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印度则是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二者皆为构建亚太地区经济和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力量。从现实角度来看，日、印两国的经济合作是各取所需、实现双赢的强强联手，但不可否认，二者在经济合作上的战略性走近将对亚太及世界整个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经济合作的视角入手，分析日、印两国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脉络、主要特点及对中国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理性且客观地展望日、印两国合作关系的发展方向及变动趋势。

一、日本与印度之间经济合作的现状
（一）双边经贸呈现稳步增长的发展态势
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对印度的货物出口额为90.42亿美元，占日本货物出口比重的1.2%（2005年此数值仅为0.59%），较2009年同比增长42.7%；同期日本对印度的货物进口总额为56.74亿美元，仅占日本货物进口比重的0.8%（2005年此数值仅为0.62%），同比增长52.1%[①]。总体来看，印度并不是日本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对象国，贸易总额仅为147.16亿美元。而且，2010年对印出口额仅在日本主要出口对象国及地区排名表中列第16位，而对印进口额更是排名在第24位，远远落后于日本与中国、韩国等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重要度排名。由此可见，日印双边贸易的发展相对滞缓，其贸易总量远远滞后于日本与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的双边贸易，由此可见，日、印两国经济刺激的互补性有待进一步开发和提升。但是，通过与2005年的统计数据对比，应该说，日印双边贸易的发展处于稳定且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对印贸易在日本贸易总体格局中的重要性正在稳步提升。
另据印度的官方统计，2010年印度的对日出口贸易额为45.31亿美元（2009年的出口额为30.4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8.8%，对日出口占印度出口总额的2.1%[②]。同期印度对日进口贸易额为75.70亿美元（2009年的进口额为63.55亿美元），同比增加了19.1%，对日进口额占印度总进口的2.4%[③]。尽管因统计方法的不同，造成日、印两国的相关贸易统计数据出现一定偏差，但仍可清楚地发现，印度的对日贸易与日本的对印贸易具有对等且共通的特点，即二者在各自的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仍相对较小，但均处于稳定且迅速增长的膨胀期，未来的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二）日本对印投资实现规模性扩张
通过观察2000年至2011年间日本对印度直接投资的变化趋势图，可以直观地发现3个不同阶段的典型特征（参考图1）：①尝试期。2000年至2005年间，日本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呈现出较为平缓的延续态势，不但投资的年流量相对较小，变动幅度也不明显，年流量总额停留于1.24至1.75亿美元之间，而且投资存量的增长趋势并不显著，始终未能突破20亿美元的关口，由此可以判断，此段时期内日本对印度的直接投资仍处于不活跃的尝试阶段，多数资本对于投资印度存在一定的踌躇和担忧，致使只有少量的资本尝试性地流入印度境内参与投资；②活跃期。2005年至2008年间，日本对印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统计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且此后各年的波动幅度均较前一年有明显的增长，受其影响，投资的年流量迅速突破2亿美元大关，在2008年攀升至55.51亿美元的历史峰值。与其相对应，投资存量同期也呈现大幅度增长的良好势头，从2005年的18.02亿美元急速攀升至2008年的94.40亿美元，增加了4倍多。很明显，这段时期内日本对印的直接投资处于积极涌入的活跃期，由于先期尝试性的资本投资赚取了相当可观的利益所得，从而招揽大规模的日本投资资本逐渐重视并纷纷涌入印度这个新兴市场国家，日本的对印投资也因此出现一波前所未有的高潮。③紧缩期。应该说，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成为日本对印投资的重要风向标，因为之后对印投资的流量和存量皆出现了惨淡的衰退，而且流量上的绝对性减少更为明显。2009年对印投资的流量仅为36.64亿美元，同比减少了约34%， 2011年的流量更是下滑至23.26亿美元，同比再减少18.8%，与2008年的峰值相比，三年内骤减了32.25亿美元，下滑幅度超过58.1%。