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步入具有“两升一拓”时代特征的合作共赢新时代，即所维护的核心利益从捍卫主权、推动发展升级为促进合作共赢，所追求和倡导的核心理念从伸张正义、搁置争议升级为主张正确义利观；所惠及的范围从第三世界国家、周边地区拓展到全球共同发展。由此而来的，中国周边外交通过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其“亲、诚、惠、容”的理念、“树典范”的定位、“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野和“点面线片相结合”的实践内涵，优先推动周边共建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典范。但是，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着大国零和博弈、恶邻以小恶缠、周边存疑平衡的综合困境以及“繁荣稳定中断”、“恶邻挟强自重”、“大国意外对决”的灾难性风险。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有护霸之心、无超越之备，有激化矛盾之策、无管控风险之力，有肇事逞威之能、无正视事实之心，其后果正在逐步加大三大灾难性风险。中国要与周边走通、走宽共建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典范新路，必须促进各方实现“管控超越”、“制度超越”两大共同超越。

当今，世界和亚太地区正处在格局演变和秩序重塑的重要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亚太作为世界发展引擎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在亚太一片繁荣稳定和域外国家热切参与共享的背景下，近年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大行其道，导致我国周边地区传统主权权益争端节节升级，地区陷入邻国间传统争端与格局秩序重塑错综复杂的漩涡当中，引发了对亚太格局如何演变、如何超越传统互动范式等重大现实问题的种种忧虑。站在时代“大变局”的风口浪尖，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确立了今后的周边外交战略，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中国的和平发展外交政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促进周边地区的繁荣稳定开启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中国外交步入合作共赢新时代
过去60多年来，中国的外交实践始终面临着谋生存、谋发展、谋共赢与外部反华遏华势力之间的斗争。马克思指出，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 新中国外交实践的所护、所求和所惠正是这一科学论断的生动写照：所护体现了中国外交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现实目标；所求反映了中国外交追求的主张、理念和价值观；所惠展示了中国外交惠及外部世界的历史贡献。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看，新中国的外交可依次划分为突出主权（1949—1978年）、突出发展（1978—2012年）和突出合作共赢（2012年以后）的三个阶段。历史昭示我们，中国尽管一再遭遇传统争端与格局秩序重塑的漩涡，同样可以谱写超越“国强必霸”、“两强必战”、“恃强凌弱”的和平发展新篇章。当前，新一届领导集体推动以合作共赢为重点的外交战略，正是开创这一历史的重大实践，具有“两升一拓”的鲜明时代特征，即：所维护的核心利益从捍卫主权、推动发展升级为促进合作共赢，所追求和倡导的核心理念从伸张正义、搁置争议升级为主张正确义利观；所惠及的范围从第三世界国家、周边地区拓展到全球共同发展。
（一）合作共赢上升为和平发展外交维护的首要目标
核心利益是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一国外交政策之所护会随其核心利益面临的威胁不同而有所侧重。建国后，新中国长期面临极其恶劣的国际环境，西方国家对华实行政治敌视、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妄图一举扼杀新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外交无论是“另起炉灶”，还是中苏关系恶化或中美关系正常化，第一代国家领导集体都始终恪守国家主权原则。以处理苏联要在华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尤为典型，毛泽东不惜苏联撤销对华援建，并郑重指出，“有半个指头的条件都不行”。[2]
到1978年，作为国家主权和安全基础的经济濒临崩溃危险，发展一直成为中国第二代到第四代领导集体外交要维护的首要核心目标。这个时期，国家明确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先后提出“搁置争议”、“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与“和平发展”等战略指导，逐步充实和完善了外交服务国家发展的政策调整。特别是2011年政府白皮书《中国的和平发展》向世界庄严承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3]
进入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另一方面，近年来，美亚太再平衡战略大行其道，多管齐下遏华态势有增无减，不断激化中国与周边的传统矛盾与分歧，误导恶邻挟强自重肆意激化矛盾，给周边乃至亚太繁荣稳定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坚持和平发展与维护国家安全两大核心利益同时面临重大威胁，合作共赢成为有效消除两大威胁的首要方式并上升为国家外交政策维护的首要目标。合作共赢立足包容性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地区和人民，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此，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4]
（二）正确义利观上升为和平发展外交追求的核心理念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追求的核心理念随所护核心利益的侧重点变化而有所不同。最初，在突出维护主权的阶段，重在以伸张正义维护主权。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饱经列强欺侮，漫长的屈辱外交使中国历代政府都义无反顾地把伸张正义作为其外交追求的核心理念。1944年，中国作为制定联合国宪章初稿的四大成员国之一，首倡并坚持把“正义”写入宪章。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外交几经调整，但是其政策无论是从“一边倒”到“一条线”还是从反美、反帝、反苏修到反对一切反动派，无论是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还是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和反对干涉别国内政，都始终将伸张正义作为外交的核心理念。
