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演进历程至少出现四个独立但相互重叠的态势：跨太平洋地区整合，东亚地区整合，东盟为核心的地区整合以及双边合作。前三个态势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当前正处于如何进一步发展的十字路口，双边合作对前三大态势给予了较为有益的补充，它们的未来发展方向将对地区经济整合进程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亚太经合组织与跨太平洋整合
跨太平洋地区经济整合可以追溯到1967年成立的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1968年的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1980年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以及1989年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1994年峰会制定了宿务目标，即亚太经合组织的发达国家到2010年，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实现自由贸易和投资。亚太经合组织试图采取协调多边和地区的方式，利用开放的地区主义促进贸易自由化。亚太经合组织极力“避免在太平洋中间划线”，既强调美国需要维持与东亚国家的接触关系，也表示美国不希望东亚国家建立排外的经济集团。
亚太经合组织促进地区贸易自由化的跨太平洋和非歧视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这可能是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建议当时没有受到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东盟自贸区和北美自贸区协定签署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对签署新的优惠贸易政策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大的兴趣。然而，这种态势很快受到东亚经济危机，以及亚太经合组织明显缺乏应对危机能力的影响。东亚国家严重不满美国和受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应对危机时的政策与表现。对它们而言，东亚地区合作更为迫切与现实。在21世纪初，尽管东亚各经济体仍继续支持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及其实现预期目标的政策，但它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东亚金融危机与亚太经合组织未能实现其贸易自由化倡议在时间上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亚太经合组织难以促进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前景令各成员相当失望，1999年世贸组织西雅图部长会议失败更是降低了各方对多边自由化的预期，亚太经合组织在推进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遭遇重重困境，发达经济体到2010年并没有兑现实现宿务目标的承诺。这些问题迫使亚太地区各行为体开始决定转向贸易自由化的其他模式，推动东亚或亚太各种类型的优惠贸易协定不断出现，形成了所谓的“意大利面碗”现象。各经济体为赢得竞争优势，促进了优惠贸易协定出现“多米诺效应”的态势。
迄今为止，亚太地区经济体之间大多数的优惠协定都是双边的，已经达到了30多个双边协定。尽管双边协定的增多通常与东亚地区主义的崛起具有较大联系，但事实上，如果粗略观察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协定的参与方并不局限于东亚。跨太平洋的双边协定也广泛存在，如智利与东亚的中国、韩国等都已经开始实施自贸协定。美洲的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之间也签署了一些双边协定。亚太经合组织中一些经济体，与其所在地区之外的伙伴也签署了双边和多边协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韩国与欧盟的自贸区建设。
东盟与东亚地区整合的路径选择
20世纪末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成立的东盟 3合作机制，包括东盟的10个成员国和东北亚的中日韩，是涵盖整个东亚地区经济整合议程的重要力量。从东亚地区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来看，东盟 3议程首先从关注货币整合开始是完全可以令人理解的。这一进程逐渐演变成清迈倡议及其随后的多边化，以及建立亚洲债券市场等各项倡议。东亚地区各国一直在谈论建立“东亚共同货币”成为东亚经贸记帐单位的可能性，有助于形成地区协调汇率的机制。
