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国新办《中非经贸白皮书》指出，中非金融合作将成为中非合作的新领域、新亮点。本文从银行业、保险及资本市场合作入手，在厘清中非金融合作基本情况及特征基础上，分析影响中非金融合作的有利和不利因素，进而研判中非金融合作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中非金融合作尚处在起步阶段，合作潜力巨大；中非金融合作具有明显的“功能性”特点，尚不具备高层次货币金融合作条件。随着中非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强，非洲国家深刻反省自身发展路径且与中国合作愿望增强，金融合作空间广阔。未来中非金融机构之间在金融业务、信息交流和监管合作等方面将朝着全方位、多层次的方向发展，其中更是以开发性金融合作为重点展开。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推动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中非双方共同利益和诉求进一步增多，双方既面临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也面临加快发展的难得机遇。如何挖掘中非投融资领域合作潜能，把握彼此战略发展机遇，是双方面临的重大课题。当前，非洲大陆经济发展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如何把现有资源转化成有效投资，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言而喻，金融市场可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中非金融合作的战略升级有助于双方互利共赢。更为重要的是，危机后美元面临长期贬值风险，为降低对外贸易投资风险，中国有必要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非洲则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目标选择之一。伴随着非洲国家金融业和对外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中非金融合作必将日益深化。中非金融体系中，银行业占据了重要位置，因此中非双方主要以银行业间合作为主，今后双方将积极推进在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合作，继而实现宏观金融合作。
一、中非金融合作现状
（一）银行业合作
第一，中国人民银行及开发性金融机构积极利用多边开发银行机制，不断深化与非洲区域、次区域金融组织及非洲主要国家银行合作；合作方式多以捐资、参股、低息贷款和举行商机研讨会等方式进行；中资银行在非不断推出金融产品和服务。
当前，中国已成为非洲发展银行集团（以下简称“非行”）、西非开发银行和东南非贸易开发银行成员（以下简称“东南非贸发行”）。中国于1985年加入非洲开发基金和非行。[1] 截至2007年底，中国在非行持股24230股，占非行总股份的1.117%；[2] 2000年8月，中国正式加入东南非贸发行，占该行总股份的6.28%，是非洲国家以外的最大股东，拥有独立董事席位。[3] 2004年中国入股西非开发银行，以80亿西非法郎（约合1700万美元）认购西非行股本160万股，成为该行B类（区外）最大股东。[4]
第二，国有商业银行及开发型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对非合作。在承办对非洲国家优惠贷款和出口买方信贷业务中，中国进出口银行（以下简称“进出口银行”）一直担当“开路先锋”的角色。2010年进出口银行在非洲承担了大量贷款项目，包括对加纳的104亿美元、对赞比亚电站项目超过3亿美元、对莫桑比克政府通信设施项目2140万美元贷款。[5] 国家开发银行是中国对非投融资合作的一个重要窗口。截至2011年10月，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承诺专项贷款项目24个，涉及贷款金额6.3亿美元，已签合同项目15个，贷款金额4亿美元，累计已发放贷款6783万美元。[6] 此外，国家开发银行结合非洲国家的国情和实际需求，支持了埃塞俄比亚电信网、加纳燃气电厂、马拉维棉花种植、肯尼亚中低收入住房、埃及泰达工业园区等一大批基础设施、电信、能源、农业以及民生领域的项目建设。国家开发银行与东非开发银行、东南非贸发行签订框架合作协议，通过与东道国政府部门、企业和金融机构沟通和谈判，建立了“乌干达财政合作模式”、“非洲区域、次区域银行间授信合作模式”、“埃及中小企业合作平台”等银企、银银合作模式。[7]
第三，其他中资商业银行业也积极参与中非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2009年5月，中国工商银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与南非标准银行携手的首个大型融资项目——博茨瓦纳“莫鲁卜勒B”（Morupule B）发电站扩建融资项目，为该项目提供总价值8.25亿美元，为期20年的贷款。[8] 2009年8月，中国银行、南非联合银行与南非标准银行共同牵头，组织南非CIC能源集团公司（CIC Energy Corp）在博茨瓦纳开发的大型电站玛玛布拉（Megawatts）电站项目外币及南非本币的项目融资款，中国银行主要负责组织为该项目融资外币贷款部分。[9]
自加入非行集团以来，人民银行每年均派副行长级领导率团出席非行集团理事会年会，并积极推动非行来华举办研讨会。截至2007年底，非行共来华举办五届研讨会。2011年6月举办的第46届非行年会上，中国与非洲开发银行签署了双边合作协议，协议涵盖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等方面。[10]
