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家主义”原指一种以日本“民族优越论”为理论基础，以天皇主义为内核，奉行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政治思潮。[①]经过三届内阁的摸索，“新国家主义”竟发展成民主党政权主导日本对外战略走向的政策构想，这一方面体现出对自民党“保守本流”政治路线的一脉相承性，另一方面是民主党对外战略中更突出“单惠性”的表现。在对华关系中，“新国家主义”派简单地用冷战的惯性思维将美国“重返亚太”的东移战略视为冷战格局的亚洲重演，意图在“日美联合对抗中国崛起的威胁”这一格局中实现自我定位。但这一构想是其在无法准确把握东亚地区政经二元结构分离的复杂性的情况下主观建构出来的，因而误判连连，并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困境。
“新国家主义”派崛起的背景分析
      众所周知，日本对外战略的核心是如何在中美之间找寻准确的自我定位。受制于日美同盟框架的约束，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所处的位置是决定中日关系定位的最主要自变量。2009年9月，派系来源复杂的民主党上台执政后，面对中美既竞争又合作，战略定位含混不清的现状，党内也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对外战略选择：“新亚洲主义”，以鸠山由纪夫为代表，主张提高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并在中日和解的基础上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新保守主义”，以小泽一郎为代表，主张在中美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尽可能地在接受美国安全保护的同时分享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带来的红利；“新国家主义”，以前原诚司为代表，主张一方面与美国结成更为紧密的同盟关系，竭力遏制中国日益上升的地区影响力，另一方面采取单惠主义方针，奉行“政经分离”政策意图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②]
      相较而言，第三种选择最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在中日相互依存日趋紧密的背景下，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和单惠主义主导下的“政经分离”政策不但会使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徒具其名，更有导致中日关系陷入“政冷经凉”厄境之虞。届时不但中国经济将受重创，日本亦会出现第三次“迷失的十年”。从长远眼光而言，第一种选择最符合日本的利益，但随着鸠山内阁的下野，很快也被继任的菅直人内阁所抛弃。第二种选择虽然比较符合日本当前的现状，但需要高超的政治平衡技巧和拥有果断行动魄力的政治领导人，而伴随小泽一郎政治影响力的日渐式微和饱受司法案件缠身，该选项也被民主党抛弃。于是，“新国家主义”派乘势崛起为党内的主流。其背景除了上述民主党内的因素外，因中国迅速崛起而带来的美国战略调整、区域局势演变及双边关系走向等因素亦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美国为遏制中国，维系霸权，提出了“重返亚太”的东移战略，并从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构建“对华包围网”。美国认为，美元的金融主导地位和美国的全球军事优势是维系霸权的两大支柱。但二者目前已经开始受到中国崛起的挑战，因而增强了对东亚地区事务的介入。[③]具体而言，军事上，美国于2010年提出由海军和空军联合作战的“空海一体战”（ASB）战略构想；经济上，奥巴马政府则主导建立以全面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目标的综合性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TPP（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前者，所谓的“空海一体战”是将中国的导弹基地、航天系统和网络空间作为打击目标，实现在“海、陆、空、天、网”五维空间内应对实力日益增强的中国。为此，美国以和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国的合作为基础，将原有的美日、美韩及美澳等双边安全合作机制构成的扇形结构延展为涵盖了菲律宾、越南及印度等国在内的网状结构。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公布了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新国防战略，指出：“为牵制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强，在联系西太平洋、东亚、南亚以及印度洋的弧形地带重新均衡美军力量。美国关注中国开始拥有拒止和地区封锁的能力。如何遏制和摧毁中国的这种能力，将成为美军的重要任务。”[④]
      后者，自奥巴马政府2009年底高调宣布参与TPP谈判后，便将之视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优先课题，目前已与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及越南等8国举行了11轮谈判。[⑤]可以说，其目标是以TPP为平台建立一个包括APEC各成员在内的自由贸易圈，并通过主导TPP建章立制的工作，在牵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同时，迫使中国陷入“二选一”的困境，即“或是服从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或是被排除在圈子以外”。
