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是世纪之交出现的关于国际权势转移的两种相对应的论调。传统的评价标准是通过衡量中美硬实力和软实力指标，最终确定两国国际影响力和对世界格局的主导力。但这一评估体系始终难以获得一致认可。而通过考察全球民众的感知和反应无疑对理解这样的权势转移问题提供了一种更加直观判断的依据。根据近10年的全球民调数据，“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更多的是一种相对变化，也是一种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国际公众更加认可中国的经济崛起，在其他事务中，美国依旧是主导地位。而中国在实现崛起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公共外交等多重手段提高国际公众的信任度，通过赢得国际舆论支持以减少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安全担忧。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崛起”就已经成为国外政界、学界和舆论界议论的热门话题。同时，国际社会关于“美国衰落”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共出现了大约五次较有影响力的“美国霸权衰落”论。[1] 那么，中国是否真的已经崛起？美国是否真的开始衰退？总体来看，美国衰落论主要来自美国内部，这与美国传统的危机和忧患意识紧密相关。而为中国崛起唱赞歌的主要声音同样来自美国。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论调。从学术界研究成果来看，中美权势转移已经成为一个关注热点。那么，国际权势是否开始由美国向中国转移？这样的转移能否通过和平方式实现？鉴于传统的研究视角大都锁定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因素上，而侧重软实力分析的约瑟夫·奈重点考察文化软实力和制度软实力等因素，对于全球公众舆论的考察相对较少。本研究选择分析全球民众对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论调的认知，以期从新的视角为这一争论提供补充性的佐证。
之所以选择从公众舆论角度分析中美权势转移问题，是考虑到公众舆论对国家政策的影响也是学界的聚焦之一。[2] 舆论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意见呈现，反映的是公众意见和言论，内容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其整体形态却又反映着一种客观的问题。[3]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国际主流民调机构：世界舆论调查项目（World Public Opinion），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及英国广播公司（BBC World Service）等。这些机构在国际民调领域享有盛誉和威望，其调查范围覆盖全球，其调查样本、问卷设计等也经历了长期的国际市场的考验。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机构大都属于西方，特别是美国。因此，不可避免的要注意其国家意识形态偏好性以及可能隐含在调查中的思维定势和可能的偏见。这些成为本研究需要注意和反思的问题。但由于目前中国缺乏具有如此国际视野和业务能力的民调机构和智库，故而西方民调数据不仅作为本研究的信息来源，同时也最直接体现西方视野下的中国软实力影响力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本研究也有其具体的特定意义。
一、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
全球民调结果显示，2011年和2012年期间，中国的积极影响力在持续上升，而美国则略微下降，欧盟的积极影响力下降幅度最为明显（如图1所示）。

虽然国际公众并不确信中国是否已经或最终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但是他们已经感受到中国经济对亚洲和美国的强大影响力。民调数据显示，仅有50%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最终和美国等同，另有38%认为该局面不可能出现。但是中国公众认为中国具有强大的区域影响力，而美国则具有全球影响力。[4]
那么，在全球公众看来，中国是否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呢？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全球18个国家展开调查。结果显示：40%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已经或最终将取代美国的国际地位；有44%的受访者则认为这样的取代永远不会出现。该机构在2011年发布的民调数据则显示：有47%的民众认为中国已经或最终会取代美国的国际地位；有36%的受访者认为这种取代不会出现。[5]
从皮尤全球民调来看，西方公众更认为中国已经或最终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领头羊，而发展中国家也有近一半的公众认为这一局面已经或最终会出现。[6] 从民调数据分析，中国崛起更多的是经济的崛起，是未来世界局势发展的大方向。讨论中国崛起更多的是讨论一种未来，而不是现状。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全球最有影响力国家排名中，美国获得9.1的综合评分，其次是英国（7.0），中国位列第三，综合得分为6.8。[7] 美国全球影响力依旧处于绝对的主导性地位。当然，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大国国际影响力也一直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发展一直不明朗。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持续至本世纪初，“9·11”事件后，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变革显著，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迅速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国际舆论中一直存在对中国崛起后的国际影响力的预测。相关民调数据显示，2008年和2010年美国国际影响力指数高于中国，但至2020年，中美国际影响力指数将相差无几（美国为8.0，中国为7.8）。而在未来50年内，有3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依旧为世界主导力量；而有40%的受访者认为另有大国将与美国实力相当，并驾齐驱；2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将会被另一个大国所超越。[8] 也就说，中美国际影响力倾向于逐步接近，最终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国家。
