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人类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重大挑战，但这一重要命题却在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难以找到破解良方。作为对全球治理气候变化最具影响力的中美两国应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在适应和后续应对方面进一步提升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军队应加强在人道主义救援和灾难救助领域的协作和配合，尤其是在对两国均具有战略利益的地区。而中美在敏感军事领域的有效合作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

气候变化问题是21世纪人类遇到的最复杂、最紧迫的挑战之一，其影响之大不亚于核战争。[①]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将气候变化视为“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员大会上发言中同样指出：“气候变化问题关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所有国家都要面对的巨大挑战。”[③]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则声称“气候变化和防范核武器扩散同样重要”，它“可能是21世纪最大的外交挑战。”[④]
美国和中国是对全球治理气候变化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所坦言：“美国和中国是全球能源消耗最大的两个国家，也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大的两个国家。”[⑤]到2030年，美国的能源消耗将增加40%，与此同时，中国的能源消耗也将增至目前的两倍。[⑥]因此，在应对主要由人类活动所引发的全球变暖以及国际社会为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所付出的诸多努力中，中美两国的作用至关重要。由于中美两国多数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精英充分认识到两国合作对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的重要意义，近年来中美两国已在诸多领域逐步加强和扩大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而两国在这一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的合作不仅有助于全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同时也有助于改善和强化双边关系。令人欣喜的是，尽管仍存在观念上的差异和诸多障碍，但中美两国的相关共识和合作均有所趋同和深化，尤其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表现更为突出。
本文将从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的共识和分歧出发，直面两国深化该领域合作必须解决的问题，并由此从后续治理的角度探讨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在强化中美两国军事合作方面的前景，即在对中美两国均具有战略利益的地区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和应急救灾行动。而建立以联合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为先导的两军合作对中美关系的全局意义重大，它将有助于中美两军从务实合作出发，积累合作经验、减少误判、提升战略互信。
 一、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共识、分歧和主要障碍
 （一）中美共识和成就
近年来，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在内的环境问题日益受到中国精英和民众的关注，并提上了国家领导层的议事日程。进入2000年以来，中国政府针对环境保护和提高能效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包括《能源法》、《环境保护法》、《可再生能源法》和《循环经济法》等。2007年6月，中国政府发布了首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案》，详细阐述了气候变化对中国影响及未来的解决方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将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视为对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重大挑战，并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概念。2009年9月22日，胡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公开承诺，中国将以2005年的排放量为基准，显著降低单位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并在国家能源结构中增加非化石能源的使用比例，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占全国发电总量的比例提高到15%。中国政府进而在2009年11月公开宣布将以2005年的排放量为基准，在202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上增加投入：2008年启动的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中专门规定了其中的5800亿（占总额的15%）用于气候变化相关项目。为了进一步提高能效，中国政府还制定了五年内减少15万亿吨二氧化碳排放的计划，该承诺已高于欧盟在《京都议定书》中的承诺目标。之后中国各地方政府为响应中央的节能号召，纷纷出台政府主导的大规模以节能灯泡取代白炽灯泡的推广行动，以期通过此举降低8%的能耗。
此外，为了发展低碳经济，中国政府在耗能较高的交通领域出台了多项举措。政府导向带动了企业投资，大批国有和私营企业大幅度增加了对政府重点支持的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和其它绿色产业方面十分明显。截至2008年底，中国光电总产量达2500MW（百万瓦）（2000年时还不到10MW），已跃居世界首位。据估计，2012年该行业的年产能将达2GW（十亿瓦），2020年前达到20GW，中国每年还生产2500万个太阳能热水器。
风能方面，中国的装机能力已达13GW，分别超过了欧洲（10.5GW）和美国（9.9GW），位居世界第一。2010年底，中国风能装机总量已达30GW，而2005年时仍仅为5GW，全面实现2007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所提出的目标。据估计，2020年时中国的风能装机能力将达150GW。
自2009年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的气候政策就发生了显著变化。奥巴马认为：“无论大或小，贫穷或富有，没有一个国家能摆脱气候变化的影响……全球各国和全人类的安全和稳定——我们的财富、健康和平安——都处在危险中。”[⑦]他同时指出气候变化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⑧]并向国际社会发出明确的信号，表达美国重返全球环境保护领袖位置的意愿。