中资银行积极拓展在非洲市场上的商业活动，不断推出金融产品和服务。其一，现金管理。2010年10月工商银行正式推出与南非标准银行共同研发的中非跨境现金管理平台以及非洲服务方案，这是国内首个服务于中国与非洲间跨境现金管理的金融产品，开启了现金管理中非跨境直连的新模式。[11] 其二，跨境人民币结算。2010年1月中国银行在南非成功办理非洲首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12] 2010年10月，南非标准银行与工商银行合作，开始为客户提供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向16个非洲国家的进出口商推销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同时向这些国家政府推销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13] 截至2011年上半年，经标准银行进行的人民币贸易结算额已超过5亿元，业务涉及17个非洲国家。[14] 其三，银联卡业务。2008年12月南非第一国家银行（First National Bank，简称FNB）与中国银联（China UnionPay）合作开通银联卡在南非的商户受理业务，这是南非银行界此类服务的首例。[15] 2010年7月，中国银行赞比亚分行在卢萨卡正式发行非洲首张人民币预付卡。该项业务的开办，将有利于促进中非间商务往来。[16] 其四，中间业务。2010年11月，中国银行赞比亚分行与中国有色集团签署《全面金融合作协议》，向其下属五家企业提供授信额最高达100亿元人民币的全面金融服务。同时提供融资、债务动态管理、现金管理、财务顾问、保险、咨询与培训等一系列服务。[17] 2011年4月，中国银行赞比亚分行与两家非洲保险经纪公司合作，为在赞中资企业提供全面金融保险服务。[18]
（二）保险市场合作
中非银行业合作在朝多层次发展的同时，双方在保险市场的合作也逐步展开。非洲保险机构通过在中国设立代表处、收购股权等多种方式进入中国，开发中国保险市场，同时中国保险机构也积极寻求与非洲本地保险公司合作，为在非中资企业提供保险服务。
伴随中非经贸的发展，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将非洲市场作为其业务重点。数据显示，2011年1—11月，中信保向29家在利比亚战乱中受损的企业支付了4.9亿元人民币赔款。[19] 2012年前11个月，中信保在非洲承保金额分别为146.2亿美元。[20] 在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收汇风险保障功能的同时，该公司积极进行产品模式创新。随着中小企业日益成为中国投资非洲的主体，该公司推出专门为出口额在200万美元以下的中小企业设计的短期信用保险产品——中小企业综合保险；[21] 与多家银行合作推出“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贸易融资业务”，帮助出口企业在规避收汇风险的前提下获得银行的贸易融资；充分利用项目险，实施境外经贸区统保的全新模式。2011年4月，埃及苏伊士经贸区11家企业委托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统一向中信保投保了海外投资险。这是中国首个集体获得海外投资保险保障的境外经贸合作区。[22]
非洲保险机构也通过在中国设立代表处、收购股权等多种方式进入中国保险市场。南非安博保险集团于1996年在北京设立代表处，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非洲保险机构；南非和德保险公司于2007年获在北京设立代表处。2010年8月，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和南非最大的健康险公司发现（Discovery）签署合作协议，购买平安健康险20%的股份，共同开发中国健康险市场。中国保险机构也积极寻求与非洲本地保险公司合作，为在非中资企业提供保险服务。2011年4月，中国银行下属全资机构中银保险有限公司（中银保险）宣布与非洲尼克（NICO）保险公司和萨瓦纳（SAVANNA）保险经纪公司合作，向设在赞比亚等非洲国家中资企业提供金融保险服务。[23]
（三）资本市场合作
中非双方资本市场发展总体水平都不高，现阶段市场融资结构均以银行信贷融资为主，资本市场合作发展较为缓慢且实质性合作较少；中国资金主要通过企业间参股、并购方式活跃于非洲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合作方面，非洲国家显得更为积极活跃。
目前，中国证监会与非洲国家签署了意在加强双方在证券期货领域的跨境监管合作和信息互换的《谅解备忘录》，但实质性合作较少。2000年6月22日，中国证监会与埃及资本市场委员会签署《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证监会首次与非洲国家签署该项协议。此后，中国证监会分别于2002年和2005年与南非和尼日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
随着外部环境的逐渐改善，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地区证券总市值大幅增值，市场投资回报率高居发展中地区之冠，吸引数十亿美元资金涌入资本市场，购买当地高利率债券产品。[24] 但中国基金尚未涉足，中国资金主要通过企业间参股、并购的方式活跃于非洲资本市场。
与中国相比，非洲国家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较高。南非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JSE）允许境外公司在该交易所上市，而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板推出尚未有明确的时间表。[25] 香港成为非洲公司上市的首选。南非煤矿开采商兰斯煤业（Lontoh Coal）和塞拉利昂钻石开采商克度控股（Koidu Holdings）已在香港上市，成为首批香港上市的非洲公司。2011年9月，尼日利亚宣布将人民币纳入该国央行外汇储备之中，主要渠道就是直接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购买银行间债券。可见，在资本市场合作方面，非洲国家显得更为积极活跃。随着中国逐步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特别是中国证监会已经批准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以及中国颁布的《国际开发机构人民币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将对非洲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和中国国内资本到非洲资本市场上市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金砖五国”（BRICS）的7家交易所[26] 宣布合作计划并组建联盟，于2012年推出互挂投资产品。[27] 这一举措有望深化中国与南非间资本市场合作。