由此可以判断，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资本总量的锐减及投资风险的高涨造成日本对印的直接投资出现大幅度的萎缩。另一方面，尽管日本对印投资的存量在2009年出现下滑，跌至89.82亿美元的阶段性低谷，但在2010年又急速攀升至135.58亿美元的存量峰值，增长幅度高达 50.95%，结合投资流量锐减的事实来分析，说明日本在印度境内投资资本的增长大部分来源于日本企业在印度市场内部获得的利润再投资。进一步而言，日本对印的直接投资在印度市场获得了较好的投资收益，而且已进入印度市场的大多数既有投资资本愿意延续并扩大其在印度的投资。比如说，日本丰田公司就明确表态，愿意追加在印度的投资以增加销售网点等设施，其背后的实质性动因就在于2011年丰田在印度市场的新车销售量超过13.6万辆，较2010年猛增了82%[④]。更为宏观地观察，实际上印度已经成为日本海外经济的重要新兴据点之一， 2009年印度境内的日本企业数升至281家（1990年此数据为64家），带动在印度工作、生活的日本人总人数也攀升至4018人（1990年此数据为1190人）[⑤]。由此可见，随着日本与印度的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入，两国的企业、民众之间的交往将趋于更加的频繁、紧密。
（三）政府层面的经济合作
伴随日、印双边贸易、投资的增长，两国政府层面的经济合作亦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政府合理且有效利用政策工具，高屋建瓴地引导双边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政府开发援助）在日本被视为是国家外交的“武器”，其主要目的是确保日本的国际话语权和存在感[⑥]。日本的对印ODA项目是两国政经合作的重要标志。1958年，日本政府启动对印ODA项目，但因印度于1998年进行了核试验，作为制裁措施之一，日本政府暂停了对印的一些援助项目。但此后不久日本便重启了对印ODA项目，并于2003年宣布将对外援助的重点由中国转向印度，此后印度也就一跃成为日本ODA的最大受援国。2006年5月，日本公布了“对印度国别援助计划”，具体内容涉及： ①通过援助电力、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印度的经济增长；②通过医疗及卫生问题、地区开发、供水及排污系统、植树造林等方面的援助项目，改善印度的贫困及环境问题；③扩大人才培养及人员交流，等对印援助的3个重点领域。从这份具体的援助计划中，我们可以清晰解读出日本对印的援助重点倾向于完善印度国内的基础设施、改善老百姓生活的民生问题、培养并发展公共外交的基层细胞等方面。如表1所示，2008年至2011年间，日本对印的贷款项目共计26项，资金基本都流向了铁路建设、城市公路与地铁建设、高压输电、国道修护、上下水道治理等基础设施项目，并且分阶段、分步骤地有序推进各重大工程。
另据日本外务省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末，日本参与对印经济合作的资金总额超过109亿美元，主要是以政府贷款的形式搭建双边合作桥梁，其总额高达98.8亿美元；其次是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总额分别约为5.76亿美元和5.05亿美元（参考表2）。2008年是日本对印经济合作的重要转折点，双边经济合作的当年资金总额实现质的突破，由先前的“千万”级跃升为“亿”级美元大关，接近6亿美元的历史高点。
此外，为了巩固日、印两国经济合作的既有成果，确保双边战略经济合作的稳固性，两国政府适时签订必要成果，进一步推动后续的衍生合作。2011年2月16日，日、印两国在东京签署了在两国合作历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日印经济合作协定》，并于同年的8月1日正式生效。《日印经济合作协定》不仅包含关税减免、通关手续便利化等自由贸易协定所涉及的贸易自由化内容，同时涵盖了投资自由化的相关规定，并将环境、促进贸易及投资、公共设施、信息通信技术、科学技术、能源、旅游、纤维、中小企业、保健、娱乐及信息、冶金等行业具体纳入两国未来双边合作的可行范围[⑦]。经济合作协定的签署促使双边合作关系稳定化、制度化，并对接下来日印经济的战略合作具有非同一般的指导意义。
二、政经互动的日印经济合作
现代国际社会中，国与国之间建立的经济合作，始终都无法脱离政治联系而独立存在。经济秩序的确立、维持和成功运行，需要政治的领导[⑧]，这一点在日印两国的双边经济关系中显得尤为突出。在日印经济合作取得辉煌成就的背后，不可回避的是两国政治关系的急速升温。
应该说，政经合作、官民结合、官促民合的方式是日本推动对外经济合作的普遍做法。在日印双边政治关系突飞猛进的重要背景下，两国的经济合作也在官民结合、政经互动的促动中，如火如荼地顺利展开。
