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国际体系的形成深受地缘政治争夺的影响，在依赖外部势力和达成内部均衡的两端不断产生不稳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印度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要创造一个有利于稳定与和平的南亚国际格局，有必要重新定义印度的地位，并从南亚各国争取战略自主的角度理解新的体系形成的必要与可能，及对中国相关战略的意义。

      南亚是深受冷战政治影响的地区之一，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在本地区国际关系的形成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后冷战时期为南亚国际体系的重新构筑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南亚主要国家的战略自主地位，这也是南亚国家所期望的，但现实的发展却不如人意，特别是“9·11”以后，该地区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温床，并对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使战略自主性问题沦为边缘化，而外部势力的干预则大幅上升。由于阿富汗战争的展开，美国等西方大国对本地区的干预加剧，使该地区主要大国失去了重构地区安全体系的机会，南亚国际体系因而呈现出不确定的状态：所有主要国家都面临着重要的战略选择，即继续依附外部主要大国谋求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平衡，还是寻求地区内部的机制建设以创造地区主要大国之间的均衡。本文拟探讨南亚国际体系形成的若干问题，以及对中国的政策选择的影响。
一、 战略自主的必要性
战略自主是南亚地区在冷战结束后的一个必然选择。但在冷战时期，南亚主要国家的内在矛盾完全掩盖了该地区树立战略自主性的必要性，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印巴冲突及相关的互动，但南亚问题的复杂性又远远不止是印巴冲突。从所有南亚国家摆脱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经验来看，争取达到战略自主从来就是他们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当年，南亚的首要大国印度曾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组织了“不结盟运动”。但印度在处理与邻国关系时奉行的原则使后者认识到印度对战略自主地位的追求恐怕是以邻国丧失这种自主地位为代价的，而印度的独特地理位置又是处理这个问题的关键，即印度与次大陆的邻国都有边界相交，而所有这些邻国都互不相邻。因此就有必要探讨，南亚各国的战略自主究竟是什么意思？
      南亚的战略格局一向受制于两个重要的地缘因素，一是喜马拉雅山脉使南亚与亚洲本土的地理隔绝，另一是印度洋给南亚主要大国提供的天然通道，进可以走向广阔的海洋，退可以据守次大陆和印度洋的运输通道。只要东西侧翼不对其形成压力，次大陆的战略格局可以形成为一个独特的布局，即在摆脱外来势力干涉的条件下，实现均衡的目标，从而使南亚地区的战略自主地位得以实现。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况，其前提是南亚地区内部实现某种程度的均衡，而这却是南亚面临的难题之一，也是困扰印度战略家的迷题。已故印度外交家J. N. 迪克西特曾指出，“进入21世纪后，印度越来越意识到有必要回顾，自莫卧尔帝国所代表的政治身份解体以来，印度作为一个国家，是以什么性质出现在国际社会的，又是如何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1] 显然，印度战略家需要回顾的恐怕并不是印度如何被英国殖民的经历，而是印度作为次大陆的主要大国，其所代表的力量在南亚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所具有的意义。从印度战略家的角度来看，印度真正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国家身份是从独立后开始的。由于印度与其他南亚国家具有区别意义的地位和特征，印度在次大陆的主导地位几乎就是地缘政治发展的自然结果，至少印度战略家是这么认为的。
      印度的这种看法应该导致印度的战略自主地位，尽管可能给与印度有各种矛盾的邻国带来困扰。然而，现实的发展并不是如此的直线。众所周知，印度在冷战时期的经验向世界传达的是完全不同的信息：印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整个冷战时期都经常成为两极格局之下被布局的一个对象，印度的精英也无奈地接受印度并无独立战略地位的现实。当年印度与苏联的结盟令南亚成为冷战的焦点之一，印度的战略地位也因而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尽管印度通过这个结盟关系满足了一些对其国家利益更为紧迫的战略需要。