转入突出发展的阶段，大胆践行以搁置争议求发展的外交理念。众所周知，我与周边各种争端的祸根，多源于近代殖民侵略对我领土的任意宰割和二战结束后强权政治对我领土的单方面强行安排，或源于邻国的公然非法侵掠。这是任何主权国家都不会接受的。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则是我国领导人邓小平在1978年针对中日钓鱼岛争议提出的设想，后来扩大到解决同邻国间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上。这一主张是政治上管控矛盾、经济上实现共赢的一种务实的临时性、过渡性安排。[5] 在条件不成熟之前，是最为妥善的办法。它体现了我国致力于与邻国妥善处理和解决相关争议的善意和诚意，同时也是我国与邻国在邦交正常化谈判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双方达成的重要谅解和共识，目的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服务经济发展。
当前，中国外交进入合作共赢阶段，倡导正确义利观。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取利有道，既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也是新中国外交的鲜明特色。无论是在向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上，还是在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发展的良好局面上，新中国的外交都作出了无私的付出和积极的表率。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强调，“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利，就是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对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治上要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为一己之私损害他人利益、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6] 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
（三）共同发展成为和平发展外交惠及外部世界的大国责任
纵观六十多年的实践，中国外交在所护、所求过程中历来践行“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信条，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做出了积极表率。新中国成立后，因受反华势力包围和遏制的现实威胁，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外交主要是向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其反抗压迫、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民族大义，维护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整体利益。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逐步以实际行动勇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截至2013年底，中国共向亚非拉66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医疗队员2.3万人次，累计诊治患者2.7亿人次；截至2011年底，中国共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了14万多名各类人才，帮助受援国家建成了2200多个与其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项目，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维和、援助阿富汗战后重建、防止朝鲜半岛核扩散、主动减少碳排放、主导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和博鳌亚洲论坛等。
进入到合作共赢阶段，中国一方面在明确自身国际定位的同时做出了“两个绝不、一个坚决”的郑重承诺，即：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将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7] 同时，通过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清晰地阐述了中国期望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外交理念，强调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8]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外交新理念的提出以及不断发展和完善，也将成为中国提供规范与价值性国际公共物品、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贡献。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解决全球近1/5人口的温饱问题，本身也是对全球的最大贡献。
二、中国周边外交推动周边共建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典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步入合作共赢外交新时代，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理念，开展了诸如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真、实、亲、诚”对非洲政策和呼吁发展开放型经济等一系列以“两升一拓”为特征的外交新实践，展示了中国推动和平发展的智慧和行动，特别是周边地区成为中国外交新战略的优先方向。2013年，中国通过召开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明确了未来周边外交战略，推动周边共建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典范，进一步展示中国驾驭复杂局面和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自信。