其一，两国政府巧妙搭台，积极为工商界精英、领袖的交流与合作创造机遇，同时构建有利于双边合作与投融资的重要平台，鼓励民间力量共同为双边经济合作献言献策。 2006年12月，印度首相辛格访日，双方首脑共同提出构建“日印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同时，为了加速双边经贸关系的合作与发展，印度提议举行“日印工商界领袖论坛”。 应印方的此项提议，2007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时）访问印度，期间择机召开了第一届“日印工商界领袖论坛”。此论坛由日、印两国首脑分别指定本国约10人的工商界精英人物参加，共同讨论日、印两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以及经济合作的现实性、可行性和战略方向等重要议题，并将讨论结果以报告的形式呈交给两国首脑。实际上，在日、印两国的工商界领袖之间已达成基本共识，即日印经济合作关系将成为今后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战略关系之一[⑨]。2008年10月，第二届“日印工商界领袖论坛”顺利召开，双方提出在日本与东盟经济合作协定谈判、以及印度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基础上，整合并推动东亚经济合作协定（10 6）的构建，为亚洲以及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做出贡献[⑩]。2010年10月25日，日印双方又召开了第三届“日印工商界领袖论坛”，双方经济界的重要人物都一致表达了尽快签署日印经济合作协定的良好意愿，同时希望日印双边的经济合作能够对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作出一定贡献 [11]。由此可见，依托此重要论坛，日、印两国不仅研讨双边经济发展的现实形势、指明战略合作的具体方向，同时也对经济合作所面临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做深入探讨，用务实且踏实的做法推动经济合作的可行性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出席此论坛的代表均为两国首脑钦点的工商界重量级人物，说明此论坛自身就掺杂着浓厚的政策导向性，而且，论坛最终报告书的直接收件人是两国首脑，所以讨论的结果势必会对双边未来经济合作的走向及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除了上述主动参与为两国工商业界的牵线搭桥，日本政府还积极将本国的商业文化植入印度市场。比如说，日本政府参与并援助了印度制造业管理人员的培训项目（Visionary Leaders for Manufacturing），希望将日本制造业的管理方式及文化传授给印度制造业的管理人员，并在社长、高级管理人员、中级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等4个层面，培养具有战略判断力且能够推动印度制造业改革的领军人物[12]。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由双方政府牵头的此交流项目，不但能够培养理解日、印两国不同企业文化的管理人才，同时也为今后日资企业进驻印度市场、日本企业与印度本土企业实现必要的合作及购并创造了良好的先决条件，更是在印度国内培养易于接受日本产品、日本服务、日本文化的潜在市场及潜在客户。
其二，商业团体或行业协会成为游说经济合作政策的生力军。实际上，早在2006年7月，日本工商业界最为重要的联盟组织——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就曾竭力谏言，希望政府能够尽快达成双边互惠的经济合作协定，而且日本工商业界对印方在货物贸易、投资及服务、税收制度改革、商务环境的维护等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13]。日、印两国签署经济合作协定之后，2011年7月25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专门在旗下新设了南亚地区委员会，并对经济合作协定签署之后未来双边经贸关系展开讨论，强调在日印贸易中，日本对印的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之间形成显著的互补关系，而且，日印经济合作协定在自由化的要求上高于韩印经济合作协定，同时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参与，将有效提升企业竞争的市场环境[14]。由此可见，经济合作协定的签订是日印双边关系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不但详细梳理了两国经济合作的发展脉络及关系，更为两国的经济合作奠定机制化、法律化的保证。
其三，重量级政治家成为宣讲战略利益共赢，搭建经济合作桥梁的重要桥头堡。除了日、印两国政府协调下形成的“日印工商界领袖论坛”重要协商机制，作为政治家的个体也经常活跃于双边经济合作的大舞台。2010年10月25日，印度首相辛格在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辞，表示印度政府期待日本企业能够赴印度进行绿色投资、技术援助及技术转移等；2012-2017年度的印度新经济五年计划中，印度政府将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投入1万亿美元，主要以跨度超过1480公里的德里-孟买产业走廊等项目为代表，希望日企能够积极地参与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15]。2011年2月16日，印度商业和工业部夏尔马部长在日印产业界交流会上作题为“崛起的印度——充满无限机遇的国度”的演讲，高度评价日印两国签订的经济合作协定是两国之间的历史壮举，并且期望日本企业能在制造业、农业及食品加工、IT、生命科学等领域与印度企业加强合作[16]。