      南亚国家除印度外的所有其他国家是否也非常需要建立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因时代背景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由于印度在次大陆的独特地位，使其他南亚国家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不免要将印度的地位作为重要参照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希望在与印度和平合作的状态下维持自身的战略自主地位。这个状态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冷战时期是不可能发扬光大的，那么后冷战时期呢？由于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变化，特别是美国在“9·11”之前已经完全退出南亚，因此，对南亚其他国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来说，战略自主性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悠关它们重大利益的关键问题。所有南亚国家，在面对印度的压力之下，或多或少都需依赖外部势力，以创造一种有利于它们的均衡。但这种实践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并没有证明是有利于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这里的关键似乎是，外部势力并不能帮助该地区本身创造一种真正的均衡。因此，当印度的“崛起”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时，对其他南亚国家来说，似乎必须要考虑与印度保持相对均衡的可能性了。
      “9·11”以后，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重新开始高度关注南亚地区，为该地区再创均衡的努力带来了巨大的阴影，美国在南亚的战略目标为本地区的前景带来不可预测的因素。与美国传统的策略不相同，在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中，美国在南亚似乎无意通过扶持其他国家以制衡印度，相反，美国希望通过与印度建立新的战略关系，以与印度共同控制南亚，并打赢在阿富汗的战争。美国的这个策略有可能令其他南亚国家更为担忧，因为其直接后果可能是帮助印度在南亚取得新的主导地位，从而使其他南亚国家面临困难的选择：或者依附印度，或者寻求外部势力以抵御印度的压力。显然，对他们来说，这都不是最佳的选择。对南亚其他国家来说，战略自主性是一个仍然没有答案的课题。如果大国势力不再介入本地区，印度将自然取得主导地位，这固然导致它们相对于印度的战略自主地位下降；如果引入大国势力抗衡印度日益坐大的地位，虽然印度的地位将受到制约，但战略自主性对其他南亚国家而言，将仍然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这个两难的问题需要通过新的思路来求得正解。
二、南亚国际体系形成的条件
南亚国际体系将以何种方式构成，将取决于诸多条件，其中既有
南亚各国本身的力量对比因素，也有外部势力如何看南亚形势的因素，更有南亚各国如何自处于日益变化的国际大格局的问题。
      首先，在南亚各国力量对比这一方面，印度的崛起和其他南亚国家在发展道路上步履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他南亚国家无论在国土人口经济总量社会发展水平等重要的国力方面都远远不及印度，这形成了地缘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现象，即印度在南亚次大陆具有威慑所有其他南亚国家的地位和力量，这必然对南亚国家产生巨大的压力，而印度奉行的政策是建立在防范压迫他国的基础上的，这种周边政策必然导致印度与邻国关系产生困难。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印度并不这么看，印度学者认为印度在南亚乃至亚洲的主导地位是由印度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只是因为英国人遗留下“印巴分治”这个次大陆地缘政治的恶果，才使印度丧失了它天然占有的中心地位，因为“巴基斯坦的创立才使得印度不但在西部和东部的战略压力急剧上升，而且产生了一个对其母国从此抱有敌意并持对抗姿态的国家”，这对印度希望建立的泛亚洲的共同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事实上也是泛亚洲共同体破灭的原因。[2] 可见印度对其地缘政治地位是非常高估的，所谓“母国”一说更反映出印度战略家对其他南亚国家的某些固有思想，也是印度后来逐渐发展的“地区强权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
