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中东地区故而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以亲美和反美力量组成的地区力量格局。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美国的相对衰落、两场反恐战争以及“阿拉伯之春”等因素推动中东地缘政治格局转换。美国主导中东地区事务的能力下降，新兴经济体已经逐步在外部军事干预等问题上对其形成有力牵制；地区大国利用机遇，极力扩大在地区事务上的影响力，可望形成相互竞争和牵制的地区力量格局；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继续发展，宗教地缘冲突将成为地区政治的重要特点。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由于美国的强势存在，中东地区形成了以美国从外部主导、以亲美和反美力量组成的地区力量格局。“依赖盟友促进利益和遏制敌人”以及“与我们站在一起或者反对我们”（with us or against us）政策和思维便是上述力量格局的主观反映。[①]新世纪初期，中东地区各种矛盾继续发展，热点问题交替升温，原本脆弱的地区秩序和稳定不断遭到冲击，其中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9·11”事件之后的两场反恐战争以及“阿拉伯之春”等，尤其对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尝试对中东地缘政治转换的背景、趋势以及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行分析。
一、中东地缘政治格局转换的背景
        中东地缘政治博弈是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转换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体现，也因该地区各国自身的国内政治和地区政治的复杂性而具有其特殊性。
        （一）中东力量格局变化是全球地缘政治变化的体现。毋庸置疑，美国仍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每年军费投入仍将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仍然具有无可匹敌的软实力，以及教育和科技优势。[②]因此，“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最重要的国家，有能力在任何领域和任何大洲以其他大国无能为力的方式施加影响”。[③]
        然而，进入新世纪后，“美国在使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方向发展方面的能力已经明显减弱”。[④]两场反恐战争大量消耗了美国财政和战略资源，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相对于新兴大国的优势地位；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但美欧国家遭受的损失远远大于新兴大国，导致两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万亿美元上升到6万亿美元，从美国的十分之一上升至二分之一，从全球第六跃居全球第二。力量对比变化诱发国际上所热衷讨论的权势转移，美国等西方守成大国衰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成为两股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国际格局转换进程不断向前推进。
        各主要大国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不仅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而且对中东这一各主要大国角逐历来异常激烈的地区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新兴大国在中东的利益不断增长，责任意识不断上升，参与不断增加，美国等传统大国主导和引导地区局势发展的能力相对下降；另一方面，美等传统大国逐渐将原本可以投入到中东的战略资源转移到在全球地缘政治大格局中日益重要的亚太地区。在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对亚太地区战略投入的增加直接导致其对中东地区战略投入的减少。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美国在中东的影响达到顶峰。“华盛顿成功地控制住了该地区三个最关键最脆弱的冲突领域：阿拉伯-波斯断裂带、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以及黎巴嫩”。[⑤]美国老布什政府1991年组建了包括冷战期间对手在内的广泛的多国部队，发动了“沙漠风暴”行动，驱赶了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的入侵部队，解放了科威特；同一年，美国主持召开了意义深远的中东和平进程马德里峰会。克林顿政府则成功地实施了“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政策。期间，美国在海湾有效地遏制了地区大国伊朗和伊拉克，使两国均没有机会挑战美国治下的地区秩序；见证了巴以双方签署了“奥斯陆协议”，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美国还通过默认“叙利亚治下的和平”保证了黎巴嫩危机的稳定。[⑥]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见证了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从极盛到下降的过程。“9·11”事件以后，美国以反恐和反扩散为借口发动了两场战争，显示了其对中东事务无可匹敌的影响能力。然而，自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开始，美国便开始因身陷泥潭而不得自拔。奥巴马政府退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计划固然有可能与其个人的执政风格有关，但更是美国战略资源捉襟见肘的体现。不仅如此，美国也未能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未能阻止伊朗发展核计划的进程，无力主导“阿拉伯之春”的演进势头。
