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水资源问题不仅仅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带来了议题之间相互影响。水资源直接影响到能源和粮食安全，是影响全球资源安全的核心要素。本文认为水、能源和粮食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彼此影响、彼此制约并极具敏感性的资源联系，这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尤为明显。因此中国不仅要从战略上认识到水资源和其他领域的共生共存的特性，还应该采取系统合作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全球资源态势恶化问题。

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水资源问题不仅仅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带来了议题之间相互影响。水资源直接影响到能源和粮食安全，是影响全球资源安全的核心要素。本文认为水、能源和粮食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彼此影响、彼此制约并极具敏感性的资源联系，这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尤为明显。因此中国不仅要从战略上认识到水资源和其他领域的共生共存的特性，还应该采取系统合作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全球资源态势恶化问题。
一、以水为核心的资源关联问题
以水为核心的“资源关联”最早起源于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SSD)。该峰会提出饮用水-能源-健康-粮食-生物多样性（Water, Energy, Health, Agriculture and Biodiversity，WEHAB）倡议。该倡议设法使水、能源、健康、农业和生物多样性五个主题领域成为采取行动的焦点和推力，强调全球资源的相互管理和系统管理。
二、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水资源开发
2012年，中国与湄公河其他四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的贸易和对外投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对所有东盟国家贸易和投资的增速。随着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及双赢投资机遇的增加，这一增长率更高的势头将继续保持。从2009年到2012年，中国的湄公河流域省份云南和广西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2-15%，为中国地方最高。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崛起也带动湄公河流域国家提高了增长速度。
东南亚水电资源丰富，但开发水平落后，可用电力与开发资金均面临短缺，未来5至10年，东盟电力投资将达2000亿美元，其中对电力设备、电工产品的投资至少需要1000亿美元。这为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的水利事业创造了机会。华能可以顺利接手瑞丽江一级水电站工程，正是由于缅方资金短缺导致项目烂尾，最终由华能联合另外两家中方公司投资29.6亿元与缅甸政府合资建成（项目总投资32亿元），具体电量分配方案为中方85%，缅方15%。缅甸政府的收入除15%的电量外，还有20%的水电站利润以及中方上交的各种税费[1]。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行跨边界电力供应是解决东南亚国家电力和资金技术短缺的最佳方案之一。它可以缩短电力输送的距离，减少建造电力管的成本和输送过程中丧失的电力。经济发展自然让城市和制造中心优先得到电力供应。对中国和其南部邻居来说，情况都是如此。因此，从能源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跨边界电力融合是双赢之举。从地理位置上看，东南亚地区具备良好的送电条件。譬如，伊洛瓦底江上游各电站距离中缅边境线平均距离在80公里以内，具备按特高压、大容量直接向中国负荷中心送电的良好条件。因此，东南亚各国紧邻中国的地缘优势可实现电力回送中国，从而助力中国西南地区“西电东送”。
东盟国家能源部长会议已经达成共识，共同协调和推动大联网工作的实施，建立一个跨区域、跨国家的东盟大电网，电力建设和服务方面重点和中国合作。因此中国西南水电发展将会逐渐成为东南亚国家的“能源库”，也正在成为中国重要的水电基地。从东南亚国家方面来看，中国国家电力公司、云南省电力集团公司与泰国国家电力发展局、泰国ＧＭＳ－ＰＯＷＥＲ公司会谈，明确泰国向中国购电第一个合作项目是澜沧江上的景洪电站，2013年起泰国向中国购电150万千瓦，2014年起另向中国购电150万千瓦，2015年后云南向东南亚地区输送水电规模规模将达到800万千瓦[2]。