在2009年《美国经济复苏法案》中，奥巴马政府将发展清洁能源作为实现美国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的重要途径，并表示将在未来三年内将清洁能源的产量提高1倍，到2012年，清洁能源提供的发电量将占全美消耗总电量的10%，到2025年将占25%。奥巴马政府同时还宣布将显著增加对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各种形式的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研发的资金投入。
根据美国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奥巴马政府宣布将以美国2005年的排放量为基准，努力在2020年把美国年排放量降低17%。但曾经一度被认为有望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因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寿终正寝。直到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召开，美国国会仍无法制定出明确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而且该立法程序在未来几年可能将最终废止。尽管如此，为兑现奥巴马对国际社会的承诺，美国环保署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在2007年4月的裁决，确定温室气体排放属于危害公共健康和福祉的排污行为，美国环保署可据此制定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措施，即通过对美国现有排放和未来排放的严格控制，有望在2020年将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4%。[⑨]
（二）中美气候合作广受关注
在过去几年中，中美两国在气候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协议，两国在诸多涉及气候变化的基本问题上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其中包括对气候正在持续变暖的认定、应对气候变化应兼顾各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两国具有共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政策）纳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等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日益加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美之间的相关合作主要限于在与气候相关的科技开发方面达成的一些框架协议：1995年，中国气象局和美国能源部开始就气候变化问题展开合作；2003年，两部门联合建立了专门讨论气候变化问题的对话平台（目前仍在持续进行）；2006年5月，第一届中美气候变化论坛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2007年10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约翰·内格罗蓬特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发言中将气候变化列为亟待两国共同应对的五大挑战之一。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将积极提升与其他大国、尤其是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同时两国均将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和应用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的中美历次高层互访中，气候变化问题始终都是双边会晤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中，双方就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领域的合作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从而大大提升了气候变化问题在双边关系中的重要性，即将其视作两国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此后华盛顿和北京还在G20、G8、联合国峰会和APEC等各种官方场合就气候变化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
在围绕《联合国气候谈判框架协议》的谈判与合作中，中美两国均努力通过不同形式的多边组织和机制并肩工作，如“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主要经济体气候和经济论坛”等。在2006年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和韩国发起成立的“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中，中国是“清洁化石燃料能源，电力系统更新和转换”小组的主席。为推动该计划目标的实现，中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亚太清洁能源发展和气候变化伙伴计划协调工作组”。此外，美国是全球环境援助基金的最大出资方，2001年至2006年间共拨款2.09亿美元（约占总额6.08亿美元的三分之一），而中国则是该基金的最大收益者。
（三）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研究
因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奥巴马政府在清洁能源研发方面投入有限，主要是由美国能源部通过建立基金等方式，鼓励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其中部分项目与中国密切相关，例如2009年中美共同宣布启动七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领域的重大合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联合成立“美中清洁能源研究中心”，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研发二氧化碳捕集和储存技术以提高能效、清洁煤炭和研制新能源汽车。[⑩]
根据相关协议，中美两国政府将在五年内各出资一半，共筹资1.5亿美元用以支持“美中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的运作，相关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公共部门和私人基金。此外，“中美电动汽车倡议”、“中美能效行动计划”、“中美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中美21世纪煤炭领域合作计划”、“中美页岩气油合作开发协议”、“中美能源合作项目”等也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平台上应运而生。[11]
中国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不仅有助于其经济模式向低碳经济的过渡，也为美国相关领域本土和在华投资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资料表明，中国将超过欧盟、日本和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2009年发布的《中国绿色科技报告》指出，未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年利润将从500亿美元逐步增加到1000亿美元。