      其次，印度的这种“中心主义”思想对南亚国际体系的形成应起什么样的作用呢？众所周知，在冷战时期，由于国际体系的制约和限制，印度的泛亚洲主义精神根本就是乌托邦，印度自身也迫于形势最终与前苏联结成准联盟，从而放弃了尼赫鲁梦寐以求的泛亚洲共同体追求，转而通过与超级大国的合作，企图在南亚地区建立霸主地位。印度的这个努力其实也是“印度中心主义”在次区域一级的体现。印度在建立其南亚霸权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触及了她的周边政策，这在印度与邻国一再发生的冲突和战争中，留下了一笔困难遗产。与此同时，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美国，也引起了极大的怀疑，认为印度是否希望通过反西方的政策，在亚洲建立起一个反西方的同盟。这个怀疑在美国国务院早年的关于印度的政策文件中，被认定为是印度的战略野心，其作用一如当年的日本。西方大国对印度战略的这种评估是否有根据呢？印度战略家认为，尼赫鲁当年创造的亚洲大团结思想以及印度要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思想，虽然因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印度的国力太弱，也由于印度的这种作用似乎并不为亚洲邻国所接受，所以并没有实现，但这种思想本身却是站得住脚的，因印度在亚洲确实有特殊的地缘战略地位，在当今亚洲和世界政治迅速变化的形势中，印度的这种作用因印度的自信与能力的增长而得到加强。[3] 如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就曾经讲过，“印度的战略环境从波斯湾延伸到马六甲海峡，越过整个印度洋，包括西北的中亚和阿富汗，东北的中国和东南亚。我们的战略思考必须要扩展到这些地平线”。[4] 为了实现印度的战略思想，使印度成为亚洲的主要大国，甚至是决定性的大国，印度必须有能力控制其邻国。在这里对控制的解读不一定是要求其邻国对印度言听计从，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印度，这是印度做不到的，而且反而会触发邻国对印度行为的反弹。印度希望能够“更好地管理”（Managing）与其邻国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印度对其周边政策进行了反思，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以纠正过去对邻国的咄咄逼人政策，把重点更多地放在了合作。这个政策一度被称为“古杰拉尔主义”，是以当时的总理名字命名的。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推行的友邻政策中似乎并不包括巴基斯坦，在印度使用的相关术语中，南亚其他邻国印度都称为“较弱小的邻国”，但这并不适用于巴基斯坦，或者说，在印度的分类中，巴基斯坦并不是“弱小的邻国”。印度认为由于印度对南亚邻国政策的失当，使巴基斯坦得以乘虚而入，夸大印度对南亚其他邻国的威胁，从而在南亚地区挑起对印度的普遍不满，使巴基斯坦在与印度对峙的局面中得到好处。巴基斯坦的相关政策中是否包含这点暂且不论，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印度的力量客观上确实远大于其他南亚国家的情况下，印度究竟应如何评估自己在南亚的格局中所据有的地位，以及这种地位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具有何种性质。
      根据印度学者的说法，印度之需要在南亚建立一个与邻国和平相处的体系，其要素有三，其一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其二是南亚各国国内政治发展的需要，即印度可以向其他南亚国家提供民主和世俗政治的运行模式，其三是保持印度在次大陆的战略空间，这主要是针对外部势力对南亚事务的干涉而言的。[5] 在讨论这三个要素的意义时，印度学者并不讳言印度在次大陆的主宰地位，问题只是在于印度能否以更为他国接受的方式实现其目标，同时为南亚地区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做出贡献。根据印度学者的观点，似乎可以大致构勒出印度设想的南亚国际体系的结构，其中印度居于中心地位，但这个中心地位又是以其他南亚国家接受为前提的。上述能够成立，则可以将南亚国际体系的形成条件与印度的行为紧密联系起来，即印度“中心主义”在南亚的被容忍和接受程度与南亚国际体系的形成是一种正比关系。
      最后，考察南亚国际格局的形成离不开外部势力的因素。其他大国对南亚地区的关注在很多重要的时刻是决定南亚局势发展的关键。冷战结束后，大国退出南亚地区，曾经是南亚建立新的国际格局的良好时机，但由于南亚主要大国之间的矛盾太深，而且大国的突然退出也导致南亚国家一时无所适从，因此，原有的矛盾不但没有因国际格局的缓和而得到解决，反而因安全困境的逐渐加深，最终形成两大国的核武器开发，以及嗣后的剧烈冲突。[6]“9·11”以后，南亚成为国际反恐的前沿，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巴基斯坦的战略重要性更日益显现，因此大国对该地区的关注也大幅上升，这客观上延缓了南亚地区新的国际格局的形成。大国的关注导致南亚各国战略自主性的下降，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有所上升。同时，作为本地区的主导大国，印度的战略视野也大幅度外移，产生了所谓“第二阶段东向政策”。[7]印度的注意力外移和外部势力的介入延缓了南亚地区新的国际格局的形成。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制定了新的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政策，对本地区的干预力度将加大，巴基斯坦在美国新的战略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巴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无法摆脱对外部势力的高度依赖，从而极大地降低其战略自主性。
