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变局正在促进地区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并将中国推到了台前。形势的变化对传统的中阿关系形成一定挑战，倒逼中国对现行中东政策进行积极的反思和调整。中东转型将为中阿关系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的中东外交要顺应形势的变化，抓住新机遇，促进新发展。

        中东变局已经持续一年半，虽然前途未卜，但很多原先不甚清晰的问题已经逐渐明朗：首先，由部分国家内部动荡引发的中东变局正在促进地区国家的政治变革和社会的全面转型。这也验证了笔者早先提出的“中东动荡其实是中东国家迫切需要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的一部分”[①]的观点。其次，许多学者早先十分强调中东动荡的内生性及其影响的溢出效应。大量的文章指出，是这些国家内部出现的种种问题导致局势动荡并扩散到整个地区。但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外部势力的干预更是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背后推手。第三，笔者一直认为，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环境的迅速变化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权势的快速转移是“诱发”中东变局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全球政治的发展也必将对未来中东各国政治及社会转型产生重要影响。[②]这一点正在叙利亚危机背后的大国博弈中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来。第四，也是本文重点要讨论的，中东变局已将中国推到了台前，“中国面临无法总是保持外交中立的新现实”。[③]形势的变化对传统的中阿关系提出了考验，也倒逼中国对传统的中东政策进行反思。中国需要重新调整政策思路，抓住新的机遇，促进中阿关系的新发展。
一
        当前的中东变局正在出现以下新的发展迹象：
        从整体看，本地区以推翻国家领导人和旧政权为特征的多米诺骨牌式的群体性动荡到今天叙利亚危机全面爆发而达到高潮，也将随着叙利亚危机的解决（不管什么结果）而告一段落。但如果将中东变局视作本地区国家向现代转型的一部分，那它才刚刚开始，而且将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从局部看，叙利亚和伊朗危机日益严峻，是影响未来地区形势发展的最重要变量。其发展不仅影响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国家间关系，并且，危机一旦失控引发全面冲突，将对整个地区安全局势构成严重威胁。
        从发展趋势看，变革之风已在地区悄然吹起，阿拉伯国家将渐次进入深化变革和转型的长期过程。当前的转型主要反映在国内政治方面，但阿拉伯国家的转型需求是全方位的，其中社会文化的转型更具深意，很大程度上决定转型的方向和成败。同时，地区内部各种力量的博弈、传统文化、宗教及社会思潮都试图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和影响力。需要指出的是，全球政治的变化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样将对地区转型产生重大影响。并且，这种外部世界发展对阿拉伯国家转型的影响未来将变得越来越深刻，越来越重要。
        当前，叙利亚危机对地区局势的影响尤其突出。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近日宣布将不再续任联合国-阿盟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一事，进一步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叙局势的担忧。叙利亚危机源于民众要求政府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抗议运动，原本有极大的机会通过启动和平的政治进程加以解决。非常不幸的是，这场危机被越来越多地添加了地缘政治利益争夺、教派对抗和大国博弈等色彩，“叙利亚国内和外部势力看到了通过军事手段寻求达到各自私欲的机遇”。[④] 并且各方都已将自身置于了没有退路的境地。这才是安南“撂挑子”的真正原因。
        正是这种背后的争夺，使叙利亚危机的发展越来越偏离叙利亚民众最初发起这场运动的初衷。今年早些时候，阿联酋海湾新闻网的一篇文章在分析多方试图介入叙利亚危机的原因时曾明确指出：“这已经与自由无关，而是关于伊朗。”土耳其和一些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力挺叙利亚反对派，试图通过打压叙利亚来孤立和围困德黑兰。[⑤]半岛电视台网站一篇文章也表示，“围绕叙利亚的角逐，就是一场地区霸权争夺战”。[⑥]
        从更广阔的国际背景看，美国和西方也有人希望利用叙利亚危机来获得更多的地缘政治利益。美国中东问题论坛主席丹尼尔·派普斯在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毫不忌讳的列出了叙利亚旷日持久的冲突会给西方带来的种种地缘政治好处：
        1、它会降低大马士革发动与以色列的战争或者重新占领黎巴嫩的可能性。
        2、它会加大伊朗人（他们生活在作为巴沙尔主要盟友的毛拉们的控制之下）从叙利亚的抗议中获得激励并起来反抗本国统治者的可能性。
        3、它会激起逊尼派阿拉伯人对德黑兰的更大怒火，尤其是在伊朗一直提供武器、资金和技术帮助镇压叙利亚人的时候。
        4、它会减轻非穆斯林身上的压力。
        5、它会激起中东对向巴沙尔政权提供支持的莫斯科和北京的怒火。[⑦]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中东整个变局过程中，美国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主导意识，但其主导能力却因为总体实力的下降而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和西方屡次试图强行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来主导局势的发展，但由于西方的决议案重在政权更替而非制止流血，因此，每一次都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否决。对此，美国和西方舆论反应强烈，每次表决之后，针对中俄的指责乃至谩骂之声就会漫天而至。美国和西方一些高官甚至不顾外交礼仪，用几近失态的言词来表达他们的“愤怒”。中国也由此被迅速地被推到了中东舞台的中央。
        需要指出的是，投票本身是一种民主决策的体现。中国作为安理会成员国完全有权按照自己对事态的判断，从有助于解决事端的原则出发决定自己的选择。美国仅因为中国对决议案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就如此恼怒，更多反映出的是其对自身主导能力下降的失落情绪。长期以来，美国习惯了主导国际事务，习惯了投别人的反对票（美国仅在巴以和平进程问题上就投了不下60次的反对票），如今罕见地被别国投了反对票，而且反对的又是美国认定是其最大竞争对手的中国和俄罗斯，这是美国极不适应，并难以接受的。
        近年来中国持续迅速的发展已经让处在困境中的西方感到十分焦虑，美国和西方多年来保持的经济优势已经或者正在慢慢失去，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崛起会进一步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因而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一举一动十分敏感。关注中东问题的人们不难看到，西方媒体包括一些学者和官员经常借题发挥，不仅对中国的中东政策说三道四，甚至对中国整个对外战略的意图随意猜疑和凭空想象。从这个层面看，美国对中国投反对票的反应如此强烈也就不足为怪。