由此可见，现阶段中非金融合作具有明显的双边特性、非制度性、松散性、单一功能性，缺乏统一、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制度安排，合作方式表现为简单的信息交流、沟通、磋商，以及为促进贸易和经济发展建立支付清算体系和开放性金融机构等。总体而言，中非金融合作尚处在起步阶段，合作潜力巨大；合作具有明显的“功能性”特点，尚不具备高层次货币金融合作条件。随着中非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强，非洲国家深刻反省自身发展路径且与中国合作愿望增强，金融合作空间广阔。
二、中非金融合作的影响因素
（一）有利因素
第一，良好的政治基础。
中非友好，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以来，双方在政治上一贯相互同情，相互支持。新时期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中国政府积极推动新形势下与非洲国家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经贸领域，西方国家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与对非援助直接挂钩，而中国一直恪守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以及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承诺。2006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非政策文件》明确指出：“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按照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采取形式多样的合作方式，与非洲国家共同开发和合理利用资源。”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创立及之后定期举行的论坛部长级会议，充分显示了中国与非洲国家良好的政治关系。
第二，对非援助，为中非金融合作提供助力。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球发展中心和总部设在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援助数据”项目（Aid Data）共同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中国在2000—2011年期间共为51个非洲国家的1673个项目提供援助，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报告表示，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中国对非援助几乎遍布非洲大陆，且可能继续增长。2011年南苏丹独立后，非洲共有54个国家，这意味着仅有3个非洲国家未接受中国援助。[28] 近年来，中国在对非援助等“输血”方面加大了力度，为非洲援建了大批学校、医院、公路、铁路、桥梁、供水等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中国还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与毛里塔尼亚、加纳、埃塞俄比亚、加蓬、塞拉利昂、马里、尼日利亚等国分别签署了《南南合作三方协议》，向上述国家派遣援外专家，加强非洲国家发展能力建设。2013年3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刚果共和国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同非洲国家团结互助，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继续增加对非援助、扩大对非贸易和投资、加强对非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风险和困难带来的挑战。
第三，增长的贸易额和外来投资，客观上为中国金融机构扩大对非洲金融市场份额提供了有利机会，夯实了中非金融合作基础，拓展了合作空间。
中非经贸合作潜力巨大，这为金融合作提供广阔的合作空间。新世纪以来，中非经贸合作迅猛发展。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当年中非贸易额仅100亿美元。2010年中非贸易额达到1269亿美元，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与此同时，2010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总额达10亿美元，非洲由此成为中国第四大投资目的地。[29] 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外来资本投资国。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地位。2012年，中非贸易额达1984亿美元。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中非双向投资不断增长，特别是中方对非投资增长较快。至2012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已近200亿美元，仅2012年对非洲直接投资就达29亿美元。在为急缺资金技术的非洲解困方面，中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30]