        正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因为实力衰落而不得不将其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让与美国一样，美国的衰落将“进一步促进中东地区向整个世界开放，从而为中东政治向多极化方向转型提供更多的可能”，[⑦]并将为其他全球性大国，也为地区性大国扩大影响提供了空间。
        （二）反恐战争为伊朗和什叶派崛起创造了重要条件。首先，两场战争极大地改善了伊朗的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一直是限制伊朗发挥与其七千万人口规模相应的地区影响力的主要因素。东面，激进的阿富汗逊尼派塔利班政权将伊朗视为敌人，双方1998年几乎因为塔利班杀害伊朗二十余名外交官员而爆发战争；西面，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伊拉克政权亦长期与伊朗伊斯兰政权为敌，双方曾因为领土和宗教原因鏖战八年。
        尽管美国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其最初乃是出于反恐和反扩散的真实目的，但正如曾经在中东地区从事外交工作的两位美国学者指出，“通过消灭阿富汗的塔利班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华盛顿无意间为德黑兰清除了两个主要战略对手，从而为德黑兰在地区内投送力量和发挥影响清理了障碍”。[⑧]
        其次，反恐战争亦为什叶派的崛起提供了机遇。什叶派主要生活在伊朗、伊拉克、巴林、也门的北部山区、沙特的南部地区以及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部分地区，人口约为1.2亿，仅相当于全球穆斯林人口总数的10%，其中什叶派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仅有伊朗、伊拉克和巴林。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伊朗所代表的什叶派力量也长期处于强势逊尼派力量的压力之下。伊拉克战争之前，什叶派不仅在除伊朗和未必坚持教派意识形态的叙利亚以外的国家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而且由于地理上的相对分散而未能整合为具有实际影响的地缘政治力量。
        伊拉克战争不只改变了伊国内政治结构，而且对地区的教派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伊拉克选举和政治重建的不断推进，一度处于逊尼派少数统治之下的什叶派多数一夜之间获得了与其人口比例相对应的权力，不仅掌握了行政权力，而且在议会中掌握了多数席位。而随着伊拉克转变为什叶派掌权的国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什叶派力量历史性地实现了从点到面的格局转换，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宗教地缘政治抗衡局面得以形成。[⑨]
        （三）“阿拉伯之春”造成了中东地缘政治结构性变化。始于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打破了一些阿拉伯国家国内政治结构，也动摇了地区原本已经十分脆弱的地区秩序。首先，“阿拉伯之春”促进了中东国家力量的此消彼长。埃及过去一直是阿拉伯国家的“领头羊”，但经历“革命”之后，埃政治动荡，经济急剧下滑，丧失了地区事务的发言权和地区组织的控制权；海湾国家则利用埃及等传统大国无暇他顾的机会竭力扩大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发言权，并实际掌握了阿盟等地区组织的控制权。[⑩]
        其次，“阿拉伯之春”亦增加了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宗教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伊朗积极推动沙特、巴林和也门等海湾国家国内什叶派反政府运动，将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推进到逊尼派海湾国家的内部；逊尼派海湾国家则极力支持叙利亚反政府运动以阻止什叶派的上升势头。
        第三，“阿拉伯之春”严重冲击了美国数十年来构筑的联盟体系。一段时期以来，扶植并利用亲美国家一直是美国维持其在中东地区主导地位的重要手段。然而，尽管“阿拉伯之春”的演进在价值观层面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威胁到了许多阿拉伯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与生存，其中便包括亲美阵线中的部分国家，如埃及和也门。前者是亲美力量的核心之一，后者则是美国反恐战略的盟友。[11]上述国家政权的垮台对美地区联盟体系已经造成沉重打击。这些国家虽然处于政治重建的过程中，外交尚未定型，但多元化将成为其外交取向的重要特点。
二、未来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展望
        随着美欧等传统大国对地区事务的主导能力下降，新兴大国的和地区性大国的影响将相应上升；同时，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宗教矛盾亦将上升，地区地缘政治将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一）新兴大国将成为美国单极秩序的主要牵制力量。部分由于过度扩张的政策极大地消耗美国自身的国力，部分由于其他大国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经济发展均衡化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实力，美国越来越难以维持其在中东地区一度不可挑战的地位。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式微，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是出于其战略资源的捉襟见肘，还是出于战略东移的需要，都将在客观上为其他大国扩大影响提供空间。
        2002年小布什政府提出关于中东和平进程路线图计划，并最终形成了包括美、欧盟、联合国和俄罗斯在内的有关中东问题的四方会谈机制。如果说该四方机制尚且只是小布什政府在面临国际社会强烈批评的情况下对其单边主义政策的微调，那么2006年有关伊核问题六方机制的形成则意味着美国不得不承认和尊重其他大国在伊核问题上的发言权。[12]或者说，美国不得不放弃了其在某些重要中东事务上的垄断性主导权，事实上接受了其他大国、特别是中俄等新兴经济体分享其主导权。
