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文化价值观的任务刻不容缓。中华文化价值观是构建的出发点和基础。对于中华文化价值观的特点、优势和劣势，应当客观理性地去认识。必须对历史形成的中华价值观深入发掘，进行现代化的提炼，为今人所信奉。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价值观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长期学习吸收西方文化价值观，把它们融合到中国价值体系中来，当然已经依据中国国情和文化进行了筛选提炼。应当增强文化自觉性和自信心，进一步“学西化西”，并进而学习世界上各种文化的优秀价值观。当代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指针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未来必须进一步融合上述价值观，形成体系，凝聚共识，变为大多数中国人信奉和践行的文化圭臬。论文最后还探讨了构建中国文化价值观与对外传播之间的关系。

        在持续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急剧变化时，中国人开始关注心灵港湾和精神家园的建设，构建中国文化价值观的任务刻不容缓。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各国人民更加渴望了解中国文化及其价值观，对外传播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本文认为，构建中国文化价值观，必须发掘和提炼中华文化价值观，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价值观，继承和融合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形成体系，凝聚共识，变为大多数中国人信奉和践行的文化圭臬。构建中国文化价值观与对外传播之间的关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一、发掘提炼中华文化价值观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成体系，一脉相承。当今构建中国文化价值观，中华文化价值观是出发点也是基础。阐述中华文化价值观的成果汗牛充栋，本文将其概括如下。

宇宙观   天人合一，民胞物与             宗教观   重视现世，兼容各教
生命观   以民为本，仁者爱人             道德观   修身齐家，内圣外王
社会观   和合是一，克己复礼             教育观   尊师重教，学优则仕
意志观   自强不息，生生不灭             实践观   经世致用，知行合一
历史观   重视纪实，以史为鉴             思维观   阴阳互补，辨证变动[①]

        每种文化及其价值观都有自己的特点，适应环境变化，应对不同挑战，表现出独特的优势与不足，中华文化价值观亦如此。中华文华价值观所具有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没有单一的宗教主导。汉族占中国人口的90%以上，长期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虽然有人称它为“儒教”，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宗教的作用，但是儒家思想不是宗教。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过历朝君主的倡导和文人的阐发，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人的主流价值。因此中国人是举世罕见的世俗务实理性的民族。当然中国的各少数民族大部分信仰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或者万物有灵，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尽管汉族不是虔信的民族，但对于各种宗教和民间信仰都能包容，不仅各种寺庙中儒道释共存，而且包容的政策使得犹太教同化，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例子。在当今文化冲突不断时，包容的价值观更闪耀着熠熠光华。缺乏宗教主导的负面结果是中国民众容易陷入功利，终极关怀的意识比较薄弱。所谓终极关怀是人们为之献身的存在、信仰或行动。宗教信仰是人类最古老也是最典型的终极关怀，当然不是唯一的终极关怀。因此中国人必须以其他思想来支撑终极关怀，例如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清静无为，佛家的慈悲为怀，指向终极关怀的核心，即人的最终解放。[②] 缺乏宗教主导的另一负面结果是民间信仰、迷信和邪教容易俘获人心，甚至导致社会动荡，
        中华文化价值观的第二个特点是以家庭宗族为中心，延伸成家国天下的整套理念。中国的农耕文化发达，小区域发展起来之后，又彼此联合成大农业区。钱穆指出，“家族是中国文化的最主要柱石”。何兹全认为，中国文化可以说是家族文化，个人组成家，家再组成社会，组成国家。家族居于“中间”地位。国从家来，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君权来自家长权。家长就是家君，国君就是一国的家长、族长。传统文化价值观都和家族有联系，都是由家族产生的，如忠孝、礼教、三纲五常、伦理等等。[③] 这与西方个人本位制社会不同，西方个人独立，直接面对社会，面对国家。中国家族本位制的好处是，个人的生存、教育和发展获得家庭宗族的支持和帮助，使得社会比较稳定。这也是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主要原因之一。负面结果是团体意识薄弱。梁启超曾在《新大陆游记》中指出，西方有自治，中国也早有自治，为何西方能组成国家，因为西方是“市制”自治即城市自治，而中国是“族制”自治，即乡村中的家族自治。在中国城市中虽有“行会”、“帮会”、“会馆”等，仍因乡土或族姓关系而分别自成组织。佛教与后来的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后，也都不得不适应中国社会特点，承认了崇敬祖先、祭拜孔子等礼俗。[④] 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指出，在华人社会里，只要出了家族圈子，人与人的信赖关系相当低，社会信任资本十分缺乏。[⑤] 这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中国文化价值观的第三大特点是以伦理治社会，以道德化天下。人自出生，即处于人际关系中，即伦理关系。父母子女家人，是天然的基本关系，所以伦理首重家庭。宗族乡党也连带而生。到社会上，教学有师徒，经济有东伙，政治则有君臣官民。伦理始于家庭，但不止于家庭。伦理关系主要强调个人的义务，而不是权利，认为每个人各安其位，各尽义务，则天下太平。伦理社会的要义就是认请彼此关系，从人际关系出发，处理一切事务。由近及远，从家庭宗族至国家天下；也可以引远入近，如“天下一家”，“四海兄弟”，把其他民族也视为“天下”大家庭的成员。