值得一提的是，中非经贸合作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在中国加大对非投资的同时，非洲对华投资亦稳步增长。至2011年底，非洲国家累计对华直接投资达129亿美元，涉及石油化工、机械电子、交通通讯等领域。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不仅丰富了非洲民众的生活，更使非洲国家贸易结构得以优化。[31]
第四，中非经贸合作的大力加强和中非同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所引发的强劲的市场需求和良好的经济增长预期，不但为深化中非金融合作提供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而且提升了中非金融合作空间。
国际金融危机对非洲金融系统影响十分有限。正如非行行长卡贝鲁卡（Donald Kaberuka）指出，由于非洲银行缺乏金融衍生品，而且与全球市场的融合有限，金融危机对非洲银行影响非常小。2012年全球经济形势整体状况不佳，新兴经济体增长趋缓，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近年来表现良好。过去10年，全球10个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非洲国家占据6席。[32] 近日联合国《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WESP）预测，2013年非洲经济将实现4.8%的增长，虽较2012年的5.0%增速略有下滑，但高于全球经济2.4%的增长。带动非洲经济的主要增长动力有：石油出口国经济发展强劲、基础设施投入持续加大以及同亚洲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等。[33] 南非标准银行预测，到2015年，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将翻一番，从目前的1.5万亿美元增至约3万亿美元。[34] 随着非洲呈现出更强的增长趋势，加之非洲很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被严重低估，非洲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份额正在上升。世界银行非洲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德瓦拉扬（Shanta Devarajan）指出，如果非洲经济主导产业稳步发展、外来投资持续增加，非洲经济危机后有望迎来长达20年的增长期。[35] 渣打银行预测，未来20年，非洲经济年均增长率将达到7%，稍高于中国的增速。总体而言，非洲的经济增长预期依然看好。
第五，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优惠政策有利于深化双边金融机构合作。
近年来，非洲国家为吸引外资，制定了系列优惠政策。如取消准入限制、降低土地使用等。如加纳、博茨瓦纳、贝宁、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纷纷建立起投资促进机构，向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2007年，非洲有10个国家实施了新政策法规，其中多数措施有利于外资和跨国公司。如佛得角简化了绿地投资的批准程序，所有部门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埃及简化在特区新建投资的手续；肯尼亚出台了推动风险资本公司发展的条例，降低了对包括外资银行在内的银行业的要求；利比亚允许外国投资者汇回利润和向国外转让清算外汇结余，并为投资者提供长达5年的减税。
同时，中国政府也为到非洲投资的企业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打通“绿色通道”。为协助中国企业走向非洲，目前中国已与45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自2005年起，逐步向非洲国家开放市场，并承诺逐步给予与中国建交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95%对华出口商品零关税待遇，促进非洲商品对华出口增长；与33个非洲国家签署《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与11个非洲国家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为中非企业合作创造条件。人民银行牵头与外交部、商务部、中国银行、进出口银行等建立了对非工作协调机制，引导和推动中国企业与非洲企业投资与贸易的合作。[36] 为了促进中国企业对非投资，中国已经在非洲设立了7个境外经贸合作区，集群式引入中国企业投资；中国还专门成立了中非发展基金，对到非洲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和项目予以参股支持。所有这些便利措施都必将深化中非间的金融合作。
（二）影响中非金融合作的不利因素
第一，非洲政局动荡和社会不安定成为金融合作所面临的重要障碍。
