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中国的重要邻邦。两千多年来，中国对印度的认识从宗教始，通过高僧往来、丝绸贸易和文人交往等走向高潮，曾经在历史上创造两大文明互相学习的范式。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殖民者的介入，中印关系逐渐走向对峙和竞争，直至武装冲突。虽然半个多世纪前的边界战争持续时间甚短，但在现代中印关系史上仍然留下深重的阴影。冷战结束令世界格局走向重组，中印关系因而出现转折，中国对印度的认识亦在新的层面上展开。在经济全球化和新兴大国崛起的范畴中，印度希望成长为全球性强国的战略目标突然成为中国媒体上耳熟能详的内容，而中印同为新兴大国的现实促使战略家对中印关系进行新的思考。2005年3月，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回答印度记者问题时指出，中印虽有过冲突，但在两国长期友好交往史中只是极为短暂的插曲，应将历史一页翻过往前看。[1] 温家宝在随后对印度进行的访问中继续强调这个观点，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突破传统地缘政治樊笼发展中印关系的期望。但传统地缘政治观关于强国争夺地域空间的思想并没有从中印关系的思考中消退，而中国公众对印度的“强国梦”也存在着各种解读，其中相当一部分对中印关系产生的影响是消极的。本文拟从印度的国家战略目标分析其“强国梦”的实质与现实，及其对中印关系的意义。
一、印度“强国梦”的历史与文化根源
印度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也没有完整的历史记载。西方殖民者对印度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这进一步加剧了印度社会内部的分化倾向。这些具有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基本特点在殖民者退出次大陆时对印度国家的形成构成了巨大挑战。经过激烈的斗争，特别是以穆斯林为主的土邦退出印度联邦后，最终形成的印度国家也是经历血与火的洗礼，如像海德拉巴这样完全居于内陆没有任何出海通道的城市都要谋求独立，在印度国家的强力干预下，被称为“铁腕”的内政部长帕特尔使用了快速有力的措施，终于实现了印度国家的基本统一。虽然帕特尔的强力措施拯救了印度的统一，并且根据相关的计算，印度政府阻止独立倾向并最终收归统一的土邦与印巴分治而分离的东西巴基斯坦两部分领土面积大致相当，统一的印度还是拥有了将近3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2] 但毕竟印巴分治仍然给印度的大国目标留下了巨大的遗憾。印度的民族独立进程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印度，单就国土面积而言，在当今世界上排名第七，在其之前的六个国家，在印度看来，美国、苏联和中国才是印度需要赋予战略关注的真正大国，另外3个即加拿大、巴西和澳大利亚主要是国土面积大而已，并不是战略意义上的世界大国。这可能是尼赫鲁在其自传性著作«印度的发现»中把印度的国家目标列为将来要当世界第四大国的主要理由，即在基本的物质条件和能力上，印度理应成为美苏中之后的世界大国。
尼赫鲁关于印度要成为世界第四强国的思想起于印度独立之前，这使得很多分析家将印度要当世界强国的目标归之于殖民主义的压迫，认为是印度所受的屈辱使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精英产生只有当大国才不受人欺负的观念。这当然是非常符合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世界体系中所处的边缘地位的实际而得出的推导。尼赫鲁本人则将其大国目标归结为印度历史与精神的内在产物，而他只不过是阐述这一思想的代表而已，认为“（追求大国目标）是内在于印度所处之环境的政策，内在于印度对历史的思考中，内在于印度的全部精神观念中，内在于印度人民争取自由之斗争的意志条件中，内在于今日之世界的环境中。”[3] 这个阐述虽然辞藻华丽，具体所指可能不明，但从词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尼赫鲁似乎将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国家目标归因于印度历史与文化的固有追求，颇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意思。美国著名南亚问题学者斯蒂芬·科恩则将此归之于两个主要因素，或者说是一种混合产物，一是尼赫鲁深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思想界左翼思潮影响，形成自由主义的国际观和统制主义的经济思想，不满美国式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发展持同情态度，尽管并不接受苏联的价值和制度，尼掌权后他及其追随者更将苏联视为独立且贫弱的印度的榜样；另一是印度传统种姓文化中以婆罗门为核心的精英对世界的看法，对印度是伟大国家这点深信不疑，必向世界提供“伟大领袖和导师”，就像古代印度教领袖一样，只有这样的国家和领袖才能在印度传统文化中得到高度评价。当然尼出身于这个阶层，成长为该阶层的政治领袖，对此深有感悟，应是不言而喻的。[4]
上述虽仍无法确定印度大国思想确切无疑的来源，但基本上可以看出印度“强国梦”是文化传统和政治现实结合的产物，而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精英在向印度民众传播印度大国思想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他们，以印度并无统一国家之历史传统，以及分散自治极为浓厚之政治治理而言，民众就未必会产生印度要当世界大国的理念，更不用说今天在印度这种理念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目标和广大民众普遍接受的国际政治观念了。