        中国没有主导宗教，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倡道德修养。儒家思想中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要求个人自觉自律。当然，完全寄托于个人的道德自律还是不行的，于是就以伦理名分组织社会，除了不能杀人越货违反法治外，也不能破坏伦理社会的礼制，称为“遵制守礼”，社会才能稳定。
        伦理社会的最大长处是理性昌明。它不从宗教的神性出发，完全从人性出发，从如何做人，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一直延伸到国家天下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去追求积极的平衡的务实的和谐的结果。中华文化关于道德修养的箴言训语，永远指引人的向善之心。同时，它的不足也非常明显。伦理社会的礼制是不平等的君臣父子关系，因而长期以来压抑个性的活泼成长，束缚个人的创造力。强调道德而忽视法治，社会秩序难于建立制度，道德也易流于虚伪。
        对于中华文化的研究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谈现代化、工业化、社会进步，容易把中华文化看作障碍，认为应当学习西方文化，甚至有极端者主张全盘西化。谈文化建设则一般赞扬中华文化，把它看作最理想的文化。何兹全则把未来分为两个阶段，在二三十年内搞现代化，主要学习西方；现代化以后，中国文化会发扬光大，合乎未来人类社会所需。[⑥] 笔者对于以上观点都不同意。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对于中华文化缺乏客观的辩证的分析，今天已可充分吸收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更加超脱的态度来对待。中华文化为世界独特的人类瑰宝，它的价值观具有许多优势和长处，也包含劣势和不足。或者说，优势和劣势、长处和不足，是连结在一起的，无法分割的。因此，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两阶段论听来有理，实际上不可行。因为当人们学习西方文化时，不可能离开本土文化的筛选过滤。学习西方文化并非简单模仿移植，它必然是与本土文化结合融汇的过程，也是本土文化提升发扬的机会。即使中国的现代化基本完成，也仍然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外来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即使在中国现代化进行中，也应当有充分的文化自觉来传播中华文化。
        历史形成的中华文化价值观，必须经过发掘和提炼，才能顺应时代前进的潮流，适应现代复杂多变的生活要求。例如“天人合一”的思想，把人类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包含朴素的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对于以自然为工具，只讲征服自然的错误态度，是极好的清醒剂。然而，“天人感应”的思想中也有不少宣扬迷信的糟粕，是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低下时不可避免的产物，必须加以剔除。更重要的是，必须拂去封建等级社会的尘埃，才能使古代的思想明珠重显光华。目前对极其丰富的中华文化宝库的开掘还远远不够。老子思想中的民主观念，荀子及其学生的法治观念，以及各民族经典，各地民俗中的智慧，都应当进行发掘和整理，经过现代化的提炼，成为今天中国人信奉的价值观，然后才能进行成功的对外传播。
二、学习吸收西方文化价值观
        今天，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都不可避免地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自西方列强以炮舰攻占世界始，殖民主义者也同时以教育、宗教和文化来征服人心，挑战和压力已经存在了几百年。正如马克思主义早就揭示的，资本主义扩张给被压迫民族造成的影响是两重性的，西方文化的入侵亦具有两重性的效应。一方面，西方人摧毁了世界上大部分原有的文明和社会，否定或改变了当地的道德标准，依据自己订立的标准，独断地决定其他民族的命运，表现了文化霸权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又带来了先进的工业文明，传播了现代理论、思想和价值观，使被压迫者获得了批判前现代桎梏的武器，进而论证殖民主义的不合理性，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当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之后，其主要任务转化为如何实现现代化，它们可以自觉地主动地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包括其价值观。
        西方国家一般指当代发达国家，西方文化指发达国家的文化，并不具有明确的地理性。欧洲文化是西方国家文化的源流，经过文艺复兴之后的文化现代化，领先于世界各种文化。后来它又扩展至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汇合成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价值观也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大略可罗列如下。

宇宙观   认识自然，征服自然
宗教观   上帝万能，人有原罪
政治观   正义为先，法治民主
社会观   自由平等，天赋人权
道德观   个人为本，功利主义