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是推进金融合作的坚强后盾。在非洲大陆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实现和平与安全无疑是最紧迫的问题。尽管在非洲联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非洲大陆政局趋于稳定，但是局部地区政局还是比较动荡。如突尼斯、埃及的政局变动、西非科特迪瓦大规模暴力事件以及北非利比亚的内战，都给中国金融机构在当地的发展造成了不小的障碍，甚至因投资项目停工给我方金融机构带来巨额损失。此外，社会不安定也是中非合作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南部非洲发展银行副主席阿德玛苏·塔得西（Admassu Tadesse）认为，投资项目所在地的失业问题和贫富差距都有可能引燃导火索，最终发展成阻碍投资的政治问题。[37] 一些国家由于失业人口上升，经常发生抢劫、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国家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中国近年来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发展迅速，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全球社会治安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的犯罪率长期位居全球前列，抢劫杀人等恶性治安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威胁我国投资者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第二，中国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差异的影响。
中国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导致受外界冲击的非对称性。外界冲击分为对称性冲击和非对称性冲击。对称性冲击是指对不同的经济体产生相同或类似的影响；非对称性冲击是指对不同特征的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而冲击是否对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当，是否具有相似的经济结构。按照一般的金融合作理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经济结构趋同的国家更容易开展金融合作，甚至可能形成货币联盟。
在经济上，中国与有合作关系的非洲主要国家，如南非、尼日利亚、埃及、赞比亚等，在经济上显示出较大的层次性。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是最大的新兴经济体，21世纪前10年，中国经济增长超过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20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居世界第一。作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南非的经济总量占非洲经济总量的1/4，其2010年GDP总量约为3000亿美元左右，也是金砖国家中唯一经济总量未突破万亿美元的国家。根据联合国数据，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共有48个，其中33个在非洲大陆，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人口还在扩大。从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计）看，据IMF公布的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4283美元，排世界第95位。在非洲国家中，大部分国家人均GDP低于中国。中非在经济发展上的差异性，极大影响双方深入开展金融合作。从经济结构看，非洲经济长期严重依赖生产和出口农、矿初级产品，多数国家工业水平相当落后，即使是制造业相对发达的国家，传统的低附加值消费品生产在制造业中仍占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单一经济结构使非洲国家丧失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和自我保护能力，非洲经济非常容易受到外部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从GDP结构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仍然来自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发展迅猛，2010年中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值的19.8%，出口产品也逐渐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附加值的信息技术类产品转变。[38] 目前中国正实行向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总之，中国与非洲国家不论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经济结构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层次性，中非双方开展深层次的金融合作还将面临诸多挑战。
第三，非洲国家金融体系中金融深度不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金融工具创新不足等问题也是制约中非金融合作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因素。