二、印度“强国梦”的现实前景
印度虽有政治领袖极力主张的全球性大国理想，但印度独立后面临的现实却离这种理想甚远。尼赫鲁在印度尚未获得独立时就已经界定印度未来的强国地位属于理想型的目标，既有自我激励的作用，亦有吸引民众的政治意义，但与印度的现实力量对照，要实现目标还是有着很大的距离。不过有些印度学者认为，二战结束时，由于印度本土未受战火侵扰，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印度在军事实力上都胜人一筹，例如印度著名安全与核武器问题专家巴拉特·卡那德就认为，“当二战结束时，印度具备了大国的所有特点：幅员、自然资源、充足的硬通货储备、以及更重要的是印度的军事力量。印度军队在二战中已经成长为强大的武装力量，英国陆军元帅奥金莱克也承认，没有这支军队，‘战争是无法取胜的’，印度已经成为‘西方联盟中的东方储备库’，中东和东南亚战场上人力资源和战争物资的来源，并具备了‘投放力量’的能力，在这方面超过印度只有美国、苏联和英国。”[5] 印度学者上述乐观看法显然基于印度没有遭受战争直接打击的现实，但对印度实际力量的评估却明显夸大了，而且也没有触及印度实际具有的生产能力，而这才是评估印度实力最重要的方面。印度在二战后暂时拥有的相对于其他深受战争祸害的亚洲国家的优势并不能掩盖其被长期殖民后贫弱交加的现实。
印度实现“强国梦”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从历史上大国兴起的经验来看，有或者没有当大国的理想似乎不是决定性的。自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建立以来，全球性大国交替出现，直至美国在19世纪末兴起，取代英国并战胜德国日本，竞争者之间不断的冲突是最大特点，但决定大国兴起的因素却是她们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以美国为例，当美国已然成为生产能力最强大的国家，却在国际政治中仍然奉行孤立主义，不愿介入与其利益没有直接关联的冲突，因此根本谈不上在发展之初就提出要当全球大国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的想法是比较独特的，它首先是尼赫鲁的个人理想，但尼赫鲁随后将其扩展为国家的目标，而且是必须全力以赴去实现的方向，这其中包含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于个人理想了。而尼赫鲁将其认定为国家目标的根本理由是什么其实并不清楚，从印度当时条件判断，其大国根据无非就是广袤国土和众多人口，其他方面都乏善可陈，如人均收入属世界最低之列，经济基本以农业为主，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超过80%人口为文盲等等。更重要的是尼赫鲁为这个国家设计的发展道路是混杂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中的反殖反帝与泛亚洲主义精神、经济上的半社会主义统制经济模式等要素的复合体，这条发展道路虽然不至于说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就发展而言，却是问题不断，结果是发展缓慢，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留下所谓“印度速度”的指责。尼赫鲁主政印度17年，并没有帮助印度在走向世界大国的道路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尽管他本人认为他在外交上投入的巨大精力，包括亲自创建不结盟运动领导发展中国家在冷战中走“第三条道路”等，对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
印度独立后40余年经济发展成绩有限，与殖民时期相比，虽然尼赫鲁在实现国家工业化方面也取得一定进展，但经济成长无论是速度还是质量，都远远没有赶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经济起飞的东亚诸多经济体所取得的成绩。和中国不同，印度从未真正实行过计划经济，私营经济和市场体制也始终是印度经济运行的有机组成，因此对印度经济发展缓慢就有多种解释。一些印度学者认为主要是由于尼赫鲁厌恶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冷战时期自然就比较倾心于国家干预的统制经济模式，如对企业的自由发展施加大量限制，印度长期实行的企业许可证制度被视为严重限制企业发展的枷锁，并成为冷战后经济改革的首要对象之一。印度著名企业家、软件巨头“印孚瑟斯”创始人尼勒卡尼曾经提出过一个蛮独特的观点，他认为印度选择民主制度并没有错，但印度的毛病在于在民主制度之上加诸了统制经济模式，后者基本上是以计划经济模式运行的，而这种模式其实并不需要民主制度，并且印度的民主制度实际上还损害了计划经济的运行。印度是在独立40多年后才认识到这点，开始改革，直到今天还在斗争，因此印度和大部分西方国家不同，是先建立民主制度，再搞资本主义经济，而所有西方国家都是相反，这个颠倒的次序害苦了印度，也可以解释为何同为民主制度，却在印度出现很不可思议现象的根本原因。这位巨富显然很严厉地批评了以尼赫鲁为代表的一代精英为印度国家选择的错误道路。[6]