教育观   知识教育，培养个性
思维观   两分思维，理性逻辑
文艺观   人文主义，文艺写实[⑦]

        西方文化价值观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提倡实证实验的科学精神，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科学特别是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获得显著发展。从科学的角度出发，自然是客观的物质存在，人类可以通过实验和实证，去认识自然，掌握自然发展的规律，进一步征服自然。这一思想鼓舞人类摆脱迷信和其他束缚，以理性对待外部事物，完全改变了前现代社会对于自然的崇拜、畏惧和顺从的态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科学和技术的突飞猛进造成了工业化的实现，成为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它的弱点是只讲征服自然，忽略了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往往受到自然的惩罚。
        第二、西方文化价值观以个人为本位，人道主义和人权思想是它发展的顶峰。它主要从犹太—基督教而来，以宗教的形式，表达悲天悯人、众生平等的思想，预言世界的进步和全人类的得救。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这一思想强调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它以“天赋”的自然权利为表现形式，以反对专制主义为目标，强调个人自由和政治解放。西方最早承认的是公民个人的基本自由和政治权利，后来逐步确认了一些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⑧]它的长处是彻底否定了前现代社会对于个人独立发展的思想和政治桎梏，以法律形式保障公民的权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的弱点在于，“人权”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排除了国家、民族、性别、年龄、阶级、宗教、时代的差别，强调普遍性。它的实行是各国对于公民权的保障，由于各国的实际状况不同，它的实行必定千差万别。而且，西方容易把自己从政治权利开始的途径模式化，去看待别国人权的发展。
        西方文化的第三个特点是以民主和法治来处理社会矛盾，去实现社会要求的公平和正义。它强调宪法和法律的至上统制，政府的管理基础必须依据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法外特权。民主政治制度，即通过民众参与的政治选举，使统治阶级中的多数掌握权力，权力制衡制度（如政府、议会和法院的三权分立），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制度，等等。西方国家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的民主和法治，对于封建主义等级制的不公平不平等是重大的飞跃，作为人类文明成果，得到广泛的学习和借鉴。它的弱点在于，除了阶级性的差异之外，还必须考虑到民主的条件：物质条件、法制条件、智力条件、心理条件、防卫条件。[⑨] 由于西方把民主理想化，似乎它是万应灵药，其实民主与自由、秩序、稳定、安全、平等不能等同，其他目标也同样至关重要。民主也并非只有一种模式，西方学者也分析了“多数民主”和“共识民主”两种模式，并认为选举产生的“多数民主”往往是“排他性的、竞争性的、对抗性的”，然而“多数民主”仍是主要倾向。[⑩]
        关于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在发展中国家一直备受争议，今后也还会争论下去。然而，中国和新兴国家一样，既然选择了现代化之路，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包括其优秀价值观，是题中应有之义。西方国家之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领先，除了因为科技和工业革命外，与其领先的思想和制度设计分不开，这些因素互相契合，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如果中国要进行现代化，而又拒绝西方文化，历史已经证明行不通。中国的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义现代化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中国的宪法。“依法治国”也成为基本国策。民主、法治、人权等都已经融入中国的价值观体系，当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根据中国国情和文化进行了筛选和提炼。
        尽管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有很大差异，但是同样作为古老文明的传承，也有着共同之处：它们都要解决人类面临的生存、生产、生活、生育等共同的任务，因此文化价值有相似之处并不奇怪。例如，同样饱受战争残杀的痛苦，各种文化都赞美和平价值观。在西方文化中，和平价值观来源于基督教的人类救赎和天堂理想，也来源于哲学思考（如康德）。而在中华文化中，和平价值观从人际伦理关系推导而来，如“礼之用，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协和万邦”，也来源于儒道佛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哲学思考，如“天地人和”。来源不同，对同样的和平价值观的侧重和理解有所差异，实现的方法也可能大相径庭，但推崇和平价值观是共同的。
        另外，西方与中国的有些文化差异会随着时间而缩小。西方在实现现代化之前，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级壁垒森严，个人之间绝不平等。奴隶主和封建领主可以为所欲为，奴隶和农民都没人权，法律保护前者而非后者。只是在漫长的现代化进程后，西方的价值观才演化成今天的形态。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的个人意识不断上升，其正面效应是更加自强自立，更宜于在市场经济中搏击奋斗，其负面效应是追逐功利的趋向也增强，有时甚至突破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现代国家必定更加强调公民的平等和权利，法治，民主，等等。尽管在中华文化价值观中也包含了民主、平等、法治等因素，但应当承认，西方首先将这些价值观进行了现代化的提炼，然后又开展了世界性的推广。当中国进入现代化的更高阶段之后，西方文化价值观融入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深度会增加，当然表现形式可能仍与西方不同。    
