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崛起之成为中国媒体舆论的一个话题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事情。虽然印度的改革开放早在此10年前就已展开，但这个在印度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中国却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况且改革和崛起也并不是相等的，改革既可能使一个弱国崛起，也同样可能使其更为恶化，如果改革失败的话。根据印度中央统计局的资料，印度改革开放头10年，如果单单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审视，甚至可以说是乏善可陈，例如印度经济学家分析印度14个主要的邦在1993-1999的经济增长，得出的结论颇令人沮丧，在此期间全印度年平均增长率仅为6.6%，在这14个邦中，最高者卡纳塔克邦年均可达8.1%，最低者比哈尔邦仅为4.0%，还不如改革前。[1] 这也许可解释为何印度的发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没有引起国际关注。

        印度的发展进入新世纪后出现峰回路转。但真正在中国学界和舆论都对印度崛起关注的一个契机可能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华裔学者黄亚生和一位外国学者共同撰写于2003年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学刊上比较印度和中国发展模式的论文。[2] 这篇文章大胆地预测印度在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竞赛中最终将胜出，因为印度的发展模式更具优越性，印度有着制度上中国所没有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需的。这篇文章发表时中印之间的经济总量差距正在逐步和加速拉大，印度的总量已不及中国的一半。尽管如此，文章所包含的意思还是在学界引起了反响，以及随之跟进的媒体的报道，特别是2003年瓦杰帕伊总理访问中国后两国关系出现明显回暖趋势。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看印度崛起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本文拟从几个不同层面解读中国如何估量印度崛起。
一、官方观点和民间舆论的差异
        2012年1月15-17日，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赴新德里与印方举行第15轮中印边界谈判特别代表会谈，为此戴秉国投书印度主流媒体解释中国对印度的看法。戴秉国指出“中国对印度满怀友善之意，我们在一心一意谋求发展自己的同时，真心诚意地致力于发展同印度长期友好合作关系，衷心祝愿印度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丝毫不存在中国要‘进攻印度’、‘打压印度’的问题。”[3] 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印度媒体上就中印关系撰写专文，这可能是第一次，反映了中国高层对中印关系的重视。发表在“印度教徒报”上的这篇文章在印度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不太容易确切得知，但该报系印度最主要英文报纸，读者一般为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因此可以预期中国领导人的充满善意的看法对印度上层应该有一定影响，尽管我们也不会就此认定印度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将有根本性的改变。另则，戴文无疑可视为中国如何估量印度崛起的一种官方看法，是有代表意义的，由此也可就这个问题进一步探讨发掘。
        首先，中国官方表达的对印度“满怀友善之意”是否系中国一般民众都具有的想法呢？答案可能比较复杂。由于这个问题涉及中国如何估量印度的崛起，因此对很多人来说，评估印度的地位和作用往往也会受到地缘政治竞争观念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多大则要看讨论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如上文所说，印度的崛起在世界政治的范畴内，是迟至21世纪以后才具有讨论意义的事件，因此在此之前，国内一般人都没有把印度作为一个新的政治现象来讨论，在此之后，由于讨论的多为印度经济突然发力，2003年以后连续数年保持高速增长，而且这种增长过去主要是在中国，今天突然也包括印度了，中国的观察者就很自然首先从经济上衡量印度的崛起，而这也是黄亚生的文章的出发点。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大国的崛起，首先是一个政治现象，印度如果未来超越中国，那其意义恐怕首先也体现在政治领域。对这一点，中国观察者似乎并没有做好准备，或愿意认真思考这个问题。鉴于印度经济的崛起在接下来的10年中虽然取得很不错的成就，但其与中国经济总量的差距仍在进一步拉大，至2010年大约只及中国1/4稍强，在对外贸易这一块，印度不但在总量上与中国差距巨大，而且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印度长期来一直是贸易逆差国，与其他新兴大国形成鲜明对照，这不免使观察者对印度崛起抱有怀疑乃至轻视的态度。这从网上可以很轻易查到，大部分网民在对印度问题报道的跟帖对印度可能强大的说法并不怎么重视，一般都认为印度崛起从经济上看迄今只是一种猜测，一个不确定的前景，并无任何证据可以有力地证明印度将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