（一）亲、诚、惠、容：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理念更清晰
中国新的周边外交战略以良好的意愿、清晰的理念进一步充实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首先，表达了“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和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的积极意愿。其次，针对周边地区先后提出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上合组织成员国“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与“亚太命运共同体”等概念。第三，倡导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亲”，就是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诚”，就是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惠”，就是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同时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容”，就是倡导包容的思想，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地回应周边国家期待，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创繁荣。[9] 这就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中国外交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价值观与和谐世界观。
（二）树典范：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地位更突出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周边对我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说，冷战结束以来周边外交经历了从“成支柱”、“升首要”向“树典范”发展。“成支柱”，即：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提出“周边国家”概念，并正式将周边外交定位为国家外交总布局的三大支柱之一。“升首要”，即：2011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正式将周边外交提升到国家外交总布局的首位。“树典范”，即：针对近年来美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周边大搞借力打力和一些恶邻挟强自重不断挑战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复杂形势，一是通过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明确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首要地位和优先方向，开始以大国心态经营周边关系，使之成为率先践行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样板”；二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地区各国的共同愿望，把周边建成“三不一成为”的“典范之区”，即：中国不干涉周边国家内政，不在谋求地区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成为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典范。[10]
（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睦邻友好、互利共赢视野更广阔
习近平主席强调，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中国新的周边外交战略要从历史与未来、国内与国外以及同超级大国、地区强国和周边国家等不同类型国家的视角来统筹处理好“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各种复杂关系，通过拓展视野，超越一己、一时、一维之利，造福中国和平发展，影响并塑造未来走势。中国周边外交强调“立体”视角，就是要突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在地理空间上要超越传统周边概念，覆盖陆海邻国；强调“多元”视角，就是要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统筹安排周边外交，综合决策；强调“跨越时空”视角，就是要求在时间维度要跨越历史、现在和未来，在周边地区促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周边。[11]
（四）点面线片结合：睦邻友好、互利共赢行动更有力
新的周边外交通过明理念、高站位、拓视野、提建议、出方案、重践行，推动睦邻友好、互利共赢从周边做起、做实。在不回避矛盾和分歧、积极推进和平解决进程的同时，提出诸如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和区域安全合作框架等重大周边外交倡议，强调从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从点到面，从线到片，务实推动周边区域合作。[12]
可见，当今之中国比以往视角更广、站位更高、奋发有为的意识和能力更强，始终坚信和平发展的最大机遇源于自身；相比其他崛起大国，中国坚信“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理念、价值观和行动，推动国际和地区的格局秩序的良性转型。
三、共建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典范的主流、困境及灾难性风险