        对于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不应当担心和排斥，而应当以文化自觉去正确应对。担心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治性的西方的“和平演变”企图，另一方面是文化性的“西化”前景，两者有区别也有联系。西方某些势力想方设法地开展“和平演变”的攻势，这种趋势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存在。只要中国政府真正能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让人民获得福祉，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认同，“和平演变”的阴谋就不能得逞。对“西化”的担忧是更深层的，很多人担心中华文化的根基动摇，尤其是年轻一代疏离本土文化，传承中断。担忧不是毫无来由，解决之道却在增强文化自觉。我们应当有充分的文化自信，中华文化的伟大生命力不会轻易被摧毁。印度被英国殖民150年，英语成为官方语言，但是印度文化仍然根深蒂固。日本实行 “全盘西化”，也确实跻身西方国家，但其文化仍保留着浓郁的本土风味。
        还应当看到，当中国人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价值观时，同时也经过本国国情的需求而对它加以取舍改造，经过中华文化价值观对它进行了过滤和折射，使得西方文化价值观在中国大地嫁接成功，表现出与它在西方各国不同的形态。在新中国实现人民民主的政治实践中，创造出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共识民主等等，建立了独特的机制体制如政治协商会议等。中国将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大力推动公民参与、尊重和保障人权，但是具体途径和制度设计肯定与西方国家不同，因为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氛围也不同。因此西方价值观进入中国，“西化”并不能完全实行，“化西”倒是每时每刻到处都在进行的。当前我们应当更加注重研究，如何“学西化西”。
        由于世界各国都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在学习西方现代化经验时形成了非常相似的工业文明和通俗文化，而且借助于网络技术，西方价值观也更快更广地传播开来。西方价值观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变异，以适应当地的情况和需要。实际上是再创造的过程。各国人民的创造，使得这些价值观变得极其丰富多彩，它们已不再是纯粹的“西方”价值观，而成为人类共创共享价值观。这与某些人只讲西方价值观是独一无二的“普世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
三、融会构建中国文化价值观
        构建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必须发掘重审五千年中华文化价值观，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价值观，尤其继承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年代和新中国历程中所倡导的价值观，将其融会贯通，形成体系。如果离开前面的基础和变化，构建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价值观也随着历史变迁而演变，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多元化，对其进行概括有一定的难度。本文尽可能兼顾历史，侧重当前，尽可能考虑政府提倡和多数民众接受的主流观点，尽可能贴近文化价值观，初步概括如下。
宇宙观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政治观   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为人民服务，统一战线；改革开放，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经济观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市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公平正义，科学发展观
社会观   以人为本，团结稳定，和谐社会，社会治理
文化观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文化多样性，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
宗教观   无神论，信仰自由，政教分离，世俗社会
道德观   大公无私，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戒骄戒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八荣八耻
教育观   科教兴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学习创新
国际观   国家平等，民族复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谐世界
思维观   实践标准，矛盾统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11]