东盟 3合作机制的议程也包括贸易合作，如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倡议。东亚远景小组以及东盟 3高官小组对此倡议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东亚自由贸易区应在东亚经济整合中发挥核心作用，成立工作小组谈判其建成的最终方式。尽管工作小组面临着艰巨的技术难题，但从实际上来说，最重要也最难解决的是，如果要实现东亚自贸区，中日韩经济整合中的政治敏感性问题就必须得到妥善解决。如果占东亚国民生产总值大约90%的中日韩三大经济体间不能实现整合，无论从任何实际意义上看，东亚经济整合都是不完整的。
在实际政策上，东盟 3之间在促进地区经济整合中极力回避政治安全问题，也也是它们相互之间存在激烈竞争的表现。中日韩在本世纪初都积极推动建立单独的“东盟 1”自贸区，巩固了东盟在东亚经济整合中发挥核心和主导的作用。对东盟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在地区整合领导权上不可转让的原则，同时，对中日韩来说，这也为他们之间避免解决地区领导权问题提供了较为方便的机制。
东亚地区整合中也存在关于领导权竞争的问题。东盟国家认识到自我整合成就对其领导东亚整合进程中的信誉非常重要，因此承诺要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到2020年实现东盟单一市场。东盟实现经济共同体目标的日期后来向前移到2015年。日本努力推动建立东亚峰会，扩大了东亚合作成员，以此来减弱中国主导东盟 3的可能性。日本倾向于让美国成为东亚峰会的成员，但东盟 3合作开始仅向南和向西扩展，增加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盟随后将“东盟 N”型自贸区模式推广到这三个国家。2011年第19届东盟峰会提出了以“东盟 6”为基础的地区综合经济伙伴关系的倡议，试图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地区合作机制。2012年，“ 6”国家对这一倡议表示认可和支持，并积极准备加入谈判。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东盟 6”机制有可能替代东盟 3机制，成为东亚地区整合的主要载体。
东亚峰会的经济议程主要体现在促进日本极力推动的东亚综合经济伙伴关系。日本支持东盟与东亚经济研究所开展与东亚综合经济伙伴关系相关的研究项目。东亚综合经济伙伴计划主要指在东亚峰会成员间建立自贸区。与东盟 3间先以货币整合作为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重要补充不同的是，东亚综合经济伙伴关系更强调设施和价值链的互联互通。一段时间以来，东亚自贸区和东亚综合经济伙伴关系自贸区的建设工作分开和平行推进，每个倡议都具有自己的工作小组，存在一些相互重叠的议程。2009年，曾有一些国家提议合并两个工作组，并责成东盟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然而，迄今为止，由于美国与俄罗斯也加入东亚峰会，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合并工作进展非常缓慢。
东亚经济整合演进中的问题
东亚地区经济整合中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东盟在这一进程中的领导作用，一是中日韩在整合中的重要性。中日韩之间的贸易额在东亚地区是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三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整合，东亚地区仅有优惠贸易协定的双边贸易是远远不够的。“东盟 N”型自贸区到单一的东亚自贸区或东亚综合经济伙伴关系的任务就是填补这一差距。
事实上，东亚地区整合从未完全忽视过东北亚次地区整合进程。日本和韩国在1998年就曾宣布研究双方建立自贸区的可能性，谈判工作随后开始。由于日本不愿向韩国开放其农业市场，谈判工作后来被迫暂停。最近，中日韩就建立三边自贸区的二轨研究已经完成，中韩之间对建立中韩自贸区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并已经启动了具体的谈判进程。
然而，对中日韩来说，无论是中日韩自贸区、东亚自贸区还是东亚综合经济伙伴关系建设，关于贸易自由化谈判的阻碍都是相当大的。每个国家都将另外两个中的任何一个对其国内产业可能造成的竞争性威胁视为严重的政治经济难题。例如，日本担心对其农业的影响，中国担心对其汽车和化工企业的影响等等。
近期，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签署的经济合作框架协定（ECFA）对东北亚整合进程提供新的潜在动力。由于韩国和中国台湾之间存在着竞争中国大陆市场的直接关系，两岸之间的经济合作框架协定对韩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竞争性威胁。韩国正考虑是否应该直接与中国谈判签署自贸区，而不是等待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结束。日本当然不会欢迎韩国实行这一政策，否则届时其将不得不加快与中国以及韩国的经济整合进程，并因此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两岸之间的经济合作框架协定的签署可能成为东北亚经济整合的催化剂，并影响东亚经济整合的整体进程。