崛起与遏制的矛盾始终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新中国在成立20多年后仍被美国及其盟国拒绝外交承认并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即使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国家仍至今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未来十到二十年，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无论我国如何努力共建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典范，都会面临超级大国及一些地区强国和中小国家的各种遏制、牵制和防范。中国不奢望未来彻底消除这些障碍，但必须看清共建周边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典范的主流、困境和灾难性风险。
（一）拥有周边对华睦邻互利合作的主流
我国周边地区是全球经济的引擎，睦邻友好、互利共赢是中国和周边的大势所趋。如何抓住周边对华睦邻互利合作的主流，破解和平发展困局，是中国推进合作共赢的先决条件。
一方面，周边既是中国和平发展面临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交汇点，也是中国践行和平发展外交塑造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典范的最大希望所在。其特点：一是战略环境深刻变动，即中国的快速崛起客观上引发诸多国家的不适，进而对我采取种种排斥、抵制和遏制政策，甚至某些大国将矛头直指我国，这是近几十年来世界大国关系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战略环境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二是竞合中渗透着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即中国既无挑战现有格局和秩序的企图，也无进行大国全面竞争的准备和实力，与绝大多数国家的互动处于合作与对抗相兼、相间、相容，同时存在着中国的和平发展政策与某些国家敌视对抗政策之争，其根源在于某些大国、地区强国利用中国与周边的矛盾和分歧，对我崛起采取敌视、敌对的立场和政策，全面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舆论和文化等手段对我进行遏制和打压。
另一方面，中国坚信与周边各国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主流态势不可阻挡。以东盟为例，中国和东盟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区，中国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东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2年，双方相互投资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人员往来达到1500万人次，贸易额达到4000多亿美元，分别是10年前的3倍、4倍、5倍；双方还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妥善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13] 可以说，中国推动睦邻友好、互利共赢是务实而理智的选择。
（二）面临大国零和博弈、恶邻以小恶缠、周边存疑平衡综合困境
由于国际社会长期浸淫在霸权当道、强权横行、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之下，国际上总有一些人把中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自身的威胁，总是怀疑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诚意和决心，想方设法对中国和平发展加以牵制和干扰，由此带来的不良互动将成为中国与周边共建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典范的现实困境。
首先，大国零和博弈是最大的障碍。其核心是塑造未来于己有利的国际和地区的格局与秩序。中国与周边共建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典范主要面临三类大国恶性博弈，即：一是新兴大国与既有霸权国之间围绕未来国际格局与秩序的博弈；二是地区强国之间围绕未来地区格局与秩序的博弈；三是其他强国之间围绕未来国际格局与秩序的博弈。第一类最致命。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美国再平衡战略的落实与深化，如2010年以来美借助建议与东盟采取共同行动解决南海岛屿争端以及多次确认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适用《美日安保条约》等动作，其恶性互动已误导一些国家可以“挟强自重”并不断激化地区矛盾。如任其恶性发展，其害小则引起亚太地区局部动荡、中则中断地区繁荣稳定进程、大则可能重蹈“两强必战”覆辙导致大国意外战略对决。
其次，恶邻以小恶缠是最大的风险。其核心是某些别有用心的邻国滥用、滥造或滥扩小分歧、小争端，肆意挟强自重掣肘中国和/或迎合霸权国遏华需要，谋一己之私。主要有四类：一是滥毁本国信誉，否认两国已达成的重要谅解和共识，如安倍政权否认中日双方关于搁置钓鱼岛争议的历史事实；二是滥用、滥造或滥扩原有传统的主权权益争端，如日本单方面非法“购岛”事件；三是片面和歪曲解读中国的正当合法行动，如安倍政权对我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处理；四是迎合大国遏华零和博弈需求，参与和/或构建遏华反华联盟；五是企图绑架区域外大国或地区组织刁难中国。这些丑恶行径一旦与大国零和博弈狼狈为奸，特别是在大国管控风险失控和恶邻肆意过度挟强自重相叠加的情况下，将成为导致中美未来两强意外冲撞的最大战略风险。
第三，周边普遍存疑，大搞平衡。其本质是对中国实现“三个超越”与和平发展的信心不足，期望通过搞大国平衡来谋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空间。客观上，这也为大国零和战略博弈、恶邻以小恶缠提供了可供利用的空间。个别国家谋求“一己之私”把地区搞乱，对整个地区来说意味着长久灾难。
（三）可能导致三大灾难性风险
在中美战略互疑主导下，中国共建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典范既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也需要外部的理解和支持。但是，无论中方如何努力，总会有些人继续“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一旦矛盾分歧管控不当，上述困境既可能贯穿发达国家强加的两种制度、两种发展模式的竞争，又充斥着霸权主义导致的霸权与反霸权、遏制与反遏制的矛盾；既是对当前世界权力分配、国家地位的较量，又是对未来国际和地区格局与秩序主导权的争夺；既有崛起国与守成国的明争，又有崛起大国之间的暗斗，其复杂性与尖锐程度难以预测。特别是在我周边地区，上述竞争和矛盾还将与传统争端相交织、相交汇、相纠缠，共同形成诸多竞合与冲突并行的错综复杂局面。一旦中国与周边之间的矛盾和争端被美国过度利用或中美之间的大国战略博弈被周边过度利用，即使中国如何努力，共建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典范可能面临以下灾难性风险[14]：一是“繁荣稳定中断”的风险，即因周边战略互疑错失发展良机而中断地区繁荣稳定进程；二是“恶邻挟强自重”的风险，即因恶邻因挟强自重肆意以小恶缠而引发的中美意外战略冲撞；三是“大国意外冲撞”的风险，即因美国恐惧衰落而过度遏华和平发展而直接导致中美冲突。三类风险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这同时也是中国和平发展和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三大灾难性风险。一旦任一灾难性风险失控，中美肯定双输，对地区繁荣稳定也将是一场世纪性的灾难。