        尽管以上的概括可能不够完整与准确，但也可勾勒出当代中国价值观体系的基础和面貌。当代中国价值观体系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如在宇宙观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观上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在经济观　上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等等。中国共产党一直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在革命和建设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两大思想成果，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则提出，中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12] 他吸取了前苏联宣布建成共产主义和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教训，让中国人对于这一历史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更深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不仅指导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而且是近代世界最早也是最充分肯定科技作用、工业化和现代社会进步的理论学说。[13] 中国正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仍可从中不断吸取思想营养，当然也还须适应中国的国情。
        另外一种观点在国内外都相当普遍，即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传承中华文化价值观无法相容，这当然是错误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不仅结合与适应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而且也适应中国的文化心理要求，本身已经传承了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干部和党员，都是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离开本土文化的哺育，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而且，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仅因为试遍资产阶级的其他思想都无法成功外，而且因为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在某些文化价值观上是相通的。1929年至1935年间，中国知识界开展了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大讨论。在出版的论文中，大多数人都不赞成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主张采纳社会主义。这场讨论并非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大部分党的领袖也未参与。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倾向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消灭阶级的平等理念有关，共产主义目标与“大同”境界异曲同工。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有其历史必然性，文化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许多外国人存在误解，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与中华文化价值已经断裂，其实不然，如果仔细比较分析两者，会发现其内在的传承和发展。比如今天的“以人为本”与历史上的“以民为本”思想分不开，但是“以人为本”突出了个人的价值，反映了现代人的思想。今天宗教观中的“无神论”与历史上的 “重视现世”、没有主导的宗教是一致的，然而今天增加了个人信仰自由，建立政教分离的世俗社会等现代内涵。今天世界各国都关注道德培养，但只有中国提出“以德治国”，可见重视道德的文化传统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今人的价值取向。更加重要的是思维观，辩证变动的思辨能力深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今天更提升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新高度。
        文化价值观处于文化的核心，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保守性，然而不是截然不变，而是缓慢变化，有选择地变化，在原有基础上变化。今天中国价值体系之所以与中华价值体系有相当大的差异，因为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价值观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融合，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也包括其他的思想文化。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已经融入了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体系，变成了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融合的过程仍在继续，争议、曲折和困难不断，探索也不会停止。中国人较难接受的西方价值观之一是法治，因为在中国宗法伦理社会中最薄弱的一环是法治。自由、民主、人权都涉及到个人的地位和权利，中国人在接受它们时与西方人有很大差异，因为必然比西方人更注重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个人责任和义务，必然比西方人更尊重和依赖政府。平等和博爱相对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但往往会倾向于平均主义和慈善救助，与历史上“不患寡而患不均”、“仁者爱人”的思想相联系，与西方人理解的内涵不尽一致。文化价值观的稳定性和变化性值得深入研究，以便更好地掌握和引导其变化的方向。
