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西方和非西方互动的轨迹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调整。西方经济因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而困难加重，普遍呈现失业率高、政府债务高、经济增长低、政策效率低的 “两高两低”态势。在国家信用危机和紧缩政策导致的经济萎缩的双重夹击之下，西方社会不满和动荡日益严重，政府治理能力急剧下降，街头抗议迅速蔓延。从表层来看，西方困境源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从深层次来看，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制度和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并有可能发展成为系列危机:由金融危机扩展为经济危机甚至演变成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心理危机。这又一次对西方的主导思想和治理理念提出了严峻和深远的挑战。
目前西方面临的内外困境体现在诸多方面，一是经济治理制度存在缺陷，无法解决西方和全球经济面临的增长乏力、就业困难、债务严重、分配不公等普遍性问题，经济治理思想故步自封，福利制度难以为继，“贪婪的1%”统治“受害的99%”的制度缺陷无法自我修复。二是民主政治制度发生异化，权力制衡、“选举驱动”、有责政府与无责党争、政治“媒体化”等使西方政治改革意愿严重缺乏，“内斗”加剧。三是思想和价值观出现困惑，文化认同和自信心下降，对外来竞争压力高度敏感，对内部异质文化难以宽容。四是国际公信力正在下降，热衷于采用军事手段推行其政治目标，利用货币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极力向外转嫁危机。五是国际制度创新缺失，既缺少改革现有国际制度的动力，也缺少国际制度创新的号召力，更缺少国际制度创新的能力，对新一轮国际制度创新的主导权在下降。
西方困境日益显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世界的普遍性，但又具有相对性和过程性。应当看到，西方当前的确面临各种现实和长远的困难，但其综合实力，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管理和科技等领域都还具有相当的优势，而且，在西方相对衰退的过程中并不排除其还有 “中兴”和“复兴”的可能。因此，对西方能力过低或过高的估计都会造成对国际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并可能直接导致战略性和策略性的错误。这就需要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从全球相互依存和合作的新视角来分析西方当前面临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飞速发展正在改写世界当代的历史。在三代领导核心的外交思想的基础上，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确立并逐步完善了和平发展思想。这一思想既继承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也体现了应对复杂环境的新思路。中国在面对西方经济困难和制度困境的新形势下，坚持以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为重要内涵的和平发展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推动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也在思想意识和体系改革方面向世界提供了更多的公共产品；不仅将自己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也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包括对陷入困境的西方伸出援助之手；不仅同包括西方在内的所有行为体共同维护体系正常运转以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也坚持遵循和平、谈判、渐进和双赢的原则推进国际体系改革，避免了新旧体系交替时可能出现的重大起落和震荡。
中国是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重要倡导者，更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坚定不移的推动者和践行者。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