（一） 中国和东南亚跨境河流合作开发的潜力深厚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有三条国际河流：伊洛瓦底江，怒江-萨尔温江和澜沧江-湄公河。伊洛瓦底江是跨越中国和缅甸国境的一条国际河流，同时也是缅甸最大最重要的河流。伊洛瓦底江全长 2714km，流域面积 43 万 km。怒江-萨尔温江干流全长约 3673km,中国境内长 2013km，缅甸境内长 1660km。流域总面积约 32.3 万 km。澜沧江-湄公河起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北麓，自北向南先后流经中国的青海、西藏和云南三省区，澜沧江流出中国国境以后的河段称湄公河，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注入南海。占湄公河一澜沧江总流面积的77.8％，是东南亚最长的河流，总长约 4,350km，为世界第十二大河，亚洲第七大河。湄公河是世界上有名的呈狭长条状南北走向国际河流[3]。
澜沧江-湄公河是将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也是大湄公河次区域政治经济合作的根基。澜沧江-湄公河蕴藏的巨大水电资源已经成为了次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截至2011年底，澜沧江流域列入规划的大型水电设施共有十五梯级之多，湄公河流域正式提出的水电开发项目规划也达到了十二个。次区域内的水电开发对于流域内各国国内用电市场的供给，以及跨国电力市场的拓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湄公河次区域蕴藏的丰富资源以及潜在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极为重要。湄公河流域干流水电设施的建设将可以直接创造高达79亿美元的工资收入，这之中的85%都将最终流向设施建设阶段的劳务方。而湄公河干流水电站的大部分劳务力量将来自越南和中国，而非大坝所在地。将国内富余资源输出去，让国内企业走出去，大湄公河次区域成为了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的一扇窗户。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目前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彼此间的信息共享、经验交流借鉴无疑可以为区域内六国带来积极正面的外部效应。
（二）目前中国在东南亚水电开发情况
在国际发展机构介入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电力系统连接才出现转机。在亚洲开发银行的资助和协助下，大湄公河次区域(Greater Mekong Sub-region)电力会议与1992年成立。会议的成员国——柬埔寨、中国、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取得了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持。除亚行之外，世界银行也加入支持建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综合区域电力市场的努力。两所银行促进这六个国家于1992年签署“政府间区域电力贸易协定”(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 on Regional Power Trade (IGA))。
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水电合作开始于1995年次区域电力论坛的成立。其他次区域合作机制下的相关机构还有电力联网及贸易专家组、大湄公河次区域电力贸易协调委员会等。比较重要的水电开发相关的文件有：《关于大湄公河次区域电力贸易的政策声明》、《政府间电力联网与贸易协定》、《大湄公河次区域电力贸易运营协议》、《次区域跨境电力交易行动路线图谅解备忘录》等。中国秉承平等互惠的原则，按照向湄公河流域直接售电、协助开发当地水电资源两种模式积极投入到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水电开发中。中方一方面大力促进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电力开发的共识及信任建设，参与、配合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官方水电开发课题项目，另一方面鼓励本国企业走出去，促进国家间技术、人工交流。从2004年与缅甸签订的五项水电开发工程协议开始，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投入到下游国家的水电开发建设中。在中国、东南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努力下，一个综合性水电开发和运输网络逐渐建设起来，中国开发的电力于2004年首次为越南的电力网络供电。自2006年，在缅甸和泰国开发的电力开始输送到中国。
中国五大电力集团在东南亚均已有水电项目正在运作。华能是中国企业进入东南亚地区水电开发领域的先行者。它在缅甸的瑞丽江一级水电站已于2009年5月投产，总装机容量6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40亿千瓦时。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获得了整个伊洛瓦底江上游流域梯级电站的开发权，预计投资总额高达2000亿元，预计总装机容量约2000万千瓦，超过三峡电站总装机容量（1820万千瓦），计划自2010至2024年分三批开发完成。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在东南亚的水电项目目前主要由柬埔寨的额勒赛和印尼阿萨汉组成，后者于2010年投产。大唐电力在柬埔寨和缅甸总投资3.6869亿美元的斯登沃代水电项目工程由斯登沃代水电站和，装机容量为24万千瓦的缅甸太平江一期水电项目也投产发电[4]。2010年11月4日，中国国电集团与柬埔寨签署了柬埔寨柴阿润和松博两个水电项目的谅解备忘录，取得了这两个水电项目共270.8万千瓦的开发权。
