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政府的东海政策既是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010年新《防卫计划大纲》（简称“新大纲”）所强调的“动态防卫力”和把西南诸岛定位为重点防御区域的主要体现。它以“新大纲”为政策基轴，以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东移政策为战略依托，以搅局南海争端为战略延长，意图强化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实际控制”，并对中国拓展海洋权益形成有效遏制。可以说，其东海政策主要是针对中国进行的战略布局，这势必对中日关系产生长期、持续的干扰和破坏。对此，中方应从战略高度予以应对。

      日本民主党政府十分重视东海在日本国家利益中的战略地位，尤其是“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更将东海政策视为其国家海洋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及2010年新《防卫计划大纲》（简称“新大纲”）所强调的“动态防卫力”和把西南诸岛定位为重点防御区域的主要体现。毋庸讳言，民主党的东海政策主要是针对中国进行的战略布局，因此中国应从战略高度予以重视并加以应对。
一、民主党政府东海政策的主要特征
      作为四面环海的岛屿国家，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①]向来强烈。21世纪被称为“海洋世纪”，在各国日益重视经略海洋的背景下，日本以2007年的《海洋基本法》为综合性海洋安全战略的法律基本框架，提出了“新海洋立国”战略，公布了管理海洋的制度、政策理念和基本方针，启动了海洋法制的建设进程，规定了国家、地方、事业机构及国民的相关义务。[②]此外，又快速出台了《海洋建筑物安全水域设定法》、《海盗行为处罚及处置法》等一系列扩张性海洋法律法规。而为了矫正日本主管海洋政策省厅职能分化的缺失，日本还成立了“综合海洋政策本部”，由首相出任本部长，内阁官房长官、国土交通大臣分别担任副本部长，后者还兼任海洋政策担当大臣一职，另有农林水产省、环境省等8个府省的37名成员组成“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事务局”，负责拟定海洋政策基本计划的相关事宜。民主党上台后很快又以《海洋基本法》为母法，制定了《促进保全及利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保全低潮线及建设据点设施等法律》等三项事关“离岛”的法律法规。
      东海位于欧亚大陆和太平洋之间，为北太平洋与南海的联系管道，为亚太地区的战略要冲，加之台湾岛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横亘期间。在日本海洋安全战略考量中，东海既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亦是向东南亚挺进的战略基地，更是海权对抗陆权战略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因而，东海政策被民主党视为日本国家海洋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上述关于“离岛”的法律法规并未在字面上课题突出东海，但其实质却是针对钓鱼岛领土主权及东海中日专属经济区划界的争议进行的战略布局。[③]“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民主党更将东海政策落实为“新大纲”中所强调的“动态防卫力”和“把西南诸岛定位为重点防御区域”的主要体现，并在2011年度及2012年度的《防卫白皮书》中一再强化这一论述。
      可以说，从“新大纲”颁布伊始，民主党政府的东海政策便开始逐步定型，其特点是以“新大纲”为政策基轴，以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东移政策为战略依托，以搅局南海争端为战略延长，意图强化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实际控制”，并对中国海洋权益的拓展形成有效遏制。
（1）将“新大纲”视为东海政策的政策基轴，将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卫力量视为战略支点。
2010年12月17日正式出台的“新大纲”原则上将规范日本今后5-10年的安全政策走向和防卫力量建设方向。继2004年的《防卫计划大纲》中首次提出“中国海空军正在推进现代化，并扩大了在远洋的活动范围，其动向今后必须予以密切关注”[④]后，“新大纲”进一步将中国的军事动向定性为“地区与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指出应把确保海上通道畅通视作“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尤其是日本海上运输量的80%以上须经过南海和东海，因此要重点关注中国海空军力的发展。[⑤]这反映了日本在安全层面将中国的崛起定位为一种威胁，且这种焦躁不安正在逐步加强的倾向。