非洲国家金融体系中，银行占主导地位，是储蓄和投资的最基本渠道，其他诸如保险和养老基金处于欠发达状态。金融工具的欠多样化总体上削弱了金融中介的作用，制约了长期融资的供给。非洲金融体系具有高垄断性特征，这使得银行享受高利率回报（平均利润率达6%，高于世界其他地区4%的水平）。[39] 由此金融体系缺乏创新动力。非洲银行极不愿承担风险，它们更乐于持有现金，而非向私营部门贷款。非洲国家在国内债券市场和资本账户交易方面的监管一直以来都比较谨慎。在某种程度上，谨慎的监管和金融体系的有限融入全球一体化，使得非洲金融市场规避了金融危机首轮的影响。特别是在采用新巴塞尔协议后，非洲金融监管部门进一步强化了对资本充足率的限制。尽管如此，一些非洲国家，如乌干达、赞比亚和肯尼亚仍高度开放了其资本账户。最近，由于高利率，致使投机资本大规模流入其国内债券市场。非洲金融体系深度的不足也严重制约了其国内资源要素的流动。非洲大陆银行的平均储蓄率为29%，远低于其他国家65%的水平。尽管在保险储蓄流动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也仅占GDP的0.03%。另外，非洲国家股票和债券市场的落后也制约了国内资源要素的流动。公共和私人债券资本化占GDP比重仅为42%，远低于其他国家76%的平均水平。[40]
第四，国际和非洲国内负面舆论的压力。
中非经贸关系的强劲发展，不但带动了双方经济发展，而且对现存国际经济体系也带来了冲击。欧美等非洲传统经贸合作伙伴对日益密切的中非关系感到了不安甚至恐惧。一些西方国家冷战思维的延续以及非洲利益取向的多元化，导致一大批西方主流媒体以及某些政客对于中国在非洲的经贸活动横加指责，大肆宣扬所谓的“新殖民主义”、“掠夺资源”、“漠视人权论”等论调，质疑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是否完全出于商业因素，甚至认为中国对非投资的不断扩张已经威胁了非洲社会的环境、经济和政治稳定。[41] 在非洲内部，也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看法和论调。某些非洲政客、学者和媒体或受西方媒体舆论以及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或是与西方有着政治利益关系，鼓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非洲的发展机遇形成了制约。
事实上，中国不仅在资源富集国投资，还通过官方援助方式加强与资源匮乏国家和穷小国家的合作，中国甚至是第一个向中非提供金融或货币援助的国家；中国在非洲外来资本中只占很小的部分，绝大部分还是西方资本，而在资源富集国，西方企业的数量和规模是中国企业的数倍。[42] 中国学者舒运国指出，中非经贸关系是独立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是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它完全不同于殖民主义控制下的经贸关系，因此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中非经贸关系更不带“新殖民主义”的色彩，它不以损人利己为目的，不以掠夺对方资源为手段，这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43]
三、中非金融合作发展趋势
尽管中非金融合作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金融合作必将成为新时期中非经济合作的新领域。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3—2015）》指出，中国将扩大同非洲在投资和融资领域的合作，为非洲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将向非洲国家提供200亿美元贷款；加强同非洲开发银行及次区域金融组织合作，探讨合作新机制，支持非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和非洲国家能力建设。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非洲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对金融体制特别是银行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许多国家的金融体系在过去10多年里有了较大的发展。美国高盛集团曾预测，到2025年，全球金融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将是非洲，其银行业收益将超过世界其他地区。伴随着非洲国家金融业和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中国与非洲的金融合作也日益深化。
第一，以多边开发金融为平台，继续深化与非洲区域、次区域金融组织及非洲主要国家的“功能性”合作，形成“以点带面，以面带点，点面互动”的多层次合作格局，为非洲发展发挥协同作用。
中非间多边开发金融平台机制日臻完善。中国目前已与非洲开发银行和开发基金、东南非开发行及西非开发银行签署合作协议，并成为上述区域性金融组织成员。未来中国应继续深化与非洲区域次区域组织及非洲主要国家银行合作，具体做法是：其一，在战略上“先取两头，后取中间”，即与南部非洲和北部非洲区域性金融机构深化合作，以此为“根据地”，借用其本土网络的辐射功能，推进与中东非、西非区域性和次区域性金融组织合作。其缘由在于上述两个地区经济、金融业发展较非洲其他地区发达，营商环境较好，有利于开展深层次金融合作；其二，推动政策性及开发性金融机构对非开展多层次金融合作。支持利用进出口融资、援外优惠贷款和对外投资贷款等金融服务，促进事关非洲长远发展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支持把开发性金融业务延伸到非洲，推动其与非洲区域和次区域多边金融开发机构合作，在双赢和多赢的前提下建立融资新机制，开展出口信贷、项目融资、银团贷款等种类丰富的金融产品。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在推动中非经贸合作中具有的衔接保险、贸易、融资等多方面的优势，提供完善的风险保障机制。