      其次，菲律宾、越南等对南海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要求的声索国“挟洋自重”，频频做出破坏《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活动，加剧了南海动荡的局势。对于菲律宾、越南等国非法占领南海部分岛礁的行为，中国的态度相对克制，一直秉承“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维权与维稳并举，主张通过双边政治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争端。然而，菲越等国竟视中国的善意为“软弱可欺”，不但频频做出破坏《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活动，单方面制造南海区域的紧张局势，更积极迎合美国“重返亚太”的东移战略，一方面摆出一副“小国被大国欺凌”的可怜模样，另一方面加紧与美、日等大国展开安全合作，“挟洋自重”，借重大国在背后撑腰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冒险行动，加剧南海动荡的局势。
      最后，“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日本国内对华好感度跌至历史谷底，主要政党与主流媒体纷纷热炒“中国威胁论”，主观夸大中国对日的“威胁”，进一步加深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战略走向的不信任度。“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向来便有一定的市场。战后日本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高坂正尧曾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分析说，当一种文明或国家迅速崛起之际，历史就会在这一势头的推动下发生改变，这是经济、军事及文化等各种综合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而非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据此，高坂认定中国崛起之后必然会在客观上对周边国家造成威胁，这不是以中国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因为其权力增大本身带来的结果。[⑥]尤其在冷战后中美战略定位尚不明朗，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及历史认识问题等频频成为焦点，且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开始出现逆转的过程中，“中国威胁论”每每也会甚嚣尘上，中国的一举一动极易被日本过度诠释。如拓殖大学校长渡边利夫就直言不讳地将中国定位为迟来的帝国主义国家，指出中国发展本身就是霸权行为。[⑦]前国防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更是认为目前的中国与帝国主义时期的日本对外膨胀之势呈现出惊人的相似，并劝导中国勿重蹈战前日本之覆辙。[⑧]
      以此为背景，当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日本各主要政党和主流媒体非但无一去反省民主党执政者援引国内法律去解决外交事件的失当举措，甚至连中日在钓鱼岛及附属岛屿存在主权争议这一事实也矢口否认。它们主观夸大中国对日的“威胁”，也进一步加深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战略走向的不信任度。有民调显示，认为中国不值得信赖的日本受访者高达87%，中日关系“不好”的受访者为72%，均为有相关调查以来的历史最低值。[⑨]而这反过来又为“新国家主义”派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民意”基础。

“新国家主义”派的对外战略构想

“新国家主义”派对外战略的困境

      日本自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经济长期陷入低迷，而经济衰退及国际权力的重新分配不但使日本对外战略中的从容与沉稳越来越难觅踪迹，现实主义与投机主义的色彩反而使其外交活动中急促与焦躁的意味日益浓厚。[23]这导致日本一方面急欲在新一轮的全球及区域竞争中找到有利位置，另一方面又缺乏通盘考量，对外谋略显得草率粗糙，单惠主义盛行，结果导致“新国家主义”派的对外战略构想呈现出一叶障目、一厢情愿及一意孤行的三种错误倾向，最终使得其在全球、区域及双边三个层次上均面临困境。
      首先，“新国家主义”派一叶障目地将中美关系等同冷战时的美苏关系，而忽略了中美之间客观上竞争与合作并存，主观上致力于建构“尊重和照顾彼此利益关切”，推进“互利共赢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在积极充当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急先锋同时，却使日本缩小了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回旋余地。
 “新国家主义”派对当前东亚地区格局的基本认识是，美国“重返亚太”的东移战略是针对中国迅速崛起的反制措施。这一格局一如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局面，中美之间的霸权争夺赛已经开始。因此，日本必须考虑在中美的“拔河赛”中如何自处。“新国家主义”派给出的答案是基于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中美对立越尖锐，日美关系就越重要，日本应当在“日美联合对抗中国崛起的威胁”这一构造中找到自己的位置。[24]