      为了加强防范与遏制中国，“新大纲”相比2004年的大纲有两点显著变化：一是倡导日本防卫力量从“基础防卫力”向“动态防卫力”转化，二是日本自卫队的区域部署开始由北方向临近中国的西南地区转移，强调把冲绳周边的西南诸岛定位为重点防御区域。
      所谓“动态防卫力”就是让自卫队更具有速战力、机动性、可持续性、柔软性和多目的性，尤其是加强日常性情报搜集活动和警戒监视活动，及迅速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其意义在于防卫力并不是为了单纯保持和拥有，而是为了在情报收集、警戒监视活动与侦查活动等领域中适时与适当的实际运用。[⑥]为适应这种战略理念的变化，日本对自卫队的武器配置进行了重大调整，如将潜艇由16艘增加到22艘，宙斯盾舰从4艘增加到6艘，且全部配备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又为航空自卫队选定正在研制中的F-35型战斗机为下一代战斗机。[⑦]其目的就是将原先的以陆上防卫为基础的战略转变为以应对与监视中国海军活动和朝鲜导弹威胁以及反恐需要为主的动态防卫战略。
       “西南诸岛”指九州岛与台湾岛之间的岛屿链，包括鹿儿岛县的萨南诸岛和冲绳县的琉球诸岛，而后者也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此外，“西南诸岛”一词最初是《旧金山和约》第三条规定美国“托管”冲绳的区域范围时所用的说法，该条规定所指定的美国“托管”区域范围从经纬度上把钓鱼岛也划入其中。[⑧]相比2004年大纲用“岛屿部分”这一模糊称谓，使用“西南诸岛”这样的明确称谓，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其防卫范围和日美安保的协防范围都将涵盖钓鱼岛、东海油气田在内的争议区域，     这就为民主党政府在钓鱼岛等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提供了政策支持。
为此，日本加强了西南诸岛的防卫力量，如兵力部署上在冲绳岛新增自卫队2000人，使总人数达到4000人，编制从第1混成旅扩编成“岛屿作战型快速反应旅”（第15旅团）。又增编2个步兵连，分别部署在那霸和先岛群岛中的石垣岛或宫古岛，将此前止于国土最西端——与那国岛上空的“防空识别圈”，扩大至该岛西侧领空及该岛以西（台湾一侧）2海里海域的上空，在与那国岛部署“沿岸监视部队”，在宫古岛、石垣岛部署“国境警备部队”，以便于监视中国海军的活动。[⑨]相应地，日本也开始提高西南诸岛的装备：第一、提高情报收集和警备监视能力，如完善P-1巡逻机的监视能力，以期提高对海域的整体戒备和监视能力；第二、强化应对能力，如在那霸基地增设一个战斗机飞行队，使该基地拥有两个战斗机飞行队，每个配备20架战斗机；第三、加强机动部署能力，如提高CH-47型直升飞机的性能，尽快选定取代现有C-1运输机的新型运输机机种，加强旨在能对岛屿地形进行迅速部署的激动部署训练。[⑩]显而易见，上述举措意图使该地区的防卫力量处于随时可以运送和投放的机动状态，目的是要通过日常持续不断的、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状态的监视活动，来消除防卫上的死角，建构动态防卫的能力，确保其领土与领海安全。
      显而易见，无论是倡导防卫力量从“基础防卫力”向“动态防卫力”转化，还是自卫队把冲绳周边的西南诸岛定位为重点防御区域，“新大纲”的两点转变主要是围绕东海区域展开的。
（2）积极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东移政策已成为东海政策的最重要外部战略依托。
      从2010年开始，美国为因应中国的崛起，开始进行战略调整和再平衡，宣布了“重返亚太”的东移战略。为与这一战略相配合，“新大纲”不但将中国的军事动向定性为“地区与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充分利用美国的遏制力，明确地把中国当作了日美防御的共同目标亦成为其重要内容之一。[?]为此，2010年12月，日美双方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其中自卫队在美军支援下“夺回”西南诸岛（包括钓鱼岛）的训练科目尤为引人注目，这实质上是落实“新大纲”强调与“重返亚太”战略相配合的具体举措之一。
      美国“重返亚太”的东移战略，在军事上的具体体现为“空海一体战”（ASB）的战略构想。所谓的“空海一体战”是将中国的导弹基地、航天系统和网络空间作为打击目标，实现在“海、陆、空、天、网”五维空间内统合作战。为此，美国以和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国的合作为基础，将原有的美日、美韩及美澳等双边安全合作机制构成的扇形结构延展为涵盖了菲律宾、越南及印度等国在内的网状结构。2012年1月，国防部长帕内塔指出：“为牵制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强，在联系西太平洋、东亚、南亚以及印度洋的弧形地带重新均衡美军力量。美国关注中国开始拥有拒止和地区封锁的能力。如何遏制和摧毁中国的这种能力，将成为美军的重要任务。”[?]