无论正确与否，印度经济发展缓慢终究还是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冷战结束后启动的经济改革给印度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印度逐渐摆脱了年平均增长率始终徘徊在3-5%这样的低水平。在1990年代初期重大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印度的外汇储备降到无法继续正常进口的红线，国家经济陷入困境，迫使印度政府首先对外贸和金融管制体系开刀，通过降低关税、取消许可证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并在信息产业在全球逐渐兴起的背景下，大力发展软件开发和其他相关服务产业，使印度经济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经过十多年的磨合运营，至本世纪头十年，印度经济终于真正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大致从2002-2003年起，印度经济年增长率基本保持在7%以上的水平，个别年份甚至接近10%，是印度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高速发展，也是经济学家出身的印度总理曼·辛格本人都未曾预见到的，在其领导国大党联合政府于2004年在大选中获胜执政后曾认为今后印度经济增长大致可保持在6-6.5%这样的水平。印度因这一波持续的快速增长而成为仅次于中国的新兴大国，引起世界的关注。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改革较晚，且从印度的政治和社会体系的运作来看，印度的改革并不是革命性的，而是受到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的羁绊，在诸多领域只能采取渐进性步伐，并且常常是为了执政及安抚反对派的需要而做出各种妥协，如在零售业对外开放，以及效仿中国建立经济特区等，政府的主张都一再受到挫折，知难而退。
尽管印度的改革受到各种因素的羁绊，但在本世纪头十年印度经济所取得的进展仍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根据世行统计，2011年，印度的GDP达到1.84万亿美元，比较2000年时4600亿美元，扣除通胀和汇率因素，在这个略超过十年的时间段，印度差不多实现了将经济总量翻了两番。[7] 这个出色的成绩为印度崛起奠定了比较有说服力的基础。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印度的经济发展产生较严重的影响，使印度面临通胀和增长率低迷的双重威胁，但印度经济的基本面似乎没有太大的问题，从此次危机对各大经济体产生的冲击来看，对印度经济产生的影响持续的时间较短，从2009年底开始，印度经济似乎已经见底，产生一定的反弹，说明经过十多年的强劲发展，印度经济已经铸就抵御风险的能力。但印度是否以及何时才能实现尼赫鲁所设想的全球性大国战略目标，却并没有统一的看法。印度分析人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常常采用“购买力平价”计算法，认为印度经济早已跃入大国行列，应是在美国中国之后名列第三等等，但这种算法并无实际意义，所谓“购买力平价”至多也只能显示该国经济尚未与世界经济密切结合，以及该国民众实际生活和收入水平仍处较低阶段的现实。随着国际上关于“金砖国家”经济增长已经褪色的说法逐渐流行，印度经济增长继续乏力常常被引为案例，对印度继续拥有的比较优势也存在着较大争议，如印度认为其拥有他国都没有的人口红利优势，因为印度是当今世界人口结构最年轻化的国家。但这个说法掩盖了印度人口增长太快对经济与社会产生的压力，如投资和就业的矛盾，以印度政府拥有的能力而言，面对就业的巨大压力时，政府根本不具有相应的投资能力来创造充分就业的机会，依赖私营部门则远远不足以应对汹涌的人口大潮。而不能实现就业的人口红利充其量也只是理论上的。因此研判印度的发展前景还需有完整的视角。
总的来看，印度在当前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的关头确实仍拥有一定的后发优势，但并不明显，同时印度的弱点也日益显现，人口增长迅速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其他如投资环境较差，政府决策与执行能力均太弱，官僚体系贪腐严重，社会分化仍非常剧烈，以及宗派和教派的传统矛盾也难以治愈，随时都可能爆发冲突等等，这些弊病对印度的“强国梦”有着不可回避的负面影响。在国际上，印度的大国之路也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与冷战时期相比，印度今日的国际环境应当说更好一些，但与冷战时期印度仍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相比，今日的国际环境反而使印度更难发挥影响力了，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主要可能是因为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给印度的“第三条道路”提供了较大空间，印度倡导的不结盟运动也因而取得较大响应，使印度在尼赫鲁的强力领导下取得了较大外交成绩，被誉为印度外交史上的“黄金时期”。而冷战时期的这种惟意识形态为重的环境不复存在，印度的优势就需要在其他方面发扬，这却是印度不易获得或找到的。例如印度在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防止核扩散问题时决定做出核选择，其中的一个重要动因应该是寻求印度的全球大国地位，但印度的这个行为是否确实如其所愿却大可存疑，而这个行为的后遗症也绵延持续多年，迄今仍未彻底消除。又如印度孜孜不倦寻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多年，动用大量外交资源，多年努力而未果，除了国际社会对此尚无共识外，印度是否被真正视为有影响的大国也仍然是一个问题。