      冷战时期所说的“威胁”，是指两个国家从理论上说互不兼容，包括体制上的不兼容，即如果不歼灭对方，自己就不能够生存下去的零和博弈状态。但目前东亚地区因安全与经济二元结构分离所造成的“结构性紧张”局面的实质是美国在实施全球战略时面临的一个二元困境——需要同时经营两个相互矛盾的战略伙伴系统：一个是以传统盟国为伙伴、以安全为主题的旧的伙伴系统；另一个是以新兴大国为伙伴、以经济为主题的新的伙伴关系。这反映出美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能力的不足。[25]由此可见，当前东亚地区面临的二元结构与冷战时期美苏对峙局面根本不能混为一谈。这也解释了尽管中美在人民币问题、贸易摩擦、知识产权、人权问题及台湾问题等诸多领域有着这种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两国为何一直在避免形成决定性对立，彼此之间的沟通渠道一直顺畅。美国建构的所谓“对华包围网”不是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的方式，而是一种软均势或制度均势战略，是美国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心理，充当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一种手段。因此，“新国家主义”派臆想的中美之间大规模的战略敌对和军事对抗可谓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事实上，中美不但在客观上处于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状态，主观上致力于建构“尊重和照顾彼此利益关切”，推进“互利共赢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如2012年5月3日，胡锦涛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的致辞中所指出的那样，“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善于抓住‘同’，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正确对待‘异’，尊重和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对存在的分歧，应通过对话交流，增进理解，妥善处理，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大局。”[26]概言之，即使在安全领域，对抗也并非中美关系的全部。但“新国家主义”派却将对抗视为对华关系的主轴，甘当围堵中国的急先锋，而忽视了此举将导致使其战略功能缩小成美国对华软均势战略中的一枚棋子，其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地位不是加重了，而是减轻了，即日本在全球战略的伸缩余地被大大缩小了。这一点从日美首脑会谈的背后主角是中国，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却只讨论两国关心的相关议题中可见一斑。
      其次，“新国家主义”派一厢情愿地认为东盟、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也会与日本一样对美国亦步亦趋，共同编织“对华包围网”，并建构多边框架的强压迫使中国就范。但结果只能导致东亚地区的局势更加动荡，而日本在本地区的国际影响力和形象也会大为受损。
       “新国家主义”派认为亚太地区安全美国、经济中国的二元结构分离局面是各国的共识，尤其是韩国、澳大利亚及菲律宾等美国的盟国必定欢迎美国的东移战略，义无反顾地共同编织“对华包围网”。以此为背景，他们研判日本积极介入南海问题，声援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菲律宾、越南等国，并透过多边框架的强压使中国就范的话，实际上也是为解决东海争端做好准备。[27]然而，事实证明“新国家主义”派的上述认识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臆测。
      首先，虽然韩澳等国支持美国的东移战略，但大多数国家的目的只是想借由美国来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并不希望中美对抗，更不愿意选边。如东盟秘书长素林就强调说，“东盟忧虑自己所在的地区成为争霸的舞台，重视的是增进信任。东盟应该在多边主义的框架下维护区域内的秩序，不希望看到中美在东亚直接对抗。”[28]
      其次，除了菲越等国外，东盟其他国家并不希望美日等国直接插手南海问题，认为这样反而会加剧南海局势的动荡。如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曾多次声称东盟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无须外部力量的涉足。又如2011年11月的东亚峰会期间，野田首相曾提议创建一个由各国政府官员和学者参加的海洋合作机制——“东亚海洋论坛”，便因东道主印度尼西亚的反对而未果。2012年3月16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马蒂·纳塔莱加瓦在澳大利亚表示，各国不应该“借助传统的联盟与阵营”来应对中国的崛起。[29]
      最后，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化解分歧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一般行为准则，而意图通过联合围堵或建构多边框架迫使一国就范的想法本身就是不符合国际规范的，既往的历史更证明这一套做法套用在中国身上是无效的。“新国家主义”派的一厢情愿实际上在日本国内已受到批评，如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白石隆就认为，“日本最应警惕的是地区体系发生极端变化。因此，日本需要加强日美同盟，但这并不是说要封锁中国，日本还须与中国接触。”[30]富坂聪也强调，日本不是不可以介入南海问题，但不应该一味偏袒菲越等国，一方面这会激怒中国；另一方面日本不应该像美国“跟班”那样插手南海问题，而要严守中立立场，彰显作为当事国解决亚洲问题的决心，体现美式民主的日本致力于解决亚洲的问题，找到南海问题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折中之处，从而赢得中国的信任，提高日本在本地区的国际地位，并将这种“模式”套用到日中之间的相关问题上。通过联合围堵，或以欧美式的“规则”压制中国迫其就范的做法是徒劳无益的。[31]
由此可见，“新国家主义”派一厢情愿的臆测既得不到多数周边国家的响应，也无助于南海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得事态更加恶化，最终损伤日本在本地区的国际影响力和形象。
