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经济企稳迹象日益明显,8月份汇丰和官方公布的PMI指数双双回升，相关指标连续数月转好迹象日益明显，多家机构上调经济增速预期。摩根大通将全年GDP增长预测从7.4%升至7.6%，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都调高了中国GDP增长率预期。国内金融机构也纷纷上调了对中国GDP增速的预期，中金公司将今年GDP预测从7.4%上调至7.5%。海通证券也将中国三季度GDP预测值从7.5%上调至7.6%。
尽管中国经济企稳信号日趋明显，但国际社会仍未停止唱衰中国。通过不断放大我国政府债务、银行业危机、经济增速等方面的问题，[1]将中国同其他新兴市场绑到一起，企图通过唱衰中国大赚一笔。
前言
本文认为国际资本唱衰中国缺乏理论依据，颇有自欺欺人之感。之所以认为大国经济理论可以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另类诠释，主要基于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尚并未完全解开。中国作为一个国际经济体系中差异化的大国个体，其经济增长机制已经超出了当前诸多理论的解释范围和解释能力。中国的改革实践是中国大国经济的最好行动方向，相比起以往的改革，当前的中国改革更体现了大国经济思维和模式。
一、传统经济学理论对大国经济的解释困境
       我们对经济学历史发展的理解一般经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凯恩斯的《通论》，以及后来学者对这些理论的拓展和深化，比如后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其他经济学理论分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的理论流派的划分，实质上很大程度上受到历史和空间分割的影响，比如很多理论建立在信息、心理预期等因素基础上。换言之，这些理论流派的解释力具有较大的时空局限性，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适用角度分析，西方理论主要建立在中小国家基础上，对于全球性的差异化的大国的解释并非适用。
       作为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张培刚（1992）很早就认为之前的发展经济学主要针对于中小国家，并未能有效揭示了大国经济的规律和发展过程。[2] 美国学者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也较早地提出国家经济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目前研究的代表是欧阳峣，他最早在2006年提出“大国综合优势”理论，他认为大国经济的优势在于因“大”而导致的各种有利的资源集聚而形成分工优势、差异性、多元性、互补性及稳定性等优势。[3]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走势之所以曾经作出接二连三的误判，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于他们错用了理论，中小国家理论并非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举例而言，若将自由市场中的供需均衡模型运用到世界经济体系时，有了中国这个参与主体后，这个均衡状态便永远不会存在。金融危机之前，国际媒体曾一度报道中国在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输入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中打破了世界经济的均衡状态。[4]另一例子，西方经济学理论引以为豪的“效用理论”在中国适用也完全打破了西方经济的理论假设，西方消费者会认为用2欧元买一个汉堡属于效用最大化行为，而中国人则认为花20万元买一平方米的学区房才更具有战略远见。
二、“大国经济理论”的中国适用与唱衰中国的理论缺陷
       本文提出大国经济理论的目的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行为体并不是世界市场中无差异的个体。大国的经济增长机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当前的理论适用范围，并且，大国本身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不同国家之间差异甚大。我们用局部市场理论去解决全局性的问题并作出全局性的预测并不符合理论规范。
（一）大国经济理论的构成要素及特征
       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将国家竞争力概括为，要素条件、需求条件、产业支撑、公司战略等方面。[5]以这些要素进行分析，中国在资本、劳动力、基础设施、国内市场、公司数量和产业体系等方面具有综合性的竞争优势。欧阳峣在张培刚对大国要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大国的要素领域分为国土面积、人口规模、国内市场及资源总量等。[6]笔者认为，大国优势还应包括该国在国际规则设定，在国内经济动员等各方面的能力。比如中国可以在安理会投否决票，但印度、巴西和南非则不可以。中国可以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最短的时间内推动四万亿投资建设，但其他金砖国家则不可以。[7]
（二）大国经济理论视角下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差异
       再回到当前唱衰中国的论调，本文认为这种论调正存在理论适用不当的问题。唱衰中国最早源于唱衰金砖，中国作为“金砖国家”一员，面对当前“金砖失色”的媒体炒作时，自然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但本文认为，从大国经济理论角度分析，金砖国家中，或许只有中国才能称得上大国。中国特有的大国要素禀赋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机制和路径将不同于其他新兴经济体。“金砖”只是高盛创造的一个概念，是这些较大规模新兴经济在共同创造经济奇迹时共同适用的称谓。但当这些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增长形势出现分化时，这个概念便失去了使用价值。除了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和外交等领域的合作外，中国并非必然永远和这个概念捆绑在一起。正如当前再谈“亚洲四小龙”和“G7”一样，这些称谓的历史意义强于现实意义。
（三）大国经济理论视角下国际资本流动的效应分析
       一般认为，国际资本唱衰中国的主要依据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经济增速放缓、地方债务和银行坏账。除此之外，本文认为还包括投资银行主要出于逐利需要，企图在唱空中大赚一笔，并且后者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唱空的主要做法是资本撤离，并在这个过程中大喊口号，以激发更剧烈的群体效应。
       近三十年来国际资本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移动，获得了巨大的资本受益，同时也对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需要研究投资国的规模对这种投机效果的影响。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欧债危机期间、当前新兴经济体危机实质上受到了当事国家经济规模和实力的影响。国际资本之所以能在这些国家获得受益，是因为资本流动量相对于这些“小国”的比重而言，属于“小国经济”理论范畴。