      综上所述，我们也许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南亚地区形成新的国际格局所需的条件，一是印度在本地区的中心地位得到其他南亚国家的认可和接受；二是本地区的非均衡状态不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形式存在；三是大国势力逐步退出或降低对本地区主要国家的影响，以使这些国家的战略自主性得到巩固和提高。所有这些都是目前在本地区仍然没有实现或有待改善的问题，同时，南亚国际体系作为亚洲大格局的一个次区域组成部分，将以何种态势完成其自身的体系建设，却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也必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相应战略产生影响。
三、中国与南亚国际格局的建设
中国与南亚地区休戚相关。长期来，中国南亚政策的支柱是着力
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冷战结束后，中国南亚政策更加重视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势，以避免陷入无谓的地缘政治猜疑和争夺。中国的相关政策在后冷战时期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困难的时刻，总体而言，中国对南亚的关注是和南亚国际格局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在南亚地区发挥的作用在该地区基本稳定时得到的肯定较大，反之，则可能从不同方面产生争议。对中国的南亚政策而言，需要搞清的问题是，在南亚出现什么样的国际体系是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的？
      首先，在谋求战略自主地位时，南亚各国究竟是走地区一体化的道路，从集体安全入手，还是各个国家根据自身的地位和需要，做不同的政策选项？这在南亚仍然是一个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南亚区域联盟成立后，地区一体化曾经出现过好的势头，也一再因主要国家间的矛盾而停滞甚至倒退，虽然所有成员国都同意，加强地区合作是避免冲突提高相互依存的途径，通过合作也必定能够提高南亚地区自身的战略自主地位，但发展进程却仍然充满着各种困难。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南亚各国之间建立充分的信任仍然有漫长的道路，因此象东盟那样通过地区一体化进程谋求战略自主地位在南亚是困难的。这意味着南亚各国将寻求各自的政策选项，在此进程中，南亚各国仍然有着建立战略自主地位的内在动因，特别是当外部势力对该地区的兴趣下降，或者其他大国出于某种动机鼓励他们如此做的话。以这个假设出发，也许可以先行认定南亚地区新的国际体系形成的进程是和各国寻求战略自主的进程相吻合的。
      第二，南亚各国要求提高战略自主地位与印度在本地区的姿态有着紧密的相关性。一方面，印度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需要提高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这说到底也是印度寻求战略自主地位的进程，另一方面，印度的战略自主地位不能以损害其他南亚国家战略自主地位的方式来进行，否则印度就不可能获得一个稳定的周边，这也必定将损害印度寻求战略自主地位的进程。这两方面的互动显示了南亚新的国际体系形成的另一个条件或可能，即印度必须调整其周边政策，使其邻国对印度有更为接受的态度。在这两方面，即印度调整其地区政策和南亚其他国家接受印度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都存在着变数和不同的可能性。
      第三，外部势力是否提供或创造一个有利于南亚地区形成新的国际体系的环境和条件？后冷战时期，外部势力争夺南亚的直接原因几近消失，南亚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大幅度下降，直至“9·11”以后，南亚因国际恐怖势力的消长而重新回到国际关注的焦点，特别是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从阿富汗开始，试图在南亚这个国际恐怖势力最为集中的地区确立美国领导的反恐联盟，以从根子上消除对美国的安全威胁。美国的动机是简单的，但却不容易实现，美国因此加大了对南亚地区的投入，包括大幅度推进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为印度打开核能合作的大门；提升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力度，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更是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视为美国在本地区的重中之重，全面调整策略，以在新一轮对阿富汗的战略中建立和巩固反恐阵线。这些变化对南亚地区新的国际体系形成起的作用比较复杂，也对中国的南亚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首先，中国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的南亚，而稳定的南亚必定是建立在具有相对稳定结构的国际体系格局之上的。