      对此，民主党政府认定美国“空海一体战”的战略构想是冷战时期对付前苏联“空地一体战”战略的当代版本。在这一战略构想中，日本应与当时的联邦德国一样，扮演着“盾牌”的角色，只是抵御对象由前苏联变为中国。[?]但鉴于美国已表示未来10年内将削减4900亿美元的军费，民主党政府认为美在大幅削减国防预算的同时维持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寻求日韩澳等盟国的合作，动用有限的兵力以战略据点为依托实现以点制面就成为当然之选，而日本的作用将显得尤为重要。日本认为中国的“近海防御战略”是为了追求一种军事能力以突破由日本列岛、冲绳和台湾岛构成的所谓第一岛链以及达到由小笠原群岛和关岛构成的第二岛链。[?]而日本正位于中国向太平洋进军的战略要冲，在中国从第一岛链走向外洋的门户位置上，横亘着西南诸岛。西南诸岛的有效防御，可阻止中国从第一岛链之内向外洋扩张，同时还可保卫冲绳。而要实施对西南诸岛的有效防御，不仅要追加兵力部署，还应扩大日美间的基地设施共享，加强日美间的兵力运用机制，以对美国形成有效补充。[?]
      另据日美间的相关协议，美国决定在关岛和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增加和部署兵力，相应地则从冲绳美军基地撤走8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这使得西南防卫力量将受到了削弱。因此，日本加强西南诸岛防卫力量的做法首先是强化自主防卫力量。其次，加大自卫队和美军联合训练、共同使用基地，加快日美军事一体化进程，如为提高离岛防卫能力，自卫队已经开始协商首次在美国领土驻留，并与美军联合训练演习事宜。对此，《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此举主要是为了在中国军队进入海洋之际，尽快加强西南诸岛渐显薄弱的防卫姿态。鉴于西南诸岛位于日本对华战略的最前沿，这也是“针对中国”的防卫政策的一种延伸。[?]
2012年4月30日，野田在华盛顿会见奥巴马时再次强调两国“不断强化的防务合作”，并将联合开发针对亚太地区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加强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的侦察合作，强化冲绳岛和其他西南诸岛的机动性及备战程度。[?]《2012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强调，自卫队的“西南防御”与美国“空海一体战”将进行有效统筹，以实现日美的“动态防卫合作”。[?]而从8月21日开始，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共同在关岛和天宁岛展开为期37天的岛屿防卫演习正是双方加强动态防卫合作，提高对华遏制力的有效例证。[?]
（3）积极搅局南海争端，并将之视为东海政策的战略延长。
      南海问题本是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对南海部分岛礁的主权归属存在争议的双边问题。但民主党政府却紧随美国积极搅局南海争端，并以从确保海上航线安全的观点看，南海稳定有利于日本的国家利益为口实，冠冕堂皇地打出了“确保南海航行自由，遵循相关国际规范”等口号。
民主党政府搅局南海争端，固然有配合美国及在南海获取更大战略纵深的意图，但主要原因还是将南海问题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争议、东海专属经济区划分争端问题挂钩，将之视为东海政策的战略延长，如《产经新闻》所指出的那样，“考虑到中国对尖阁诸岛的威胁，日本当然不能对南海问题袖手旁观，而应利用南海争端，积极谋求联合菲律宾等东盟国家遏制中国。”[?]