经济合作框架协定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它可能为中国台湾和香港加入东亚地区经济整合进程提供一种范式。中国大陆至今仍强烈反对中国台湾与其他亚太经济体签署自贸区，但经济合作框架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也许遵循世贸组织的模式，中国台湾仅作为单独的关税地区参加，中国大陆可能有保留地不反对这样的贸易安排。中国台湾的许多经济伙伴已经与大陆具有双边自贸协定。据说，新加坡恢复了一度中止的与中国台湾建立自贸区的提议。东亚地区经济整合进程向中国台湾和香港开放将是一项重大突破。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已经加入了清迈倡议多边化。中国台湾和香港是东亚贸易中的重要行为体，迄今将它们排除在东亚合作进程之外显示出地区经济整合至少在覆盖范围上存在巨大限度。
在东亚整合进程中，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核心作用在逐渐增强，国际社会不可避免地会质疑东盟在东亚整合进程中发挥领导者作用的能力与适当性。接受东盟的领导地位或东盟的核心作用迄今仍符合东盟和中日韩的目标和利益。随着一些具体合作措施开始打破东北亚僵局，东亚地区整合的中心将可能转移到东北亚，这一进程的领导权也可能因此而发生转移。东盟可能会发现自己很难适应这种转变。然而，东盟内部是否具有足够的凝聚力对如何推进东亚进一步整合形成统一的观点，仍存在很多问题。东盟当前推动“东盟 N”型自贸区到东亚自贸区或东亚综合经济伙伴关系自贸区存在意愿不足、力度不够等问题，因为这可能会影响东盟在东盟 3或东亚峰会中的作用。东盟也许会理性地优先选择建立自己的东盟经济共同体，而不是东亚自贸区或东亚综合经济伙伴关系，但这无助于推动东亚整合进程向前发展。
东亚经济整合进程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个整合中的东亚如何处理其与美国的关系，毕竟美国不希望自己被排除在崛起的东亚经济合作进程之外。一种解决方式是在东亚实行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首先建立东亚自贸区，如果运行良好，下一步是建立东亚综合经济伙伴关系，最后建立不可美国的亚太范围的自贸区。然而，这一进程似乎并不现实，美国不愿意在东亚整合已经建立起来后才加入进来，也不会乐意接受这种要求其再忍受被排除在外一段时间的优先顺序。这个问题最终导致美国采取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与东亚进行接触，对东亚各经济体形成了巨大压力。
亚太地区整合的新动力
随着本世纪初东亚各国倾向于促进东亚地区整合，亚太地区整合出现了倒退，各经济体逐渐转向小多边贸易自由化。这反映了它们非常不看好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促进地区贸易自由化的载体，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发展的前景。跨太平洋整合进程主要是一些双边自贸区以及新加坡、智利、新西兰和文莱之间的小多边协定，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或更简洁地说是伙伴4国。当然，迄今跨太平洋最重要的双边自贸协定是已经开始实施的美韩自贸协定。
跨太平洋地区整合倡议最早出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委员会中。这个委员会对亚太经合组织强烈不满实施非约束性政策促进内部自由化，时常建议亚太经合组织采取具有约束力的政策。2004年，该委员会正式提议建立亚太经合组织自贸区，即亚太自贸区，并开始积极向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介亚太自贸区的概念。一些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特别是大型经济体，如美国，最初对亚太自贸区的提议反应比较冷淡。然而，到了2006年，美国改变了调门，将建立亚太自贸区的倡议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地区经济整合的“长期愿景”。自那以后，亚太经合组织一致保留着最终建立亚太自贸区的工作方案。
2008年，美国再次改变了立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开始表示希望与伙伴4国就服务和投资进行谈判，然后宣布美国将谈判签署伙伴4国协定，这就是为世人所熟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此后，澳大利亚和秘鲁在2008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宣布也将寻求加入扩大版的伙伴4国，越南也表示希望加入。2009年3月后，因为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的政治资本主要集中在国内问题的优先选择上，特别是医疗法案上，对外要求推迟TPP的谈判进程，各国最初的兴奋感曾一度降温。直到2009年11月，奥巴马在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丰厚的途中最终宣布美国将与TPP进行接触。2010年初，奥巴马确认美国将正式参加谈判进程。这也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首个贸易自由政策倡议。