尽管国内国际都存在着各种挑战，但印度通往大国之路的政治意志和决心仍然是强劲的，印度追求强国地位的梦想也得到公众的普遍支持，并已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作为新兴大国的重要成员，随着发达国家的国力和影响可能出现相对下降，印度的国际地位自然会随之上升。此外，印度的国防能力建设近年来非常突出，虽然向他国购买仍然是主要渠道，但印度在防务上大规模投入客观上造就了一个军事大国，并且由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对印度的看法比较温和，使印度在世界军火市场上可以购买到需要的先进武器系统，印度已成当今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国。而印度经济发展是否可能再演前十年的速度，目前虽存在诸多争议，但总体趋势分析仍然是偏向乐观的。由此可以基本判断，印度的大国之路将继续发展前进，印度的地缘政治地位在当前国际体系的转型进程中将同步演进。这将对中印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呢？
三、印度“强国梦”与中印关系
印度是地缘政治大国，正在朝着强国的方向发展，因此对亚洲和世界体系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是印度对外政策中具有最重要地位的国家之一，也是印度面临的战略性挑战。对中国而言，印度的崛起是中国地缘政治环境的重大变量之一，需要有未雨绸缪的战略思考，更需要应对可能复杂化局面的灵活政策。
首先是中国如何认知印度“强国梦”的问题。2012年1月，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利用出席中印边界谈判特别代表会议之际，在印度主流媒体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中国领导人在谈到中国如何看待印度的发展时强调，“中国对印度满怀友善之意，我们在一心一意谋求发展自己的同时，真心诚意地致力于发展同印度长期友好合作关系，衷心祝愿印度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丝毫不存在中国要‘进攻印度’、‘打压印度’的问题。”[8] 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印度媒体上就中印关系撰写专文，这可能是第一次，反映了中国高层对中印关系的重视。发表在“印度教徒报”上的这篇文章在印度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不太容易确切得知，但该报系印度最主要英文报纸，读者一般为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因此可以预期中国领导人的充满善意的看法对印度上层应该有一定影响。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具体谈印度的“强国梦”，而是从发展中印友好合作关系的角度谈了中国应如何看印度的繁荣发展，不过其中传达的意思是清楚的，因此亦可以说在中国官方层面上对印度的“强国梦”是持正面积极态度的，尽管这还不等于中国的舆论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是统一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公众不肯定曾经与中国有过剧烈冲突且仍有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的印度，一旦强大起来将对中国持何种看法，以及印度是否会寻求与中国为敌的政策选项。印度近年来在这方面的行为似乎没有提供非常令人放心的前景，从中国舆论的角度来看，如果印度要与中国为敌，则中国就没有理由要视印度的“强国梦”目标为正面积极的发展。这个问题因此就涉及比较复杂的双方舆论观点互动的结果，或者说就印度的“强国梦”以及中国的迅速崛起而言，在中印之间，有时候双方如何看对方非常重要。
其次，树立正确看对方的观念需要有紧密的交流，而这却是中印关系中的短板。中印两国虽互为邻邦，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双重原因，两国文化的交流与两国的幅员及众多人口并不相称，在东亚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印度只是极少数知识精英的关注点，同样在东南亚有着广泛影响的印度文化在中国也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这种状况对当代中印关系是有消极意义的，例如中国崛起是民族复兴的另一种说法，但在印度常被解读为强权政治的压力；同样，印度崛起是印度摆脱贫弱的途径，将其解读为称霸的策略或前景未必妥当。这反映了两个发展中大国在成长的道路上寻找定位的困难，也是国际政治中的新课题，即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代国际体系中如何处理共同崛起之新兴大国的相互关系。这是观念塑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双方缺乏真正了解对方的兴趣，可以想见，因此而形成的观念就会倾向于负面消极，所以在未来中印关系中提高相互间了解对方的兴趣就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否则在两国目前都不掌握舆论话语权的情况下，各自看对方的观念就很容易被发达国家的舆论所影响和塑造。