      最后，“新国家主义”派一意孤行地在处理中日关系时采取单惠主义方针，奉行“政经分离”政策，一方面竭力破坏双方的政治互信，另一方面又意图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其结果不但将给经济上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中日关系带来障碍，更会造成日本政局的动荡不安，并最终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
      1990年日本对美贸易占其总体对外贸易的27.4%，2011年时已下降到11.8%，而同期的中日贸易却从3.5%上升至20.5%。另有统计表明，中日韩FTA若能成行每年将使日本经济增长0.74%，远高于TPP对日本经济的助力。[32]中日经济领域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使得尽管有85%的日本受访者“不信任中国”，但也有67%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在经济领域今后最应重视中国。[33]基于此，不管是以“保守本流”标榜的自民党政权还是以“新国家主义”形象示人的野田内阁，均强调在经济上加强对华关系。继2006年中日提出构建“战略互惠关系”后，野田在2011年12月访华期间也向中方提出“推进双方基于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上的互惠互利关系”的6点倡议。[34]
但战略互惠绝不仅指低层次的封闭性经济互利关系，而是全面合作、实现共赢的高层次的开放性战略性关系。因此，除了强调经济合作外，加强政治互信亦是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重中之重，尤其在“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两国更需要在诸如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归属、历史认识、东海专属经济区划定等复杂且敏感的问题上审慎对待，积极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然而，“新国家主义”派却一意孤行地采取单惠主义方针，奉行“政经分离”政策，一方面他们认识到“中国特需”已成为日本经济复苏所不可或缺的一剂良方，充分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商机对日本大有裨益，因而多次强调中日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却不断地在钓鱼岛等敏感问题上动作频频，进一步削弱本已脆弱不堪的政治互信。如今年适逢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本应是积极营造友好氛围、化解僵局的良机。然而，“新国家主义”派继在南海问题上对华频频发难后，2012年伊始又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行动，给其重新命名，将其周边的四个小岛分别取名为“北小岛”、“北西小岛”、“北东小岛”等，与营造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的气氛完全背道而驰。
      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表明，一意孤行地推行“政经分离”政策最终只能导致“政冷经凉”。对此，白石隆忧心忡忡地指出，“日中之间应通过建立更为密切的经济关系和加强安全保障领域的交流，避免猜忌和意外事态。政治有一半是科学，另一半是艺术。日本需要更多具备这种艺术、能够灵活应对国际问题的专业政治家。”[35]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也撰文表示，“日中是近邻，除了正常的国际关系外，还需要礼仪关系，相互礼让是必要的。这一点对两国领导人而言尤为重要。日本应该右手握着美国，左手握着中国。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日本的存在感，确保日本的发展，确保东亚的和平。”[36]甚至连欧盟外交顾问罗伯特·库珀都认为，“现在日本外交上唯一的悬案就是对华关系。最重要的是，日本应理性平静地对待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来说，想获得终极的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中国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两国必须把相互理解作为最优先的课题。”[37]
      需要强调的是，“新国家主义”派对华一意孤行地奉行“政经分离”政策，竭力破坏双方的政治互信不但将给经济上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中日关系带来障碍，更会造成日本政局的动荡不安。“新国家主义”派在钓鱼岛等敏感问题上挑衅中国除了导致中国以强硬对强硬，对妥善解决问题毫无益处，还引出国内的在野党或其他政界人物态度亢进地对华示威，并借之向野田内阁施压。如4月17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表示将从东京都财政中拨专款“购买”钓鱼岛。而并非右倾保守派的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不但率领本当议员两次高调参拜靖国神社，还批评民主党在该问题上的立场是对中国示弱，更要求野田内阁将钓鱼岛收归国有并考虑常驻自卫队，倒逼民主党在相关问题上加大对华强硬力度。可以想见，野田内阁若受制于石原、谷垣等人，则对华关系势将进一步恶化；而若置之不理亦将遭到不同政治势力的又一波声讨。一言以蔽之，“新国家主义”派在对华关系上的失当举措，损害的首先是中日关系，进一步拖累了日本经济的复苏，还会使民主党政权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更造成日本政局的动荡不安，最终使日本的国家利益蒙受其害。

文献来源：《现代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