      为此，民主党政府不但在立场上偏袒菲越等国，更在实际行动上加以支持。如2012年4月28日，野田内阁正式决定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向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三国提供巡视船和通信系统等装备，以强化其海岸防御能力，提升海上安全及执法能力。ODA是一种基于人道主义关怀和增进相互依存为宗旨的国际援助行为，民主党政府却打破常规，将其用于军事用途。[21]
      2011年底，野田在出席东亚峰会时曾提出建立由各国政府官员与学者参加的“海洋合作机制”提案——“东亚海洋论坛”，并为论坛拟定了两个议题：“如何保证航行的自由”和“如何遵守国际法”，意图建立所谓的亚太海洋安全框架，以加强日本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共同遏制中国。《日本经济新闻》的评论曾指出，“围绕菲越和中国产生对立的南海各个群岛的主权问题，日本将携手美国等国，游说各方建立海洋规则。另外，此举还考虑到尖阁诸岛的国有化问题，含有牵制中国加强进入东海的目的，防范其在东海也采取挑衅行动。”[22]概言之，民主党政府此举意在构筑一个以多边机制代替中国主张的双边机制，并对华进行规制和限制的海洋规制。
二、民主党政府实施东海政策的背景
      中日两国毗邻东海而居，东海对两国而言牵涉广泛：从横向看，它纠结着国际政治的战略考量、岛屿主权及海域划界纷争、海洋资源的共同开发与利用等；从纵向看，它深植于近代中日交错复杂的历史脉络之中。因此，东海政策不但是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日本对华战略的重要构成。但上述矛盾由来已久，可东海区域并未出现过如此持续紧张的局面，可以造成这样的局面与民主党政府的东海政策息息相关。
民主党领导层中负责外交、安保的前原诚司集团[23]对外战略的总体构思是视日美同盟为维护日本利益、追求大国化目标的工具，意图在构建亚太地区秩序方面与美国共同发挥主导作用，而视中国的崛起为实现上述目的的最大障碍。因而伴随中国的崛起，日本的焦躁不安亦逐步增强，这也导致其加强了对华防范和遏制的决心。从这一角度而言，民主党政府的东海政策实质上是针对中国进行的一系列战略布局。具体而言，这主要受中国崛起导致国际格局的变动、地缘政治的扭曲及双边关系的易位等因素影响。
      （1）受美国实施针对中国的“重返亚太”的东移战略影响。

      美国认为，美元的金融主导地位和美国的全球军事优势是维系霸权的两大支柱。但二者目前已经开始受到中国崛起的挑战，因而增强了对东亚地区事务的介入。[24]为遏制中国，维系霸权，美国在军事上提出了“空海一体战”构想及“亚太再平衡”战略，经济上则主导建立TPP。如前所述，日本国内对中国崛起疑虑重重，而美国的东移战略恰好为野田、前原等民主党执政高层深化日美同盟，臆想在“日美联合对抗中国威胁”的结构中借助美国提升日本在亚太的话语权及主导权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2）受菲律宾、越南等对南海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要求的声索国“挟洋自重”方针影响。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周边国家在经济上愈加依赖中国，在安全上希望引入域外大国来平衡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已是不争的事实。现阶段，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的最大特征便是这种所谓“经济中国，安全美国”的政经二元结构分离的扭曲局面。尤其是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国家如菲律宾、越南等国，更是不顾一切地迎合域外大国势力搅局其中。
      实际上，对于菲律宾、越南等国非法占领南海部分岛礁的行为，中国的态度相对克制，一直秉承“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维稳与维权并举，主张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争端。然而，菲越等国竟视中国的善意为“软弱可欺”，不但频频做出破坏《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活动，单方面制造南海区域的紧张局势，更积极迎合美国“重返亚太”的东移战略，一方面摆出一副“小国被大国欺凌”的受害者姿态，另一方面加紧与美日等国展开安全合作，“挟洋自重”，借重大国在背后撑腰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冒险行动。而这一点恰恰又为日本插手南海事务，并将之与东海问题挂钩大开方便之门。
      （3）受对华政策的一贯用强与日本国内以弱势危机心理为基础的保守化和内向性一拍即合的倾向影响。
      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自泡沫经济崩溃后陷入了“迷失二十年”的经济低迷期。中日两国经济总量更在2010年出现逆转，这种双边关系的易位导致一方面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那种以经济为媒介实现政治大国的愿景日益渺茫，加之日本社会少子·老龄化日趋严重和政局的长期动荡，使得日本人产生了一种幻灭感和焦灼感；另一方面，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国内也出现了经济上“中国特需论”与安全上“中国威胁论”并存的二元分裂现象。这种将经济与政治完全切割的态度更映衬了日本面对中国崛起产生的复杂而不安、敏感而脆弱的扭曲心理。