        美欧等传统大国与新兴经济体在伊核以及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涉及双方分别坚持的“干预的责任”和“负责任地干预”原则[13]，但更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地缘战略利益的不同。新兴经济体虽尚未在重大地区问题上提出成熟的抗衡主张，但相互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已经实质性地牵制了美欧对地区国家内部事务的干预。2011年10月4日和2012年2月4日，中俄两国两度联袂否决了反映美欧等传统大国意图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否定了西方国家合法干预叙利亚国内事务的可能性，表明中俄已经成为美国中东地区单极秩序牵制力量。
        近年来，埃及等经历革命的国家纷纷一改前政权过于追随美国和西方大国的政策，转而实行外交多元化的方针，固然可能是其新政治力量外交理念变化的体现，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传统大国影响力下降和新兴大国影响力上升的新现实。埃及新当选总统穆尔西将中国而不是美国作为其中东地区之外的首访对象国，其原因大抵正在于此。相对于遭受并仍处于危机影响之下的美欧国家而言，中国更有可能在经济援助等方面为埃及的经济重建提供有力支持。
        （二）中东地区可能形成埃土伊及海合会国家等组成的地区四极格局。冷战结束以后，中东地区形成了以对美态度为界限的两大松散阵营，即亲美和反美阵营，或称之为温和和激进力量，前者主要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埃及、约旦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等，后者主要包括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等。这一格局的形成既是美国的强势存在这一客观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是美国因为政策需要而进行主观建构的产物。
        尽管由于历史的惯性，亲美和反美作为地区政治的基础性动力，不会因为美国的相对衰落以及战略资源的转移，而立即减弱，伊朗等激进国家尤其仍将继续高举反美大旗以扩大地区影响，但各地区大国和主要力量的自主意识将进一步增强，参与、影响甚至主导地区事务的雄心将进一步增长。
        无论就人口数量，领土面积，还是就经济总量和军事力量而言，埃及、土耳其和伊朗都是中东地区的主要大国，其中埃土伊三国各自人口总数均超过七千万。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则更是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而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自冷战结束以来，上述四个地区力量不仅未能在地区事务上发挥与其实力相应的作用，甚至也未能形成有意义的互动。美国影响的下降将为上述四支力量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机会。中东地区可能形成埃土伊以及海合会国家相互竞争和掣肘的四极格局。
        一方面，上述四支力量各自都有其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都不可能放弃其影响地区事务的机会。埃及是中东和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内政外交理念成熟，且因为地理上邻近巴勒斯坦而在巴以问题上具有传统影响，仍将是中东不可忽视和不可缺少的力量；土耳其仍将会借助其北约和穆斯林国家双重身份，并积极利用巴以、伊核以及叙利亚等热点问题扩大影响；沙特等海湾国家拥有丰富的财政和资本资源；伊朗则仍将是各什叶派力量的领导核心。
        另一方面，诸地区大国由于各自自身的缺陷，均不具备单独主导地区事务的能力。埃及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得不忙于国内政治和经济重建而不可能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外交领域；土耳其由于奥斯曼帝国200年“残暴”统治仍将难以在心里上得到中东地区阿拉伯核心民族的认可，且在地理上远离中东地缘政治的核心地带，断然难以发挥更大作用；沙特等海湾国家虽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滞后性仍将严重制约其发挥作用；伊朗则仍将被海湾逊尼派国家视为主要威胁和地区秩序的破坏者，而不是地区秩序的建设者。
        巴以问题是阿拉伯和穆斯林地区认同政治的基础，围绕巴以问题角逐在很大程度上正体现了上述四支力量相互竞争的态势。伊朗一直在政治、道义和物质上给予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以强有力的支持，甚至不惜以与西方国家恶化关系为代价屡屡发表否定纳粹大屠杀的言论，试图以此掌握巴以问题演进方向；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不仅曾经在达沃斯论坛上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公开就巴以问题进行辩论，而且在发生以色列袭击向加沙地区运送救援物质的“自由船”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试图以此获得更多关于中东事务的发言权，争取各国民众对其中东穆斯林国家身份的认同；埃及紧邻巴勒斯坦，且在巴以问题上具有传统影响，即使是在国内爆发政治危机的情况下也不愿意放弃其在巴两派和解以及和平进程问题上的影响力；为了削弱伊朗在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沙特和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近年来亦增加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力度，卡塔尔与哈马斯领导之间的互访则是最近的例子。
        （三）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宗教地缘政治将深度发展。[14]由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以及当代强权政治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逊尼和什叶两大教派之间的矛盾一度被淡化且处于地区政治议程中的次要位置。然而，“宗教并不只是关于上帝和救世主的故事，也是决定人类群体之间边界的因素。”[15]以沙特为首的海湾逊尼派与以伊朗为首的什叶之间的教派分野一直存在，并始终是影响地区格局的潜在因素。美国学者瓦里·纳斯尔（Vali Nasr）2006年曾经指出，“正如基督教内部冲突塑造了欧洲的政治一样，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矛盾亦将塑造伊斯兰世界以及泛中东地区的历史”。[16]
