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与世界关系的日趋密切，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外交理论的建构愈益迫切。相应的努力也日渐明显，且正随着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要求而迈向新的阶段。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王逸舟教授新近出版的《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便是其代表作之一。[1] 《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是王逸舟教授“创造性介入”主题的三部曲之二，延续了2011年《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的主题，探寻中国全球角色形成的根源、阶段及走向，以中非关系为实例探索中国不干涉内政理论和实践的拓展以实现对国际事务的创造性介入，并以欧洲经验为参照寻找中国全球角色的启示。
一、改变自己塑造世界：中国全球角色的生成
在探寻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的努力中，最为首要的便是如何界定中国的全球角色。不是作“应然性”讨论，王逸舟教授回顾了从1919年直至今天的中国外交发展，并将其大致划分为几个30年，“实然性”地考察中国全球角色的生成，进而自然而然地推导出中国外交理论的特色所在。
根据王逸舟教授的看法，1919—1949年的30年，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解放斗争的30年；是朝着结束百年来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和连年战乱的局面、实现国家独立的30年；也是在全球范围内打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壮大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30年（第8—9页）。从中国全球角色的角度讲，中国事实上引领了这一时期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运动，中国是在通过“改造自己”而“改造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头30年即“毛泽东时代”，是以革命战争年代的思路和做法，发展新中国的对外交往，定位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位置的“初级阶段”（第13页）。这个30年也是中国的全球角色发生逆转的30年：从一开始很大程度上站在主流国际体系的对立面，到逐渐演变为竞争直至成为美国的准盟友，为迈入中国全球角色的第三阶段奠定了基础。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即1979年实施改革开放起的30年，是中国与世界各方面关系突飞猛进的全新阶段（第28页）。事实上，此前30年中国全球角色的演变，某种程度上仍反映了中国对世界历史潮流的或许是无意识的准确把握。世界历史潮流从殖民主义向着和平发展的转换，曾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波及全球的思想乃至政策混乱。尽管未必是最早走出这一思想和政策混乱的国家，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确较早地把握住了新的历史潮流，从而确保了此后30年里中国迅速地从“改变自己”、“适应世界”到“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转变。
进入21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之后，中国已然完成从“受压迫者”到 “负责任的大国”的蜕变，向着“改变自己”、“塑造世界”的阶段发展。当然，中国人站到了全球新的高地上，既看到更多更美的风景，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感受到“高处不胜寒”、“树未大先招风”的特殊压力与孤寂（第37页）。尽管存在诸多问题、麻烦和挑战，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成长的信心，对本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可能是新兴大国里最强烈的，也许是所有世界大国中最乐观的（第48—49页）。中国共产党人也通过将“合作”、“共赢”等词汇纳入对世界潮流的论述，通过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等概念，继续站在了世界历史潮流的前沿。
当然，正如王逸舟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的全球角色之生成，始终处于一个“再平衡”过程中。一方面，中国的全球角色正发生重要的转型或升级，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建设者、参与者开始变成一个重大的驱动力和新的引导者，或者说是一个新崛起的、不同于传统西方列强的大国。另一方面，中国这一角色还不够完美，很多方面还没有发挥出来，特别是在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全球安全、国际文化等领域，中国还没有成为一个像在经济领域那么重要的角色。因此，中国仍需创造性地介入国际事务，使自身变成一个在各个领域都能够发挥创造性积极作用的角色。
二、发展不干涉内政理论：国际事务的创造性介入
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角色，便需要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和更全面的国际公共产品，特别是克服眼下的困难、创新性地发展传统的不干涉内政理论。这需要从政治哲学高度来思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创造性介入”讲的不是政治哲学，而是某种方法论；它的重点不在价值观，而是提倡一种积极态度（引言，第3页）。王逸舟教授的探讨远非就此止步，他事实上提供了两个努力方向：一是对中国不干涉内政的理论和实践的与时俱进的再解释；二是创造性地依据中国的新全球角色的要求思考不干涉内政的理论和实践。