2011年12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访问印度，在新德里发表题为“人与人‘联系’基础上的‘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演讲，强调日、印两国立足于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和战略利益，两国的伙伴关系发展将进一步深化、成熟。野田首相表示“由于日印经济合作关系的深化与发展，每年访印的日商人数在急速增长，在印设点的日资企业数量也已超过800多家，今后日本政府将继续鼓励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所有日资企业积极赴印参与投资” [17]。此外，野田首相还表示“日本也欢迎印度企业赴日投资，尤其是面向地震灾区的投资，将享有5年免交公司税的优惠待遇” [18]。综上所述，重量级的政治家个体不但在双边政治合作中扮演关键性角色，而且在双边及多边的经济合作中也发挥着介绍、宣讲、沟通、交流的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家个人在协调政治、深化经济合作方面所展示出的独特魅力，也是促进双、多边合作的有效助推剂。
三、日、印两国经济合作的若干特点及对中国的影响
通过上述的分析和理性的思考，可以清晰地获悉日、印两国经济合作的诸多特征以及对华产生的相关影响。
其一，日、印间的经济合作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很显然，良好的政治关系是撮合日、印两国走向全面经济合作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两国的政府、政党及政治家是搭建经济交流平台、疏通经济合作关系的重要细胞。日印双边的政治关系在21世纪的头十年呈现急速升温的发展势头，从最初建立的“伙伴关系”，到“全球性伙伴关系”，再到“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两国的政治关系完成了重要且完美的“三级跳”。在此重要背景下，日、印两国的经济关系也由一般性、特殊性、伙伴性，发展至战略性的新高度。
其二，日、印间的经济合作包涵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结构完整、目标明确等多重特点。具体而言，日、印间的经济合作涵盖双边贸易、相互投资、政府援助、人才交流以及扩展与第三国的经济合作关系等多方面、宽领域的内容，是政治与经济的交响曲，民间与政府共同努力的写照。而且，两国都希望依托此双边合作关系，实现稳定地区发展、繁荣世界经济的共同目标。由此，日印两国的经济合作不仅是夯实双边关系战略性发展的基石之一，更是影响周边国家及地区政治经济环境的重要因素。
其三，日、印间的经济合作具有一定的排他性特征。毋庸置疑，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势必会对第三国造成利益共享的排他性不均衡以及经济资源分配的相对减少。但是，这种排他性不应该针对特定的目标，或采取特定的方式、方法。不可否认，日、印间的经济合作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比如说，2003年之前中国一直是日本ODA的最大受援国，但之后印度取代了中国。另一方面，日本企业在对印贸易及投资等方面可以比中国企业享受到更多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相对性地占得更多商业先机。《日印经济合作协定》的第63条和第86条分别规定，日、印两国必须在服务贸易及投资等领域，相互给予不低于任何第三国所能享受的优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19]。由此，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或是国内产业的向外转移，其候选地的选择上就容易出现偏向印度的思维惯性。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的最新结果显示，日资企业决定对外投资的最主要依据是“投资目的地对于产品的需求是否旺盛以及今后的潜在需求”和“确保获取优质且廉价的劳动力”两个重要因素[20]，因此，对于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的潜在条件基本相似的中、印两国而言，未来就如何吸引并接纳日本的绿色投资等方面存在较强的竞争性。
其四，日、印间的经济合作存在着一定的保守主义倾向，而且现阶段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中国。必须指出的是，日、印两国在认识并接受中国和平发展的事实上仍存有一定的踌躇心理。一方面，两国都希望借助地理位置紧靠中国的区位优势，充分共享中国经济快速且稳定增长所创造的公共财富，而且，各自都将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视为是发展本国经济、稳定全球局势的积极因素；但另一方面，由于地缘政治等竞争性因素的作祟，中国的发展加剧了日、印两国对自身实力相对衰退的担忧，甚至恐慌中国经济优势的抬头会挤压二者的发展空间。由此，日、印两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类似于经济结盟的行为方式以抗衡或遏制中国经济迅猛的增长势头[21]。换个视角来观察，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的心存忌惮亦是加速日、印两国战略性经济合作的重要因素。但是，不必过于夸张地看待日、印两国以经济合作的方式所谋求的战略效应，毕竟日本所构想的诸多东亚共同体版本中，无论是“10 3”、“10 6”、亦如其他提议也罢，中国始终是日本确保海外经济利益所难以割舍的战略需要。 而且，中印之间也存在着长期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双边贸易与投资的增长也存在理想、稳定的发展趋势。