        由于印度崛起在经济上只是一种前景，因此中国公众就可能比较多地从政治安全军事等角度来衡量印度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对中国具有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与印度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不同，印度与中国的客观差距使大部分中国读者与其说将印度崛起视为对中国的威胁，不如说是看作世界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兴起的一个现象，至于印度，最多被视为是对中国不怎么有善意的邻居，与中国有较深隔阂等等，仅此而已，其中并不包含很多关于印度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的看法。这是中印两国看对方的一个比较大的差别。近年来，印度加快了军备建设步伐，印度媒体往往也比较突出印度建设国防能力所针对的对象，其中多将中国作为主要目标，并且印度媒体及部分鹰派人士似乎也并不讳言此点。这当然会激发中国公众对印度在安全问题上的消极看法，如果将此点与印度崛起联系起来，也很容易造成与“友善之意”相反的情绪。
        中国的媒体对印度崛起的看法总体而言比较公允。中国的主流媒体特别是官方的喉舌如“人民日报”等，对印度的发展持积极态度，即使是负面的新闻报道，通常也仅强调事实，很少突出消极的分析评价，这和中国国家领导人所讲的“友善之意”是完全一致的，但今日中国之舆论也日益多元化，反映在国际问题的评析上，有时候对官方所持的固有看法未见得就完全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与官方看法不同的媒体见解也在逐渐形成，在对印度的态度上，媒体发挥不同见解的空间应当说还是比较大，无论是报刊杂志还是电视节目，针对近年来印度崛起的议题报道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某些印度鹰派人士或媒体对中国的攻击成为报道的重点，并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中国媒体的驳斥批评，这一类事件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多，但一旦形成事件，对中国公众形成的印度观是产生一定影响的。例如中国的“环球时报”、“国际先驱导报”等报刊经常发表的对中印关系特定事件的分析报道，常常在引用了印度媒体的攻击批评后提出尖锐的反驳意见，并且如果在互联网上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诸多中国网民的跟帖一般都很赞同对印度的批评。媒体的这类批评虽然通常都是针对特定事件的，但由于言辞比较尖锐，就容易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的媒体不欢迎印度崛起，这当然属于以偏概全，并非事实。
        最后，中国的学界对印度崛起大都持较高评价，认为印度崛起是当今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也是发展中大国兴起的标志之一。中国学界对印度崛起的分析并不特别关注媒体常常加以炒作的所谓中印竞争还是合作的议题，而是集中在印度崛起的各种条件与产生的影响。从国际政治和经济变迁的角度审视印度的崛起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学界因此对印度崛起的研究更具客观科学的意义。至于在印度崛起究竟于中国有利还是损害的问题上，中国学界大都持乐观的态度。虽然两个新兴大国平行崛起的现象确实在理论上和政策实践中都有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印关系的现状也存在着问题，并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但印度崛起本身所具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却并不会因双边关系存在问题而导致分析产生重大偏离。黄亚生将近10年前发表的中印发展比较的文章在中国学界引起的并非是担忧，而是更为认真的研究，这与公众的情绪还是存在较大不同的。
        综合的看，可以说中国对印度崛起的看法在官方层面和公众层面是存在差异的。如中国前驻印度外交官撰文所指出的那样，“中印关系复杂，近年出现矛盾增多趋势¼¼尽管双方政府做了很大努力以推进两国关系，但社会舆论却逐渐走向敌对。”[4] 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两国关系的实质在过去的十来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在从“历史积怨型”向“强国竞争型”过渡，在此期间，双方一方面仍然无法完全解决“历史积怨”，另一方面却已经开始困扰于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究竟是什么，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双方关系因此也进入了一个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里，双方的地位和看对方的观念都不是固定的，存在着一定的变数，但在政策层面，领导层的相关政治意志应当说仍然是很清楚的，尽管这些政治意志不一定在公众中得到积极的回应，甚至可能产生“各说各”的现象，这在印度甚至更明显，但在中国也同样出现，现象本身是有原因的，并不奇怪。就中国看印度而言，更需要关注此类差异对中国相关政策的影响，这必定涉及中印关系的发展前景。