第二，继续深化中非银行业合作。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非洲国家的金融体系中，银行都占据主导地位。银行业发展领先于资本市场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及开发性金融机构与非洲区域、次区域银行机构互动较为频繁。因此，新时期以银行业为主体的、涵盖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两个层面的金融机构间合作将是中非深化金融合作最可行的路径之一。
当前，中非中央银行间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目前，中国分别加入了非洲开发银行、西非开发银行和东南非贸易与开发银行。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非双方充分利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化平台，积极探讨在多边金融合作框架内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及深化双边经济合作发展的措施，大力推进非洲大陆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在非洲区域、次区域及主要国家推进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结算业务。未来，中非央行应以中非合作论坛和中非金融合作论坛为主要平台，加速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服务。就有关金融、外汇、税收和双边贸易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展开交流和沟通，就双方金融市场和商业银行资信状况的变化情况进行及时通报，增加双方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对两国银行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并就已经开展的合作业务加强针对企业的宣传和咨询。在区域金融合作框架内，推进与非洲开发银行、西非银行等区域性金融组织及南非等非洲主要国家的货币合作。中非央行之间应建立常设机构和定期对话机制，就全球及双边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和金融信息、汇率政策等交换意见，保持及时沟通和协调。
中非商业银行之间往来互动也较为频繁。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及中国交通银行等7家银行均已与非洲银行业开展合作。截至2011年末，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在非洲地区的贷款余额分别为394亿美元、94亿美元、42亿美元，进出口银行发放力度位居同业首位。当前，非洲国家正着手进行侧重于私有化和其他国有银行重组形式的金融改革，以提高银行管理运营、服务质量。这一方面使得其在非洲银行业中所占份额大幅提高，另一方面促进了非洲市场的开放和外资银行的引进。未来，商业银行在积极进入对方市场时，应加大与对方商业银行的战略合作。
第三，中非银行业合作在朝着多层次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双方在保险市场、资本市场上的合作也将逐步展开并不断深入。
非洲保险机构通过在中国设立代表处、收购股权等多种方式进入中国，开发中国保险市场，同时中国保险机构也积极寻求与非洲本地保险公司合作，为在非中资企业提供保险服务。资本市场上，中非双方合作发展较为缓慢，并且非洲国家显得更为活跃；而中国对于非洲资本市场涉足不深，主要是通过与非洲国家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双方监管合作和信息互换，以及购买非洲优质企业股权的方式进入非洲资本市场等。
第四，中资银行进入非洲的方式呈多样化趋势。
其一，早期中资银行主要采用新建方式进行投资，首先设立代表处，然后增加分行，最后建立独资银行。2000年以来，并购战略最终成为中资银行进入非洲国家的新方式。2008年3月工商银行并购南非标准银行则是典型案例。这起并购案不但是工商银行迄今为止进行的最大规模海外并购，[44] 也是有史以来中国对非投资额最大的金融类投资项目。对南非而言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外国直接投资。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包括贸易融资、国际结算、投资基金、大宗商品、全球市场、投资银行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资银行越来越多地采用并购方式进入非洲。
其二，寻找非洲本地金融合作伙伴也成为中资银行未来进入非洲的重要方式。
2009年8月，中国建设银行与南非第一兰特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为在非洲寻求投资机会或经营业务的中国建设银行中资客户提供咨询及融资服务。[45] 2010年11月，中国银行与葡萄牙投资银行签署《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为中国“走出去”企业搭建金融服务平台，特别是为葡萄牙及非洲葡语国家的中资企业、华人华侨及当地企业提供金融支持。[46] 2011年4月，中国银行和生态银行（Ecobank）开展战略合作，在后者内部设立“中国业务柜台”，通过直接派驻工作人员，利用当地代理行的全面银行牌照和广泛网络，满足中资企业的个性化需求，为中资企业提供方便、安全、高效的金融服务。[47] 除国有商业银行之外，政策性银行也积极在非洲寻找当地运营伙伴。2007年5月，作为中国三家政策性银行之一的国家开发银行与肯尼亚客户数量最多的银行股权银行（Equity Bank）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肯尼亚学习和借鉴小额信贷方面的经验。[48] 2007年10月，国家开发银行与尼日利亚的非洲联合银行缔结合作伙伴关系，该笔交易被境外媒体视为“中国进军非洲金融服务领域新的转折点”[49]。2011年4月，国家开发银行与埃及商业国际银行、埃及商业国际投资控股公司共同签署了《谅解合作备忘录》，拟在基础设施和中小企业贷款等方面进行合作[50]。