四、美国漠视灾难性风险“三有三无”
从近年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出到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微调、再到近期对华高调威慑，美外交政策左右摇摆不定，自相矛盾。为此，美国有识之士纷纷指出：美国的利益在于亚太稳定；美国的二战和冷战遗产特别是美日同盟对华构成潜在危险，是亚洲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需对再平衡战略进行再平衡；必须避免零和博弈；等等。[15] 这些迹象表明：美国政府虽然对守护其全球霸权有谋有策有行动，但是对超越零和博弈无心无力无准备，实质上是对未来可能导致破坏亚太繁荣稳定的灾难性风险漠然视之。
（一）有全面护霸之谋，无真心超越之备
针对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美国家情报委员会评估在2008年指出，必须立即开始塑造一个按照有利于美国的方式演变的未来多极化格局。特别是奥巴马团队“守霸危机”意识强烈，其竞选团队坎贝尔、赖斯等成员早在2008年大选前就组建了“新美国安全中心”智库，筹划新的美国安全对策并形成其“守霸”理论。奥氏入主白宫后，该智库成员分别执掌美安全和防务大位，在美安全、防务和军事等战略调整中全力推行“守霸”战略。再平衡战略的出台正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战略性调整，其目的是确保美国的亚太主导权和全球霸权。
2010年启动的前沿部署外交标志着美全面护霸政策的实施。尤其是在军事上可谓谋全局谋万世数谋并举：一是死拼硬实力打造对华跨域优势。通过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构建对华“特殊非对称优势”，创新“联合作战进入”、“确保进入全球公域”、“空海一体战”、“濒海作战”和“夺取并维持进入”等一系列以跨域作战为内核的作战概念，提高反制反介入和区域拒止作战能力；通过增加B—52等装备轮换部署数量，恢复B—2轰炸机在关岛部署，优先向亚太部署F—22、F—35等新装备以及改进和运用新的“杀伤链”，大力发展对华跨域作战力量体系；通过“前沿分散、重心后移、指挥调整”优化岛链纵深部署；通过“明确定位、强旧建新、综合配置”优化美军亚太基地网建设；通过2020年前将60%的海外空中力量和60%的海军舰艇部署到太平洋战区加强美军实力。
二是重施巧实力强化周边遏华同盟。奥巴马政权强调，“必须运用巧实力战略”与志同道合和利益相一致的“关键行为体”合作塑造“21世纪太平洋伙伴关系”[16]，在外交上关键是加强与日韩澳等传统盟友的关系、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及增强美国与重要地区组织的合作[17]，在防务上重点是以“创新方式”提升伙伴国的能力和盟军互操作能力实现其安全目标，发展旨在“平衡”中国军力的“反进入/区域拒止联盟”。在东北亚，深化美韩军事同盟关系，推动建立美日反进入/区域拒止体制，促进美日韩安全协调制度化。[18] 在东南亚，依托原有同盟，寻找新的战略支点，弥补第一岛链“短板”。特别是为拓展自身及同盟的活动范围，不断抛出诸如亚太地区、全球公域和印太亚洲等“宏观地区结构”地缘政治概念，使其“合法”成为这些地区的一部分，甚至极力推动北约“参与亚太”，通过“巧防务”推进“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两大体系融合发展，为其护霸提供战略支撑。
三是预制软实力规制全球新兴力量崛起。这是近年来美国家大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美总统国安顾问多尼隆指出，此轮战略调整的终极目标是“帮助亚洲重新形成和制定相关规则和规范”。次年7月美防长进一步声称，“遵守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是其再平衡战略的首要原则。特别是2010年美国鼓励东盟制定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并在近年来主导修订《空战与导弹战国际法手册》和制定《塔林网电战国际法手册》等。另一方面，尽管中方希望同美构建“不对抗不冲突、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美方也回应提出“新合作模式”并表示希望与中方建立“强有力的、正常而特殊的关系”，但从其确定的大战略到近期摇摆不定的外交政策、多谋并举的军事战略，再到其驻华大使鲍卡斯2014年1月28日在国会听证会上对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预设，均反映出美国既无做好超越传统霸权国家的心理准备，更无相关理论和行动之准备。
（二）有激化矛盾之策，无有效管控之力
亚太地区是中美利益汇集的主要地区，也可能是两国产生分歧甚至擦枪走火的主要地区。尽管搁置和管控争议是中国多年来尽最大努力避免与周边矛盾升级和分歧扩大的有效实践，但近年来这些矛盾分歧日益成为美借力打力的遏华工具，不断地做一些激化矛盾和令局势更加复杂的事情，煽动对立情绪。主要体现在：一是一些美国政客鼓动美“重返亚太”应重点放在湄公河流域，以激化湄公河流域矛盾；二是2010年美借助调解南海纠纷“为东南亚国家争取更多在岛屿和海洋上的权益”为名重返东南亚；三是美国政府一方面说在钓鱼岛争端上不“选边站”，另一方面又不断强调《美日安保条约》适用钓鱼岛，某些议员声称所谓“钓鱼岛是日本领土”是“美国国会和政府的立场”，建议“受到中国海洋活动威胁的国家应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四是一些政要不断鼓动日本修宪行使集体自卫权，强化日美同盟；五是将中方合理合法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歪曲为“单方面改变东海现状”等。2014年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甚至在没有确认消息的情况下，仅凭日媒报道中国准备将防空识别区扩大至南海，就指责中方从事“挑衅性的单边行动”。