2010年3月，美国、澳大利亚和秘鲁正式开始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的四个基础成员进行谈判，越南也希望作为观察员参加谈判。2010年进行了3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在第3场谈判期间，马来西亚宣布希望作为正式成员参加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现有参与者明显希望推动逐渐扩大成员，最终包括亚太经合组织全体成员。换句话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被视为是最终实现亚太自贸区的潜在路径，这种曲线渐进方式要比寻求直接建立亚太自贸区现实得多。
TPP成员之间具有的30多个双边贸易关系中，只有11个尚未实现自贸关系，但其在整个地区贸易中没有多大的意义。对马来西亚、新西兰、越南和文莱来说，与美国建立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可能是最重要的奖励，但这四个经济体仅在美国贸易占据非常小的份额。事实上，与美国开始谈判TPP的7个经济体在2010年初仅占美国贸易的4%。因此，TPP在促进实现自由贸易新协定的过程中，很明显并不意味着现有参与谈判者之间贸易额会有实质性增长，充其量在一些贸易领域可能会有所扩大。现有TPP的贸易潜力很明显不能解释美国为何承诺促进TPP的谈判。对美国来说，TPP的潜在重要性是会有更多的亚太经济体希望加入TPP。将TPP成员扩大到日本、韩国、加拿大、墨西哥和东盟的非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将会占美国贸易的44%，而如果增加中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则会增加到60%。
作为实现地区经济整合的跨太平洋前景的具体措施之一，TPP对美国和其他参与者都具有较强的战略意义。这可能是对东盟 3或东盟 6合作机制可能成为排外性贸易安排的回击或补充。在2008年贸易协定计划年度报告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明确表示对亚太地区建立排除美国的一些地区经济整合倡议的担忧。通过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促进地区经济整合的跨太平洋方式，美国试图对冲掉这些形势发展的负面影响。美国希望通过其在TPP中的分量，维护和加深其与东亚国家的经济关系。除此之外，美国的姿态明显也具有经济动机，因为美国急切需要增加出口再平衡美国经济，恢复其实施对外政策持续性的动力。东亚当前占美国出口增长中的最大份额，对其经济再平衡战略具有直接影响。
TPP反映了美国试图与东亚建立贸易关系，以及东亚地区对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性，也显示出美国希望对塑造东亚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提出建立亚太共同体，日本前总理鸠山由纪夫曾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美国加入东亚峰会也反映了美国希望推动东亚各国与美国一道建立新的跨太平洋关系的意图。
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对TPP表现出积极的兴趣。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韩国已经与美国、欧盟开始实施自由贸易协定，并可能与中国提前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日本工商界积极支持日本加入TPP。日本野田前政府和当前的安倍政府都明确表示决定参加谈判进程。然而，日本国内的农业利益集团强烈反对日本加入TPP。这也是日本先在2010年横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宣布妥协结果，但后来在2011年才决定参加TPP谈判的原因，也显示出日本内部需要进行更多的协调。2012年，加拿大已正式加入了TPP贸易谈判，但其最终加入TPP仍取决于其能否开放本国的农产品市场和TPP是否会放宽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标准。
亚太地区整合的前景
美国决定参加TPP谈判，希望将原来只有亚太4个较小经济体的相当不起眼的贸易协定，转变为自己主导的亚太地区主要贸易架构，推动跨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整合。