中国作为唯一的上游国家，境内的澜沧江流域非常适合水电开发项目的建造。目前已经规划在案的澜沧江干流水电站，上游有七座，中下游有八座。毫不夸张地说，澜沧江提供的水电资源为中国西电东输、云电外送两大发展战略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国在国境内的澜沧江流域已经规划出15级电力阶梯进行开发，预计总装机容量可以达到2276万千瓦。其中建设规模和发电量较大的有：负责西电东送的漫湾电站、大朝山电站；负责西电东送以及云电外送的小湾电站。除了在本国境内的水电资源开发，中国还积极参与到大湄公河次区域下游国家的水电设施建设中。通过BOT（build-operate-transfer，是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特殊的投资方式）的形式，中国企业在下游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兴建了多座大型水电站。这些水利项目的启动不仅给中国企业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也给项目所在国的电力市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跨界河流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水电开发为大湄公河区域的经济发展带了契机，但也对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水电开发产生的环保和生态破坏问题突显。有学者认为，西南水电开发的“大跃进”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不亚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森林的毁灭性砍伐。水电本身虽然不涉及污染排放，但水电事业所催发的高耗能产业不但能耗高，而且其中很多产业污染排放严重，诸如电石、黄磷等产业。西南地区已经陷入了“开发水电-引进高耗能产业-大量消耗能源和排放污染-更多地开发水电等能源资源”的怪圈，总投资接近300亿元人民币的云南鲁地拉水电站和龙开口水电站就没有得到环保审批[5]。这样的水电站在建成投产后不仅对当地环境将产生巨大的隐患，也将对下游国家的水利资源利用产生不良的影响。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等湄公河流域四国，与中国西南地区一样，正遭受百年大旱，湄公河水位降至二十年来最低点，对当地的稻米生产、旅游等影响巨大。四国日前批评中国在澜沧江修坝拦水建电站，导致水位降低、加重当地旱情。
另一个突出的案例是缅甸兴建的密松水电站。由于缅甸缺乏电力和电力基础设施，在缅甸政府的主动要求下，中国以援建的形式修建密松水电站。这是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BOT的形式在缅甸投资的七座梯级电站中的第一座。2009年底，中缅双方还在缅甸举行了盛大的开工庆典。而仅仅一年半之后，缅甸突然单方面叫停了密松水电站项目，中方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在缅甸政府决策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缅甸国内有关密松水电站会严重破坏当地环境的说法流传甚广。在美国一些反坝组织的煽动下，缅甸当地民间团体活动频繁，在缅甸国内创造了非常浓厚的反坝氛围，如亚洲协会认为，中国在缅甸修建水电站，但是90%发电运输到中国，污染留在当地。在美国非政府组织的煽动下，当时比较活跃的几个环境保护组织都在反坝期间受到了来自美国方面的资助。还有一些反坝声音声称密松水电站建成后将主要服务于中国的电力市场。目前缅甸国内政权发生重大变化，缅甸国内政治涉及到国内民族纠纷、军政府内部斗争等许多复杂因素，美国等西方国家欲将缅甸扶植为民主样板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缅甸的水电站投资受到影响，密松水电站成为美国扶植缅甸民主化战略的牺牲品。
湄公河流域的水资源冲突主要是因为上游的中国和缅甸在湄公河上游建造大坝，除上游国与下游国的冲突外，下游国家之间也存在水资源利用的冲突。共享湄公河流域的六个沿岸国中，泰国、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于 1995 年达成了《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这些国家虽然都不控制河流的源头，但对湄公河的用水工程和计划也存在冲突。比如泰国已计划在湄公河上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其他国家担心这会影响他们的用水量，要求泰国政府保证水利工程没有违反水资源利用的相关国际法规，并限制在湄公河的取水量。
2010年以来，湄公河流域国家出现旱情，中国西南部、老挝、越南、柬埔寨、泰国的旱情尤为严重。为了缓解国内用水紧张的问题，中国在澜沧江干流已建成的大坝采取了规模不等的闭闸蓄水。当年下游湄公河的水位下降至二十年来的最低点，较为严重的地区甚至水位只有33厘米，大家自然而然的将旱情归罪于上游中国大坝的建设。不可否认，中国的蓄水行为确实会一定程度上造成下游水量减少。但中国的蓄水行为并不是旱情爆发的根本原因，而且中国本身也是受害国。中国的蓄水行为只是为下游国家解释旱情、转移民愤提供了一个宣泄的理由。
