根源。有些东亚国家效法科举制,如朝鲜、日本等,但皆因严重的社会等级制度而未能奏效。[11] 这也证明中国社会的平等意识领先于同时期其他国家。把中华文化说成“说谎系统”、“极权主义”,实在很不公允。另外,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始终把个人放于宗族家族之后,其实,在其他所有的前现代社会中,都存在着类似倾向。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才大力张扬了个性。从世界层面考察,西方是个特例。从今天的状况考察,把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也出现了相当的弊病。个人主义与团体主义各有利弊得失,只有使其协调平衡,才能推动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在贬低中华文化的同时,李乔又表现出强烈的“台湾文化”自傲感。他的解释是,“台湾文化”过去“在异族压迫统治下”难以形成可观的“历史发展”,广大民间风俗习惯,各次文化层,几乎全被汉文化的次文化特质所充塞,这是台湾人丑陋面的主要“力量”。但是,台湾人社会的民主法治观念、科学思想、理想追求、人格尊严等现代人、现代社会的“普遍信念”,绝对比原乡大陆进步、高明。而此一“比较之异”,正是“台湾文化”所以是“独立文化体系”之证,也是信心之所系。[12] 可惜他引以为傲的台湾人的“普遍信念”,似乎只是西方文化价值观。崇拜西方文化,鄙视中华文化,就是他的“台湾文化”。台湾文化有自己的特点,为丰富中华文化做作了贡献,但它绝不是“独立文化体系”。有些政客鼓吹“文化去中国化”,更是居心叵测,不可能得逞。
        百年悲情是一种集体记忆,两岸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只是表现方法不同而已。为什么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悲情仍然挥之不去?社会学的研究揭示,记忆的原因并非时间的邻近或久远,而在于它们是一个群体共有的思想总体的一部分,而我们与这个群体的成员拥有某种关系。只要我们把自己置于群体的角度,接受它的旨趣,采取它的反思倾向,就足以回想起这些记忆。[13] 然而,集体记忆一般是指向过去的框架,为了改变它,就要凭借现在的理性思维,当前的集体反思,以便形成新的观念。新的观念要克服强大的集体记忆,就必须有更加强大的集体活动和集体经验。两岸已经开始了和平发展的大交流、大合作,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其中,就会积累更多的集体经验。两岸各界精英应当引领反思的潮流,为新观念而催生。在共同复兴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两岸人民的“悲情意识”才会改变,文化自信心和自觉性才会从根本上提高。
三、 弘扬中华文化的价值观
        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具有独特性,梁潄溟指出,它与西洋文化、印度文化各代表一种文化路向。梁潄溟说中国人理性早熟,以道德代宗教,以伦理治社会,从家庭延伸至国家天下,做了客观的分析,并说,“中国之不易亡者在此,中国之不易兴者或亦在此”。[14] 其他许多专家也对中华文化价值观做了研究与概括。将其汇总,并与印度和西方文化价值观作一对照。有些无法对应,因为各具特点。

                 中华文化价值观(15)                        西方文化价值观(16)                              印度文化价值观(17)
        宇宙观   天人合一,民胞物与               宇宙观   自然客观,物质为本            宇宙观   梵我一如,万物有灵
        宗教观   重视现世,兼容各教               宗教观   上帝万能,人有原罪            宗教观   神权至上,天人同欲
        生命观   以人为本,仁者爱人               政治观   正义为本,法治民主            生命观   慈爱厚生,非战戒杀
                                                                                                                                   人生观   生死轮回,业报有常
        道德观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               道德观   个人为本,功利主义            修炼观   苦修造福,冥思得道
                       修身齐家,内圣外王    
        社会观   克己复礼,中庸和合               社会观   自由平等,天赋人权            社会观   人分四等,贵贱天定
        教育观   尊师重教,学优则仕               教育观   知性教育,培养个性            教育观   师道尊严,梵学祕授
        意志观   自强不息,生生不灭                                                                          意志观   精神不灭,瑜伽万能
        实践观   经世致用,知行合一    
        历史观   重视纪实,以史为鉴               文艺观   人文主义,文艺写实            文艺观   宏大叙事,神话思维
        思维观   阴阳互补,辨证变动               思维观   两分思维,理性逻辑            思维观   异见万端,天包地容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都不一样,独树一帜,富有特色。在当前人类面临许多挑战时,中华文化可以提供独特的应对思路,可与其他文化形成互补作用。例如,在开展绿色低碳环保活动时,倡导“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价值观,使人与自然友善相处,而不是征服自然,竭泽而渔,就大有俾益。在完善市场经济法治的同时,还要加强个人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修养,没有这点,再健全的法治也形同虚设。在应对文化冲突、文明冲突时,倡导“全体大用,圆融和谐”的文化包容、宽容,必定是有效的。未来人类应当建设什么样的世界,西方的现实主义理论、“均势”战略、国家利益最大化、争夺霸权,应当走向衰落,协和万邦,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人民的期盼。