另一份同样主题的多国民调数据也显示了类似的趋势。在美国，有4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未来50年依旧是全球领导力量，而有39%的受访者认为将出现和美国并驾齐驱的国家；另外的16%公众认为美国将被另一个国家超越；在韩国，有高达51%的受访者认为将有国家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国际力量；在印度持这一态度的比例为30%；在中国有33%的受访者持此态度。而对于未来美国依旧是全球主导力量的调查显示，韩国有31%，印度有28%，中国有23%的受访者持此态度。而对于第三个可能性：美国在未来50年将被另一个国家超越，韩国有17%受访者认可此观点，印度23%和中国的27%的受访者认可此观点。[9]

综合民调数据可以看出（表1），针对当下中美影响力指数调查方面，美国公众认为美国依旧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家（8.5），中国的影响力位列第三（6.4），调查认为美国的现实影响力指数略高于其应该具有的影响力指数（8.2），而中国的现实影响力指数则大大高于中国应该具有的影响力指数（4.6）。在调查未来10年中美国际影响力方面，美国影响力指数下降至8.0，而中国则上升至6.8。但美国全球影响力依旧明显领先于中国。有相关民调报告也显示，在全球影响力方面，中国无一超越美国，只是在非洲和亚洲地区中美影响力差距偏小，但幅度也在1-18%之间。[10]
皮尤全球态度（2006年）调查结果显示，印度、美国、俄罗斯、日本和中国受访者普遍认为未来10年到50年不会出现撼动美国独大地位的国家。[11]然而2011年民调结果却显示：虽然当前甚至未来很长时间内中国不会全面超越美国，但中国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会存在分化的倾向：中国越来越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大国，而美国则被视为全球军事大国（图2）。[12]


一份2009年民调报告显示，美国、中国、日本、韩国以及越南有过半的民众认为中国将成为亚洲事务的领导者；[13] 2010年数据也显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未来10年将接近美国，成为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则一直呈现下降趋势。[14]
在2013年，认为中国具有积极国际影响力的比例出现明显下滑，与2010年的数据出现极大反差。在受调查的21个国家中，41%的人认为中国具有积极影响力，而另有39%的人持相反态度。与2012年数据相比，持有积极和消极态度的比例有8个百分点的调整。经过多年的整合，今天国际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呈现出分裂状态。在包括欧盟在内的17个参评国家中，中国的积极影响力排名第9，比2012年下降了4个名次。而认为中国国际影响力具有消极意义的公众主要来自发达国家。[15]
二、对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的后果认知：亚太视角
根据一份2007年的民调报告，国际公众对中国成长为与美国平分秋色的经济体持有相对分裂的态度。在墨西哥、阿根廷、亚美尼亚、乌克兰、泰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有1/3的受访者持积极态度；而在美国、法国、以色列和菲律宾等国受访者认为不好也不坏。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是坏事件的最高比例为33%，分别出现在墨西哥和美国。[16]
如果说中国崛起是一种历史趋势的话，那么中国崛起是不是一种威胁？一项在美国开展的跨度为20年（1990—2010年）的国际民调显示：从1994年到2002年，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崛起对美国是个威胁，而2004年出现大幅度下滑，跌至33%。到2010年，有43%的受访者依旧持“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图3）。[17]
尽管从地缘政治角度讲，讨论中国崛起或美国衰落的影响有其全球意义，但最直接也最为主要的影响仍是这两个国家所处的亚太地区。因此，分析亚太地区公众对中美两国权势转移的后果的认知具有很直接的现实意义。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08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有7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未来有可能成为军事威胁，日本和韩国持此观点的人均为74%，而印尼持此态度的公众比例则为47%。对于美国是否成为军事威胁的民调显示：大多数中国（76%）和印尼（83%）受访者持有此类态度，而日本（43%）和韩国（49%）的民众比例均不超过一半。[18] 2011年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发布的调查报告也显示，西欧国家如法国、葡萄牙、波兰、意大利等更倾向于将中国经济发展视为对本国的威胁，而德国、英国、瑞典、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荷兰等国则视中国经济发展为本国的机遇。当然，民调报告也显示美国人将中国经济崛起视为威胁（63%人持消极态度，31%的人持积极态度）。欧洲人与美国人针对中国是否作为一个军事威胁力量存在也有明显分歧。总体来看，有62%的欧洲人并不认为中国的军事发展是威胁，49%的美国人也持有如此认知。但是，对比以往的调查数据，将中国视为军事威胁的欧洲人比例略有上升。[19]