        值得重视的是，这种挫败感引发的失落情绪已经对大国关系造成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令人担忧的是，美国近期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表现越来越让人感觉到，其已将与中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分歧上升到了大国博弈的层面，这意味着美国已将推翻叙利亚政权作为与中俄博弈的赌注，为了不输掉这一局，美国或将不择手段。
二
        如上所说，中东变局已经将中国推到中东舞台的中心，而这也必然引发我们对新形势下中国的中东外交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深刻思考。
        事实上，去年以来，国内学界对中东变局对我国内政治经济、中东政策及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影响已进行了多次的讨论，虽然至今仍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随着事态发展的深入，学者们在一些原先有较大争议的问题上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例如，中东动荡初期不少学者对中东乱局将牵制美国战略东移抱有幻想，而今，在美国采取了一连串实质性战略调整举动之后，恐怕再也不会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或者心存侥幸。
        再如，动荡初期西方一些舆论试图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引向中国，国内也有人想借机煽动社会动乱。很多学者因此忧心忡忡，有些学者则大谈阿拉伯“民主革命”对中国的意义。现在来看这种担忧与期待都不符合问题的本质和现实的发展。担心中国会受牵连的人，从根本上忽略了中国与动荡国家国情的明显不同，而那些简单地将中东变局视作是一场“民主革命”的学者，要么是不熟悉中东的情况而更多地受西方舆论的影响，要么本身对中东乃至中国的民主化报有很大的期待，更多体现的是其个人的价值取向。
        同样，学界对于中东变局对中国的中东外交及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究竟是挑战多于机遇，还是机遇多于挑战也有诸多讨论。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学者们的思考对我国未来中东政策的制定及与阿拉伯国家的发展仍有积极的参考意义。不过，笔者在参与多次讨论中也观察到一个现象：即，学者们更多是从微观的视角关注事态的发展，分析其影响并提出应对之策，而从战略层面，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及中国外交的转型趋势来前瞻性地探讨中国中东外交的应变之道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讨论相对较少。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中东研究领域的一种缺憾。
        众所周知，当前中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这种变化放到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看，会发现它与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和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化是有密切的关联的，而中国正是当今国际体系转型和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最重要的变量之一。因此，中国完全有理由也应该在中东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积极作用。
        未来十年是国际新秩序逐渐成型的重要时期，中国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从地区性大国变为全球性大国的角色转换。这意味着：第一，中国将更多地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体系变革，并且要在一些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同时也更积极主动地在国际舞台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国作为一个综合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国家，对世界上许多重要问题的责任和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去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充当更积极、更主动的角色。”[⑧]第二，中国越来越拥有全球范围的地缘政治和经贸利益，也因此具有了全球范围的安全需求。第三，中国要借建设文化强国之势发展出与我国硬实力相匹配的软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第四，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大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竞争将更激烈，经济利益摩擦会增多，中国外交将面临更大的国际压力和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
        基于时代变化及国际政经形势发展的大趋势，我国外交从前些年开始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转型期——由应对性的大国小外交逐渐向塑造性的大国强外交转型，以适应未来形势的发展及我国国家利益的拓展。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对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中美、中国与周边国家及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等关系等都已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政策的调整。
        中国的中东外交是中国整体外交的一部分，当然要与中国总体外交的转型相协调，进行必要的调整。笔者认为，即使中东没有发生巨变，基于全球政治的发展趋势及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我们也应该从战略的高度重新评估中国的中东政策及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并对相关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东变局在某种程度是促进了我们对现有的政策的反思。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国自身和阿拉伯国家多重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可以在未来中东的发展中发挥怎样的作用？阿拉伯国家的转型可以为中国提供怎样的机遇？新形势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模式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不仅非常值得我们探讨，而且有了一定的迫切性。
三