        区别于“小国经济”，中国在应对国际资本流动时具有足够的实力。且不论当前中国资本账户管制，资本大规模撤出本身就面临很多合法性问题。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中国随时可以动用的主权财富基金，都足以对这些非正常的资本流动进行对冲。从外汇占款形成角度分析，西方撤资对中国国内市场经济规模的实质性影响仅相当于央行调高几次存款准备金的效应。若从国际资本结构角度分析，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撤资将比西方对中国的撤资的影响要大得多。
三、“大国经济理论”视角下中国改革路径与“自生”理论[8]
（一）中国经济理论与改革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经济增长一个典型的特点是并不拘泥于固有的理论框架，相反，很多理论基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中形成，这种模式远远超越西方学者的理解。在西方国家看来，理论在历史中形成，应该现有理论，通过理论指导实践。西方政治选举中，候选人的政治主张都有良好的理论支撑，代表着改革的路线。相比之下，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任何局限的理论对中国经济而言都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常在改革的实践中推动理论的形成和深化，中国的改革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形成模式的实践。
       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实质上道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理论形成的逻辑过程。比如在提出“李克强经济学”之后，理论界并未能对这一概念做出系统的和有说服力的阐述。在中国经济增长二十多年后，张五常才提出中国的“县域竞争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9]这正是中国作为差异化的个体大国，在理论适用方面彰显个性化特征。
（二）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与“自生”理论的提出
       小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关系是“寄生”的关系，中等国家与全球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共生”的关系，本文认为大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应该定性于“自生”（或低程度的“共生”）关系。[10]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比如国际汇率体系中，小国出于降低通胀考虑采用汇率盯住制，将本国的货币同美元等“硬币”绑在一起，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寄生关系。
       然而，当前中国对国际经济便不再是“寄生”的关系，比如将中国同国际经济联系起来时，中国并非寄生于某一个市场，有时甚至主导着某一个市场。比如中国的超额需求推高了国际油价、国际铁矿石价格。类似的是，美元与国际经济也不是“寄生”关系，美元指数上涨的时候，黄金和石油通常在大跌。因此，本部分所要给出的论点是，中国不是寄生于国际体系中，中国经济具有大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未来增长将更多依赖于“自生”的能力。[11]在受到世界经济影响的同时，更多地在影响世界。
（三）“大国经济理论”视角下“自生”理论与中国改革
1.大国经济视野下中国经济改革与增长
       中国的改革模式和改革路径体现了大国经济的特征，改革经历了从局部到总体，从控制到放开的渐进式转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历过特殊的发展历史，具有特殊的国情和社会特征，中国经济改革理应坚持循序渐进的路线，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进。中国经济在改革中成长，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也来自于改革。中国当前经历的改革路径明显区别于以往改革的主要模式，体现了大国经济的“自生”思维。
2.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思维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实质是将一些计划体制下政府牢牢控制的领域逐步放开，“放开”是前一轮改革的本质体现。通过不断的“放开”，与国际接轨，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员。比如放开对外资和国外商品的限制，放开对国内私营企业和个人的限制。五个特区的设立、浦东开发、加入WTO等改革的本质是“放开”。其他系列改革，大都可以归纳至“放开”的范畴，比如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准许私营企业入股国企，准许农民工子女在工作城市高考，准许外地人在工作城市买房和获得社会保障、准许私营部门进入传统国家控制领域。这些政策伴随主要开放政策而得到“放开”，或在改革开放的倒逼机制下的改革，两者本质并无差异。若论GDP规模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更具有“寄生”的意味。若从全球产业体系角度理解，中国只是跨国公司在全球体系中的一个环。换言之，中国经济的命脉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金融危机前的东南亚也有类似的特征，具有明显的“小国经济特征”，当资本集体撤离时，命运便不再由自己掌握。
3.新一轮改革的大国经济思维与未来中国经济的国际角色
       当前中国正进行新一轮改革，9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刊文指出，中国政府正在通过统筹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的方式逐步推进经济改革，增强中国经济的“自生”能力。政府在经济治理过程中进一步明晰市场与政府的边界，简政放权，让政策和权力运行透明。在金融、财税、价格体制等领域逐步放开改革。[12]当前的改革之所以区别于以往，主要在于中国站在大国经济的立场上，通过内部结构性的改革，推动本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在推动中国经济硬实力的同时也在打造中国经济的软实力，提升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综合竞争力、向心力和认可度，让世界从中国经济的增长溢出中受益。
小结与展望
        大国经济之所以不同于小国，主要因素在于大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自生”状态。当全世界新兴市场国家和当初抱怨美国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一样抱怨当前的政策推出时，美国人给出的解释是美国只考虑到本国的经济政策增长刺激。[13]美国人的思维逻辑正是大国经济的最好解释。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行为方式和理论适用自然也不同于小国。鉴于大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尚且缺乏富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撑，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依然需要在这片增长的迷雾中求索。[14]所有缺乏具有信服力理论支撑的判断，都如盲人摸象之片面。因此，当所有人都认为中国经济快要奔溃时，中国经济并不会真的崩溃。但当所有人都在看好中国经济之时，或许才是中国经济真实危机到来之刻。

文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