在2009年9月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举行的“美中经济和贸易论坛”上，中美两国企业正式签署了41项、总计123.8亿美元的商业订单，其中包括美国太阳能电池生产巨头“第一太阳能”公司（First Solar）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将合作在华建立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生产基地。该项目预计2019年建成，最终生产规模将达十亿瓦。同时，中国也在美国的可再生能源科技领域进行投资。2009年10月，一家中美合资企业宣布将斥资15亿美元在德克萨斯州兴建一个占地3.6万英亩的风能发电厂，其发电能力将能满足18万户当地美国家庭的生活用电。[12]
（四）中美合作的主要障碍
尽管中美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进行了诸多合作，但中美两国在相关领域仍存在较多观念上的差异和分歧，由于两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双方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和《京都议定书》中所述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存在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按上述国际条约规定，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须努力维持目前的排放水平，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应担负起历史的责任，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上发挥带头作用。
然而，多数美国领导人认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使发展中国家无需付出额外代价便能获得温室气体的排放权。1997年，时任克林顿政府负责国际事务的副国务卿蒂莫西·沃斯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称，“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加入到条约中来，它们应明确知道该怎么做。尽管现在它们只占全球总排放量的一半不到，但在未来几十年中它们的排放总量将会大幅增加”。[13]十多年后的今天，沃斯的预言已基本成为现实。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占全球排放总量的比率正在急剧增加，并已成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按GDP总量计算），而美国仍是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1997年，美国参议院以此为由通过的“伯德—哈格尔法案”（Byrd-Hagel Resolution）中就指出，“为避免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在同期承担相同的义务，美国就不会加入任何相关国际条约”。[14]
第二大分歧是相关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一些中国的学者和官员认为，为承担排放的历史责任，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提供相关技术。与此相反，美国方面认为清洁技术（及与之相应的知识产权）归私人企业所有，因此不能无偿提供或低价出售。而大部分美国企业都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相关交易遵循市场化原则，认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存在的不足是影响中美相关技术转移的主要障碍。在技术转移问题上的观念差异必然导致两国在传统能源设施改造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创建伊始到随后举行的多轮谈判中，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以推动发展中国家减排似乎已成惯例。然而，在美国自身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要令国会决议批准拨出巨款帮助中国实现向低碳经济转型是不现实的。
影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第三个大障碍是中美双边关系的总体氛围。无论是气候变化合作，还是其它跨国性挑战，都不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局。双边关系良好时，相关合作进展也会自然顺利；而一旦双边关系呈现出竞争或对抗态势，相关合作就会受限或搁浅。尽管在过去几年中中美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但两国对彼此的长期战略意图均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互信被视作“美国对华关系核心中的一个空洞”，例如美国电信公司（AT&T）就因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备受压力而不得不放弃从一家中国供应商处采购设备。[15]尽管两国日益感受到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的紧迫性，但在很多其它问题上双方仍未达成共识，如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和汇率问题等。
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均存在最高领导层和大量政界精英对气候变化紧迫性认识不一致的问题。在美国，很多政客通过否认被科学事实证明的气候变化问题来获取选举利益。[16]在中国，一部分人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及其相关条约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17]而类似言论也反过来对美国政界和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长此以往，未来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将会更多地受制于双边关系冷暖的影响，技术层面上的得失计较则会对双方合作的前景产生不利影响。
二、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在中美军事关系中的延伸
（一）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现实困境
尽管中美两国都承诺将合作致力于从源头上减缓气候变化，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一系列由气候因素导致的突发状况仍是不可避免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尽管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应用正在持续升温，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二、三十年间，人类社会能源结构仍将以碳氢化合物为主。国际能源署2009年报告中指出，2030年前化石燃料将仍是世界能源最主要的来源，煤炭的需求将随之大幅上升。此外，2030年前，全球石油（包括生物燃料）的需求量将以每年1%的幅度上升，即从2008年每天8500万桶增加到2030年时每天1.05亿桶。[18]