再者，印度的发展与印度是否必定成为全球性大国，两者间不存在逻辑关系。印度历史上饱受殖民者掠夺侵害，独立后又发展缓慢，致使其社会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因此发展是印度人民和国家的必然要求，只要政府的政策得当，印度当然能够更充分地发掘其拥有的资源，利用其优势，取得更好的成绩。至于印度是否将成为全球性大国，进而与中国形成竞争，甚至超越中国？这在学理上和实践中都是一个伪问题。因为迄今国际体系并无一个客观标准用以衡量什么样的国家是全球性大国，什么样的国家只是普通大国，而全球性大国也并不是一个席位有限的俱乐部，届时会告“满座”。如果说美国称霸世界体系已有近一个世纪，那么今日之世界全球性大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美国所谓的“霸权稳定论”希望世界体系永远由美国支配，这种一厢情愿的理论既不符合历史的发展，也无法在理论上和道义上自圆其说。在这个意义上，中印及其他潜力巨大的国家都有望成为全球性大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后冷战初期相比，当今国际体系的金字塔结构中，尽管美国仍高居顶尖，但在其之下的第二层面已逐渐由新兴大国替代了其他发达国家，这就是“金砖”国家的政治意义，而中印无疑是最重要的“金砖”国家。
另一方面，中印的发展各有其自身的轨道与逻辑，但双方从未将对方视为竞赛的坐标，即将对方视为压倒的对象，因此也完全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的成功就是印度的失败或相反。对这个关键问题，中印高层在多个场合都已亮出鲜明的观点，但西方舆论仍坚持中印竞争必有胜负论，其中缘由值得深思，其中所包含的舆论引导和塑造作用更值得警惕。
最后，中印关系中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成为双方最大挑战，但这不是必然的宿命。美国学者约翰·加弗有一本关于冷战时期中印关系的著作，书名是“持久的争斗”，[9] 点出了两国关系中一些重要的消极面，其中边界领土争议是最重要方面，双方看对方的诸多消极看法很多亦源于此。由于领土争议涉及双方国家核心利益，因此双方虽有“早日解决”的政治意愿，但达成最终解决方案所必需的相互让步却不易做出，[10] 因而迄今也没有最终解决的时间表。可以推断在最终方案达成前，围绕边界领土问题仍可能发生各种事端，该问题本身将继续在中印关系中占有重要的核心地位，从而使印度的“强国梦”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也将继续发酵，其中的逻辑是很明白的，即如果中印最终成为高度敌对的关系，当然就不希望对方强大。但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这种前景发生的概率正在逐渐下降，寻求和平共处的意愿日益突出。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形成后，亦表达了中国希望继续维护和推进“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印度媒体时强调的五点立场可以视为中国对未来中印关系的期许，其中主要涉及的是妥善处理双边矛盾和努力争取共同繁荣。[11] 这里的关键词是共同繁荣，并不涉及谁压倒谁的问题，更不是以中国目前的领先地位来反衬印度的落后而欣喜，尽管两国间确实存在着竞争甚至某种敌意。中印关系和解十余年的经验证明，两个亚洲大国有智慧亦有能力建立处理双边关系的正确模式，即使边界领土争端没有最终解决，也仍然可以逐步降低其敏感性，转而寻求发展正常的国与国关系的各个积极领域。[12] 印度“强国梦”的国家目标总体来说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高国家战略地位之举，与中国的民族复兴目标有很多类似之处，两国共同崛起的进程因而有较大可能体现为更多地寻求互补领域和共同利益的进程，这也是将近60年前两国领导人共同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初衷，应当说当时的中印共同利益远非今日可比，因此没有理由说两国在走向繁荣的道路上反而更难合作了。
四、结语
中印关系是亚洲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印同为新兴大国又有重要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因此国际社会对两国如何相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正在各主要大国中演化成相关的策略。同时，印度的发展和兴起也日益吸引中国公众的注意，印度的“强国梦”有时亦被解读为“野心”；而在印度这方面，中国的强大更被某些所谓“鹰派”人士视为对印度的威胁。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要求双方决策者和舆论界重新审视双边关系的特质与趋势，将中印关系置于更广阔的视野。印度的兴起尚未完成，甚至还有相当漫长的道路，才能实现其国家目标，在某一个极端或者都可以质疑印度究竟是否能够成为尼赫鲁半个多世纪前提出的世界强国，因为印度有着太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其发展道路也充满了多种变数，但所有这些都并不构成中国应该轻视印度的理由。从中印关系的长远发展来看，两个发展中大国的兴起将有助于在国际体系中创造新的均衡格局，这最终对中印间的和平共处可能也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文献来源：《学术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