        前文已经指出，伊拉克战争直接导致什叶派弧形地带以及两大教派相互抗衡局面的形成。由于伊拉克是以阿拉伯为主体民族和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伊拉克的外交取向不仅已经而且仍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什叶派和海湾逊尼派国家竞相争夺的焦点。近年来围绕伊拉克阿盟峰会主办权的争议便是上述矛盾的集中体现。自新政权诞生以后，伊拉克一直将主办阿盟峰会视为关乎其国家正常化进程的外交重点，但由阿拉伯逊尼派国家把持的阿盟一直予以拒绝，直到2012年。阿盟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对什叶派掌权的伊拉克所推行的亲伊朗政策的强烈不满，而不是其所公开声称的安全保障问题。
        叙利亚危机的复杂性固然在于国内尖锐的矛盾，但更是由于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宗教地缘政治。诚然，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因不具有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而面临合法性危机，但实行君主制的海湾国家似乎并没有充分的理由予以指责。逊尼派海湾国家积极支持叙境内外反政府力量，并极力主张通过外部军事干预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其基本原因则是巴沙尔政权与什叶派伊朗结盟的外交政策。而什叶派伊朗则坚决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支持阿萨德政权。尽管巴沙尔·阿萨德来自什叶派分支之一的阿拉维派，但未必区别对待国内不同的宗教派别。相反，正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竞争有可能强化其宗教意识。
        叙利亚局势的发展趋势将成为影响逊尼派与什叶派抗衡态势的关键因素之一，并将成为两派争夺的焦点。如果阿萨德政权能够坚守，那么伊拉克战争之后什叶派力量成面成带的格局将继续维持，伊朗依旧具备与沙特等海湾国家甚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抗衡的资本；相反，如果叙利亚因为政权更迭而成为一个逊尼派掌权的国家，那么伊拉克战争之后什叶派力量成面的格局将不复存在，什叶派将不得不重归守势，伊朗甚至面临生存危机。一个有着七千多万人口且胸怀地缘政治抱负的伊朗绝不会坐视巴沙尔政权陷入危局而不顾。另一方面，面对近年来伊朗咄咄逼人的攻势，并为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沙特等海湾国家绝不会轻易放弃推翻巴沙尔政权的意图，并将依然为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
        海湾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国内政治亦将成为双方博弈的重要领域。“阿拉伯之春”期间，伊朗极力利用巴林、也门、沙特等国家的什叶派反政府运动，将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对峙的阵线推进到了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双方围绕巴林国内局势演变展开了激烈的角逐。2011年，为维护巴林逊尼派掌权的君主体制，沙特等海湾国家不惜直接出动军事力量帮助巴林平息事态；而伊朗则为主要有什叶派组成的反政府力量提供政治、道义和舆论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矛盾植根于伊斯兰教产生时期，其发展有其历史逻辑，但也是当代中东地区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第一，教派矛盾被强化以及教派矛盾话语体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正反映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分歧组建反伊朗阵线的战略；第二，海湾君主国试图以突出教派矛盾的方式巩固自身的统治。[17]
三、关于中国中东外交的若干思考
        可以预期，中东地缘政治格局转换以及各类矛盾的发展将使地区形势更加动荡。维护国内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仍将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中国亟须高举和平正义旗帜，增加对中东地区的外交投入，实施把握平衡的政策。
        （一）中国亟须顺应中东和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大势，利用中东格局转换的机遇，实施更为主动的外交。一段时期以来，尽管中国在中东问题上恪守和平正义的原则，并在巴以等有关热点问题上积极发挥劝和促谈的作用，但由于在中东的利益和自身国力有限，中国不得不在具体的中东事务上保持总体超脱的政策，即除了在重大问题上表达一些原则立场并为矛盾的有关方面提供政治和道义支持外，中国一直慎重深度参与具体问题。中国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指出，“超脱和不卷入几乎是近20年来中国外交的一条不成文的原则”。[18]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国内国际形势一日千里，总体超脱的政策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一方面，中国在中东的利益联系日益增加，超脱并不符合中国维护和扩大利益的现实需要。“经济上，中东是中国最大的海外能源供应地、重要商品劳务出口和工程承包市场；安全上，中东‘三股极端势力’通过中亚、南亚向中国西部地区的渗透，构成中国西部边疆稳定的潜在威胁”。[19]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超脱的政策不能满足包括西方传统大国和中东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要求和期待。中国的和平崛起既是全球和中东地缘政治格局转换的重要动力来源，也是重要组成部分。