二、印度崛起的影响与中印关系前景
        印度崛起，就中国如何估量这个问题而言，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事实层面，即印度崛起的事实究竟如何，另一是怎么看这些事实。在事实层面，近年来中国学界加强了对印度问题的研究，有很多著作与论文问世，对印度崛起的重要领域都做了非常有益的分析研究，应当说在学术领域已经不存在任何误解或偏见的问题了。但中国如何估量印度崛起的另一主要观察群体是普通公众及代表公众舆论的媒体，在这方面却未必有定论。如上文所说，印度崛起在进入新世纪前根本就不是一个议题，进入新世纪后印度的发展日益加快，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同样也得到中国媒体的关注，数量日益上升的报道对中国公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印度崛起逐渐成为中国媒体受众耳熟能详的事实，诸如印度软件开发、制药、外包服务等领域的快速发展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中国公众的注意，但并不因此而认定印度正在成长为全球大国，除了一个领域，那就是军备能力建设。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公众对印度崛起的事实之认识存在着偏差呢？
        对印度崛起的事实认定是依据一定的参照系的，没有参照系，崛起就将成为空泛的判断。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公众对印度崛起的看法所依据的参照系很可能是中国自身，这导致了中国舆论并不认同印度的崛起。众所周知，在新兴大国的发展道路上中国是一个远比印度突出也更重要的现象，虽然进入新世纪以来印度也取得不俗成绩，但在和中国的比较中，印度的各方面都远远滞后，这使印度崛起在中国公众心目中可信性大为降低，同样也使黄亚生那个将近10年前的预测，即印度有着中国所没有的所谓“制度后发优势”的论点受到很大怀疑。对国际舆论关于印度崛起的讨论，中国公众一是认为其中含有夸大的成分，印度其实发展得并不好，存在太多问题，即使有一些有优势的领域，但与印度快速增长的人口和仍然极其落后的社会发展水平相比，这些优势领域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也完全说明不了印度已经在崛起了；二是认为西方舆论这种炒作可能含有其他因素，如将印度崛起视为相对于中国的一个地缘政治与经济因素，或可用以制衡中国，因此印度是否真正崛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亚洲出现的新兴大国并不仅仅是中国，印度的崛起因此将成为新的均势格局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诸如此类的政治因素导入可能对印度崛起之事实的考察产生扭曲，使得正确和准确认识印度崛起成为一个问题。印度崛起的事实究竟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在观念层面上，中国公众对印度崛起总体上持冷静观察平静对待的态度，认为印度和中国是类似的国家，因此印度的崛起也是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发生变化的必然现象之一。邓小平当年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曾经讲过“只有当中国和印度等国家都发展起来，亚太世纪才会真正到来”，[5] 邓小平的这个结论在中国广为人知，是理解中国如何估量印度崛起的一个政治要素。然而中国看印度崛起的观念之形成又不仅仅是这个观点。事实上，中印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新的问题也在不断出现，特别是印度舆论对中国的负面言论常常见于中国报端，令中国对印度崛起的看法发生变化。虽然大部分中国公众尚未认同印度已经崛起为世界大国，但一个强大的印度究竟于中国有利还是无益甚至有害的问题已经出现，并且在中国公众中难以就此形成共识。一方面以中国官方观点为代表，对印度崛起表示赞赏以及中印同为发展中大国共同崛起将使两国在国际舞台上展开进一步合作，这类观念似乎验证了邓小平二十多年前的预言，这也是为什么当印度总理辛格2008年1月访问北京在中国社科院发表的演讲中阐述世界有足够空间让印中两国共同发展，这个观点在中国媒体得到广泛报道，显示中国确实认可印度崛起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因而也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利的现象。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印度媒体及部分强硬人士一再把中国视为敌人与威胁的观点，以及印度大力发展军备能力并把中国视为主要对象的行为，使中国公众在如何看印度崛起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困扰。理性地看，中国公众观察印度崛起的影响也许可分为不同的时间段，即从眼前的短期的到中长期的远景的，这两个不同的时间段可能引出不同的结论。