既然中国经济崛起已经成为国际舆论的一种共识，那么中国是否会通过崛起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呢？总体上来判断，国际公众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挑战美国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但是无论当前还是未来10年、20年、甚至50年，中国都不具备完全取代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实力。在地区和国家类型分布上，中国周边邻国普遍认为中国不会取代美国，而发达国家以及部分非洲、拉美国家则更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认为中国具有取代美国的实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自身大都不认为中国在未来半个世纪内会取代美国。具体来看，中国在经济实力方面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在外资引进方面名列前茅。军事实力、软实力等方面，中国依旧与美国有较大的差距。[20]
中国未来能否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导力量？这一问题在不同的民调中均得到了相似的结果：皮尤全球态度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印度、美国、俄罗斯、日本和中国受访者普遍认为未来10年到50年中国不会撼动美国独大的地位。[21] 皮尤全球态度的另一份民调结果也显示，虽然当前甚至未来很长时间内中国不会全面超越美国，但中国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存在分化的倾向：中国越来越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大国，而美国则被视为全球军事大国。[22]
从当前的民调来看，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崛起成为国际舆论场中关于中国崛起的主要关注点。皮尤的民调显示：有40%的印度人、48%的俄罗斯人、68%的日本人和95%的中国人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是件好事情（图4），但却有高达93%的日本人、76%的俄罗斯人和63%的印度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崛起是件坏事情（图5）。[23] 由此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公众对一个经济崛起的中国持有相对积极的欢迎态度，但是却不愿意看到中国成长为军事大国。这体现了亚洲地区大国之间缺乏信任和有效合作机制，也为美国插手亚太事务提供了机会。
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一份民调数据可以看出，在中国有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具有消极意义，而韩国持有此态度的比例为41%，美国和印度分别有46%和39%的人认为中国经济崛起具有消极意义。而对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具有积极意义的态度调查中，有91%的中国人持有此态度，韩国、美国和印度分别有59%、47%和46%的人持有此态度。国际公众对中国经济崛起所持的消极态度要高于积极态度，但仍不失总体平衡。在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军事崛起”时，中国有6%的受访者认为这具有消极意义，而印度、韩国和美国则分别有46%、68%和7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军事崛起具有消极意义；对中国军事崛起持积极态度的受访者中，中国为90%，印度为40%，韩国为31%，而美国仅有19%。[24] 这也证明“中国威胁论”存在一定的“民意基础”。

但是，伴随中国崛起而来的是“美国衰落论”。调查发现，针对“如何看待美国经济变得衰落”这个问题，持消极态度受访者比例分别是：印度为42%，中国为54%；持积极看法的比例为：印度38%，中国34%。可见，美国经济对中印两国的影响力之大。而对于军事实力的衰落调查，38%的印度人和52%的中国人认为这具有消极意义，43%的印度受访者和35%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具有积极意义。[25] 综合来看，美国的经济衰落不是中印两国公众所希望看到的，但是对于美国军事实力的衰落，中印公众则出现了分歧。
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数据，总体上看，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与美国相当，甚至在美国、日本也是中国的影响力指数高于美国。亚太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将成为亚洲的领导者，也对于中国解决亚洲地区问题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是对于此局面普遍表示担忧，舒适度不高。[26] 尽管美国过去10年的战略中心是中东反恐，亚太地区似乎成为了“被遗忘的”区域，但是，美国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历史“空白”而明显降低，恰恰相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提升的受访者远高于持下降观点的人数。
在中美两国对亚太地区推行政策有效性认知方面，美国影响力超越中国。其中，日本、韩国、印尼以及越南受访民众对美国亚太政策效率的认知高于中国。而中美两国民众均认为自己国家具有更高的影响力。
在经济影响力方面，中国具有极大的国际影响力。多数调查均显示，中美两国的经济影响力相差无几。其中日本受访民众更是认为中国比美国在亚太地区更有经济影响力。而中美两国受访者均认为中国更具有经济影响力。这样的结果与前文所谈及的全球公众认知形成一致的判断：即中国已经成为在经济上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大国。
在“中国担当亚洲领导者”角色的问题方面，受访公众均有超过半数的人认为中国将会成为亚洲领导者，尤其是韩国和越南，但是，几乎所有受访者同时表示对这样的局面会感到“不舒适”（除越南有56%的受访者表示感到舒适以外）。