南亚要建立这样一个结构，它的主要特征必须是和南亚的力量对比有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与印度在本地区的独特地位有着逻辑上的联系。中国显然不希望有任何国家“称霸”南亚，而印度则对中国在南亚的“反霸”立场耿耿于怀，这当然显示出印度的战略目标确实是要“称霸”南亚。由于“称霸”是一个极具否定意义的语汇，印度的战略意图因而常常也以负面的形象出现在国际政治分析中。如果以本文一开始就讨论的南亚战略自主地位问题为分析动机，则印度在南亚的地位也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阐释，即南亚如果必须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结构，则印度取得一个主导的地位未必一定是完全消极的因素。由此导出的另一个结论是，印度的主导地位如果能够得到其他南亚国家的认可，甚至被认为是一个有助于地区稳定的因素，则印度在南亚的地位与中国在南亚的目标并不一定冲突。
      其次，印度目前的政策是否有助于建立南亚各国的战略自主地位？虽然印度始终有主导南亚事务的目标，但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却有着各种可能性。冷战结束后，印度开始推行“东向”政策，将外交重点转向东南亚，对南亚的兴趣有所下降，“9·11”以后，印度更将重点放在大国外交上，与美国的关系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些发展对印度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亦可能使印度认为印度已然是世界大国了，遑论主导南亚呢！印度战略家对印度未来的地位的期望是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全球主要力量中心，印度不应该将自身束缚在南亚次大陆。这个战略思想从长远来看，也许有助于其他南亚国家接受印度的大国地位，因为其他南亚国家基本没有这种战略思想，它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能够独立处理自身事务的南亚，一个摆脱地缘政治纷争的南亚，一个合作共存谋求繁荣的南亚，这些目标并不挑战印度的大国地位，如果这种地位有助于南亚地区实现这些目标的话。从这个角度看，印度寻求世界大国地位并不必然损害南亚地区稳定，但这个结论的前提是印度以南亚最重要国家的地位应使其他南亚国家认同是有利于提高南亚战略自主地位的，这却是印度目前的政策仍然没有达到的。这个事实应促使中国重新评估其南亚政策，甚至进行一定的调整，以利于南亚新的国际体系的形成。
      再者，南亚形成以印度为主导的体系客观上应能加强南亚的独立性，从而减少外部势力对该地区的干预，同时也有助于该地区建立安全警戒机制，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采取地区一致的策略，可能有助于减少安全威胁。作为南亚最重要的邻国，中国长期来一直受困于南亚地区的各种安全威胁，包括来自于南亚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构成威胁的国际恐怖势力和组织，中国因此需要和南亚各国政府商讨如何维护地区稳定的问题，例如2009年1月中国政府第一次派出南亚特使以斡旋印巴因孟买袭击而产生的矛盾。目前这样的机制都停留在双边的层面上，效率较低，而且可持续性也不高。孟买袭击案显示了南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要地区机制性的应对，也需要与外部力量协调，形成合力。这再次突显了南亚需要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体系结构，并且在未来，这种结构也将为与南亚关系密切的外部势力所欢迎。中国将一如既往支持有利于南亚稳定的举措，积极参与南亚稳定机制的建设。
      最后，一个更具战略自主地位的南亚是否意味着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将下降？应当说一个更为自主的南亚对外部力量的依赖必定会下降，这在战略上的意义对主要大国都是一样的，中国并不必须占有一个突出的地位。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南亚的地缘政治争夺已经给中国带来了损害，在中国的西南边疆制造了潜在的和现实的不稳定状态。一个战略自主性更强的南亚对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应当是有利因素，尽管中国对南亚的影响可能会下降。从中国的长远利益来看，中国之需要对南亚保持影响力的主要动因之一是维护西南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因此对中国在南亚的地位，必须有辩证的看法，不宜以一时一地之利作为长期政策的出发点。中国并无在南亚地区建立势力范围的战略意图，因此也无须以任何特定的南亚国家为其南亚政策的支点。中国需要做的是促进和维护一切有利于南亚区域稳定与和平的结构和框架，至于这种结构与框架将以何种形式出现，这基本上是南亚国家的事务。只要南亚国家能够就特定的结构与框架达成共识，中国没有理由要反对。因此，在南亚地区新的国际体系形成的长时段中，可以有把握的预测：中国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发挥一种恒久的均衡与稳定作用。

文献来源：《南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