其五，日、印间的经济合作同样会创造利他性的经济效应。比如说，日、印两国深化经济领域的战略性合作也能为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模式转型创造更多的积极条件。日、印两国经济合作关系的加深为日本投资积极进入印度创造了条件，此举不但可以充实印度实施大规模基础性建设所急需的资金，同时，也有利于印度市场整体的开发与利用，更为中国资本迈开入印的坚实步伐积累必要经验。而且，由于《日印经济合作协定》在加速印度经济自由化问题上明显好于之前的印韩FTA协定和印度东盟FTA协定[22]，就更有利于促进印度国内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加速经济开放的进程，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取得伟大的成就，日本的投资及援助是功不可没的，不但有效地满足了必要的资金需求，而且疾速地提升了中国国内各产业的生产水平和服务能力。在日印经济的合作进程中，中国企业同样可以共享“免费搭便车”的红利，深入参与到印度经济的改革与开放之中。
此外，日印间的经济合作也有利于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积极开拓地区性、全球性布局的生产、流通及销售体系。由于日、印间经济合作协定所规定的优惠条件，印度出口至日本的商品相对可以享受较为低廉的进口关税，所以在印度生产的对日出口商品较国内同类商品具有先天性的出口竞争优势。而且，由于优惠关税的帷帐揭开，为部分商品的零部件在华生产、在印组装、在日消费创造了可能途径，也有利于中国国内企业规避发生大规模贸易摩擦的风险。
四、日印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及相关影响
通过上述对日、印两国在经济合作中既有成果的梳理与分析，同时鉴于双边政治关系的急速升温，可以对日印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及方向做如下的综合性分析。  
其一，日本政府对印度的经济合作政策具有延续性、递进性、务实性的典型特征，并将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深化并发酵。首先，延续性是指日本对印经济合作的政策与方针并没有因为国内政坛局势的嬗变而改弦更张。新上台的日本民主党政府完全继承了自民党政府对印经济合作的一贯态度和政策，在此基础上，推进对印的全方位经济合作。也就是说，日本政府在与印度的经济合作问题上没有发生立场及态度的转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将对印经济合作视为长期且具有显著生命力的课题而在不断钻研。其次，递进性是日印经济合作的又一重要特征。从起初基本的贸易往来发展成为贸易伙伴，再到“全球性伙伴关系”，最后升级至“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日、印两国共同努力，逐步实现双边合作机制的完善以及合作层次的提升，并继续在合作内容及合作平台的战略性衍生上谋求新的成果。随着日、印两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利益诉求共通点的增多，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内容势必朝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战略领域。再次，务实性是指日、印两国基于各自发展本国经济的客观需要，通过与外界的经济合作实现彼此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对于日本而言，印度是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超大规模市场，巨大的消费潜能成为日本投资流向印度的主要驱动力。另一方面，经济相对落后的印度完全可以成为日本国内部分生产设施及部分二线技术转移的绝佳目的地，而且极有可能发展成为未来日本海外经济的重要据点[23]。实际上，从2003年起印度就一跃成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最大受援国，而且大部分的援助资金都投向了印度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既有助于带动印度经济的内需增长，也为筹备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性条件。简言之，日、印两国的经济合作是各取所需、国尽其能。