传统上，包括不干涉内政在内的和平共处原则代表着受压迫者、弱势群体的共同愿望，折射出对国际政治现有秩序提出批评和抗议的那些国家的声音（第73页）。二战后的历史也证明，中国一直是维护这一原则的主要大国之一，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寻求政治独立和外交自主的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伙伴。在同样的意义上，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有理由也有可能不仅自己要继续坚持这一原则，而且应当在国际社会全力维护它的合法性、正义性和广泛应用（第76页）。
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领导层看到了趋利避害的机遇，对和平共处原则的强调转向新的方向，即各国应有公平合理的参与和决策权利（第75页）；同时也注意到，修正传统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呼声正日益上升（第78页）。因此，中国“加大介入”不仅不是对外交传统特别是不干涉原则的否定，相反是在新形势下对这一原则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当今世界某些主宰性力量之不合理、不公正秩序的纠偏，是维护并提升中国爱好和平、主持正义和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做法（第82—83页）。更为直接地，中国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理解，是与中国自身的能力和世界历史潮流的演变相互适应的，即经历了一个从捍卫式倡导到参与式倡导的发展。[2]
中国全球角色的演变，使得创造性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成为一种新的大国责任。在王逸舟教授看来，创造性介入就是创造性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因此就不会产生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冲突。可以认为，通过创造性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不仅可以避免不干涉内政，还是对不干涉内政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基于习近平总书记“把世界的机遇变成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变成世界的机遇”的思想，王逸舟教授认为，新时期发展不干涉内政理论的重点是，如何在量力而行、互助互利的前提下，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战略援助和公共产品（第67页）。
创造性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是要突破西方对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限制和期望差距。这在非洲表现得非常明显，多数非洲国家担心中国军事力量的到来会加剧大国争夺，危害非洲利益；不少非洲国家只希望中国加强财政方面的援助（第99页）。因此，中国创造性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应包括三个方面，即物质类、战略安全类和思想类。[3] 总之，广义的公共产品既包括物质方面，又包括精神方面的内容；既可以是财政方面的（如联合国会费），也可以是文本或制度形态的（如安理会通过的决议和国际海洋法公约）（第134页）。
三、借鉴欧美成功经验：中国特色理论的普遍意义找寻
中国的全球角色是初步和不完整的，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改进，因此必须学会合理地借用“他山之石”（引言，第3页），使中国特色的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王逸舟教授认为，欧洲一体化的“共享政治”和公共领域，给社会力量的参与提供了广阔空间（第195页）。中国有必要在国内进行适度和稳健的改变，使之得到多数百姓和部门的理解和接受。这种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变革及其议程，是依照本国国情和发展日程确立的，不会受到外力的干扰和破坏，不会被一时一事的“战略意外”所改变和颠覆（第63页）。其目标是树立中国的广阔战略意识，争取在全球高地站稳（第148页），改善当前中国只是在经济领域崛起的尴尬局面（第146页）。
就创造性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言，欧洲的方法也颇具参考意义。欧洲人的干涉偏好不仅有军事压制和经贸制裁等强力表现，还体现为体制、舆论和观念等方面的优越感和“先手棋”（第155页）。相比美国超群的硬实力，欧洲人最大的优势不在器物层面，而是其积淀深厚、系统完备的现代体制和规范。欧洲国家实施对外干涉时，不光有基于利益和战略方面的考量，也有现代体制和规范方面的内因（第172页）。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合理统筹是中国全球角色生成的最重大挑战之一。王逸舟教授正确地指出，中国面临的最大难点，……在于怎么恰当处理国内巨大的重心（决策优先性）与不断增强的国际角色（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用合适的机制统筹协调外交、军方、商务等部门的潜在矛盾（第60页）。欧洲也可在这一方面为中国提供重要借鉴。欧洲人的干涉往往有其国内价值观的重大支撑。欧洲人在国际事务中最重要的作用，是自觉和竭力充当国际规范的起草人、宣读者和推广机器的角色（第178页）。与欧洲相比，当代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这类思想贡献总体上数量较少，多半带有东方人的哲学思辨色彩，更加宏大高远，重道义而轻实利，抽象有余但操作性较弱。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的贡献主要来自政治领导人，而学者、学术机构和媒体的独特创造似乎极少，至少被国际承认的微乎其微（第190页）。因此，在中国迈向新的全球角色、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必须承认国内还存在需要改革的诸多弊端。内外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考虑，我们对于借鉴和超越欧洲的问题，就能比较均衡，做到心中有数（第191页）。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