笔者认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开发水电和水资源引起的关注和争议，大多并非简单的环境问题，而是各种发展模式交织在一起的国际政治经济的综合问题。中国由于承建大量基础设施自然对当地生态环境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中国相比发达国家在水为核心的资源关联合作中具有独特的优势。无论外界对中国对外投资和中国发展模式的毁誉如何，都是基于对周边国家经济和社会影响的角度。中国对外水资源投资合作的在于水、粮食和能源之间的良性互动，维护人民基本生存权并尽可能加强中国自身的资源关联安全。如果东南亚国家只关注保护环境，或者做只为西方国家提供资源或者初级加工品的单一经济体，而不把更多的精力花在改善水利和电力基础设施、实现工业化、以及升级产业结构等可持续道路上，则最终的苦果将由东南亚人民自己吞下。因此，中国在协调水、能源和粮食间关系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借鉴中国绿色发展模式，大力引进中国对水电能源投资，加强与中国在水为核心的资源关联领域的合作等将是实现东南亚繁荣稳定的重要途径之一。
四、中国在东南亚水资源开发的建议
首先，需要加强水资源关联问题的系统研究，全面掌握相关理论和方法，建设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迄今为止，我国并没有对水资源稀缺性或安全性做跨学科的深入研究。我国要吸引更多的跨学科研究融入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过程，建立自己的概念体系和有引领作用的国际话语，才可能拥有更多的倡议权和话语权，在水资源关联的话语权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在涉及资源关联的潜在冲突范围上，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北、西南三大方向，中国应通过流域水、能源等资源分析，清晰界定中国及相关邻国的水资源主要利益和关切。
其次，发展中国家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阶段，面临着既要发展经济、又要防范水资源污染和全球化风险。从国内风险预防来说，2010年以来环境保护部会同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编制发布《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2008－2020年）》，明确提出到2015年，水质达标的饮用水水源地比例不低于90%，到2020年达到并稳定在95%以上。规划要求地方各级政府，以改善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质量为目标，重点做好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保护工作，优先开展与水源地环境保护、监测管理和应急能力相关的工程建设，加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监测和监管，排查清除污染隐患，防范威胁饮水安全的突发环境事故。同时，加大“三河三湖”、三峡库区及上游、南水北调水源地及沿线、松花江、黄河小浪底库区及上游等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力度，努力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恢复生机。除国内挑战之外，以水为核心的资源关联问题对中国带来的更多是国际挑战：一是美国等利用水资源问题分化发展中国家，维护资源环境主权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任务；二是平衡快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以水-粮食-能源三者间的关系，做好取舍我应充分利用2015年后千年发展峰会，高调宣传中国及其他新兴发展中大国的经验，实现水、粮食和能源领域的南南合作典范。
第三，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完全可以凭借其在该地区相对领先的综合国力优势，充分利用澜沧江-湄公河这一跨境河流的纽带作用，打开国内西南腹地通向东南亚以及南亚的新道路。通过互利共赢合作，最终帮助东南亚地区实现水资源和经济的平衡可持续发展。中国西南方边界地区(云南和广西省)种族复杂和有待发展的情况，同缅甸、越南、泰国和老挝的情况很类似。云南和广西两省的南部边界地区发展远落后于两个省份的市中心。两省的南部边界是许多跨边界犯罪的源头，包括贩卖人口、种植和走私毒品。缺乏稳定的电力供应，无疑是造成这些边界地区人民普遍贫穷和其他社会问题的一个原因[6]。为了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保障大湄公河次区域水电开发正常、有序进行，中国要在次区域的合作机制下，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相关环境合作和研究。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将水电开发引起的环境影响降低到最小。中国国家电网发布的2012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出，“坚持合作共赢，强化本土运营，主动服务和支持社区建设，努力实现共同发展。坚持绿色运营，高度重视保护当地自然环境，杜绝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维护生物多样性，推进企业与环境和谐发展。”[7]除此之外，中国还应注意改善在下游国家中的国家形象，争取当地政府的互信互谅，通过提高自身对于水电开发环境问题的认知来增进相关领域的软实力。 

文献来源：《绿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