另一方面，美国针对诸如日方非法“购岛”、巡逻艇非法前往钓鱼岛、高调参拜靖国神社、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强征“慰安妇”、否认“南京大屠杀”、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等右翼政策和历史修正主义的做法，不加有效管控，片面采取偏袒日方的立场，甚至在局势紧张情况下采取类似派出军机到钓鱼岛测试中方反应等火上浇油的不恰当行为。未来难免会不断出现诸如历史上类似东海跟踪[19]、南海撞机、使馆被炸、南海撞船等挑战中方底线并可能引发中美对抗的“意外事件”。残酷的现实告诫我们：美国作为战略挑衅者不仅自身很难保持适度管控，更难管控好其所要借重但总试图挟强自重的恶邻。美将会继续不断地插手我与周边的矛盾和分歧，并视为将其军事同盟、战略伙伴与自身的战略利益绑定的“战略良机”，借机重塑和强化同盟关系，将他们推到战略前沿去制衡其认定的霸权挑战者。
（三）有肇事逞威之能，无正视事实之心
周边地区是我国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依托。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虽然我郑重承诺“两个绝不、一个坚决”，但是“中国威胁论”仍甚嚣尘上，影响我周边安全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既有一些周边国家“恐华”、“防华”甚至“反华”情绪漫延外溢，又有霸权国家为破坏我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断激化周边国家与我的敌意乃至对抗，集结周边“反华统一战线”，以削弱我国的影响力。这并非是相关国家一般性的政策调整，而是世界格局及亚太战略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产物，根源在于大国战略博弈汇聚我国周边以及周边国家对我崛起的战略焦虑，其中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成为影响我国周边安全稳定的总根源。
一方面，美军不断加强亚太军力、展示军力，比如仅美国海军每年就在亚太地区与20多个盟国和伙伴举行170多次演习以及600余次联合训练；[20] 同时不断宣扬中国搞“军备竞赛”，发展反卫、反舰、防空和网电攻击等所谓的“先进的一体化反进入/区域拒止体系”，对邻国、全球公域、国际格局和秩序构成严重威胁，甚至“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有潜力对美霸权构成根本挑战的国家”。比如，据印度专家伊斯坎德尔·拉赫曼认为，所谓“珍珠链”战略成了“美国世纪之交极大误导世界舆论”的典型案例，印度媒体对此经常充斥着各种相关报道，一会儿猜测中国在马尔代夫建潜艇基地，一会儿炒作中国在缅甸军事存在既成事实，但最后往往属于子虚乌有。
另一方面，美国总有一部分人无视中国在历史上搁置争议推动发展的历史贡献，无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超越，无视中国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良好愿望。
事实表明：无论他国如何坚持和平发展，美国很难超越历史上的其他守成国，其策略与行动百般矛盾，有护霸之心、无超越之备，有激化矛盾之策、无管控风险之力；未来，确保霸权优势将继续是美国的主导思想、基于对权力和安全的追求将继续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不变内核，其路线难以作出大的调整，其后果将会逐步加剧上述三大灾难性战略风险。
五、共建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典范还须共同超越
周边是中国发展繁荣之基。未来一段时期，在各种传统争端与格局秩序重塑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周边地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战略博弈的主战场，但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时代，冷战式集团对抗已成为历史，多极化逐渐形成，利益关系相互交织交融。中国无论是与周边共建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典范，还是与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都需要打通与对方战略互疑的瓶颈，在维护合作共赢和追求正确义利观的过程中力争走出一条超越“国强必霸”、“两强必战”、“恃强凌弱”并惠及世界的和平发展新路。要走通、走宽这条新路，除了崛起国要以清晰的理念、明确的定位、广阔的视野和有力的行动率先践行之外，周边各方还须共同超越，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并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周边的机遇。深刻的历史教训警示我们：没有共同管控，即使“搁置争议”，最后只会导致“节外生枝”；没有共同超越，即使走上共赢道路，最后还须付出沉重的零和代价；没有共赢不变，即使有共同管控、共同超越，最后也要力争有备无患。为此，中国在与周边共建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典范的进程中，还需促进各方实现两大共同超越：
一是共同促进管控超越。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现有的矛盾和分歧，既有殖民历史的遗产，又有强权政治的安排，还有发展的产物。它们都不应该成为我与周边共建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典范和与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障碍。通过共同促进争议国不主动挑衅或扩大相关主权权益争端，促进争议国破解传统争端困境，促进域内域外大国破解战略博弈困境，可以防止“搁置争议”变成“否认争议”，防范域内域外国家“祸水东引、乱引”和激化周边对抗和冲突，防范地区国家引诱中美大国对抗和冲突。
二是共同促进制度超越。无论是新兴大国还是守成大国，对未来国际和地区的格局和秩序重塑都有着深远影响。共建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典范，需要相关国家和守成大国共同超越传统零和博弈思维，共同倡导旨在实现包容性互利共赢发展的周边外交理念、原则、政策主张和意见建议，并促进其制度化，为共建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关系和后续大国崛起提供有益的理念、机制制度和成功案例等国际公共物品。
只有不断地促进具有规制性质的管控超越和制度超越，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中国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周边外交重复类似“搁置争议”的消极后果，才能确保与周边共建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典范走得更远，走得更加成功。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