其次，尽管针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包括某些发达国家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关技术和资金援助）的国际协议已取得一些进展，未来的相关努力和行动仍将遭遇巨大的政治阻力。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公众对于采取积极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持已有所减少，部分原因是由于多数发达国家近年来持续经济不景气。例如在英国，近日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26%的英国公民相信“气候变化”确有其事，且很大程度上系人类活动所造成，而在2009年11月时尚有41%被调查者持以上观点。[19]美国也有同样变化，在一项关于“谁相信全球气候变暖确有其事”的调查中，持肯定观点的人数下降了8个百分点。[20]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民众把全球变暖和其他21项政策问题一并视作无法解决的问题。[21]长此以往，各国政要对采取变革性的政策以应对气候变化将变得举步维艰。
第三，即使已经付出巨大努力来缓解气候变化问题，采取了各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临时性措施，但全球气温仍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所上升，这是由大气环流的特点所决定的。“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IPCC）预言称：“即使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趋于稳定，但由于气候变化进程及其相关反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真正有所体现，因此由人类活动所引起的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仍将持续数个世纪。”[22]换句话说，即使在目前和可预见的未来大幅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将平均上升2.4℃已成定局，即超过欧盟提出的2℃目标。[23]而且，德国慕尼黑保险公司研究指出，即使全球气温只上升2摄氏度也并非安全，将出现“很多地区型不利影响”和“各种类型的气候灾难”。[24]
(二)气候灾难与中美救灾行动
从制定安全性计划的角度来看，气候变化带来的最直接威胁是“极端气候事件”。“政府间气候谈判”2007年综合报告指出，未来数十年间极端气候所导致的灾难性事件将日益频繁并造成巨大的负面后果，“极端气候事件的日益频繁，其强度的日益增大以及海平面上升，将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25]
极端气候事件因可能引发多种类型的自然灾害而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具体来说，有四种类型的极端天气将可能发生相应的自然灾害：（1）极端高温（热浪）；（2）暴风雨（雪），如暴风、龙卷风等；（3）大量降水及其引发的洪水；（4）缺少降水及其引发的干旱。[26]从全球范围来看，由极端天气所引发的灾害确呈上升趋势，比历史同期情况的预估数量还多。而且，每十年间由气候因素引发的自然灾难发生数量也有不同比例的上升。“每年因气候因素引发的自然灾难数量急剧增加，远超因地质因素引发的自然灾难。”[27]
在中国，极端气候引发的灾害也急剧增加。2010年全国各地各类极端天气灾害造成2300人死亡，1200人失踪。[28]而美国仅龙卷风这一项极端天气灾害，自2005年以来就造成损失总计超过2000亿美元。[29]随着由极端天气导致的自然灾害日益增多，中美两国政府在本国境内进行的各类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HA/DR）也日益频繁。
此外，中美两国向边境或其他具有重要战略利益的地区提供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的压力正在持续上升。美国积极参与各项重大国际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的历史由来已久。在过去30年中，美国每年投入在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上的资金高达160亿至380亿美元（包含气候和非气候灾害）。[30]美国的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主要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负责协调。1964年，美国国际开发署专门成立了对外灾难援助办公室（OFDA），通过输送必要的相关物资和人员等方式开展应急救灾行动。[31]此外，国务院和国防部也是美国海外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的重要部门。
近年来，中国正越来越多地参与海外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从“十一五”规划关于救灾行动的相关描述中已经显示出中国投入国际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的意愿日趋强烈。[32]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时，中国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提供了1.57亿美元用于相关援助，居所有发展中国家之首。在缅甸飓风灾难时，中国更成为最大援助国，总计提供了价值约10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和资金。[33]
(三)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在两军关系中的延伸
随着中美两国的国力日益增强，两国军队将逐步成为在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主要力量。在2010年夏季洪灾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34]在美国，军队在气候灾难的救援行动中发挥主要作用。1991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孟加拉飓风灾难的救援行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场灾难曾导致超过13.9万人丧生。[35]1998年，美国防部对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飓风灾难实施了救援行动，那场飓风造成洪都拉斯5000人丧生，尼加拉瓜3000人丧生。在洪都拉斯的救灾行动中，国防部在第一个月内拨款5500万美元援助资金，并在当地部署总计2万名美国士兵提供各种类型的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36]
随着极端气候事件变得日益频繁，军事力量介入气候救灾行动将成为大势所趋。美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强调了气候变化与在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中加强军事投入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极端天气事件可能使得在美国境内外开展以捍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目标的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的需要也相应增多。”[37]与此类似，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在2009年也就气候变化导致盟军安全风险上升问题发表了讲话称:“北约盟军正逐步开发各种可用于进行国内、国际自然和人道主义灾难救援的手段，包括相关培训、装备和与民间机构的配合。”[38]