        中东地缘政治格局转换既对中国提出了责任要求，也为中国实施更为积极主动的政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第一，美国对中东投入的减少必然导致中东进入后美国时代，地区各类矛盾趋于尖锐，包括传统与现代、民间与政府以及逊尼派与什叶派等矛盾各方均希望中国投入更多外交资源，发挥更大作用。第二，美国对中东战略投入的减少以及影响力的下降必将为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其他主要力量在该地区发挥更大作用提供空间。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居全球第二，达到7.4万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位居新兴经济体中之首，如果统筹得当，中国将合乎逻辑地成为美国中东撤退战略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第三，中东国家的外交多元化取向为中国扩大影响提供了机遇，遭受“阿拉伯之春”冲击的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尤其为中国通过经济支持加强双边关系提供了契机。
        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力量应成为中国扩大在中东地区影响的借助力量。任何国家都难以仅仅凭借自身的实力在全球化日益加深以及发展均衡化的世界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参与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新兴经济体与中国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在包括中东在内的诸多热点问题上持有类似立场，应成为中国可以借助的力量。[20]事实上，2012年金砖国家峰会发表的共同声明有相当大的篇幅论及叙利亚危机等中东热点问题，[21]意味着金砖国家之间的协调配合已经初步形成。作为金砖国家中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中国理应在金砖国家力量整合的过程中发挥相应作用。
        巴勒斯坦问题应成为中国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的切入点。二十一世纪初期，伊拉克战争、伊核问题、“阿拉伯之春”以及叙利亚危机相继爆发，巴以问题一度被边缘化，甚至被国际社会忘却。然而，以色列的“铸铅行动”和“防务之柱”以及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强烈反应表明，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认同政治的基础。是故，无论是伊朗、沙特、埃及以及土耳其等地区大国，还是俄罗斯等地区外大国，无不借助巴勒斯坦问题维持和争取其在中东政治中的地位。中国一直信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的承诺。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仍需在政治、道义和舆论上坚守承诺，增加投入。
        （二）中国需要实施更为平衡的中东政策。随着传统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竞争、地区力量之间的角逐以及两大教派之间宗教地缘政治的发展，中东地区各种矛盾将更趋尖锐。为维护利益，中国需要实施更为平衡的政策。
        第一，中国似可秉持牵制与合作兼顾的原则处理与传统大国在有关中东问题上的关系。从2011年10月开始，中俄两国数次联袂否决了美欧等传统大国热衷推动的有关叙利亚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一些人士据此推断两大阵营将围绕中东问题爆发“新冷战”。然而，“相互依存是当前国际关系与冷战时期的根本区别，也将决定今后国际关系的演变方向”。[22]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之间只有军事安全上的零和博弈而无经济贸易往来的国际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中俄与美欧之间不可能重复冷战的历史。
        美欧国家坚持从外部干预叙利亚国内政治危机，不仅是其破坏包括主权原则在内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故伎重演，而且包含以民主推广扩大地缘政治利益的深刻战略意图。事实证明，西方大国的政策非但未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不稳定的罪魁祸首。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理应与俄罗斯一起反对西方的“新干涉主义”，并从外部牵制其军事干预叙利亚事务的政策。
        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并非只有地缘政治，全球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相互依存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与美欧等传统大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且在不扩散以及“确保中东地区能源资源以合理价格流向国际市场”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应该将管控分歧作为处理彼此关系的重要原则。作为正在发展的大国，中国尤其需要重视以合作和共赢的方式处理与西方大国在中东关系。即使是在西方仍然抱持冷战思维的情况下，中国亦需要争取合作。对抗只能造成中东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并损害世界各国和人类的共同利益。尼尔·弗格森指出，如果中美“分道扬镳，我们将就此告别全球化”。[23]
        第二，中国亦需在中东有关问题上实施兼顾矛盾各方的政策。新世纪以来，中东国家国内和地区政治力量多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政府与民间、宗教与传统以及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矛盾更是不断激化。为更好地在这样的背景下维护利益，实现战略意图，中国需要与各方均保持良好的关系。
        中国反对外部干预中东国家内部事务乃出于中国坚持主权原则的需要，而无其他意图，但中国需要明确其支持中东国家政治发展和进步的承诺，以避免造成中国外交重政府轻民间的印象。在伊核问题上，中国主张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而不是制裁和军事的方式解决伊核问题，但需要同时通过外交手段争取逊尼派海湾国家理解中国主张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权威的承诺，以避免造成中国外交重什叶派轻逊尼派的印象。

文献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