      事实上，“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向来便有一定的市场。日本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高坂正尧曾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分析说，当一种文明或国家迅速崛起之际，历史就会在这一势头的推动下发生改变，这是经济、军事及文化等各种综合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而非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据此，高坂认定中国崛起之后必然会在客观上对周边国家造成威胁，这不是以中国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因为其权力增大本身带来的结果。[25]而在冷战后中美战略定位尚不明朗，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及历史认识问题等频频成为焦点，且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开始出现逆转之际，“中国威胁论”每每也会甚嚣尘上，中国的一举一动极易被日本过度诠释。如拓殖大学校长渡边利夫就直言不讳地将中国定位为迟来的帝国主义国家，指出中国发展本身就是霸权行为。[26]国防大学前校长五百旗头真更是认为目前的中国与战前日本对外膨胀之势呈现出惊人的相似，并劝导勿重蹈战前日本之覆辙。[27]
      以“钓鱼岛撞船事件”为例。当时日本各主要政党和主流媒体非但无一去反省民主党执政者援引国内法律去解决外交事件的失当举措，甚至连中日在钓鱼岛及附属岛屿存在主权争议这一事实也矢口否认。它们主观夸大中国对日的“威胁”，也进一步加深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战略走向的不信任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购买”钓鱼岛后，在日本国内深获认同，短短几个月内的捐款已超过14.5亿日元，而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担忧此举会给中日关系带来冲击时竟备受指责。
      此外，前原集团的施政理念是建立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基础上的，并认为唯有如此才是对内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常运营，对外提高国家形象的有效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很多选民试图借此重新唤起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信心，以支撑日本社会尽快扭转经济低迷、政治动荡颓势的夙愿。不可否认的是，在经历了20年的经济迷失期后，日本对外战略中的从容与沉稳越来越难觅踪迹，现实主义与投机主义的色彩反而使其外交活动中急促与焦躁的意味日益浓厚。这导致其在制定东海政策时不去顾及中方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对华政策的一贯用强和围绕钓鱼岛主权争议等重大敏感问题上的频频发难反而获得一定的“民意”支持。
三、日本东海政策的走向预估及对策建言
      日本陆地缺乏战略纵深，内陆防御的回旋空间极其有限，遂对海外资源的依赖性很强，海洋交通的顺畅与否举足轻重。此外，日本还必须以海洋空间弥补陆地空间的局促，将海洋作为战略纵深带，确保国家安全和海上经济命脉。因此冷战结束后，日本对海洋的关注和对海洋战略的研究逐步升温。1990年开始，自民党政府先后两次制定了国家海洋开发的中长期规划，海洋科技开发经费在经济持续不景气的情况下仍逐年增加。在2001年日本内阁会议批准的科技基本规划中，海洋开发和宇宙开发共同被确立为维系国家生存基础的优先开拓领域。“海洋国家日本”、“海上生命线”等字句频繁出现在日本各大媒体中，普通民众对海洋问题的关注也与日俱增。[28]
      具体到东海政策，1969年出版的“艾默里报告”（Emery Report）认为东海大陆架内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极可能是世界储油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极富 经济价值。[29]而日本自然资源十分贫乏，能源安全问题一直是其心腹大患，尤其是全球能源短缺严重的形势下，日本也积极谋求能源供应的稳定和进口渠道的多元化。因此，东海海域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对日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鉴于中日在钓鱼岛主权归属及东海专属经济区划分等问题上的争议，2004年6月，自民党政调会提出了“保护海洋权益九项建议”：设置“海洋权益关系阁僚会议”，负责拟定海洋战略与实施细则；内阁设置危机管理体制，因应由平时转移至有事灰色地带的情势；强化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周边海域的执法权，凸显日本主权的存在；强化自卫队职能，灵活运用日美安保框架，确立因应各种事态的体制。[30]