对中国和美国来说，在发生重大极端气候事件后两国军队合作开展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是应对气候变化、深化双边合作的现实选择。中美两国曾在1998年1月就海事安全建立了合作平台。[39]对中美两军就达成有关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的谅解备忘录进行有效的对话将有助于扩大两国间在此问题上的共识，并为两国军方如何针对突发事件合作开展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提供具体指导。
事实上，气候变化及其亟待采取的应对措施为中美两国加速合作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在那些两国均具有利益的地区和事务上。例如，当2008年缅甸发生导致6万至10.1万人丧生的飓风灾难时，中美两国都积极地向受灾地区提供了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但因非合作行动，两国采取的方式亦有所不同。中国通过国际组织向灾区提供了大量的救援物资，而美国则是直接前往当地救灾。美国驻缅甸大使馆通过发布救灾声明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并拨款25万美元用于人道主义援助（最终美国拨款总计增加到325万美元）。更重要的是，美国曾打算出动部署在东南亚的海军力量用于运输物资。
然而，出于诸多政治原因，美国最终放弃了上述打算。灾难刚发生时，缅甸执政的国家和平和发展委员会（SPDC）同意接受国际援助，但在此后，政府旋即采取了相反的立场。[40]最终，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还是通过185次军事行动为美国国际开发署向缅甸运送了超过300万磅的物资。[41]
在已披露的事件中，缅甸飓风灾难本可以是中美进行合作并取得成果的成功案例。如果当时中美两国能够协调一致共同努力，将可能更广泛、更有效地开展救灾行动。这种合作救援行动将同时使两国受益：维护边境周围安全稳定对中国有利；美国则能够因人道主义援助增进对缅甸的了解，改善与缅甸人民的关系。
近期巴基斯坦的洪灾也提供了鲜活的例证。2010年7月末，由于罕见的大规模、长时间降雨导致巴基斯坦遭受了严重的洪水和泥石流。8月2日，联合国估计约有98万人需要转移和撤离。当洪水蔓延到巴基斯坦南部，整个国家陷入了更深的危机之中，有超过50万人需要撤离。[42]8月7日，受灾程度超过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5年克什米尔地震和2010年海地地震，共有1500万人受灾。[43]
作为巴基斯坦最亲密的盟友，中国和美国立即分别启动了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援。中国为27000名居住在中巴边境的巴基斯坦难民空运了救灾物资并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8月下旬，中国国际救援队抽调了一支55人的救援小组奔赴当地救灾。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派遣了4架直升飞机前往巴基斯坦，这是中国首次派遣直升飞机赴境外执行此类任务。[44]与此同时，美国派遣前往巴基斯坦南部救灾的直升飞机增加到30余架次，飞机主要用于运送救灾物资。而早在8月初，美国政府承诺向巴基斯坦提供1.5亿美元救灾款。2010年9月底，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表示将向巴基斯坦洪水灾区追加2亿美元援助资金（不包括此前已承诺的4.7亿美元）。[45]
很显然，在这次巴基斯坦洪灾中，尽管中美两国都在巴基斯坦存在利益（中国和巴基斯坦是近邻，美国的海军基地设在巴基斯坦），但两国还是没能相互协调、合作开展救援行动。事实上，不仅没能相互合作，两国在救援问题上似乎还展开了某种形式上的竞争。当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公开敦促中国“积极行动起来”，增加对巴基斯坦的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时，[46]中国官员对“没在最重要的盟友遭难时发挥主要作用”这一指责十分愤慨。因此，中美如何协调一致地开展对类似巴基斯坦这类两国均有现实利益的国家和地区开展的救灾行动是一个令人深思的议题。
可喜的是，由于中美两国在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存在诸多重大、共同的战略利益，近期中美军事交流的步伐日益加快，两国军队高层互访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合作意向。正如2011年初时任美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时所言，中国在反海盗、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援等领域日益增长的能力，为中国与美国及国际社会合作敞开了新的大门。随着中国军方向邻近区域投射医疗和人道主义救援能力的发展，中美两国将获得从这些努力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的机会。在此基础上，作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5月访美的回访，2011年7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海军上将对中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在访问中，中美双方进一步在诸如亚丁湾举行军舰编队、通讯演练和反海盗联合演练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三、结 论
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是否携手合作将对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具有决定性意义。为了深化双方合作，两国应着重关注那些彼此较易达成共识的领域（例如研发清洁高效的可再生的能源）。中国应采取有效的手段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同时美国应着力减少影响合作的壁垒，并适时进行技术转移，这也有助于美国成功进军中国的清洁能源和环保技术市场，尤其是在面对来自欧盟和日本强大竞争对手的情况下。
同样，由于气候变化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不可避免，两国应在适应和后续应对方面提升合作。在两国边境和相关地区，特别是对中美均具有战略利益的地区，均存在遭受因极端天气引发自然灾害的可能性。由于军队具有其他政府机构所不具备的迅速行动的能力，日益增加的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援需求将给中美两国的军事合作带来机遇。而中美两军有效地合作开展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不仅能够及时帮助受灾民众，也有助于双方在联合救援中增进两军的互相了解以及协调和配合的能力。而在这些非敏感领域的持续合作，将使中美两军关系在以坦诚、勇敢和视使命为天职等各国军人共同的价值标准和军事文化氛围中得以提升。通过和平时期互相培养合作与交流的习惯，可减轻风险、化解紧张局势。而中美双边军事交流的加强也将最终有助于中美之间避免战略误判、建立战略互信、共同应对危机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