其二，基础设施建设是日本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印经济援助的重头戏，而且将是日印双边经济合作的标志性工程。对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印度经济而言，道路交通、供电输电等基础设施的薄弱不但是遏制经济起步的现实矛盾，更是阻碍经济腾飞的主要掣肘，因此，帮助印度建设必要的、完善的基础设施，无疑是从根本上解决印度经济发展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货运专用铁路建设计划（DFC）”和“德里与孟买间的产业大动脉（DMIC）”是现阶段印度国内经济建设的两大核心项目，而敏锐的日本政客及商人也早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此[24]。2011年12月，野田首相访问印度时就明确表态，日本将在未来5年内向印度的“德里与孟买间的产业大动脉”项目提供45亿美元的资金援助[25]。此外，日、印两国达成共识，将尽快合作启动“货运专用铁路建设计划”的第二阶段工程。除此之外，稀土生产、核能发电项目等将是两国未来经济合作的重要战略风向标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印两国并没有就核电项目合作达成任何实质性的文件等，但双方同意将“和平利用核能”与“能源合作”写入最终发表的共同声明，实际上就为两国今后在核电项目的战略合作埋下伏笔。而且，日本政府此前已与约旦、俄罗斯、韩国及越南等国家签订了相关的核电项目出口协议，为对印核电技术出口提供了参考模本，因此，日、印两国核电项目合作的肇始只是个时间问题。核能利用作为当今世界较为先进的尖端科技，其技术出口所能创造的战略价值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两国如果能在核电项目上实现突破，也将是日印两国经济合作趋于稳定化、战略化的重要里程碑。
其三，经济合作推动日、印两国在政治、安全等宽领域、多层次的深入合作。通过上述的研究可以发现，日、印两国的经济合作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甚至可以用“政治牵头、经济唱戏”来比喻。无论是日印双边经贸关系的深化，还是两国经济合作协定的签署，包括首相、外长等在内，两国的政治界重量级人物都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另一方面，发展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是功能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是政府层面、企业层面的窗口对接、交流深化，更是民间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以人为本的草根主义经济合作意识已经深入两国的社会基层。这样一来，经济合作就带动了日、印两国在政治、经济以及民间交流等不同领域的战略互信，为安全保障等高级别的战略合作创造了发展机遇。2010年12月10日，日本防卫省公布了重新修订的新《防卫计划大纲》，指出日本必须在海上安全方面，加强与自己有着共同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且点名要与印度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26]。由此可见，日、印两国的战略合作已经完全贯穿于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重要领域，而且，随着战略性合作关系的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对于双边关系发展的助推作用也将更为显著。
        其四，日、印两国的战略合作除了正面、积极的影响之外，毋庸置疑亦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风险。从两国签署经济合作协定来看，无论是以双边贸易的额度来衡量，还是从彼此参与各自经济建设的贡献度来考虑，日、印两国的经济合作显然是进程快于步伐，战略高于实际。这样一来，两国战略性走近的趋势必将打破东亚和南亚两个重要地区现有的区域性力量平衡，加速地区内各力量之间为谋求新均势平衡的竞合。另一方面，日本觊觎成为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大国，而印度亦不满足于南亚地区性大国的现状，积极谋求在全球范围的话语权及领导权，因此，二者在战略目标上存在着颇为相似的吻合。更为重要的是，此种战略目标的类同构建了二者在接近目标过程中合作的默契，而其中，战略性的经济合作成为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战略目标的一致性极有可能演变为二者互为竞争、互为牵制的导火索。日、印两国在谋求大国地位的现实出发点上就存在着巨大的位差，同时，受二者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经济参数、社会构成、历史背景、地理环境、文化认同、宗教信仰等基本因素的影响，一旦在接近战略目标的移动过程中，二者之间出现无法弥补或难以追回的巨幅落差，就极有可能从根部彻底瓦解二者合作的战略性基础，淡化既有的合作成果，甚至威胁到战略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及地区局势的持续稳定。 

文献来源：《日本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