        眼前的短期的阶段或可定义为未来三五年内印度的发展及其影响。在这个时间段里，由于中国将继续以比印度更快的速度发展，因此中印间的国力差距预期将进一步拉大，这导致印度方面对中国的担忧加深，进而引发更多的对华不友好言论和观点，这客观上会引起中国舆论的反弹，使中国公众对印度崛起产生较强的负面看法。这实际上在近年来两国的舆论互动中已见端倪，越来越多的中国普通民众在网上发表批评指责印度的观点，不认同一个强大繁荣的印度将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观点，并对印度舆论中一再出现的反华言论提出驳斥，其中不乏相当激烈的观点，这个现象在网上关于印度问题的报道时网民的跟帖中很容易发现。或许可以说网民一般都比较年轻，因此他们的言论不具有最大代表性，但正是年轻人出现这样的观点才真正是值得忧虑的，因为中印关系的未来是和年轻人联系在一起的。
        中长期的远景的时间段或可定义为未来10至20年，在这个时间段，按照大部分经济学家的看法，以中印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将在经济和政治诸方面获得长足的进步，进而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而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印度和中国一样，既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也面临诸多类似的挑战，这使得很多中国分析家对印度的现象赋予较大的关注，如2011年在印度国内爆发的以社会活动家哈扎雷为代表的反贪腐运动，在中国媒体和分析人士中得到极大的关注。作为类似的发展中大国，印度和中国都在积极寻找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现行国际体系中，应当说确实有着诸多共同的利益，以及很可能类似的目标与归宿，这个远景是否能够决定两个亚洲大国毕竟还是可以乃至必须和平共处合作共进呢？很多中国学者持有类似的看法，并且在印度学者中也不乏持类似观点者。迄今这种长远的观点尚未在公众中赢得足够的地位，但不等于没有影响。上述两种观点，即眼前的短期的和中长期的远景的，在中国如何估量印度崛起的问题上都发挥着作用，并将对中印关系的塑造和定位产生影响。
         戴秉国的文章指出了当前中印关系中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即印度媒体炒作的所谓“中国将对印度发动战争”论调，中国领导人指出了这种论调乃无稽之谈，完全是没有根据的炒作。这也让人想起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回答一位印度记者的问题时强调的“中印永不再战”观点。[6] 问题是为何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的观点在印度仍然要遭到扭曲乃至歪曲呢？纵观中印关系近年来的发展，可以说出现了两个平行的现象：一方面两国关系的大框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或动摇，双方领导层坚持合作与和平的基调，两国的经贸关系发展也是良好的；另一方面双边关系中也出现事件状况不断的状态，其中既有边界地区的摩擦矛盾之类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有双方看对方的观念问题。两者交错在一起，形成威胁的概率可能就高于视对方为伙伴的机会。目前在双方都有看法认为只要两国的边界问题不彻底解决，就不可能形成中印关系的良性发展。这种看法虽然也不无道理，但对两个亚洲大国的长远关系是过于悲观了。在中国，讨论印度的崛起是否就一定与两国间尚未解决的边界领土争端联系在一起呢？答案是有可能，但未必就是不可避免的，取决于观念如何。当年英国殖民者企图将西藏从中国本土割裂出去，这是和殖民野心与蚕食中国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独立后的印度虽继承了于印度有利的英国殖民者遗产，但和英国殖民者的肢解中国的企图毕竟有着本质区别。今天两国间的领土争端当然涉及两国的核心利益，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并不代表两国一定要成为敌人，如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1996年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印度时所指出的那样，两国间有些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也并不妨碍两国建立正常的国与国关系。[7]所谓正常的国与国关系，首先就是避免夸大两国间存在的问题，也要避免将什么问题都和没有解决的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方面应当说中国比印度做得更好一些，但也不可否认，近年来中国公众在估量印度崛起时这类消极的联系也有所上升。
        展望未来，中国对印度崛起的看法仍将随着双边、地区和全球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中国领导人以投书印度主流媒体的方式表达了中方的政治意志，中方专家称此行动为2012年“中印关系‘开门红’”，认为“中印两国应坚持中印友好大方向，推进中印全面共赢大合作，发展中印人民大交流”，[8] 这种热情友善的观点充分显示了中方希望中印关系继续在正确积极的轨道上运行的意愿。尽管中国对印度崛起的正面看法近年来受到一些冲击，而且两个新兴大国究竟应该如何相处，这在理论上和政策实践中都还有待摸索探讨，但“和则两利”的亚洲智慧在中印悠久的文明传统中都有着非常正面的地位和意义，而现代国际政治将中印两国归入同一范畴的事实对这种古老智慧也是一种新的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衡量中国如何看印度的问题，应该不会得出过于悲观的结论。

文献来源：《东南亚南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