        中华文化如何才能复兴,如何将中华文化优秀价值观贡献于世界,成为人类共创共享价值观的组成部分,两岸人民任重而道远,必须联手探索。个人认为,首先,两岸应共同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通过文化产品来吸引世界的注意,使人民在欣赏中喜爱,在兴趣中更加了解   中华文化的精髓。两岸在电影电视作品上各自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被世界公认为“中国新现实主义”流派。双方杰出的创作人员、导演、演员、制作设计,已经有了广泛的交流参与。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藏龙卧虎》,导演李安来自台湾,演员周润发来自香港,章子怡来自大陆,杨紫琼来自马来西亚。影片不仅展现了中华风光之美,风物之精,武术之强,而且更在好看的故事下宣扬了中华文化的“止戈为武”的和平理念,舍身取义的无畏精神。张艺谋的电影《红高梁》、《菊豆》、《秋菊打官司》等,也受到各国观众的喜爱,张扬了中国人的精神。两岸合作的大量电视片在中国周边国家极受欢迎。中华文化这个丰富的宝库,有待于深入开掘开发,不管是饮食服饰,还是动漫游戏,都可以创造出新的成果。在这方面,台湾的设计创新能力,市场营销能力,都比大陆强,大陆的文化资源丰厚,人才众多,也是优势,两者结合,前途无可限量。
        其次,两岸可以联手进行与境外的文化交流活动。要向世界推介中华文化的优秀价值观,必须双向互动,才能促进文化互相理解,互相学习借鉴。以我为主,强加于人,只会适得其反。例如,两岸共同举办文化艺术展览,相信会更加丰富多彩,从多侧面反映中华文化的灿烂。本人尤其认为,即使是文物出展,也应不仅展现古代文化精华,而且要辅之以介绍现代保护技术,现代研究成果,使外国人对于今天的中华文化刮目相看。实际上,国际对于中国古老文明并无怀疑,展示辉煌的文物可以满足人民的要求;但如果能以现代成果来吸引世人的赞叹,那就是更大的成功。在双向交流中,两岸各界人民应展现出新的风貌。首先是虚怀若谷的学习精神,由于龙的传人数量众多,无形中产生优越感,有些人自诩博大,令人生厌。我们应当努力学习世界上各种文化的优点,并且切实扬弃中华文化,克服中国人的不足,例如好面子、浪费、厚葬、窝里斗,等等。其次是平等地真实地进行文化交流,不涂脂抹粉,不文过饰非,既讲优点也讲不足,对于外界批评,除了恶意攻击外,抱着闻过则喜的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真实和真情才能换得真理解和真朋友。最后,以交流促进理解,以理解促进合作。在增进互相理解之后,文化合作的项目一定能做得更好更多,甚至建立机制性的联系,使文化交流不断升级。
        从当今各国的经验看,任何一种文化(尤其是价值观)要进行世界性的传播,必须先进行现代化的提升。文化是变动不居的,中华文化具有极大的受容性,因此较难进行保存。许多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来,如果不与今天人们的生活现实相联系,就是古董。古董当然有其价值,但如不能对今天的生活起作用,其影响就大为减少。台湾的陈奇祿认为,从维护文化的立场出发,可仿制博物馆中的酒瓶用于宴饮,把华丽典雅的织绣花纹予以采用,使它们的价值远超过古董。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必要,如能将民间艺术、技术或其他文化特质找寻新的功能,使其继续长存,就更加好。[18] 保护古建筑或传统民居,可以就地冻结,或迁移到一起保存,最好是在原地保存让它继续持有功能。更积极的做法是,将传统建筑中的优点采撷到新建筑中,让新建筑有独特的外形和内在的风格,变成活的文化。[19] 传统的仪礼有些仍有功用,就把它保存下来,有些不合时宜,也应当改革。保存下来的应该能丰富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增加累赘。有些礼仪祭典要发扬,就应当采用雅乐,展示出中华文化雍容优美的特色。[20] 让中华文化在现代化中传承发扬,让每个人都浸润其中,欣赏它的文明优雅,它才有世界性传播的基础。
        两岸的知识界、文化界、艺术界,应当共同来研究中华文化的价值观。西方文化已经为世界贡献了其优秀文化及价值观,证明它具有普适性(不是宗教性的“普世性”)。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具有普适的潜力与可能,问题是如何将潜力变为现实性。这就需要对文化价值观也进行现代化的提升,毫无疑问,今天我们再来讲忠、孝、仁、义、礼、智、信,肯定与古人不同,会赋予现代的解释与含义。不仅它们能指导中国人的生活和行为,而且能贡献给世界。将来,不是葡伏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而是应当提倡人类共创共享价值观,它包含世界上各种文化提供的优秀价值观,指引人类走向更加和平美好的未来。中华文化最有包容性,最适宜倡导新的文化潮流。中华文化的复兴不是宣扬狭隘自私的民族主义,而是倡导合作和谐的天下主义和人类主义。

文献来源:《台湾研究》


注释:

[①][美]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6页。
[②] 同上注,第5页。
[③] 俞新天等著:《强大的无形力量: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页。
[④] [美]克莱德·伍兹:《文化变迁》,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1—62页。
[⑤] 刘兆玄:《中华文化“文艺复兴”台湾最关键》,台湾《中国时报》,2010年12月24日。
[⑥]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6—67页。
[⑦] [美]戴维·兰普顿:《美国退居第二位?》,《波士顿环球时报》,2005年,3月13日。
[⑧] 参看拙著:《走自己的路:对中国现代化的总体设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41页,第178页。
[⑨] 魏秀堂:《话说台湾人》,时事出版社,1997年,第180页。
[⑩] 李乔:《台湾人的丑陋面》,前卫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1993年第五版,第175页—177页。
[11] 许悼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7—258页。
[12] 同前注,第178—179页。
[13] [法]莫里斯·布哈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2页。
[14]  梁潄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5页。
[15]  张立文、町田三郎主编:《传统文化与东亚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页至29页。
   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7—258页。
[16]  参看范明生、陈超南编:《东西文化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概括是我做的。
[17]  郁龙余等:《印度文化论》,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18] 陈奇祿:《民族与文化》,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76,78页。
[19] 同上,第88—89页。
[20] 同上,第135页,第139—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