      2007年4月，日本国会审议通过了《海洋基本法》和《海洋建筑物安全水域设定法》等法律一方面为更好地开发利用东海油气资源提供了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将自民 党内的“保护海洋权益九项建议”升格为国家海洋政策的一部分。前者主要体现在《海洋基本法》强调的“新海洋立国”战略中，包括：确立海洋空间的开发、利用、及保护的综合管理制度；保护海洋环境；确保海上运输安全与畅通；确保海洋安全；推动海洋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振兴海洋产业，强化国际竞争力；确保国际合作；培育海洋人才等。[31]表面上看，上述措施的目的为了对日本全国6847个离岛加强国家的有效管理，其背后的意涵是致力于实现日本周边海洋资源的商业化，借此弥补陆地自然资源的极度缺失，以维系日本的综合国力；后者一方面借助《海洋基本法》来制约中国在东海海域进行的油气资源开发活动，另一方面通过《海洋建筑物安全水域设定法》为日本在东海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内（即日本单方面主张的“中间线”）进行油气和其他海洋生物与非生物资源的调查、开发、利用及管理提供了一个法理依据。[32]因此从海洋战略思维的角度来看，《海洋基本法》的出台反映出日本由以往一个传统岛国内向型的海洋政策转换到21世纪以全球大战略为视野的新海洋国家外向型海洋政策的决心，体现了日本在海洋战略发展上的前瞻性、系统性与综合性。
      如果说，《海洋基本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为日本制定综合性海洋安全战略提供了法律依据，而“新大纲”的颁布则在政策上使得日本通过军事手段加强周边海域安全，强化对有争议岛屿的实际控制有所张本，更显示民主党政府已将防卫战略与海洋安全战略加以重合。换言之，民主党政府的东海政策实质上处于自民党政府海洋政策的延长线上，是新世纪以来日本标榜“新海洋立国”战略的集中体现。进一步而言，民主党政府的东海政策前有《海洋基本法》作为法律支柱，后有“新大纲”为政策支持，其法律的连贯性与政策的延续性导致即使日本政局未来发生变动，出现民主党与自民党、公明党的“大联立”政府，或以石原慎太郎、桥下彻等人为首的第三党崛起等情况，日本东海政策的基本方针将与现在保持基本一致，具体包括如下两点：
      （1）国内层面上，日本在东海政策上持续亢奋冒进，且呈现执政党、中央政府逞强与在野党、地方势力倒逼相结合的局面不变。
      日本政治保守化与社会内向性已成为主流，这使得其对外战略中的从容与沉稳越来越难觅踪迹，而现实主义与单惠主义的色彩反而日趋浓厚。因此无论是民主党还是自民党，以及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大阪市长桥下彻，他们一方面认定东海区域对实现“新海洋立国”战略意义重大，地位险要，另一方面强调崛起的中国是阻挠其顺利实施东海政策的最大障碍。尤其是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矢口否认中日双方存在争议的说法已不仅是民主党的立场，而成为任何政治势力所必须强调的方针，在该问题上对华的一贯用强也极易与日本国内以弱势危机心理为基础的保守化和内向性倾向一拍即合。从某种程度而言，无论是石原提出东京都“购岛”，还是野田表示国家出资20.5亿日元“购岛”，都是在向国民表现谁对华更强硬。
      可以想见的是，随着“购岛”问题负面效应的日益发散，中国势必有进一步的对应举措，而这反过来也将导致目前执政党、中央政府逞强与在野党、地方势力倒逼相结合的倾向愈来愈强。
      （2）国际层面上，日本借机与美国加深军事同盟，加大搅局南海力度的图谋不变。
      战后日本的外交历程表明自民党时期是将日美同盟视为日本外交的基轴，而菅直人以来的民主党政府则将日美同盟视为日本实现大国化目标的有效路径。为此民主党政府将美国视为其实现东海政策的最大外部依赖，不遗余力地深化日美同盟，并通过“新大纲”、联合文件等形式不断落实日美“加强动态防卫合作”的方针。而阿米蒂奇与约瑟夫·奈联合署名的《美日同盟：亚洲稳定之锚》报告中也呼应了这一点。[33]事实上，民主党政府已经开始讨论在下一个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周期（2016-2020）内引进美国“全球鹰”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为此，日本不仅打算投入数百亿日元，还准备和美军联合使用。[34]
      民主党政府又透过多种外交渠道，使得美国改变在钓鱼岛主权争议上的模糊立场，转而支持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更明确表示已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会商确认要将钓鱼岛列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这意味着钓鱼岛将成为日美安保的适用对象，一旦有突发事件，日美将联合进行应对。[35]8月2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Victoria Nuland）首次公开将钓鱼岛按日本的称谓，称之为“尖阁诸岛”（Senkakus），并表示这是美国政府对钓鱼岛的官方称谓，又重申钓鱼岛是《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36]
      此外，日本认为东盟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争端，有必要与东盟召开着眼于“共同的利害关系”的特别会议。为此，民主党政府已决定在2013年下半年召开日本与东盟特别首脑会议，意在制衡正加紧扩大海洋权益的中国。