关于中美两国在解决亚洲地区关键问题的角色认知方面：认为中国具有积极作用的比例（80%的中国受访者，62%的印度受访者，53%的韩国受访者和44%的美国受访者）普遍低于美国（59%的中国受访者，66%的印度受访者，58%的韩国受访者和77%的美国受访者）。而最大的反差主要是中美两国公众对对方角色认知的不对称性：即相比美国公众对中国角色的认知，中国公众更加认可美国的角色（59%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美国起积极作用，29%持消极态度；而美国受访者对中国在解决亚洲地区事务角色态度中，44%的受访者持积极态度，47%的受访者持消极态度。）[27]
美国2011年推出所谓“重返亚太”战略，是因为美国方面认为其在亚太已经“失去了十年”。那么，亚太地区的公众是否真的认为美国的影响力在过去的十年中削弱了？民调数据显示，认为美国在亚太影响力削弱的比例（22%）远远低于认为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保持不变（50%）和增加（26%）的比例。[28] 换言之，在亚太地区民众看来，美国并不存在“重返”的必要，因为其影响力一直存在，并且不断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更多是因为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持续增加（4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影响力增加）而使得美国主宰该地区事务的影响力遭遇挑战。
舆情研究表明，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存在“崛起困境”：凡是在经济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在政治上普遍倒向美国；比如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蒙古等。[29] 这种困境究竟是暂时性的还是长期性的？在美国国内舆论中，对如何与“崛起的中国”相处有这样几种论调：包围与遏制战略、接触战略及“两面下注”。[30]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相关民调显示，持有应对中国“施以友好对话合作”态度的比例（2006年65%，2008年64%，2010年68%）普遍高于“积极限制中国实力增长”的比例（2006年29%，2008年33%，2010年28%）。[31]
2012年一份民调报告显示：自1990年至2012年，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是极大威胁的比例从1990年的40%上升至57%（1994年和1998年），然后这一比例开始下降，到2004年左右为33%。但随后又开始逐步回升至43%（2010年），2012年为40%。在2006年，受访民众认为中美这两个世界大国是伙伴关系的比例为41%，到2012年该数字上升到48%。可见，国际公众开始接受中美作为世界大国这样的事实。[32]
对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受访者的反应更加倾向于务实，并乐见中美两国合作。据2012年发布的民调报告，有6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应该采取友好、合作、包容的方式对待中国崛起。仅有28%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积极地采取措施限制中国实力的发展。而对于如何界定中美关系性质，该报告显示，2006年有49%的受访者认为中美是敌对关系，有41%的人认为是伙伴关系；在2012年，持上述态度的分别为48%和47%。[33]
三、“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认知分歧的原因
以上分析说明了这样一个舆论环境现状：中国与美国都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两国都对全球事务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中美两国并不完全处于同一个舆论体系层级（如果把国际舆论分布视作存在一个等级差异的体系的话），美国处于核心的操控层级，而中国正逐步从中间层级向核心层级过渡。从国际关系的“不对称性”角度看，中美两国也存在很大的不对称：比如两国的体制不对称，意识形态不对称，历史观不对称，军事实力不对称，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不对称等等。这样的不对称在国际舆论中必然会产生不对称的舆论分布。但这样的不对称性又不可能直接形成对峙或冲突，因为从国际民调分析也可以看出，中国与美国逐步开始分担处理全球和亚太地区事务不同的角色。美国也同样遭遇国际公众的不信任和怀疑，需要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最终形成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提出的“复合性相互依赖”。[34] 这也符合国际公众对当代两大全球力量的期待。
由于中国尚未确立其在全球事务中的具体形象和角色（至少国际公众并不完全明确中国崛起究竟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国际公众对中国崛起持既支持又担心的怀疑态度。同时，按照基欧汉和奈的观点：传统而言，东亚多边制度化程度弱于欧洲甚至美洲。东亚地区没有类似于欧洲联盟、北约、里约热内卢条约或美洲国家组织的国际制度。相比欧洲和美洲而言，东亚地区的安全威胁更为突出，双边关系更为重要。因此，东亚地区图景中的现实主义因素更为显著，有时使得接近于符合相互依赖的模式相形见绌。[35]