        意识形态问题不容回避。在今日中国，意识形态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倡导的思想文化。既然意识形态并未消亡，就应当正视它，并且思考倡导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才能够符合时代前进潮流，引领中国社会发展。前面已经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后，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倡导了新的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构建。今后的任务是，如何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始终站在思想文化的制高点上，去凝聚大多数人的共识，形成社会主流文化。为了做到这点，首先必须区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二者有相互联系的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中国共产党主张无神论，但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提倡信仰自由、政教分离、世俗社会、兼容并蓄更为恰当。其次，加深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文化内涵,使它更加精炼经典,易学好记,真正成为全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精神指针.因此,必须重新发掘和认识中华文化价值观,对它进行现代提炼,赋予它新的解释。最后，增强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包容性，它应当包括中国56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价值观，包括各地方文化的精华，包括民俗文化的精华。构建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任重而道远。
        构建中国文化价值体系已经刻不容缓。13亿人口的大国迅速崛起，如果没有文化价值观的信奉和指引，社会的整合和进步就难以实现，也无法让世界人民相信中国走在正确的方向上。着眼于未来，笔者不揣浅陋，尝试提出中国文化价值观的设想如下：爱国为民，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民主法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科学发展，公平正义；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奉献为荣，遵守法纪；科教兴国，学习创新；文化多样，兼收并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民族复兴，国际主义。
四、认识构建与传播的关系
        关于文化传播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本文的主题并非文化传播，因此将着重探讨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与传播的关系，传播的宗旨对内对外是一致的，本文虽然论及对外传播，但对于国内传播也适用。
        第一，   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是其对外传播的基础，传播将随构建的进程而发展。
        应当承认，尽管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已经有基础，有框架，有雏形，有元素，但还设有形成，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处于探索之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仍处于巨变中，需要假以时日积淀共识。更因为即使政府和知识界提出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设想，还需要实践的检验，需要很长的时间让绝大多数人认同。如果没有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文化价值体系的认同、支持和身体力行，那就谈不到构建成功，更不可能有良好的对外传播。由于十年浩劫对于文化的破坏，也由于市场经济中逐利拜金思想的膨胀，更由于中国还在建设小康社会，大多数人民的文化和文明程度不高，构建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相当艰难，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所幸现在从官方到民间，从精英到草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文化，关心文化，为构建和传播带来了动力和希望。
        从对外传播来看，必须消除误解，以为只要将传统中华文化价值观传播出去就好。其实世界各国人民更关心的是今天中国人所信奉的文化价值观，是今天中国人的思想和言行，或者说古代圣贤的智慧如何体现于今人的态度。对外传播必须厚今薄古，针对现实需求，才不至于隔靴搔痒。既然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是长期的过程，对外传播只能随着构建的进程而发展和深化。对外传播应当实事求是面对现实，不急不躁，不大轰大嗡，而是耐心地长期工作，细水长流，花开不断。对外传播也应当实事求是承认文化构建的不完善，好的就赞扬，不好的就批评，才能令人信服。于右任说：“造物所忌者巧，万类相感以诚。”[14] 真诚的态度才能打动人心。吴建民大使说过一个例子。丹麦驻卢森堡大使曾让自己18岁的儿子到中国旅游。男孩在火车上脱了鞋袜睡觉，醒来发现，对面中国大妈帮他把袜子洗了，晾在旁边。从此丹麦大使逢人便称赞中国人真好，真善良。[15] 这位中国母亲的行为体现了“仁爱”、“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文化价值观，值得大书特书。正因为中国处于构建文化价值体系的过程中，也给了对外传播不断跟踪、把故事讲下去的机会。例如赞扬志愿者的奉献精神，可以跟进它如何扩散到更多人心中的故事；批评违背文化价值观的言行，可以继续报导人们的反应和讨论，让外界以小见大，管中窥豹，了解中国社会的进步。