        毋庸讳言，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与中东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美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冷战结束后，中国调整了对外战略，中国的外交重点放在了大国关系和周边国家关系的调整，尤其注重中美关系的改善，强调合作，避免对抗。为寻求在更高利益层面上与美国的合作，中国实际上一直承认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主导地位，中国采取的则是“总体超脱”的中东政策。虽然就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及自身的国力及国际影响力而言，这一政策是务实的，总体上也是符合我国利益的，但客观结果却导致了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主观意愿缺失，中国在中东的政治影响力下降。而中国早年的中东政策也是往往是原则性多于建设性。
        很长时间以来，“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一直是讨论中国如何参与中东事务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词语，但更多时候“韬光养晦”代表的是主流声音。过去我们也说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中国与中东的关系，但实际上至今我们未有针对中东的长期战略规划。我们也一直强调中东对中国有重要战略利益，但实际上更多追求的还是相对狭隘的物质利益。
        当然，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中东外交总体上非常成功的，中国的中东政策也得到绝大部分中东国家的认可，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也得到积极的发展。但不可否认是，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和全球形势变化，传统的政策思路及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现行的中东政策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并重新审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首先，我们需要站在世界和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牢牢把握住中国中东外交及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大方向，要从对外战略的高度、外交全局的广度、长远关系的深度来看待中东的变化，制定中东战略和具体政策。冷静分析全球政治及中东变局发展趋势，不受西方挑唆干扰，不必在意一时一事得失，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和维护地区稳定和国家利益的根本原则。
        其次，我们需要调整政策思路，确立积极主动、以我为主的指导思想。所谓“积极主动”更多是要体现出政策的主动性，包括主动设置相关议题，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不是被动地陷入西方设置的议题陷阱，在西方的霸权语境和话语系统里忙于应对。所谓“以我为主”也不是简单地“以我利益为主”，而是要体现政策的塑造性，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包括用于在第一时间对中东的突发事件主动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而不是被认为是躲在某些国家的后面，也不必太过顾忌一些国家的想法。
        第三，要树立与大国形象相匹配的国家利益观。很长时间来，既使在中国国内，一谈到中国的中东利益，许多人首先就会想到的是能源安全、商品市场、工程承包和劳务市场等等这些相对狭隘的物质利益。这当然没错，但笔者以为，中国发展到今天，国家利益的内涵应该更为丰富。国家的舆论安全、形象塑造，议题设置与国际话语权的确立、软硬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等都是国家利益的重要部分，未来都应该在中东外交和政策中得到体现。
        第四，应该根据变化了中东发展趋势，细化政策，促进建立在互信、互利及互信尊重基础上的新型中阿关系。显然，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但必须考虑中东目前出现的许多变化来制定不同的政策。以阿拉伯世界为例，中东变局不仅导致各国利益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对中国需求——无论是政治和经济的也有了很多差异。因此，我们既要预见到新形势对中阿关系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更要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探索双方在新形势下实现互利合作的新途径。未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将建立怎样的新型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塑造。而如何去塑造又取决于我们有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相应的政策手段，对此，我们必须做长期战略考虑，并根据各国不同情况细化相关政策。
        第五，要抓住中东转型机遇，确立新的外交重点和不同的政策目标。中东变局后，地区政治格局出现了向更多元平衡架构发展的趋势，中东的政治转型也将是遵循多元多样、体现各国自我认同需求的原则，而不会简单套用某一种模式。从这个层面看，阿拉伯国家未来的对外关系重点也将会从过去的主要集中在欧美向追求更多元的国际合作调整，而新兴大国无疑将成为地区各国关注重点。其中，中国对中东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那些进入“后革命时期”的转型国家已对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巨大的经济实力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纷纷表达了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强烈愿望。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经济，稳定社会。这与中国的内外政策目标是一致的，双方会有许多新的合作机遇。笔者近期访问阿拉伯国家时，听到许多阿拉伯学者甚至包括一些西方学者建议中国将阿拉伯转型国家作为中东外交重点，在帮助转型这些国家度过转型初期的困难方面发挥作用。认为中国有丰富的转型经验可以与这些国家加强交流合作，也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帮助这些国家重建，这是中国在中东重建政治影响力的大好机遇。
        因此，我应把握时机，加大对这些国家的关注和投入，在帮助中东恢复经济和稳定地区局势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以经济援助带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合作，尤其要密切社会交流，加强双边关系中思想文化内涵的构建。同时要着力展示我发展成果，并就国家发展道路，转型模式等开展交流，与之分享转型经验。从而加深阿拉伯国家对我发展模式的理解和认同，让阿拉伯人真正感受到中国帮助的价值，以此提升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和文化感召力。

文献来源：《回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