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在美国访问期间所作的《美国气候变化和国际安全的调查问卷》问卷数据报告，进行系统的整理分析，来分析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安全和间接安全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远不限于本身带来的生态威胁，也对国际冲突、资源争夺和国际干预对美国外交提出了新的挑战。问卷结果显示气候变化在中长期（2025年左右）将会逐渐成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比较重要的影响，美国国内对于气候变化安全的共识将会逐渐加深。美国对气候变化安全政治化和安全化的重视程度日益深入，这会给未来美国参与全球气候谈判注入新的动力。特别是美国把水资源、国际气候干预作为最重要的安全问题，中国应对美国气候外交重点应未雨绸缪，在合作中进行积极应对。

        气候安全问题并非单纯的生态环境问题，而是与经济、资源、能源等其他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2007年初，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陆续发表了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指出人类活动造成气候变暖的事实，并对全球资源，环境，甚至是其他领域产生安全方面的影响[1]。气候变化日益引发种种直接威胁（极端自然灾害、极地融化、粮食危机、疾病蔓延），更为重要催生了一系列间接安全问题（资源匮乏和竞争，社会族群矛盾和移民冲突，环境资源冲突等）。2010年和2011年，安理会在美国等推动下，就“国际和平与安全：气候变化的影响”等议题举行辩论，这显示美国正在加大将气候变化问题安全化的力度
        气候变化引发的安全问题是一种综合性和可持续的安全，因为它不仅仅影响国家、国际社会，也影响未来人类生活的品质和可持续发展。[2]因此本文实证分析主要内容涉及以下三个部分：即如何看待当前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引发的安全问题，如何看待2025年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引发的安全问题，以及如何看待2050年气候变化带来的主要国际冲突领域。本次问卷受访的对象主要来美国主要智库和相关官员，他们来自美国能源部、国务院、环保署、布鲁金斯协会、美国战略和国际关系中心、美国外交关系全国委员会、斯坦福大学国际战略和安全中心等。本次问卷调查起于2011年1月，终于2011年6月，发放问卷数量70份，回收有效问卷份数70份。问卷采取面谈和电话访谈形式，进行取样。在问卷统计中，为方便起见，对每一个安全议题的回答选项采用了量化列表形式以替代原来的文本，即“没有影响”取值为1，“少许影响”取值为2，“影响程度一般”取值为3，“影响深度很深”取值为4，“不知道”取值为0。统计分析主要采用均值和标准差等统计项目。标准差反映离散程度，数值越小说明问题回答的一致性越高；均值用于展示各项目的影响度，数值越大说明其对安全的影响程度越深。
一、  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影响美国国际问题的安全问题
        气候变化安全是一种综合安全，它既带来的间接安全，也因为气候变化的安全化和政治化，带来了诸如安全问题。直接安全指的是人类的生存行为对全球气候系统造成破坏和恶劣后果，如自然灾害、水资源、粮食和疾病流行等（参见表一）。所谓间接安全层面指的是气候变化与传统安全治理气候变化容易影响国内的政治稳定，诱发跨国或者国内冲突，许多严重的冲突也会影响到国家安全[3]，这些冲突可以包括政治不稳定、移民和民族冲突、资源争夺、边界纠纷等等问题。。美国是世界少数从安全角度来推动气候安全的国家，其认为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挑战更应该以20年、50年等时间维度衡量，随着气候变化进程的发展，其带来的影响全球安定、国家安全的直接和诱发因素越来越多。
二、气候变化给美国带来的直接安全威胁
        粮食安全、水资源、传染病预防和自然灾害等问题是气候变化对美国带来的直接安全威胁。根据2011年、2025年和2050年不同时期安全影响程度回答，在未来15年，气候变化推动水、粮食和自然灾害成为重要安全威胁，而到2050年，粮食安全、水资源、传染病预防和自然灾害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都很重要。
三、气候变化带来的间接安全问题是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重点
        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间接安全来看，气候安全通过水资源冲突，生态系统危机，移民危机等引发地区冲突，甚至权力转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30年前全球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显示气候变化对美国最显著的影响将会是间接的，并且通过恶化现有的问题，例如环境移民、贫困、社会紧张局势、环境退化、无效的领导以及薄弱的政治制度，以至于严重地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迪克逊（Thomas Homer-Dixon）提出气候变化导致三个不良后果：“资源的退化或耗尽、资源消费的增加（主要是因为人口增加或个人消费的增加）、不合理的资源分配（少数人占有了大量的资源）。资源稀缺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因素（经济结构、教育水平、种族分裂、社会阶层分化、技术能力以及公共设施的建设、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相互作用，从而对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贫穷、群际紧张状态、人口迁移、制度的崩溃），进而导致动乱的冲突。”[4]。
        对于气候变化导致的间接安全问题，问卷通过三个角度来采集数据、进行分析,首先是国家稳定问题，包括国内、周边和盟友国家的稳定，以及国内民族冲突等问题；其次是资源和经济问题，侧重分析对经济可持续发展、能源资源和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最后是跨国冲突和预防问题，分析了海洋、陆地边界、移民冲突以及人道主义干涉等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在美国访问期间所作的《美国气候变化和国际安全的调查问卷》问卷数据报告，进行系统的整理分析，来分析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安全和间接安全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远不限于本身带来的生态威胁，也对国际冲突、资源争夺和国际干预对美国外交提出了新的挑战。鉴于美国对气候变化安全政治化和安全化的重视程度日益深入，这会给未来美国参与全球气候谈判注入新的动力，在合作中进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综合与持续的安全挑战，福斯特（Gregory D. Foster）等认为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和健康问题会降低几代美国民众的福利，危害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以及海外人道主义的成效，美国将会面对潜在的、甚至是更具有灾难性的威胁；其它环境问题如对淡水资源的争夺，也将有可能会导致地缘政治不稳定[5]。问卷显示美国正在不断平衡气候变化导致的直接和间接安全问题，进一步增强气候安全共识，减少因为“气候变化直接安全怀疑论”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从问卷和文献分析总体来分析，美国要把推进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同处理地球自然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6]，气候变化会带来美国的直接安全威胁，也会带来潜在的安全为先，尽管短时期内，气候变化引发的各种安全问题并不是美国当前的安全问题重点，但是美国已经开始意识到气候变化对国家和国际安全造成新的威胁，这不但会放大一些资源枯竭地区的冲突和动荡，还可能增加原本稳定地区的紧张，甚至还会对人类的能源安全都构成沉重挑战，因此把气候危机纳入到国家安全的范畴并在全球范围内增加对脆弱地区的援助将会成为增进美国利益，维护美国安全的重要途径。同时美国对气候变化安全的考虑离不开经济和能源资源等因素，美国国务院最新报告强调美国有责任为气候变化采取措施，但是这种措施必须与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竞争力的不断增强相协调[7]，即使在奥巴马的气候新政中也脱离不了经济因素的考量。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政治地位和实力决定了它要积极恢复和主导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美国最大的战略利益就是保持美国在全球的绝对优势和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这个精神也不可避免渗透到美国的碳外交中。“解决自然资源和坏境灾害问题对取得政治和经济稳定、争取美国全球政策目标的实现关系重大。”[8]

文献来源：《太平洋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