唐家璇指出：“凡涉及领土问题，对抗冲突都没有出路，只有本着冷静、克制、理性的态度，对话协商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坦诚面对事实，及时有效沟通，切实管控危机。”[37]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日本的东海政策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站在零和博弈的立场上处理相关矛盾，最终导致中日双方对立加剧、矛盾激化，不但与中日要将东海建设成“和平、合作、友谊”之海的愿景完全背离，更使得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搁置争议”的政策实施空间大为压缩，加大了和平解决钓鱼岛问题的难度，势必对中日关系产生长期、持续的干扰和破坏。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民主党政府并不愿就此彻底破坏中日关系的大局，从野田派遣副外相山口壮携自己的亲笔信访华沟通便可见一斑。因此，中方应从战略高度予以重视并加以应对，既要看到日本东海政策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双方在防止事态升级失控从而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方面是存在共识的。为此应当坚持如下原则：
      （1）对于日本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领土争议的失当举措应采取果断的措施，戳破日本的谎言，积极凸显“主权在我”的立场。
      “主权在我”是中国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基本立场与红线，如果问题出现时不发出声音，久而久之会被认为接受事实，因此维护主权的举措绝不仅是喊口号式的立场宣誓，而是留下历史记录。从2010年9月27日中国宣布派遣渔政船在钓鱼岛海域附近展开“常态化巡航”，到目前官民并举的保钓运动等一系列行动来看，中方已有效地向国际社会重申了中国的立场，日本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领土争议的谎言已被戳破。
      （2）本着从中日关系发展和地区稳定、繁荣的整体目标出发，继续坚持“搁置争议”的主张。
中方处理争议领土的基本原则是维权与维稳并举，“搁置争议”就是维稳的重要表现。事实上，中日两国在东海上存在诸多利益纠葛，除了涉及到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土主权问题外，尚存在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及非传统安全的合作等低级政治层面的问题。从1997年中日双方同意搁置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先完成东海的渔业谈判，到2008年双方在不触及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的情况下就东海油气田的共同开发达成共识等实例来看，“搁置争议”既为“求大同，存小异”，积累共识、增强互信迈出了良好的开端，又体现了中方始终从双边关系发展和地区稳定、繁荣的大局出发，不激化矛盾、期待和平解决的善意和作为地区稳定的维护者及负责任大国的高度。
具体而言，从维护国家海洋安全的视角入手，对于日本咄咄逼人的东海政策，中方宜从六个方面加以应对：（1）筹划制订综合性的海洋政策；（2）筹划制订和实行海洋政策而整备行政机构；（3）综合的海岸地区管理的法制整备；（4）水产资源的合理管理，以及调整渔业和其他海洋利用；（5）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综合管理的具体化；（6）充实有关海洋的青少年教育和跨学科的教育和研究。
      最后，面对东海局势日趋严峻，钓鱼岛问题不断激化，大陆也应该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积极稳妥地增强两岸政治军事互信、逐步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消弭日本对台湾的经济、社会文化渗透，增进两岸共同捍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共识，最终让台湾当局认识到只有祖国早日统一才真正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38]  四、结 语
      日本民主党政府的东海政策实质上是一种针对中国的战略布局。它以“新大纲”为政策基轴，将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卫力量视为战略支点，以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东移政策为战略依托，以搅局南海争端为战略延长，意图强化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实效支配”，并对中国海洋权益的拓展形成有效遏制。从日本的地缘政治和海洋政策的发展历程来看，民主党政府的东海政策有历史的延续性和政策的一贯性特征，因此中方应从维护国家海洋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积极凸显“主权在我”的立场同时，继续坚持“搁置争议”的主张，以有效应对东海问题出现的一系列新挑战。

文献来源：《太平洋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