        第二，对外传播可以帮助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构建在双向交流中才能更加完善。
        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不能闭门造车，而要在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兼收并蓄。当代中国文化价值体系是在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冲击、参照和吸收中逐渐演进的，对于西方文化价值观精髓的学习和掌握并非已完成，需要继续进行，不断深化。何况今天中国的学习对象已不仅是西方国家，还包括非西方国家。例如“金砖国家”除了中国还有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它们的成功和崛起原因之一是文化价值观的作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有优秀文化价值观，值得中国学习借鉴。学习借鉴的方法途径多种多样，对外传播是其中之一。对外传播会迅速得到外界的反应和反馈，中国人可据此思考改进完善之道。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威胁论”兴起，中国媒体对外报导了中国决不称霸的意愿，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举郑和下西洋的例子说明，中国即使在国力强盛时也并无武力征服别国的经历。它帮助中国人重审“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传统思想，丰富了和平发展的理念。只要不是恶意攻击，批评性的反馈对于中国价值体系的构建也富有意义。
        因此，对外传播不应当以冷战思维与零和游戏的观念看待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建构，似乎它就是与西方文化价值体系截然相反甚至完全敌对的东西。《中国大趋势》的作者、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写道：“中国已经成为西方的一部分，正如西方也在融入中国。……我们共同意识到西方是如何迫切需要更好地理解中国，而中国也应当了解西方。”[16] 中国著名专家季羡林也说，他主张的“大国学”理应包括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向其他民族、国家、地域、文化学习的成果，比如佛教，比如明末以来传入的西方思想，比如近代以来大规模传入的各种学说思潮。[17] 中外的有识之士都强调了文化融合的观念，其中包括了价值观的互相参照、学习、借鉴和吸收。对外传播当然应当介绍和说明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独特性，强调中国文化对世界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不应忽略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与世界各种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共性，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并成为人类共创共享价值观的组成部分。人类需要多样性，也需要统一性，统一性不是同一性，而是在多样性的基础上的飞跃。如果对文化的特殊性强调过头，可能导致文化冲突的危险。目前中国对外文化战略中还比较缺乏统一性与多样性结合的意识。当中国日益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时，树立这样的意识将使中国对外战略站立于思想高地，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与传播也将会更加高屋建瓴。
        在对外传播时必然遇到西方的强势文化和话语主导权，往往使人气馁。其实，弱势文化也有相当的渗透力和竞争力。比如美国电视在全球市场确实占有统治地位，但也并非没有竞争对手。巴西和墨西哥的电视公司不仅占领了国内市场，而且还向其他拉美国家、欧洲和美国输出电视节目。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国产电视节目仍据收视率之首。更何况，在二战结束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上出现了文化从单向融合（西方→非西方）到双向融合（西方→←非西方）的趋势.欧美的有识之士正在反思和批评西方文化中心论和“普世价值观”,倡导向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思想文化和价值观。例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主张，欧洲人应学习亚洲人勇于变革和积极乐观的价值观，[18]　美国兰普顿教授提出，美国应学习中国人重视储蓄和教育的思想。[19]　特别在美国的反恐战争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对于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提出了严重的质疑，更加撼动了“普世价值观”的话语主导权。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和日益提高的国际作用，也使得世界对于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兴趣大增。认清趋势，把握机会，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构建与传播正其时也。相信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的文化地位定能从弱势走向强势，中国倡导新理念的话语权定能更加响亮。

文献来源：《国际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