以上民调数据分析清晰显示，公众对中美权势转移的认知相当多元。其原因是什么呢？有学者指出，“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西方大国在维护其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同时，必须考虑如何应对中国这样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中国崛起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国际影响力，不仅仅因为中国正在实现民族复兴和历史性转变，更因为中国崛起的方式和方向问题：即中国以什么样的路径崛起（和平的还是扩张的？）和崛起后的中国向何处去（称霸全球还是与世界各国共享利益、和平相处？）。民众认识国际问题往往包含很大的主观好恶成分。比如皮尤发布的中美两国五家智库联合开展的“中美安全认知项目”（US-China Security Perceptions Project）中关于“美国公众、专家对美国对华政策认知”的研究项目显示，美国公众在对中国经济崛起、军事崛起和中国发挥地区及全球影响力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总体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专家学者对美国对华政策显得更加理性，而民众则显得更加激进和感性。[36] 这样的反应不仅仅是其自身知识结构和所处社会环境差异造成的，也与其获取相关信息渠道差异有关。美国民众关于中国的认知主要来自媒体，而美国媒体价值观取向则是强调负面消息的新闻价值。关于中国的报道更多的是问题和负面事件，这些事件往往又与美国社会主流价值相冲突。因此，公众往往基于其从媒体中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来判断中国形象和国际影响力。此类影响力的认知不仅具有局限性，同时也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但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讲还是由中美两国在整个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差异造成的，中国与美国公众存在不同的历史观和现实感知。具体来讲，笔者认为，公众的信息源、国家利益观以及公众舆论自身的特点是主要原因。
首先是信息源问题。国际公众主要从两个方面获得与中国崛起或美国衰落相关的信息：媒体（包括大众媒体和自媒体）和政治宣传。当前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国家的传媒集团掌控着全球信息流动，诸多关于中国和美国的新闻也是经过这些媒体的加工而传播到其他国家的媒体机构或受众。从近十年的英美主流媒体对中国问题的议题设定方面可以看出，经济议题一直是最凸显的内容。而关于中国经济新闻的报道大都遵循这样的路径：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经济实力迅猛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和能源消费能力将超越任何一个国家。同时，关于中国产品质量问题、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浪费问题、血汗工厂以及中国国有经济的垄断性和国家补贴等新闻同时跟进。这样最终形成了一个两副面孔的中国崛起形象：迅速崛起的非西方国家、崛起所产生的全球威胁。
政治宣传也是国际公众获取中国和美国信息的重要渠道。特别在西方民主国家，出于竞选的需要，很多政治家往往会大打中国牌。抨击中国一般会获得国内舆论的支持，也能刺激公众神经，为他们赢得选票。这样，中国往往就被那些国家的国内政治给“消费”了。
其次是国家利益观。所谓国家利益观，主要是指国民对于国家利益的构成以及维护和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看法。比如日本民众对中国崛起的态度明显偏离了事实。中日经济互为补充，紧密相连。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冲突，日本公众很难客观、冷静地看待中国崛起。比如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公众看到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民主国家的崛起，按照文明冲突论的逻辑，中国的崛起是对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是新兴大国对既有大国权势的挑战。因此，他们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往往容易形成共同体。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印尼以及非洲和中东大部分国家，由于同属发展中国家阵营，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因此，他们对于中国崛起一般持有积极态度。
最后，公众舆论自身的特点也是形成如此差异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国际公众对中美权势转移的速度和程度认知的差异方面。当我们提出中国崛起或美国衰落这样的命题时，我们的标准是什么？目前学界仍旧没有达成共识。传统的研究是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指标来衡量，约瑟夫·奈等人从软实力或巧实力方面进行衡量。但是，如何具体精确地衡量依旧难以判定。所以，如何认识中国崛起或美国衰落的评估标准就具有多样性，其中难免存在带有感情的主观判断。公众舆论的晴雨表功能一直遭受质疑。在外交事务研究领域，关于公众舆论在外交政策制定中作用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自由民主主义（liberal-democratic approach）和现实主义范式之间（realist approach）。关于二者的争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康德（Kant）和边沁（Bentham）。他们认为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和平的，至少是部分和平的，因为公众在对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方面具有建设性作用。[37]
汉斯·摩根索以及其他诸多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公众舆论缺乏理性和一致性，只能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障碍。现实主义传统认为公众最多可以对当地事务产生一定的影响；外交问题远离公众生活，极其复杂。公众根本不会对外交政策产生积极的作用。[38] 因此，可以这样说，公众在看待国际问题时，往往带有一定的情感因素，也与其对国际事务思考的视角等方面有着紧密关系。
四、未来发展态势与中国应对