第五，人民币在中非贸易结算中作用加速发展。
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人民币在非洲的崛起毋庸置疑。从经济学视角看，人民币国际化将大幅降低非洲的融资、交易成本，有利于推动非洲经济发展。人民币结算会给中非双方企业都带来明显的优势。对非洲进口商来说，进口价格将更加优惠；而对中国出口商来说，则既可避免应收款套期保值，也无需在价格中预留币值波动空间，还可以在国内更快享受到出口退税优惠。自2009年7月中国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量增长迅速，2011年的增长势头尤其迅猛。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源于中国政府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持。如2011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港宣布允许香港建立人民币回流机制，同时人民银行宣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正因为看好人民币结算业务在非洲的发展潜力，众多非洲银行和国际性银行大力推动这块业务的发展。作为非洲资产和收益规模最大的南非标准银行2010年底启动人民币结算业务，目前正在其运作的所有非洲国家大力推进。标准银行已在非洲的16个国家全面开展人民币账户和贸易结算等全套服务。标准银行报告称，2011年上半年，该行人民币贸易结算金额已达到5亿多元，业务增速如此之快始料未及。在非洲推广人民币贸易结算是渣打银行中国非洲业务最重要的策略之一，也是首家为中国试点企业提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服务的国际银行之一。目前，在渣打银行分布的14个非洲国家中，除安哥拉以外，南非、肯尼亚、尼日利亚、津巴布韦等13个国家都能使用人民币结算。2011年，尼日利亚将人民币列入可用于在国内外汇市场进行贸易结算的货币之列，并将人民币作为该国外汇储备的组成部分。随着中非贸易投资不断拓展，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将为非洲地区的金融机构提供更广泛的业务平台。据南非标准银行2011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人民币有可能取代美元成为中非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该行预计到2015年，非洲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额将超过1000亿美元，占中非贸易的40%，以人民币结算的投资额将超过100亿美元。[51]
第六，未来中非证券市场层面合作将成为中非金融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非政府层面的证券监管合作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截至2012年5月，中国证监会已与4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53个监管合作备忘录。[52] 在与非洲国家合作方面，2000年6月，中国证监会与埃及资本市场委员会签署《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证监会首次与非洲国家签署该项协议，意在加强双方在证券期货领域的跨境监管合作和信息互换。此后，中国证监会于2002年和2005年分别与南非和尼日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
第七，人民币债券合作是中非金融合作的重要努力方向之一。
为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我国于2005年2月颁布了《国际开发机构人民币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为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提供了政策框架。2007年12月，时任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出席财资市场高峰会时表示中国将接受包括私人机构在内的更多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目前一些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如国际金融公司（IFC）和亚洲开发银行（ADB）以及一些外资银行相继获准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除了开辟在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外，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是另一个重要的人民币债券市场。虽然人民币债券市场发展迅速，但是迄今为止非洲还没有一家金融机构或公司在中国境内或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此外，目前也没有出现在非洲证券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值的债券的情况。
总之，未来中非金融机构之间在金融业务、信息交流和监管合作等方面将朝着全方位、多层次的方向发展，其中更是以开发性金融合作为重点展开。中非金融体系中，银行业占据了重要位置，因此中非双方主要以银行业间合作为主，今后双方将积极推进在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合作，继而实现宏观金融合作。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