然而，如果TPP真的想最终成为实现亚太自贸区的基石，它就必须要吸纳中日韩的参加。日本决定参加对TPP非常关键，对韩国表示参加这一进程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东亚其他国家，如菲律宾也曾表示非常有兴趣加入TPP。这可能就使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成为亚太经合组织中尚未表明是否加入TPP的东盟成员。
展望未来，中国是否加入，对TPP能否最终实现需要应对的最后挑战。中国和美国对是否尽早参加这种对双方都较强具有约束力协定的谈判持保留态度。另外，如果TPP是作为最终实现亚太自贸区的一种路经，推迟中国加入这一进程就会存在很大风险。中国希望在其可能加入的亚太自贸区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可能会抵制自己没有参加谈判的TPP作为亚太自贸区的基础。中日韩实现经济整合的困境与此也有一定的联系。无论是东亚自贸区还是东亚综合经济伙伴关系，中日韩同时参加TPP或依次加入亚太自贸区，将意味着三者需要发现实现三边经济整合的必要性。
对TPP来说，一个关键的结构性问题是其能否取代参与者之间现有的双边协定，或对它们进行补充。也就是说，已经具有双边协定的参与者之间能否建立较为广泛的多边协定。这是TPP谈判最初几轮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之一，至今尚未得到完全解决。TPP替代现有的自贸安排在结构上可能是最佳解决方案，但却存在许多问题。现有自贸协定的许多条款都是各参与者之间经过谨慎平衡各种利益之后才达成的。对与美国具有双边自贸协定的国家尤其如此。TPP替代现有自贸协定对于美国没有自贸协定的国家来说是一种机遇，但对那些与美国签署双边协定谈判曾忙得“焦头烂额”的国家来说，可能不愿与美国就一些难题重开谈判。例如，智利特别不愿意与美国进行新的自贸协定谈判。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会发现，如果自己想在TPP谈判中获得比与美国双边谈判相同问题更为优惠的条件，可能会放弃与美国签署的双边协定谈判，或不愿意接受双边谈判中一些特别难以接受的条款。
如何选择TPP谈判的协定文本也是其发展的重大挑战。TPP的协定文本与伙伴4国的协定文本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别。美国可能认为伙伴4国的协定文本美中不足。美国为了使TPP更为行之有效，会在难度和阶段性目标上做出调整。美国与其TPP参与者的4个双边自贸协定，往往会顾及对方的政治敏感性，采取更为迎合双边伙伴关系的政策。对TPP其他参加者来说，正是美国的条件让它们难以忍受。以美国利益为基础的TPP会减弱现有谈判参与者的预期经济和战略利益，丧失对东亚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尤其是在知识产权和政府采购方面，TPP的规定对东亚各经济体来说尤其纠结，面临着既要满足建立高质量协定的挑战，也要满足照顾现有参与者可以接受美国要求的程度。
尽管TPP公开表示愿在任何时候正式接纳新成员，但新成员在谈判协定条款和条件方面仍可能会受到较多限制。如果它们想参与现有的谈判进程，就必须拥有能够影响协定文本谈判的能力，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获得与美国讨价还价的资本。TPP规定，愿意参加谈判的经济体可以先成为观察员，如越南，参加者决定观察员身份，观察员可以成为正式参与者或中途退出。
如大多数贸易谈判一样，TPP谈判也存在非常敏感的问题。TPP谈判没有排除农业问题，主要集中于某些特定产品类别，如美国的奶制品、糖类和牛肉。农业贸易问题不仅是日本政府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对加拿大政府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越南成为正式的参与者，纺织品和服装问题对美国来说就非常敏感，美国可能利用的身份约束越南的资格。对越南来说，参加TPP所需做的调整要远远大于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可能比任何其他现有的参与者都更敏感。越南、新西兰和马来西亚等都可能面临美国要求它们承诺保护知识产权的压力，可能会牺牲自己的经济福利。当然，TPP建成后，它们的产品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市场，也可能成为的最大受益者，提升了它们参加谈判TPP的积极性。
结语
当前的亚太地区经济整合面临着多样性竞争和不确定性增长的巨大挑战。东亚实现经济整合以及美国与东亚接触引发了双方都需要积极面对的共同问题。如果TPP谈判进展良好，亚太整合进程似乎具有更大的动力，而东亚自贸区和东亚综合经济伙伴关系谈判似乎还存在一定困难。然而，TPP谈判的结局难以预料。同时，东亚自贸区和东亚综合经济伙伴关系也面临着当前TPP谈判遇到的相似问题。现存双边和多边自贸协定之间的关系问题需要妥善解决。当然，东亚地区整合与亚太经济整合并不存在必然的相互排斥性。另外，清迈倡议及其多边化推进东亚货币合作的历程也有利于地区深化整合态势。相比之下，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更为困难，东亚整合可能会走在亚太整合的前面。

文献来源：《国际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