从近十多年以来关于中美权势转移的民调数据来看，公众舆论存在一定的阶段性波动特点，但总体趋势基本趋于一致，即中国在不断发展壮大，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在逐步淡化。而引发总体趋势中出现转折点的原因主要有中国、美国和全球重大事件的影响。比如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十年的战争可以说是美国失去国际民众信心的十年，而这又恰恰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十年。但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由于在火炬传递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负面新闻，西方公众以及部分非西方公众对待中国崛起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经济的较好表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扬。因此从2009年开始，中国崛起论和美国衰落论成为国际媒体舆论和公众舆论的主流。所以，从大趋势来判断，只要没有重大意外事件的出现，国际公众将继续对中国崛起持有积极心态。而那些不希望中国崛起的国家也不得不面对现实，接受中国的崛起。
从中国方面来讲，中国崛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从民调来看，中国公众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崛起，并将最终取代美国。这与中国国内舆论环境和社会特点具有很大关系。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国内也出现了诸多负面社会问题，比如腐败、贫富差距过大、环境污染等，但这些不会影响大局。鉴于当前国际公众舆论对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认知的特点，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应对方案。
第一，中国需要加大对本国媒体和国际媒体的引导和公关力度。中国国民对中国未来发展持有较为矛盾的心理。调查显示，很多民众认为中国崛起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中国自身。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中国受访者不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的原因。造成这一认知局面有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管理方面的原因，同时媒体所建构的“拟态”中国也是重要原因。媒体要在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同时，要有社会担当，发挥正能量舆论引导功能，培养国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此外，考虑到国际媒体，特别是西方强大媒体集团对国际舆论的主导地位，中国应更加主动积极地与之对接，避免在重大事件报道面前缺位、无语和作出不适当的反应。
第二，公共外交需要有更加清晰的发展战略，其中对国际公众外交是重要内容。中国应更加注重民众的中国观的引导，加大民间外交和舆论外交的力度。在信息化时代，重视民意和媒体对提升国家影响力、培养友善的国际公众、塑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公共外交不仅仅是传统政府外交的补充，更应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一环。
第三，中国需要明确提出自己的世界观，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担忧。这里的世界观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如何看待世界以及自身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一种政治世界观。近年来中国所提出的和平崛起以及胡锦涛所倡导的和谐世界主张都是对中国世界观很好的阐述。但是，这样的世界观阐述多大程度上对国际公众产生了影响，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因此，必须从战略高度和实践层面反思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国际舆论突围策略问题。从舆论产生、发展的特点角度来看，中国应更主动地对外介绍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路径，以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媒体和国际公众能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回应其相应的关切及疑虑。在外宣方面，要多讲不足，不能总讲成就，否则就会为中国威胁论或危机论提供借口。比如高消耗、高污染、廉价劳动力与血汗工厂、掠夺国际资源、依赖国际供给和国际市场输出等等都会成为中国崛起的负面标签。中国在发展自身的过程中要更多地分享自我发展成就，提供与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相称的国际公共产品，更多地与国际公众对话。同时对国际涉华舆论要分层、分类别、分性质对待，切忌简单地归类和站队。对于那些因为不理解中国、不信任中国所形成的涉华负面舆论，中国方面更应该从对话角度回应，而不是辩解和冷落。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认为中国崛起必然引发美国衰落的观点是典型的二元对立的零和思维，是抹杀全球化背景下相互依赖的各个国家之间合作共赢特点的错误认知。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和谐与共生。中国外交追求一种和谐共赢的局面，希望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发展的机会。从现实角度讲，中国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与世界共享发展的意愿，体现中国发展对国际社会特别是普通公众的积极意义。这考验的是中国国际公关能力和国际传播力，同时也是重塑中国国际诚信和威望的最优路径。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